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百色，地处滇、黔、桂三省边区交通孔道。清末民国初，这里是游勇活动的中心地区，游勇，顾名思义，就是游离不定的兵勇。清朝官书多称它为“游匪”。“匪”者，含敌对之意。这跟清朝官书称太平军为“发匪”一样，带敌对的感情色彩。
百色史话
◎黄志谋
（本文摘自1985年出版《百色文史 第二辑》）
▲1917年百色老县城照片。
第一回 游勇肆行左右江 剿抚招安费辰光
百色，地处滇、黔、桂三省边区交通孔道。清末民国初，这里是游勇活动的中心地区，游勇，顾名思义，就是游离不定的兵勇。清朝官书多称它为“游匪”。“匪”者，含敌对之意。这跟清朝官书称太平军为“发匪”一样，带敌对的感情色彩。
游勇出自桂、越边境镇南关外谅山、文渊、高平、那岑一带地区，绝大部分是广东、广西的失业工人和农民，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一部分太平军队伍，跟随翼王石达开退回广西，仍然前仆后继，在左、右江流域及钦、廉一带活动，后来逃散到越南边境来，姑且安身。当时，广西提督冯子材镇守镇南关，为加强抗法力量，增加兵员，利用流亡在关外起义失败的太平军余股，临时编入部下，参加对法战斗。
一八八五年（清光绪十一年），清廷昧于情势，与法人议和停战，并承认安南为法国属地。前方将士打了胜仗，后方的清朝政府反而向法国人割地议和，此事成为国际外交笑柄。边关将士，不免心灰意冷。刘永福的黑旗军被迫退回
中国，冯子材也遣散部曲，一律休兵。被冯子材所遣散的部曲，当然是那些临时收编的亡命兵丁，没有饷械的勇卒。他们同黑旗军一样，被迫退回关内，以履行清廷议和休兵的协定。这些兵丁无粮可吃，无家可归。他们过惯了集体生活，素来义侠相处，患难相交，一旦失却了过去的生活依据，自然也要相依为命，采取一致的行动了。
他们有一部分人沿左江顺流而下，散布在崇善、绥渌、扶南、同正、隆安、南宁、武鸣、归德、果化（今属平果）之间；另有一部分人由龙州、镇边（今那坡）、归顺（今靖西）、敬德（今德保）入滇桂边剥隘、皈朝、广南、富州（今富宁），然后沿右江而下，散布于泗城（今凌云）、百色、恩阳（今田阳）、恩隆（今田东）之间。后来，渐渐聚集到桂、滇、黔三省边区。他们以“劫富济贫”来维持生活。
实际上，这些人本身都是家无隔夜粮身无御寒衣的贫民，所谓“济贫”，只是救济自己、以求温饱而已。他们出没无常，萍踪不定，半公开半秘密，因而被群众称为“游勇”。游男联络官吏，不攻城杀吏，利用地痞流氓扩大活动范围。特别是中法战争后，游勇由于大量参进了遣散士兵，掌握了新式枪械，因此成了一种军事组织。
地处滇、黔、桂三省边区的百色，是游勇活动的中心。游勇骚动时期，最著声威名望的游勇股帮“大哥”（最高首领）有四人：游维翰、陆亚宋（陆荣廷）、王和顺、陆亚发。其中势力最大的两个游勇股帮--游维翰股帮和陆亚宋股帮，就在百色右江流域活动。游维翰，上林人，贫苦出身，是最早从越南关外率众来百色的游勇头目。他从关外到百色，沿途吸收了兵勇豪侠、绿林壮士，以及失业农民，人数众多，势力不小，后来，游维翰的部曲，有分支出去，自树旗帜，独立成股者；有独立活动，自个儿闯荡不归股者。均以游勇之派头，着游勇之特殊服装，在桂、滇、黔三省边区活动。
陆亚宋，也就是后来的两广总督陆荣廷，因杀死天主教堂牧师的狗，官府追捕甚急，逃到边关，入冯子材临时新编的部队当马夫。后来因被遣散，许多被遣散的兄弟都愿跟他走。他便率领兄弟们下左江，上右江，到果化、归德之间，作绿林豪客。因果化、归德地近武缘（今武鸣），陆亚宋耻于自己被乡人所知，逐远走百色、镇安、归顺、越南边关一带，拉竿树旗，自成一股。众称之大哥，这股游勇势力很大，为官兵所顾忌，法国人也特别害怕。
这些游勇，由于兼收并容，良莠不分，人品复杂。他们反清，但与革命为宗旨的太平军是有根本区别的。这些人，安于所谓“吃太平粮”的懒惰习惯，不肯自己动手、动脑去从事生产劳动。他们虽然原来都是失业的农民，但在铤而走险之后，已变了质，变成不知稼穡艰难的“蛀米虫”了。他们对于社会，有害无益。游勇有一套诈取钱财的手法，叫做“拉参”、“劫掠”、“抽行水”、“送帮”、“抽捅”、“献纳”，名目繁多，目的都是巧取豪夺。譬如“拉参”，也就是绑架勒索赎金，在两湖江浙一带叫“绑票”，把过往行商绑去，藏在深山老林里，然后传讯回家，令家属筹款来赎，金额根据被绑架之人的身份而定。如若不交赎金，就会掉脑袋，抛尸荒野。
当时，从百色通往各地的大道小道，都有游勇出没。他们经常埋伏在大小道路两旁草莽之中，窥伺客商往来，择肥而噬。过往商客，如不谙熟黑道中规矩，常被抢劫一空。因此，城邑殷商，乡村士绅，富户人家，如欲保全身家性命、财产家业，必须疏通资财，庇荫于游勇势力之下，以求朝夕之安。穷苦百姓，有时也受游勇的侵扰。游勇的声势，相当浩大。纵横三省，无法统计，成了当时社会一诟病。清朝各级官吏，怯懦无能，对游勇畏之如虎，不但不敢过问，而且暗中勾结，以求自保。文官如此，武官也不例外。
直到一八九七年四月，游维翰在百色附近的泗城府乐里圩（今属田林县）杀死了一个法兰西天主教士和两个中国教徒，引起国际争端，才引起清廷对游勇的关注。光绪皇帝传旨，征调广西西林县籍的勤王大臣岑春煊来任两广总督。按照清廷禁例，非满人不得充任军机大臣，不得任原籍官吏。此时清廷急于剿抚游勇，急不暇择，破例地要广西人来任广西最高军事、行政长官。
”岑春煊到任之后，对广西游勇，采取“剿抚兼施”策略。第一步，以“兵匪不分”，“兵匪一家”为由，参革苏元春，征调冯子材专驻桂、滇、黔三省地区重镇百色，办理剿抚事宜。这是因为游勇基本来自冯子材在中法和约之后所遣的旧部，解铃还得系铃人，借冯子材名义因势利导。第二步，大批参革广西大小文武官吏，整顿吏治，先把兵匪分清，再在所谓“匪”中分出“游男”和“土匪”，分别加以“抚”或“剿”。
岑春煊在游勇活动中心地百色设立一个剿抚统一指挥机构，叫做“桂、黔、滇三省营务处”，由谢汝钦任长官。广西的官兵，全部不用，从广东调来粤军和从云南调来滇军来充当剿抚部队。一九〇三年到一九〇四年之间，各路新调来的部队集中百色。头一件事，就是追剿杀死法兰西教士的游勇首领游维翰。在大兵压境之下，游维翰寡不敌众，被生俘，就地杀死在乐里圩。谢汝钦兑现了清廷为法兰西天主教士偿命报仇的许愿。与此同时，泗城知府王方田，利用被苏元春招抚出来的游勇大哥陆荣廷，征剿各大小股游勇。
陆荣廷骁勇善战，又对各股游勇的活动规律了如指掌，不愿投降损安的，多被他各个击破。原为游勇头目的箭荣廷，对瓦解游勇起到了很大作用。为此，王方田给陆荣廷报功，提升他为荣字营统领；岑春煊也亲自面见陆荣廷，奏授他为右江镇总兵。于是，百色、泗城、西林、西隆、广南、富州、恩隆、恩阳、奉议一带的游勇，或被消灭，或被招安遣散。坐镇百色城的谢汝钦，对俘虏来的游勇，大开杀戒，连口供也不问，统统拖到百色城西较场圩当众杀头，每天都要杀三、五十条人命。
轰动一时的游勇，就这样陆续就剿就抚了，最著声名的四股游勇头目，除了王和顺不肯投降，逃出关外，后来参加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之外，游维翰战败被俘，死于乐里圩，陆亚发战败被俘，后被岑春煊押解桂林凌迟处死。独有陆荣接受招安投降，后乘飞黄腾达，扶摇直上。-
然而，这以后的广西，有道是“宜山不宜，都安不安，百色百变”，欲知百色如何”百变”，且听后文分解。
第二回 罂粟花开滇黔桂 鸦片关口百色城
上回史话，曾简要提过一个史实：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时，以“兵匪不分”、“兵匪一家”的罪名参革了广西提督
苏元春：苏元春闻知自己名列：“参革”清单之上，情绪低落，万念俱灰。他来到百色，驻在右江镇标统衙门内，每天只是横床直竹，抽其人参汁煮的鸦片烟，每餐只吃他的马夫黄老五（百色北胜街人）所煮的“锅底烧”饭，茶余饭后，提督大人骑着他心爱的草骝马到城郊去悠转，百事不理。
诸君，你道苏元春为何到百色去抽鸦片烟？说来话长了。百色有一别名，叫做“烟城”。上了年纪的人，一提起百色这个名称，就会连想起鸦片烟来。
鸦片，从一种名叫罂粟的果汁中提取。罂粟是二年生草本植物。农历九月种，第二年三月收。全株有白粉，叶长圆形，花呈红色、粉红色，果实球形。果实成熟时破表皮，流出汁液，制成鸦片。罂粟原产印度，它是随着殖民主义侵略魔爪伸进中国来的。鸦片流毒中国，远在百多年前，就给中国人民带来戕身耗财的恶果。道光年间，两广总督林则徐力主禁烟，在广东虎门焚烧殖民主义者的大量鸦片，引起了英帝国主义者发动鸦片战争，清廷慑于英帝国主义者的武力，于是割地赔款，屈膝求和，而林则徐则远贬新疆，遗恨千古。
此后，遂无复有人真正禁烟，在印度烟土大量流入中国的同时，印度罂粟移植中国土地。在不长的时间里，罂粟花开几遍中国。罂粟要在高寒，多雾的山冲生长，所以云南贵州就成为南方烟土的主要产地。就质量而言，云南烟土成色最佳，质量最好，贵州烟土质量稍次。
广西适宜种罂粟的，是西隆西林的苗冲、古嶂、古王，因为这些地方靠近云南贵州，土质气候相差无几。不过，西隆西林出产的大烟土，被列为三等货。每年九月到次年三月，在云贵高原的山山弄弄，种烟人忙于播种罂粟，等候开花结果，采撷取汁，熬制鸦片，这些种烟人，不事黍粟事罂粟，有些地方，拔掉即将成熟的玉米，种上罂粟。烟贩们肥了自己的腰包，害了自己的同胞。鸦片为祸之烈，这是后话。
百色位置在广西西部右江上游，是水路陆路交通汇口。云南烟土从广南、富宁、剥隘经六丰、阳圩运到百色；贵州烟土从兴义、安龙、贞丰，渡过红水河经旧州、乐里也运到百色。而云集在百色的各地烟贩烟商，又把烟土从水路陆路运往南宁、梧州、运销广州、香港。这样，百色城就成了滇、黔、桂三省鸦片烟的集散地。云贵烟土经广西运销主要分成四路：
第一条路，云南烟土由云南的富州，经广西的镇边、靖西、龙州而入广东的钦州、廉州；第二条路，云南烟土由云南的广南府，经剥隘、六丰到百色，或由广南、黄草坝等地经西林、西隆到百色，黔土则由南龙（即安龙）兴义、贞丰过红河，经旧州，乐里、黄兰到百色。百色是云贵烟土的主要集中地，云贵烟土十有七、八是必经此路；第三条路，沿红水河经都安，或由武鸣经南宁，或由宾阳出玉林，或直到柳州转梧州出口；第四条路，由黔境入桂省南丹、宜北等地，集中柳州出口。道路虽然大致这样分，但要看当地官方的态度和地方的治安情况而定，即是否有风险及过关税是否合算来决定。事实上，通道虽多，烟贩们大都过百色。为什么？天时地利之故也。
那时候，一年到头，百色人几乎没有一天不看到马驮的、肩挑的大包烟土，进进出出百色城，北胜街到处是云贵高原来的马帮，马首连着马尾，十分拥挤，人们想横过街道都十分困难。百色街上，看起来都是些花纱匹头的庄口，或洋广杂货店、山货店，其实几乎没有一家不与鸦片烟发生关系。历属百色商会会长，都是鸦片烟的主要关系人，一九二一年百色城人口仅仅有一万多人，右江河面上就有三个“水寨”。每个“水寨”用两三个大木船连接起来，上面架起溇阁，楼上大厅专供烟贩们洽谈生意，饮宴作乐；楼下许多鸽子笼一样的小房间，则是供烟客们抽大烟，玩弄妓女。
入夜，这里锣鼓喧天，笙歌聒耳，嫖赌饮吹，五毒俱全。那完全是烟商、烟神及护烟军官的罪恶世界。而岸上，则到处是“横床直竹，一盏孤灯”。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百色城人口已达二万人，这个小城镇市面出现畸形繁荣景象，城内设有烟馆三十多间，其中以北胜街为最盛。鸦片烟弥漫全城。真是个名副其实的“烟城”。
晚清时代，百色驻了一个右江总兵，这是因为百色离法属越南边境地只有二百多公里，须重兵防守。民国以后，桂系军阀割据广西，连年内战，边防没人管。但是，百色城在桂系军阀的心目中，仍然是很重要的，非与他们有特殊关系的部队就不能在百色驻扎。这是因为，百色是鸦片烟的关口，在这里驻扎的部队，可以护送烟土，或者假借禁烟之名缉拿私贩私烟，百色鸦片烟税收入是惊人的，以一九三二年为例，当年广西烟税总收入为五千多万元，百色就占了三千多万。百色官吏，上台下台，荣辱沉浮，无不跟烟土戚戚相关。鸦片烟跟官僚、军阀、封建地主结下了不解之缘。欲知详情，请听下回分解。
▲1930年百色南阁亭
第三回 铤而走险鸦片商 亦官亦匪众烟帮
鸦片烟的流毒，是在民国以后军阀混战时期更加泛滥起来的，这段时期，出现了一批专以贩卖烟土为业的鸦片商。生意越做越大，人数越来越多。这些鸦片商，大都是玉林、陆川、钦州、廉州、桂平、梧州一带的小资本行裔。他们来到百色，冒险做私运烟土的生意。初来乍到，开始都是没有铺位、没有组织，各自在百色城太平街、滥衙门、青龙街一带，租屋而居，探听各路烟价，如认为有利可图，便“单帮”悄悄上西隆、西林的红水河边去收购，专走私路，回来时不过百色城，绕道到南宁、横州去销售。得了厚利，文再上百色来。
一九二四年，刘华堂坐镇百色，从一个旧桂系营长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自治军司令，承前任百色驻军官长马晓军衣钵，护送烟帮，分享烟利。那时贩运烟土的行商，仍是小资本单帮独个活动。刘华堂依照烟额摊派“护送费”，让鸦片商们公开贩运烟土。这样，贩运烟土的行商和坐商就越来越多了。但仍然没有形成什么烟帮组织。一般都是探到“好市”行情，才临时组合，凑够资金，派一两个敢冒风险的忠实可靠的代理人，携带资本，前往西隆、西林、云南、贵州等产烟地去收购烟土，回来后共分其利。这种合伙买卖，并非股份公司性质，只是临时凑数，自负亏盈。携带资金，前往西隆西林乃至云贵两省贩运鸦片，是要甘冒盗贼抢掠之风险。这是铤而走险的事。
滇黔桂三省边区各条通道上，盗贼多如牛毛，条条道路危机四伏。鸦片烟商当中不少人幸得暴利，也有不少人倾家丧命。鸦片商们欲想安全往返，除了合伙结帮，武装自卫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雇请武装人马护送。在20年代初期，沿途护送烟帮的武装人马，一是刘华堂的部队，二是沿途各地方土霸的私人武装。
刘华堂的部队人数不多，势力有限，只能照顾靠近百色这一带的各条通道，更远一些的通道，得另雇地方土霸武装了。土霸武装主要有西林县属的罗大炮、罗二炮，西隆县苗冲的杨登鹏，贵州红水河边的王海平，南龙以北的袁初铭父子等武装人马护送，桂滇边界的广南、剥隘一带，有梁镇标的杂牌军护送。如果沿途遇到难关，就派一个能说会道的头人出去“讲数口”，送过境费，才能通过。到百色后，就散伙了。在百色经营鸦片生意的烟商，虽然人数颇多，利润极为丰厚，但由于人员五方杂处，各有利害，很难合伙形成固定的组织，大都是图厚利而聚，得厚利而散，帮伙之合并不长久。倒是那些有枪有武装，自己又贩烟又替其他烟商当保镖的人，结成比较固定的团伙，叫做烟帮。
鸦片烟帮，是鸦片烟商的武装组织。不论哪一帮都有长短枪数十支乃至数百支。烟帮的头子，大多是陆荣廷时代的旧式军官，或当过游勇，或当过土匪。
如大名鼎鼎的烟帮头目陆华甫，就在陆荣廷手下当过游击哨官；长期霸占云、桂边境剥隘、六丰一带的桂系杂牌司令、烟帮头子梁镇标，原来就是一个匪首。广西烟帮头目中，最著名的人物是陆炎、刘宇臣、蓝宝南，都是亦官亦匪的烟帮头目。陆炎后来官至梧州禁烟督察局局长。陆、刘、蓝经常从百色护送花纱布匹头、洋广杂货到云南、贵州去，回来时就护送鸦片到百色。因为有驻军和地方土霸武装护送，沿途上就少担盗贼拦劫的风险。
烟帮头子定期组合一定数量的货物和现款，从百色用马驮或人力肩挑运到云南或贵州，这叫“上帮”，有些单独烟贩自备了资本或货物，闻知烟帮上帮日期，跟随出发，所以上帮的人马，有时候多至一千几百人，可算浩浩荡荡。烟帮到了目的地，把货物交给当地有关商号发售，或在当地的街上公开直接以货换货，换取等价鸦片烟土，然后开帮回来。成交最多的一帮就有五十多万两鸦片。
护送鸦片的过境护送费，一般每两鸦片收过境保护费毫洋三角，有时高达毫洋四、五角不等。这仅仅是指从云南贵州到百色这段路而言。从百色运鸦片往南宁、梧州倾销，叫“下帮”。下帮各段路程都有特定的护送费。据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六年十二年间的统计，由百色入口到梧州等地出口，每两烟土平均缴纳护送费毫洋六角到七角。有些烟帮头子既有自己的货物和资本，直接经营鸦片贩运，又收别的烟商的护送费，获利更大。烟商们交了护送费，在鸦片包上贴上了印花，插上三角旗作保护标志，一般来说是可以平安到达目的地。各个武装保镖队伍都有自己的保护标志，有蓝旗、有黄旗，有红旗。梁镇标用的是红三角旗。烟帮队伍插上这种红三角旗，沿途盗贼，不敢问津。因为梁镇标兵多枪多，称霸一方，有谁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当然，如果遇到更强大的武装部队或土匪的拦路抢劫，把烟土抢走，负责保护的武装部队是不包赔偿的。就连护送费也白收去。
有些烟帮头子本身就是土匪，收了人家的护送费，又暗中派手下人到半路拦劫，这是常有的事。一九二二年冬，烟帮头子陆炎，护送一批十多万两的烟土，从田林（当时属凌云）乐里运往百色，途经白沙坡，陆又派另一支队伍，以“缉获烟土”为名，截留了这批烟土，据为己有。这种贼喊捉贼、强抢豪夺的伎俩，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那年月，官亦匪，匪亦官，官匪不分。官场上，围绕着鸦片烟演出一幕幕丑剧。欲知丑剧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930年石龙码头旧址
第四回 “烟城”禁烟徒虚名 官僚竞相肥私囊
新旧桂系时期，官僚们人人争唱“禁烟”高调，个个从唱“禁烟”高调中得到好处，这是公开的秘密。李白黄统治时期的广西，其军政费用的来源，除增加田粮赋税、勒收苛捎杂税、横征暴敛、盘剥人民之外，主要是靠鸦片烟税。据统计，李白黄统治时期，每年经广西运销的鸦片烟土达二千万两到三千万两之多。鸦片烟款的收入占广西全省收入的过半数。这样巨额的财源，不仅成为当时广西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也成为桂系政治上影响最大的力量。
俗话说：“私盐越禁越好卖”，这话应改为“私烟越禁越好卖”。为祸广西，也为祸中国的鸦片烟，在解放前，愈言“禁”，而其祸愈烈。军阀们竟把鸦片烟作为勾心斗角的利器，得鸦片者升官发财，失鸦片者丢官破产。鸦片，竟然跟军阀、官僚们的官运戚戚相关。
一九二0年冬天，旧桂系军阀陆荣廷、谭浩明命令马晓军率模范独立营进驻百色。部队一到百色，团长马晓军便带头包运起烟土来。“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下属军官，无一不与烟土结下不解之缘。每当夕阳西下，华灯初上的时候，一群群醉生梦死的军老爷就不约而同地奔赴烟馆，一边洽谈生意一边过其大烟瘾，没有人去考虑好好练兵，治军治安了，那个所谓“模范营”变成了一个软弱涣散，没有任何战斗力的队伍。由于分散了太多的兵力去护送鸫片烟，马晓军不久就被刘华堂、陆云挂的自治军包围，所属部队被全部缴械，其本人也被赶出百色城，由刘华堂取而代之。马晓军从一个旧桂系团长摇身一变，成为管辖桂西一方军政大权的“田南警备司令”，有赖于鸦片烟的关系，他在百色被人包围缴械，落荒而逃，也是由于鸦片烟导致。
去了一个马晓军，来了一个刘华堂，百色的鸦片思样做，而且越做越大。刘华堂向烟贩们公开推派烟税，每百两烟土给他上缴东毫六、七元。这么一来，这位驻军首脑更是获利丰厚，荷包肥重。他从一九二四年起进驻百色，直到一九二九年才垮台。这段时间，百色战事不多，暂时风平浪静，刘华堂稳收其鸦片烟税，成了甲富一方的司令官，有“田南王”之称。一九二六年，黄绍竑掌握广西大权，正愁军政费用无从着落，刘华堂为了读好黄绍竑；巩固自己的地位，乃电告黄绍竑说，他缉获“私土”七十万两，即将呈解省政府。黄绍竑大喜过望，嘉奖刘华堂，並把七十万两烟土作价东毫七十万元，拨作筹备广西银行资金，用来向香港套买白银铸造西毫。刻底刘华堂的七十万两烟土是怎样得来的，人们不得而知。当时，驻军对烟帮贩运的鸦片，动辄以“私土”的名义全部没收。如认为不是“私土”则收过境费给予放行，刘华堂为了讨好上司，把烟帮的鸦片没收两三帮，这是很平常的事，横直那时候表面上人人喊“禁烟”，没收鸦片是不犯法的。
新桂系统一了广西，黄绍竑做了广西省府主席。他饱尝了鸦片烟土的好处，对鸦片烟特别加予管理，把它统一起来，公开起来-一九二六年以后，各地相继成立了禁烟督察局。由各地烟帮头子出任局长。用烟帮头子微禁烟督察局局长，岂不是对“桊烟”的讽刺？那时中国各地的“禁烟”措
施，本来都是对禁烟的讽刺。有哪几位禁烟局长不抽大烟，不借禁烟之名筹经费充腰包呢？广西各地设置的“禁烟督察局”，名为禁烟其卖是专收烟税，亦同刘华堂一样，大发鸦片财。只是在做法上有所不同，刘华堂的做法是摊派到帮口，禁烟督察局的做法是照货缴纳出入口税。烟土进口时每百两规定收税数目和附加数目，烟贩只要手续清楚，其烟土便可通行运销了。据曾任百色禁烟督察局局长邓维庄说；当时向禁烟局缴纳出入口税款，每百两鸦片烟土收东毫六十元，另外附加公路费每百两收东毫二元。
▲1930年百色中山公园景云亭
一九三五年秋冬之间，蒋桂矛盾尖锐化。蒋介石对桂系采取封销政策，追使黔、滇两省烟土改道，从贵州的锦屏，清水河运入湖南省的洪江市，再经邵阳运到衡阳，倾销广东，不再经广西。这么一来。等于扼杀了桂系的经济命脉，断了桂系的财源，从一九三五年秋至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广西鸦片烟税收入大大减少。一九三五年下半年的烟税收入，不到上一年同期的二分之一，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的烟税收入，不到一九三四年同期的三分之一，一九三六年广西烟税收入，从一九三五年的一千多万元猛跌到四百多万元。桂系这时已是府库枯竭，军政费用无着落。此时，正值蒋介石大军压境，桂系面临经济、军事的双重压迫，只好派广西禁烟总局局长陈雄专程到贵阳向国民党军委贵阳行营主任顾祝同和省府主席吴信乞录，请贵州方面开放对广西的鸦片禁运，允许滇黔两省的鸦片入桂。与此同时，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派出亲信卫队，化兵为匪，在湘黔边界的锦屏，清水河及湖南公路，拦路抢劫，开枪射击鸦片商船和车辆，劫掠烟土，企图迫使烟商畏避土匪拦路抢劫而改道运烟入桂，又拉又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对一八四0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帝国主义发动的，最后导致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的鸦片战争，是不会忘记的。鸦片战争是中英两国侵略与反侵略的国际战争，而20年代的军阀混战，可以说没有哪一方面与鸦片没有关系。
20年代初期发生的滇桂战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云南的唐继尧为了使滇烟在两广打开更大的销路，借着讨伐驻粤滇军叛逆的名义，出兵两广。入桂的滇军本身带了很多的烟土，他们是用来代替军饷的。商人随军所带的烟土更多。他们希望一帆风顺到广州，然后高价抛售赚大钱。不料唐继尧这支鸦片部队，被桂系窥视已久。桂系对过境的鸦片部队，进行围追堵截，非夺鸦片到手不可。由于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二十多万两烟土经过南宁时，全被桂军截获。为了鸦片，军人政客们有时可以彼此联合，互相利用；有时就撕破脸皮，大动干戈了。
从军阀统治时期到蒋家王朝行将灭亡时期，禁烟条令从没间断过。特别是四十年代，无论哪个到百色主政，要办的第一件事是四处张贴禁烟条令，然而这不过是官样文章，遮人耳目而已，一九四四年陈良佐任广西省代理主席时委派黄骐到西隆县当县长。该县长上任后，头一天在县城贴了禁烟文告，第二天就下乡物色种大烟的地盘去了。当时群众讽刺说：“有官斯有土（烟土），有土斯有财”，这句话道出了官僚同鸦片烟的密切关系。从马晓军到刘华堂，从陆炎到黄绍竑，从梁镇标到黄骐，有谁不通过鸦片肥饱了私囊？烟城禁烟，徒有虚名。鸦片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及由此引起的各方面重重矛盾，本文不再赘述；鸦片烟祸国殃民更满人尽知之，也不置论。诸君欲知百色青帮洪帮的发家史，且听下回分解。
▲1930年的百色
第五回 乌七八糟帮会门 为非作歹青洪帮
会党，是中国社会的秘密结社之一，始自明末清初。它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团体的总称。北方的白莲教、南方的天地会，是中国民间秘密社团。天地会在广东广西又称为三合会或三点会。相传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十三年，因福建九莲山寺槽被清兵焚杀，寺僧谋图复仇而创立洪门，叫洪门会，创立洪门会的宗旨是反清复明。洪门会的成员，多数是江湖上无家可归的人和下层社会的人，也就是流氓无产者。这一阶层的人，很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利用收买。洪门会成立时虽然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但后来为左宗棠等清庭鹰犬所篡夺利用，从反清变成拥清，走向了反面。旧中国的许多会党，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如洪秀全就以“拜上帝会”号召革命，发展成为太平天国；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但是大多数会党，后来都被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走向了反面。其归宿几乎同洪门会一样。
洪门有两大派系，一派称哥老会，一派称天地会（又称三合会），哥老会成立于清乾隆年间。同治三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失败，其后，为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湘军，也被清廷撤销遣散，湘军士兵穷于衣食，就投入哥老会。于是寄老会势力益盛。其中以赌博为业的称“洪帮”：顺运私盐鸦片的称“青帮”，这就是青洪帮的来由。
百色的轻会活动，始于清末，发展于民国初，有“洪门会”、“一点红”、“忠义堂”等。百色“洪门会”的最早组织者是游维翰，“一点红”的最早组织者是马十二、马十三（均恩隆人），“忠义堂”的最早组织者是韦尚、林西、陆鸟，李光（均凌云人）。在游勇活动时期，百色就有青帮、洪帮之名，但他们都是偏重于护送商帮烟帮的组织，与外地哥老会的青洪帮不尽相同。专事送花纱匹头、油盐百货，来往于贵州.两广之间的，称洪帮（有人又称之红帮，取其青红之意）；专事送鸦片烟土，来往于云南、两广之间的，称青帮，刚开始时，洪帮多是两广籍，即本地人，操粤语；青帮多是客籍，操湖广话。到了后来，由于彼此间利害的联系，加入洪帮青帮的，已不再区分方域和语言了。而且，不管是青帮洪帮，后来都是以贩运或护送鸦片烟为业。
百色青帮洪帮的名称虽然早有传闻，但真正大肆活动，形成帮会势力的，还是在四十年代末。一九四七年夏天，洪门大哥熊社曦、军统特务何崇校在南宁组织洪门“大洪山”，举行第一次“拜大香堂”仪式。从此，广西冒出一个洪门帮会组织，由熊社曦任“山主”，何崇校住“副山主”。下设三个“分堂”：南宁分堂主持人是邓笃初，百色分堂主持人是卢明轩，贵县分掌主持人是周俊。
卢明轩，广东人。早年在军队当个军官，后来弃官为商，在百色专做汽车运输，贩运鸦片，卢明轩在南宁参加“大洪山”的“拜大香堂”仪式后，被“山主”熊社曦。“副山主”何崇校指定为百色“分堂”的主持人，回到百色后，便四处活动，组织百色洪帮。他自称“码头大爷”，以“修字堂”为
名，公开招人入帮。当时，百色有大批被国民党军队裁汰出来的军官，自感难有出路，准备走江湖，做小行商来糊口；一些作战受伤的军人也感到国民党政府不能保障他们的生活，自感前途渺茫，很希望有一个江湖互助组织。卢明轩就首先在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当中进行活动，拉这些人入帮。私贩鸦片烟土，做的是见不得人的生意，常常遇到内部发生纠纷，外部受到欺凌，也极需洪帮这样的帮会势力来庇护，因此，鸦片烟贩们也被网罗入卢明轩的洪帮组织中。短短的半年里，卢明轩的洪帮组织迅速发展，已达二、三千人。凌云、田林、田阳、田东、德保等县都有其成员。军界要员，无论在职与否，多被拉入帮会。百色保安副司令陈树森、司令部要员欧阳文室、曾毅等人都加入了洪帮。洪帮在百色有权有势，包揽了一大半的鸦片贩运和护送生意。百色城里，谁也不敢跟他们作对。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包揽诉讼，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洪帮在百色迅猛发展，引起一个人不安。这个人叫王荣丰，云南籍人，原来在滇军当过副师长，后赋闲百色，掌管百色“云南会馆”，任“云南同乡会”会长。他看见洪帮组织人多势众，而且靠接运大烟，收入极大。他想，大烟来自云、贵，而主要又是来自云南。自己是云南人；假如能组合一些地方势力，跟洪帮竞争，凭天时地利，定有厚利可图。于是，王荣丰便决定组织青帮。
由于百色军界头目、副司令陈树森、欧阳文室、副官兰楚材，参议曾毅等早被卢明轩拉入洪帮组织，王荣丰不得不另谋做法，决意就地拉拢地方恶霸豪绅，地痞流氓入帮。当时，百色有一个叫张彪的，当过伪保安大队长、县民团副司令等职务。论官职地位，不、怎么显赫，然而每届县长上任，都一定要首先登门拜访、问候他。张彪是百色街乃至百色县的一股势力。手下有一批人马，如梁平、卢明星、滕桂宜、林德宜等，有长短检近百条，以护送烟帮为业，素有“飞虎队”之称。王荣丰活动了张彪，请他同自己一道组织青帮、两人沆瀣一气，一拍即合，于一九四七年夏，公然组织了青帮。
从此，百色城内，青帮洪帮，你争我斗，有时握手言欢，有时大动干戈。百色上下，任意横行。什么禁烟局、警察局，都不在他们的眼里，政府，保安司令部从来不敢过问。
青帮洪帮仇恨革命，仇恨民主势力，这是众所周知的。蒋介石早年就参加过青帮，在上海，蒋介石曾组织帮会分子，冒充工人团体，向革命工人挑衅，制造纠纷和冲突，借口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四·一二”政变。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早年就参加青帮，做了特务头子后，仍然操纵这个帮会，进行反革命活动。广西洪帮“山主”之一的何崇校，真正身份是军统广西站站长，成立广西洪帮的宗旨之一，就是监视民主力量，收集革命情报。百色的青帮洪帮，尽管在一些场合里勾心斗角，但在对待民主，进步力量的问题上，他们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四十年代的百色，青洪帮凶殴进步工人、学生的事时有发生。
解放后，人民政府还让洪帮头子卢明轩继续搞汽车运输，但此人反动本性不改，于一九五O年底，纠集在右江一带的“大洪山”分子，搞武装暴乱，终于被人民政府镇压，解放后，青帮洪帮被定为反动组织。其头目陆续被镇压，这些反动帮会也随即瓦解，从此在百色灭迹了。
来源：思恩府驿站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