摘要：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大清帝国正值“康乾盛世”的巅峰。皇帝六下江南、编纂《四库全书》、平定边疆叛乱，文治武功显赫一时。但在这光鲜的背后，官僚体系的腐败已如蛀虫般悄然侵蚀帝国的根基。甘肃，这片西北贫瘠之地，因地理位置特殊，常年依赖朝廷赈济。然而，正是这里，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大清帝国正值“康乾盛世”的巅峰。皇帝六下江南、编纂《四库全书》、平定边疆叛乱，文治武功显赫一时。但在这光鲜的背后，官僚体系的腐败已如蛀虫般悄然侵蚀帝国的根基。甘肃，这片西北贫瘠之地，因地理位置特殊，常年依赖朝廷赈济。然而，正是这里，即将爆发一场震惊朝野的贪腐大案。

甘肃的自然条件恶劣，“十年九旱”是常态。乾隆初期，朝廷每年拨付大量钱粮赈灾，但收效甚微。地方官员常以“天灾”为由，虚报灾情、中饱私囊。乾隆皇帝对此并非毫无察觉，他曾多次下旨严查贪腐，但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始终难以根治。

此时的甘肃官场，一个关键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王亶望。此人出身山西官商世家，深谙钻营之道。乾隆三十九年，他调任甘肃布政使，主管全省财政与民政。王亶望的到任，标志着甘肃贪腐网络从“小打小闹”升级为“系统化犯罪”。

朝廷为缓解甘肃财政压力，特许当地推行“捐监”政策：百姓向官府捐赠粮食，即可获得“监生”资格（国子监学生名义，可免税赋、参与科举）。这一政策本意是“以民间余粮补救灾民”，却被王亶望扭曲为敛财工具。

王亶望与陕甘总督勒尔谨勾结，将“捐粮”改为“捐银”。他们向朝廷谎称：“甘肃土地贫瘠，百姓无粮可捐，唯有折银代粮。”这一改动看似细微，实则彻底颠覆政策本质。粮食是救灾刚需，白银却可被直接瓜分。更荒谬的是，朝廷默许了这一变更，只因户部官员也收受了甘肃的贿赂。

短短三年间，甘肃上报“捐监”人数超过30万，收取白银500余万两。若按当时粮价折算，这些银子足以购买600万石粮食，足够甘肃全省百姓吃两年。然而，仓库中实际存粮不足十分之一。

贪污需要“名目”，而“赈灾”是最佳幌子。王亶望设计了一套完整的造假流程：

春耕时报旱灾：各县在播种季节谎称“滴雨未降”，申请减免赋税；

夏收时报霜冻：伪造庄稼冻死记录，向朝廷申请赈灾粮款；

秋冬季报饥荒：声称灾民流离失所，需开设粥厂救济。

为应付朝廷检查，官员们雇佣乞丐冒充灾民。兰州知府蒋全迪曾记录：“每遇钦差巡查，速从邻省雇流民千人，日予三文，令其排队领粥。”钦差看到的“灾民”，实则是职业乞丐。

更令人咋舌的是贪腐分工。每收取100两捐监银：王亶望抽取55两；勒尔谨分得15两；剩余30两由州县官员分配。

全省56个州县，上至知府、下至县令，无一不参与分赃。

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六年（1774年-1781年），这场骗局持续了整整七年。其长期未被揭穿，暴露了清帝国官僚体系的致命缺陷： 奏销制度形同虚设：各省每年向户部提交的财政报告，只需加盖印章即可通过，无人核查真伪；官员考核唯“政绩”论：王亶望因“募捐有功”，竟被乾隆褒奖“办理甚好”，官至浙江巡抚；举报通道被堵塞：甘肃按察使福宁曾想揭发，却遭威胁“若敢上奏，必灭满门”。

全省官员形成“攻守同盟”。每逢吏部考察，贪官们互相出具“清廉评语”；若有官员调任，继任者需先交“投名状”参与分赃。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新任甘肃巡抚王廷赞到职，王亶望当即送去白银2万两“见面礼”。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甘肃河州爆发“苏四十三起义”。起义源于伊斯兰教派斗争，却意外揭开了贪腐黑幕。清廷派大学士阿桂督军镇压，但因“甘肃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延误行军。乾隆在奏折上朱批质问：“连年奏报干旱，何来连日大雨？”

皇帝意识到事有蹊跷，急派心腹李侍尧赴甘肃密查。李侍尧发现：全省粮仓空虚：号称存粮百万石，实际不足十万；捐监名册造假：登记的“监生”多为死人或不识字者；州县账目雷同：各地灾情报告笔迹相似，显系同一人伪造。

一桩震动朝野的大案就此浮出水面。

随着调查深入，抄家结果令乾隆震惊：王亶望家藏黄金1.2万两，其小妾用纯金脚盆洗脚；勒尔谨宅中埋银30万两，地窖墙壁用糯米灰浆浇铸；兰州知府程栋贪污9万两，在老家徽州购置良田千亩。

更荒唐的是案中案。查抄王亶望家产时，浙江巡抚陈辉祖竟偷换赃物，将黄金替换为黄铜，私吞名画50余幅。**乾隆怒斥：“上下欺罔，莫此为甚！”**陈辉祖最终被赐自尽。

六十八岁的乾隆皇帝罕见地在朝堂上落泪：“朕御极四十六年，自谓勤政爱民，竟被欺蔽至此！”他意识到此案不仅关乎贪腐，更动摇了统治合法性。

处理此案时，乾隆陷入两难：严惩恐伤国本：涉案官员超过全省官吏的八成，全杀则地方瘫痪；轻判难平民愤：百姓已传言“甘肃无清官，朝廷尽瞎子”。

最终，乾隆选择残酷镇压：主犯56人斩立决，尸体悬挂城楼示众；46人流放宁古塔，家产充公；6名重犯子孙三代禁考科举，彻底断绝仕途。

刑场血流成河。时人记载：“兰州城外，血色月余不散。”

此案暴露了清朝财政制度的三大漏洞：捐监制度弊端：朝廷为节省开支，将公共服务“商业化”；监察体系失效：都察院御史多年未赴甘肃，地方督查由总督兼任；信息渠道闭塞：官员奏折需经军机处转呈，易被篡改拦截。

更致命的是“养廉银”制度的异化。雍正时期为反腐设立的高额津贴，在乾隆朝变成“合法俸禄”，官员仍觉不足，继续疯狂敛财。

冒赈案如同一把利刃，割开了盛世表象：财政危机：甘肃实际追回赃款仅200万两，财政缺口由全国赋税填补；民变加剧：十年后，甘肃再度爆发大规模回民起义；官僚离心：各地官员效仿甘肃，“集体腐败”现象蔓延。

史学家统计：此案后，清朝省级官员贪污案发率上升300%。

240年后的今天，甘肃冒赈案仍具警示意义：权力垄断必然腐败：当官员掌控灾情认定、钱粮分配、监督审查全流程时，贪腐几乎不可避免； 数字政绩催生造假：王亶望为凸显“政绩”，甚至编造出“救灾使人均寿命提高”的荒谬数据；监督不能依赖“圣君”：乾隆虽严惩贪官，但未推动制度改革，治标不治本。

正如嘉庆朝史官总结：“甘肃之案，非百官之恶，乃制度之恶也。”这场清朝第一贪腐大案，用鲜血写就的不仅是官员的罪状，更是一个帝国的制度绝症。

来源：矿山行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