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夏允彝，字彝仲，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进士。在崇祯初年，大名士张溥于吴江召集南北众多知名文社负责人，如江南应社、苏州羽明社、浙西闻社、江西则社、中州端社等，组建新的“复社”。

《明史》由清朝文人编撰，其中并未单独为夏完淳立传。仅在其父夏允彝的记载中有所提及，且夏允彝的内容附于《陈子龙传》之后。

传记简述了夏允彝自杀之事，并用短短二十三字概括了夏完淳及其兄夏之旭的结局：

“（夏）允彝死后两年，子（夏）完淳、兄（夏）之旭并以陈子龙狱词连及，亦死。”

这些编撰者对这位抗清英雄着墨甚少，甚至删去了《明史稿》中原有的一百多字，那里面原本简要介绍了夏完淳的性格与才华。

提到夏完淳时，必须先了解他的父亲夏允彝和老师陈子龙。

夏允彝，字彝仲，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进士。在崇祯初年，大名士张溥于吴江召集南北众多知名文社负责人，如江南应社、苏州羽明社、浙西闻社、江西则社、中州端社等，组建新的“复社”。

相较于东林党，复社并非一个明确的政治团体，而是强调“以学救时，以学卫教”。而东林党后期鱼龙混杂，部分成员急功近利、结党营私，违背了孔子“群而不党”的教诲。

随着精神领袖张溥去世，复社逐渐衰落。此后，夏允彝另起炉灶，创立“几社”，通过诗文酬唱，社员间相互砥砺文章道德。

夏允彝的官宦生涯十分短暂，真正担任实职仅在福建长乐县令一职，任职时间约为五年。在职期间，他政绩斐然，成为当年吏部表彰的全国七位政绩突出的知县之一，并受到崇祯皇帝的亲自接见。然而，因母亲病逝，他不得不丁母忧返回故乡守丧。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后，夏允彝急忙前往拜见史可法，共商复兴大计。但随着南明弘光政权的迅速瓦解，他的复国之志未能施展。即便如此，身处乡野的夏允彝依然心怀报国之志。

当时清朝对江南的统治尚未稳固，各地义军纷纷而起，明朝残余军事力量也散布其间。于是，夏允彝秘密致信昔日学生、明朝江南副总兵吴志葵，谋划联合兵力攻打苏州，进而收复杭州，最终进军南京，以期保住明朝在江南的半壁江山。此时，年仅十五岁的夏完淳刚刚完婚，便随父亲投身军旅。

然而，事与愿违。吴志葵缺乏深谋远虑，部下多懈怠且存二心，导致攻取苏州的计划失败，明军溃不成军。

接连而至的噩耗并未让夏允彝陷入绝望，反而使他更加冷静。他决意以死殉国，以表忠贞。乡人劝他趁乱渡海前往他曾任职的福建，招募兵马再图复兴。

但经过深思熟虑，夏允彝拒绝了这一建议，担心再度举事失败会蒙羞万世。最终，他选择以身殉国，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忠诚与气节。

松江清军主帅早闻夏允彝盛名，提出只要他肯出山，必定授予高官厚禄。即便夏先生无意在新朝任职，仅一面之缘也足矣。

然而，夏允彝以“贞妇”自喻，清晰表明了自己绝不事二主的决心。他写信给好友陈子龙等人托付后事，随后平静地与家人告别。他还特意将未完成的文集《幸存录》交给独子夏完淳，嘱咐他毁家纾难，精忠报国，继承自己复兴明朝的遗志。之后，夏学士投身松江塘以死明志。

《明史》记载其“自投深渊而亡”，实为误解。实际上，夏允彝自杀时，其兄、儿子、妻妾及家人皆肃穆哀伤地伫立水边目送。松江水浅，仅没至夏允彝腰部以上，这位才子毅然将头埋入水中，直至肺部灌满水而亡，其背部衣衫甚至未曾沾湿，以生命践行了对大明的忠诚。

看到父亲如此悲壮的死法，夏完淳作为儿子心如刀绞，更加坚定了为国捐躯的信念。

而陈子龙，他不仅是夏允彝同年考中的进士，更是当时名震四方的文学大家。

原本陈子龙也想追随夏允彝一同赴死，但夏允彝将母亲和妻子托付给他，再加上他还有年迈的祖母需要照顾，于是他选择隐忍苟活，剃发为僧，隐居乡野。

在明宗室鲁王监国期间，陈子龙秘密接受鲁王任命，与夏完淳一起策划策反清朝松江提督吴胜兆。

可惜命运弄人，这次兵变最终失败，吴胜兆被杀，陈子龙也被捕。

在被押解至南京的路上，陈子龙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与挚友夏允彝同样的结局：投水自尽，以身殉国。

对于少年夏完淳来说，他的生父和恩师这两位忠烈之士，成为了他心中永不磨灭的榜样，也是千秋万代仁人志士的最高典范。

夏完淳，字存古，号小隐，是夏允彝的妾所生之子，也是夏允彝唯一的儿子。这位少年英雄天赋异禀，自幼便展现出非凡才华。他五岁便熟读儒家经典，七岁能写文章，八岁会作诗，九岁时便刊印了自己的文集《代乳集》并广为流传。

从夏完淳十三岁前的作品来看，其风格柔媚秀丽，充满清婉韵味，依然带有晚明文人的某些特点。例如他的《卜算子·断肠》：

“秋色到空闺，夜扫梧桐叶。谁料同心结不成，翻就相思结。十二玉阑干，风动灯明灭。立尽黄昏泪两行，一片鸦啼月。”

又如《寻芳草·别恨》：

“几阵杜鹃啼，却在那，杏花深处。小禽儿，唤得人归去，唤不得愁归去。离别又春深，最恨也，多情飞絮。恨柳丝，系得离愁信，系不得离人住。”

然而，随着明朝的灭亡，夏完淳经历了家国巨变，目睹了父亲夏允彝以身殉国的壮烈场景。悲痛之余，他向当时驻扎在绍兴的鲁王政权上书，请求追赠谥号给自己的父亲。

鲁王被夏完淳的年轻与忠诚深深打动，当即授予他“中书舍人”的官职，并追赠夏允彝为“右春坊右中允”，赐谥号“文忠”。这些举措极大地激励了身处江南的夏完淳，使他更加坚定了抗清复明的决心和斗志。

不久，夏完淳得知太湖地区出现了一支由吴易领导的“白头军”。这支队伍以白布缠头为标志，象征为明朝“戴孝”，夏完淳欣喜若狂，随即与老师陈子龙携带家中全部金银前往投奔，并担任吴易的参军。

吴易，字日生，是进士出身的吴江人，曾是复社的重要成员，擅长诗词文章，同时对兵法也颇有研究。在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吴易正作为候补官员在京师任职。幸得大德知一禅师相助，他才从东便门侥幸逃脱。

之后，经史可法推荐，吴易在福王政权中被授予“职方主事”（相当于军政委）的职位。然而，在吴易离开扬州外出筹集粮饷期间，扬州不幸落入清军之手，随后他的家乡吴江也被清军占领。

更令人愤怒的是，县丞朱国佐投降了清朝，并残忍杀害了痛骂其卖国的学生吴鉴。吴易听闻此事后勃然大怒，带领数人突袭县衙，成功抓获朱国佐，并在吴鉴灵前将其处决，随后正式宣布反清。

吴易起兵后，“白头军”迅速发展壮大，吸引了许多昔日的水贼头目加入，例如“赤脚张三”等人。在民族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关头，这些人从所谓的“贼”转变为了“官军”，并在广阔的太湖水域对清军造成了沉重打击。

在抗清斗争中，“白头军”最为人称道的战役当属“分湖大捷”。此役，他们歼灭敌人三千余人，斩杀清朝中下级军官二十余名，缴获战船五百多艘。

然而，这场胜利之所以能够实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清军尚未建立起一支训练有素的水师，在水战方面显得十分生疏，这才让“白头军”得以大显身手。

捷报传来，南明隆武政权与鲁王朝廷纷纷派遣使者携带“诏书”前来，对吴易进行嘉奖并授予高位，视其为复兴的栋梁之才。然而，接连的胜利让吴易及其麾下的将领们逐渐滋生出轻敌情绪。那些出身于水匪的士兵更是暴露了本性，四处劫掠，无恶不作。

与此同时，清军却并未懈怠，正在加紧筹备反击。不久之后，在海盐之战中，“白头军”遭遇惨败，年少英雄夏完淳也因此与吴易等人失散。

而陈子龙早在海盐之战前便已察觉到吴易所率领的部队不过是乌合之众，难以成就大事，于是借筹措军饷之名悄然离去，另寻出路。

随着吴易的失败，他的父亲、妻子和女儿为了不落入清军之手遭受凌辱，毅然决然地投湖自尽。而吴易本人则隐匿于湖泽之间，继续顽强地坚持着抗清事业。

1646年夏季，吴易听闻清朝任命的嘉善知县刘肃之有“反正”之意，便主动派人与他联系。然而，刘肃之早已铁了心投降清朝，他故意散布自己想要反正的消息，实际上是为了诱捕吴易。当吴易主动送上门时，刘肃之迅速派人持信回复，邀请吴易到县衙赴宴。

吴易毫无戒备之心，只带了几名随从便前往赴约。然而，这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鸿门宴”。刘肃之早已通知大量清兵埋伏在周围，待吴易一进入县衙，便立刻被逮捕。随后，这位“白头军”的领袖被迅速送往杭州处决。

吴易虽然性格轻率、缺乏远见，但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面对死亡，他慷慨就义，并留下一首《绝命辞》：

落魄少年场，说霸论王，金鞭玉辔拂垂杨。剑客屠沽连骑去，唤取红妆。

歌笑酒炉旁，筑击高阳，弯弓醉里射天狼。瞥眼神州何处在，半枕黄粱。

成败论英雄，史笔朦胧，与吴霸越事匆匆。尽墨凌烟能几个，人虎人龙。

双弓酒杯中，身世萍逢，半窗斜月透西风。梦里邯郸还说梦，蓦地晨钟。

这首诗既表达了他对家国命运的深深忧虑，也展现了他作为一位抗清志士的气节与胸怀。尽管他在战略上有所不足，但他的忠诚与勇气令人敬佩。

夏完淳闻讯，立即白服以往，在吴江为吴易起衣冠冢，与文人同道哭吊，赋《吴江野哭》《鱼服》两首诗歌，祭奠吴易，表达了复仇雪恨的决心：

江南三月莺花娇，东风系缆垂虹桥。美人意气埋尘雾，门前枯柳风萧萧。

有客扁舟泪成血，三千珠履音尘绝。晓气平连震泽云，春风吹落吴江月。

平陵一曲声杳然，灵旗惨淡归荒烟。茫茫沧海填精卫，寂寂空山哭杜鹃。

梦中细语曾闻得，苍黄不辨公颜色。江上非无吊屈人，座中犹是悲田客。

感激当年授命时，哭公清夜畏人知。空闻蔡琰犹堪赎，便作侯芭不敢辞。

相将洒泪衔黄土，筑公虚冢青松路。年年同祭伍胥祠，人人不上要离墓。

投笔新从定远侯，登坛誓饮月氏头。

莲花剑淬胡霜重，柳叶衣轻汉月秋。

励志鸡鸣思击楫，惊心鱼服愧同舟。

一身湖海茫茫恨，缟素秦庭矢报仇。

1647年初春，得知清朝任命的苏松提督吴胜兆计划反正的消息后，少年夏完淳心中重燃起巨大的复国希望。他立即着手为吴胜兆与浙东义师牵线搭桥，积极筹备，打算在事变发生时亲自参与战斗，誓死一战。

然而，吴胜兆的计划不幸泄露，手下将领抢先将此事上报清廷。结果，吴胜兆尚未出兵便已被捕。而浙东方面也遭遇了意外打击——义师水军刚离岸便突遇飓风，大部分士兵溺亡，部队溃散，损失惨重。

清廷对吴胜兆案极为重视，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陈子龙等人首当其冲被逮捕，在押送途中，陈子龙毅然投水殉国。

夏完淳听闻消息，心中悲愤交加，咸泪与热血同咽。由于他也被列入清政府的通缉名单，一度藏身于岳父钱旃位于嘉善的家中。同年夏天，他决定渡海投奔鲁王政权的军队。临行前，这位至孝之人返回乡间老家探望嫡母和生母，准备与二老告别后再踏上征程。

然而，清廷眼线遍布，夏完淳刚回到家便被人察觉。不久，清廷人马赶到，将这位少年英雄逮捕。作为朝廷重犯，他随即被押解至南京受审。

在南京被囚禁的八十天，成为了少年英雄夏完淳人生旅程中的最后篇章。这期间，他不仅与明朝降臣洪承畴斗智斗勇，巧妙羞辱了这位清廷走狗，还以激昂的情怀创作了许多诗词，展现了他“今生已矣来世为期”的豪迈气概和“家国之仇未报”的遗憾。

刚被囚禁时，夏完淳写下了《采桑子》一词，深刻地表达了他对国家灭亡的悲痛：

片风丝雨笼烟絮，玉点香球。玉点香球，今日东风不满楼。

暗将亡国伤心事，诉与东流。诉与东流，万里长江一带愁。

当时负责江南地区招抚工作的主脑正是洪承畴。

得知夏完淳与其岳父钱旃被捕后，他颇为自得，打算亲自劝降这对翁婿。他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为清朝主子招揽“人才”，还能彰显自己的“慈德”。

在南京昔日的朝堂之上，洪承畴高踞其上，对着下方受审的夏完淳大声喝问道：“你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能有什么远见卓识，竟敢兴兵作乱？想必是被他人蛊惑，误入歧途。若你现在归顺大清，必定不会让你做一个小官。”

夏完淳丝毫不为所动，反而反问洪承畴：“你是何人？”

一旁的差役怒喝道：“这是洪大人！”

还有狱吏悄悄告诉他：“这就是洪亨九先生。”

夏完淳假装不知，大声斥责道：“哼！堂上的定然是假冒之人。我大明的洪亨九先生，乃是国家栋梁，在嵩山、杏山与清军血战到底，最后以身殉国，鲜血染红了战场。先帝听闻他的英勇事迹后悲痛万分，亲自写诗悼念他。我正是敬仰洪亨九先生的忠义，才决心为国捐躯，追随先烈的脚步。”

狱吏们顿时陷入尴尬境地。

洪承畴坐在上座，脸色惨白如土。这时有人站出来，厉声呵斥夏完淳：“上面审理你的人，就是洪经略！”

夏完淳哈哈一笑，朗声道：“休要骗我！洪亨九先生早已为国捐躯，先帝曾亲临祠堂祭祀，泪流满面，满朝文武无不哀恸。你们这些无耻的叛贼，竟然敢冒充洪先生的大名，穿着胡人的衣服帽子，真是狗彘不如！”

洪承畴汗如雨下，嘴唇颤抖。小英雄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刺痛了他的灵魂，让这个变节之人感到无地自容，仿佛被万箭穿心般难受。作为一名受朝廷厚恩数代的大明重臣，他竟还不如江南一个出身卑微的十六岁少年，这种对比让他羞愧难当。

​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另一位英雄孙兆奎身上。

当时，孙兆奎与吴易一同被捕，押解至南京后由洪承畴亲自审问。孙兆奎冷冷一笑，轻蔑地问道：“我听说大明朝有一位忠烈之士也叫洪承畴，不知阁下是否与此人同名？”这一句话再次狠狠羞辱了洪承畴。

忽然，一旁的钱旃——夏完淳的岳父，因长期遭受严刑拷打而体力不支，突然跌倒在地。

夏完淳见状，急忙上前扶起岳父，并大声激励道：“大人当年曾与陈子龙先生和我歃血为盟，在江南举义抗敌。如今我们能够一同赴死，与陈先生在九泉之下相会，这正是大丈夫一生中最豪迈之事，又何必如此沮丧？”听到女婿这番话，钱旃咬紧牙关，强忍剧痛重新站了起来。

洪承畴沉默良久，最终挥手示意将两人押回牢房。随后，他向清廷上报，建议判处夏完淳和钱旃死刑。

以上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并未出现在清朝官方编纂的正史中，而是源自一位特殊人物——被乾隆帝评为“贰臣”的明末才子屈大均所著的《皇明四朝成仁录》。

屈大均虽因自身行为备受争议，但他内心深处对忠义之士却怀有由衷的敬仰与向往。

夏完淳深知自己时日无多，在狱中写下了那封感人至深、流传后世的《狱中上母书》，托人转交给远在家乡的嫡母盛氏和生母陆氏。

不孝儿完淳今日将赴死！我愿以身殉国，追随先父，却无法再尽孝于母亲膝前。

自从父亲离世，两年来我饱受痛苦与折磨。本希望有一天能重见光明，完成复仇大业，让逝者安息，生者荣耀，最终告慰祖先于九泉之下。

然而天意弄人，明朝气数已尽，我刚刚举起义旗，便遭遇惨败。

去年参与抗清行动时，我就已做好必死准备，没想到命运又让我苟延残喘至今。这两年间，我未能尽到对父母的孝道，眼看着嫡母遁入空门，生母寄居他姓之家，一家人四处漂泊，活着不能相互依靠，死后也无法互问生死。如今我又即将先一步走向黄泉，这不孝之罪真是罄竹难书啊！唉！两位母亲尚在人间，家中还有年幼的妹妹，家道衰落，兄弟单薄。我一死不足为惜，但家中八口人今后如何生存？即便如此，也无可奈何了。

我的生命是父亲给予的，也是为君王所用的。

为了父亲，为了君王，我虽死亦无愧于两位母亲。只是想到嫡母含辛茹苦养育教导我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爱贤惠，恩情深厚，大恩未报，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夏完淳是一位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他以十六岁的年轻生命谱写了壮丽的爱国篇章。在他临刑前写下的绝笔书中，字字血泪，句句真诚，表达了对家国天下的深沉大爱，以及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

他劝双亲保重身体，不必为己挂念，展现了超越年龄的成熟与孝心。他相信死后仍能继续未竟的抗清事业，体现了坚定的信念和使命感。

"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这句掷地有响的话，彰显了夏完淳对生死的大彻大悟。他将肉体看作敝屣，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只为践行天理正义。

夏完淳从容就义的场景令人动容。刽子手的颤抖反衬出这位少年英雄的凛然正气。他的牺牲不仅震撼了当时的人们，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不朽的精神丰碑。

在官署之中，洪承畴独自坐在太师椅上，目光空洞地望向远方，陷入了对人生的深深叹息与悔恨之中。他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改变那些已经发生的历史，一切都无法挽回。

回想起当年松锦之战时的洪承畴，即便遭遇惨败，仍率领数千明军坚守松山孤城，将全部希望押注在等待援军之上。

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明军将士忍受着饥饿、疾病以及物资匮乏的折磨，而洪承畴与曹变蛟、丘民仰等将领始终拒绝清军的劝降，坚持守城达半年之久。

然而，由于外无援兵，时间一长，城内粮草耗尽，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最终，叛将夏成德抵挡不住富贵的诱惑，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深夜打开城门投降，清军蜂拥而入，成功攻陷松山。

此役战果辉煌，清军不仅生擒了洪承畴，还俘获了祖大寿（当时驻守锦州）的三个弟弟，以及巡抚丘民仰、总兵曹变蛟、王廷臣等众多明朝高级将领。随后，清军强迫这些俘虏剃发投降，但包括洪承畴在内的众人起初誓死不从，高呼：“我等身为大明堂堂大臣，速速杀我们！否则我们宁愿自行了断，以身殉国！”

1642年3月4日，皇太极命令将洪承畴、祖大乐（祖大寿之弟，清方故意释放了祖大寿的另外两个弟弟返回锦州）等人押送至盛京。

至于明朝巡抚丘民仰和总兵曹变蛟、王廷臣三人，则被下令就地正法。这三位英雄慷慨赴死，面带微笑走向刑场，为大明王朝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同年三月下旬，洪承畴被押解到盛京后，依然拒不投降，态度强硬。为了求死，他披头散发、赤脚行走，在牢中日夜痛骂不止，并且绝食七天。最终因无法忍受饥饿而恢复进食。

通常史书上记载洪承畴在1642年二月十八日松山失守时便已降清，但实际上这个时间并不准确。直到四月十六日，当锦州投降的明将祖大寿等人抵达沈阳时，洪承畴仍然没有表现出任何投降的迹象。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从五月四日起，洪承畴突然主动提出归顺清朝。皇太极听闻消息大喜过望，唯恐洪承畴夜间反悔，立即派遣宫廷剃头师为这位明朝督师剃发易服。至此，洪承畴无论从形式还是实质上，都正式成为了清朝的一员。

五月初五这一天，皇太极在沈阳皇宫内举办了一场庄重的受降仪式。洪承畴、祖大寿兄弟等人，在庭院中向皇太极行三拜九叩之礼。

祖大寿等人早已剃发易服，换上了清朝的装束。而洪承畴刚剃头不久，还不太适应，他戴着一顶清朝的毡笠，却穿着明朝的服饰，看起来十分不协调。皇太极见到这一幕，立刻命令身边的人为这位明朝的著名文臣赶制一套清朝的官服。

仪式结束后，皇太极“亲切”地接见了这些来自明朝的降臣降将。按照他们在明朝时的官职高低，洪承畴被安排坐在东边侧席的首位。

当时，皇太极的一位爱妃刚刚去世，他的心情并不好，因此只是简单询问了洪承畴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比如“你多大年纪了？”“日本人与南朝之间是否有往来？”之类的闲话，饮茶之后便结束了接见。

由此可见，由于洪承畴等人是在大败之后被迫投降的，皇太极对他们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积极的态度，只是希望通过他们的投降来扩大影响力，震慑其他人。接见之后，皇太极派遣重兵严密看管这些新投降的臣子，实际上等同于软禁。

​关于洪承畴降清的过程，历史上流传着多个版本，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有两种：范文程劝降和皇太极亲自感化劝降。

范文程劝降的说法是这样的：范文程曾秘密观察被囚禁的洪承畴，发现他独自在牢房中拍打身上的灰尘。

于是范文程向皇太极进言：“洪承畴必不能死，一衣尚惜，况其命乎！”然而这一说法缺乏可靠依据，不知《清史稿》是从哪里找到这样的资料。

而“皇太极感化劝降”的故事则出自满洲贵族昭琏所著的《啸亭杂录》中的《用洪文襄》一篇。原文描述得极为生动：

洪承畴被捕后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赤足，不断咒骂。

皇太极命令众文臣劝说洪承畴，但洪始终一言不发。

随后，皇太极亲自到关押洪承畴的地方，脱下自己的貂裘给洪披上，并温和地说道：“先生得无冷乎？”

洪承畴愣怔许久，感叹道：“真命世之主也！”随即叩头请降。

皇太极大喜，当即给予重赏，并举行盛大庆典庆祝。

诸将对此颇有不满，认为皇太极对一个囚犯太过优待。

皇太极解释道：“我们历经风雨辛苦作战，究竟为了什么？”

众人回答：“为了夺取中原！”

皇太极笑道：“就像行路者一样，你们都是瞎子，现在找到了一个引路人，我怎能不高兴呢？”众将这才心服口服。

由于此笔记的作者是礼亲王昭琏，属于“铁帽子王”，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故事可信。但实际上，这段描写过于戏剧化，是否完全属实仍有待商榷。

实际上，深入思考后可以发现，礼亲王是乾隆时期的人物，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他的笔记内容多为虚构或小说性质，并非亲身经历的真实事件。

首先，1641年秋天，皇太极的宠妃宸妃刚刚去世，这位深情的皇帝悲痛欲绝，甚至茶饭不思，原本体型偏胖的他迅速消瘦。为了表达对宸妃的哀悼，国内禁止一切娱乐活动，包括饮酒作乐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皇太极不可能有心情亲自前往监狱探视洪承畴，更不可能在洪承畴投降后大肆庆祝。

根据《清太宗实录》记载，皇太极在接见洪承畴等人后并未设宴款待，并特意派人向洪承畴解释：

“未设宴招待你们，并非怠慢，而是因为宸妃丧期尚未结束。”

这一细节反映出，尽管洪承畴的投降本应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大事，但皇太极内心却并不完全满意。

之前，明朝太仆寺少卿张春被关押多年，始终拒绝投降，最终客死他乡。相比之下，洪承畴仅仅被囚禁数月便选择投降。

对此，皇太极曾感叹道：

“当年我曾在战场上俘获张春，并给予优待，但他始终不肯为我效力，最终一事无成而亡。希望你能引以为戒，不要重蹈张春的覆辙！”

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皇太极这番话实际上是在惋惜张春的坚贞不屈，同时也流露出对洪承畴投降行为的复杂情感。

在明末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洪承畴与张春这两位文臣，以截然不同的态度诠释了何为气节。一个屈膝投降，成为明朝的耻辱象征；另一个则宁死不屈，为后人树立起不朽的精神丰碑。

当洪承畴被清军俘获的消息传到明朝时，朝野上下无不为之扼腕叹息。

身在宁远的吴三桂多次派人向朝廷报告，声称洪承畴“誓死不屈，只求速死”。

然而，这些消息并未得到证实，只是让崇祯皇帝更加坚信这位重臣会以身殉国。出于对忠臣的敬重，崇祯立刻下旨要求吴三桂核实情况，并准备隆重表彰洪承畴的“死难”，以此激励士气。

然而，在清营内部，真正促使皇太极争取洪承畴归降的人并非范文程，而是一位早已投靠清朝的老臣——张存仁。他向皇太极进言道：“如果能成功招降洪承畴这样的明朝高官，那么崇祯必然会因此怀疑所有文臣的忠诚，进而将他们视若草芥。从此以后，明朝的文臣必定不敢轻易承担督师重任。同样地，如果我们能够收服像祖大寿那样的武将，崇祯也会对武将失去信任，最终导致明朝将士心寒，不愿再为朝廷效力。”

更进一步，张存仁还提出了一个极为阴险的策略。他建议皇太极只需留下投降者的性命，而明朝则会按照律法诛杀其全家。这样一来，那些投降者反而会因为家破人亡而更加坚定地效忠清朝。这种借刀杀人的计谋，不仅彰显了清廷的狡诈，也深刻揭示了明朝内部的残酷现实。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洪承畴的选择最终让他背负千古骂名，而张春等人则用生命捍卫了大明最后的尊严。这段故事既是个人命运的写照，也是王朝兴衰的缩影。

洪承畴的家仆陈应安曾在六月初向明朝报告，称洪承畴“义不受辱，骂贼不屈”，已被清军处死。

然而，由于陈应安并未随洪承畴前往辽地，明廷对洪承畴的真实生死状况仍存疑虑。

崇祯皇帝虽以多疑著称，但为了激励臣子的忠诚和鼓舞士气，他很快下诏为洪承畴、丘民仰、曹变蛟、王廷臣等人修建祠庙，并亲自致祭，当坛痛哭。就这样，洪承畴这位实际上已经降清的文臣，生前便享受了如此哀荣。

关于崇祯在祭祀时得知洪承畴尚在人世而取消祭奠的说法，实为后世清朝乾隆帝为嘲讽洪承畴的怯懦投降，特意指使人编造并加入《通鉴辑览》中的内容。乾隆这种为了宣传而造假的行为，大概也只有他这样附庸风雅的君主才会做。

因此，直到崇祯皇帝去世，他始终认为洪承畴早已“壮烈殉国”，是大明的忠臣。

而在清人刘献庭所著的《广阳杂记》中，记载了洪承畴进入北京后，从福建接来老母亲。书中描述老太太见到儿子叛国投敌，愤怒挥杖责骂：“你接我来，是想让我成为旗下老婢吗？我要打死你这恶人，为天下除害！”

不过，这类记载更多属于文人小说的虚构，旨在宣扬忠奸分明的大义。

实际情况是，顺治四年（1647年），洪老太太被接到南京，母子得以团聚。之后，老太太身着清朝贵妇的服饰，乘船返回福建养老，五年后病逝。

真正对洪承畴表示鄙视的，是他自己的三弟洪承畯。

洪承畴府邸附近的一座庙宇牌匾上，就写着洪承畯题写的四个大字：“大无莲心”。这显然是在暗讽兄长对明朝“大无良心”。

相较之下，年仅十七岁的夏完淳所展现出的爱国情怀和忠诚精神更加令人敬佩。

历史有时确实充满讽刺意味。一百多年后的1775年（乾隆四十年），喜欢标新立异、重新评价历史人物的乾隆皇帝发布诏书，承认明末抗清大臣们“茹苦相随，舍生取义”的贡献，并编纂了《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对夏完淳、夏允彝、陈子龙等众多明朝忠臣予以表彰。而像洪承畴、祖大寿这样曾效力两朝的人物，则被收入《贰臣传》。

自乾隆四十年起，夏完淳的诗文得以公开出版并广泛传播，《夏节愍全集》等著作相继问世，其上千首诗作、文章和信函都被整理成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与夏完淳同时代却投靠清朝的明末著名文人，如撰写夏完淳相关资料的屈大均，反而遭到乾隆帝的严厉批评和嘲讽。

乾隆帝说道：

“像钱谦益这样自称清流的人，却厚颜无耻地投降；还有金堡、屈大均等人，因害怕死亡而伪装成僧人，全都丧失了基本的廉耻之心。如果这些人能够以死明志，那么今天也会被列入褒扬之列。然而他们不仅不敢赴死，还试图通过文字来掩饰自己的怯懦，必须明确指出他们的错误，并在冥冥之中惩罚他们的灵魂！”

清代学者庄师洛曾作诗评价少年英雄夏完淳，堪称盖棺定论：

天地沧桑出奇士，为国捐躯不惜身。年少文采惊长者，谋略韬光走群臣。湖海之间义薄云，忠心耿耿动星辰。终归雨花台下土，方家子弟亦同伦。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底，清廷诏令国史馆编修《明季贰臣传》时，乾隆帝已明确将洪承畴、祖大寿、冯铨等一批对清朝有功之人列为“贰臣”，意在褒扬忠诚，激励臣节。

他指出：

“我朝开国之初，明朝诸多大臣望风而降。如洪承畴以经略之职，被俘后投诚；祖大寿因惧祸而率城归附。及至清朝定鼎中原，像冯铨、王铎、宋权等人，在明朝皆为显贵，入清后仍居高位。更有甚者，如左梦庚、田雄等解甲投降者，数不胜数。

当时为稳定人心、明辨顺逆，不得不加以任用。然而今事后反思，这些人身为明朝旧臣，却在危难之际不能为主尽忠，反而贪生怕死，屈膝降附，岂能称为完人！即便有些人稍有才长，其瑕疵亦无法掩盖。

至于降而复叛者，如李建泰、金声桓，以及降后诋毁清朝的钱谦益等人，则更为反复无常，不足为外人道也。”

乾隆帝认为，对于这些丧失大节之人，无论生前是否有功，死后是否有嗣，皆不可宽宥。因此决定在国史中另立《贰臣传》一门，如实记录这些人在明朝与清朝的仕途经历，纤毫不隐，以示公允。此乃“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

与此同时，乾隆帝对那些在清朝开国之初与祖先浴血奋战的明朝忠臣，如史可法、刘宗周、孙承宗、卢象升等人，大加褒扬，称他们“临危受命，忠于所事”，堪称“一代完人”。而对于南明时期的忠臣，如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乾隆帝亦称赞其“忠于所事”，是舍生取义的英雄。这些人均被列入《胜朝殉节诸臣录》，流芳百世。

清初时期，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等满洲领袖在文化吸收上深受汉文小说影响，例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些文学作品塑造了他们对关云长这类忠义人物的崇敬之情。关羽被尊为“帝”（忠义神武关圣大帝），这一封号正是清朝顺治皇帝所赐。

同时，满洲贵族对历史上如岳飞、文天祥等汉人英雄也颇为熟悉并尊敬。然而，在实际政治操作中，清朝利用洪承畴这样的降将是出于现实需要，尽管这些人能在特定情况下发挥重要作用，但清朝统治阶层内心对其充满轻蔑。

一个典型例子是对孙可望的态度。虽然清朝曾封他为“义王”，但不久后便在一次狩猎活动中将其射杀，显示了对其人格的极度不尊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那些在满洲崛起过程中宁死不屈的明朝大臣，如张铨和张春，清朝皇帝表现出深深的敬意。

皇太极曾感叹：“我从史书中了解文天祥的事迹，以为他是传说中的神人，今日见到张春，才知文天祥确有其人。”

皇太极对此现象感到疑惑，询问谋士范文程为何败将多投降而文臣却常选择殉国。范文程解释说这是因为文臣受儒家思想熏陶，重视忠孝名节，因此在危难时刻能舍生取义。皇太极对此深表认同，并推动满洲贵族学习儒家经典，这一传统延续至乾隆时期。

因此，乾隆皇帝展现出的较为进步的历史观，实际上是在汉文化长期浸润下的结果。中华数千年的礼义廉耻精神，正是依靠无数仁人志士胸中的浩然正气得以传承并支撑民族屹立不倒。“苟利国家，生死以之！”这句古训正是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

来源：诗情画音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