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大省是我国经济版图中的重要支柱。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经济大省要挑大梁”，并作出多个方面的明确要求。《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在要素保障、科技创新、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等方面制定支持政策”。2024年

山东青岛港，一艘货轮在拖船辅助下停靠码头。新华社发

在四川举行的世界动力电池产业链供应链成果展示活动上，市民参观了解动力电池的运用场景。新华社发

2024年十大经济省市进出口总额（万亿元）

制表：陈之殷

2024年十大经济省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万家）

制表：陈之殷

【圆桌对话】

编者按

经济大省是我国经济版图中的重要支柱。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经济大省要挑大梁”，并作出多个方面的明确要求。《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在要素保障、科技创新、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等方面制定支持政策”。2024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等10个省份，以全国约两成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六成的GDP，其中有7个省跑赢全国5%的平均增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当然，经济大省之“大”，绝非仅在于体量之“大”；经济大省挑大梁，更体现在多个方面。本期圆桌对话，我们邀请专家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嘉宾

蒋永穆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郑江淮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陈广汉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

谭洪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主持人

1.如何理解“经济大省”之“大”

主持人：早在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即提到“经济大省要充分发挥优势，增强对全国发展的带动作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引发了更为广泛的关注。“经济大省”之“大”，应从哪些维度来理解？如何看待经济大省在我国发展全局中作用的凸显？

蒋永穆：关于“经济大省”之“大”，一直以来，GDP都是最直接的评判标准，但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唯GDP论”显然太过表面，经济大省在追求经济增长“量大”的同时，更需重视“质优”，尤其体现为产业结构、创新能力、风险应对和战略保障等方面的功能。

就产业结构而言，以山东省为例，作为我国唯一拥有全部41个工业大类的省份，山东的工业体系涵盖了从传统制造业到高新技术产业的所有领域。同时，山东的工业大类中有9项位居全国之首，更有31项稳居全国前五。完备而又先进的工业体系让山东在增强经济韧性、抵御外部冲击、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全球竞争力、吸引高端要素集聚等方面成绩显著。因此，“经济大省”之“大”，应体现为以产业结构的完备性为“底盘”、先进性为“引擎”，能够在全球性的产业角逐中抢占价值链制高点。

就创新能力而言，以广东省为例，截至2024年，广东连续8年位居全国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之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创新绩效三大指标均位列全国第一，并通过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推动如华为等企业在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实现全球领先。持续且具引领力的创新能力是广东确保在服务业增加值、贸易总额、税收总量等多项指标上全国领先的重要基础，更是其稳固自身战略地位的核心密码。因此，“经济大省”之“大”，应注重通过持续创新确保技术迭代与产业韧性，通过引领创新开拓增长边界并获得全球话语权。

就风险应对而言，以浙江省为例，为了缓解地方债务风险，浙江建立了债务风险预警机制，通过动态监测地方债务率、偿债压力等指标，进行“红橙黄绿”分级预警。因此，“经济大省”之“大”，应当体现在风险应对能力上，既能够及时应对短期冲击，维护经济稳定，又能够有效防范潜在风险，增强发展韧性，提升国际竞争力。

就战略保障而言，以四川省为例，四川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之一和西部唯一的粮食主产省，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擦亮农业大省金字招牌”的殷切嘱托，高度重视“天府粮仓”建设，2023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3593.8万吨，粮食单产374.1公斤/亩，以占全国4%的耕地承担了全国5.2%的粮食产出任务，肩负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打造保障国家重要初级产品供给战略基地的重任。因此，“经济大省”之“大”，还体现在战略功能发挥上，具备为国家发展大局托底的意识和能力。

郑江淮：经济大省作用凸显，既是短期稳增长的现实选择，也是长期结构转型的战略布局。在稳增长方面，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国内经济转型面临挑战，经济大省凭借庞大经济体量和产业基础，成为稳增长“压舱石”。在高质量发展方面，经济大省是“策源地”，创新资源突出，高新技术企业众多，数字经济发展领先，为全国提供高质量发展样本。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经济大省是“战略支点”，兼具内需市场腹地与对外开放窗口属性，外贸和境外园区建设成果显著，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经验可复制推广，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宏观层面分析，稳定全国经济大盘需要经济大省抵御经济波动，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其发挥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优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其带动周边，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其探索有效路径。同时，经济大省的产业基础、创新体系和人力资本，能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支撑，庞大的市场和产业需求能够为创新成果转化提供动力，其发展模式对后发地区有较强示范效应。

2.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打头阵

主持人：经济大省不仅要在“量的合理增长”上走在前列，更要在“质的有效提升”上示范引领。如何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过程中，真正将科技、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并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发挥引领作用？

郑江淮：我主要谈一下科技创新层面。经济大省一般都有一些代表性的高科技产业和著名高等院所。以江苏省为例，高科技产业方面，江苏各地都形成了有技术含量的特色产业，苏州生物医药、南京6G通信、常州新能源等都是业界代表；高等院所方面，江苏有172所高校，国家大科学装置和重点实验室数量也在全国领先。这些高科技产业和科研院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但积累了丰富的科技创新经验，而且地处经济大省，有更多的地方需求支撑、更完备的产业体系支撑、雄厚的财力和发达的金融支持，因此在科技孵化、企业成长与技术创新等方面有许多先天优势。与此同时，经济大省往往国际化程度高，经济发展优势叠加开放优势，促使国际高端人才不断向其集聚。在此条件下，经济大省也理应在科技创新方面勇挑大梁，不但要以克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卡脖子”问题为己任，同时还应积极探索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加快推动无机制摩擦、无信息断层的要素资源配置，依托人才流动、科技成果转化畅通、重大科技装置平台建设等，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实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链韧性提升的动态有效匹配。

陈广汉：在产业创新层面，要更加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些都是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在广东考察时提出的要求。作为经济大省，广东着力构建以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产业科技互促双强、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内外市场齐头并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是加快培育战略性产业集群。一方面，巩固提升具有坚实发展基础和增长趋势，产业关联度高、链条长、影响面广的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包括新一代电子信息、绿色石化、智能家电、汽车产业等。另一方面，大力培育和发展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增长潜力巨大、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智能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二是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为经济平稳持续增长提供市场基础和产业支撑。广东坚持锻长板补短板，强化延链补链强链，努力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三是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正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广东提出深入实施生产性服务业十年倍增计划，努力打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示范区、示范平台和示范企业。

蒋永穆：正如前面两位提到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同时也是经济大省做“大”争“强”的“关键音”。中央提出“经济大省挑大梁”，同时也是在提示我们，大而不强和经济发展的含金量不足，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从现实来看，一些传统的经济大省出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尤其体现在教育、科技、人才、实体经济和创新主体培育等方面。因此，经济大省要抓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必须搭建平台、健全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以四川为例。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四川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方面发展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存在明显差距，但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围绕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从教育、科技、人才、平台、创新主体培育等方面合力推进，经过努力，全省成功拥有西部唯一国家实验室、10个大科学装置、139所普通高校、205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369家科研院所和超过1.8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前瞻性布局了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氢能等在内的25个产业新赛道，形成六大优势产业，培植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成功打造区域产业发展重要引擎，扭转了GDP大而不强的发展态势。

3.在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上勇争先

主持人：经济体量大，向前发展就需要更大的推动力。经济大省如何做到先行先试、内外兼修，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不断除障碍、增动能？

蒋永穆：我认为这需要经济大省从“增长贡献者”单一角色向“增长贡献者+改革试验田”双重角色转变。经济大省具备体量大、基础稳、要素强等诸多优势，这些优势确保其能承担“试验田”的角色，但同时，经济大省也更容易陷入“路径依赖”和“尾大不掉”的局限，因此，在稳定增长的同时及早布局“改革出圈”就成为经济大省的最优选择。技术赋能和改革强基的协同，助力激发了包括平台经济、低空经济、智能经济等在内的多种产业形态，而经济大省在这些方面更体现出明显的比较优势，广东、江苏、浙江奠定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基本格局，湖北、山东、四川等领跑低空经济新风尚，这些都是经济大省转变其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中地位和作用的现实案例，经济大省履行“增长贡献者+改革试验田”的职能职责是现实可行的。

谭洪波：经济大省应积极承担探索深水区改革的重任，不断优化调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各自的职能与边界，带头破除各类显性和隐性限制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使生产要素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劳动力要素方面，积极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劳动力跨地域、跨城乡、跨部门、跨所有制流动的限制，充分释放劳动力潜力；土地要素方面，积极推动城乡土地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这既是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要素方面，不应以企业所有者和注册地作为银行贷款的参考和依据，而是要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和高附加值领域；数据要素方面，经济大省应积极推动本省数据的确权、定价、交易与流通，试点数据产权分置改革，探索可复制的权属分配方案，在已建立的省级数据资产登记中心基础上对接国家数据平台，实现跨区域数据权属互认，从而推动全国统一数据要素市场的建设和发展。

陈广汉：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改革和开放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改革有利于开放，开放倒逼和促进改革。经济大省通常是市场化程度和外向型程度高的省份。制度型开放的关键是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主动对标和对接国际先进的经贸规则，探索制度型开放新领域，形成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规范透明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增强对国际投资、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吸引力，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以广东为例，广东民营经济发达，外资和港澳台企业比较多，需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和中外投资者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充分利用中央赋予前海、横琴、南沙三个自贸试验区片区和“深合区”改革开放的巨大政策空间，发挥它们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的先行示范作用，为广东乃至全国提供可以复制的改革开放经验。

4.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走在前

主持人：当前，我国实施了众多不同层级、不同维度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经济大省更是在其中扮演着战略叠加的角色，如何在落实国家战略中主动作为、协同联动，展现更大担当？

郑江淮：经济大省的担当与经济大省的地位一般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正因为一些省份长期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有担当、挑重任，才有今天突出的经济发展地位，反之，有了经济大省的突出地位，更应该在重大战略中勇于探索、敢于挑战。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经济大省需把握空间协同、规则创新和安全底线三个关键维度。以江苏为例，在空间协同方面，应突破“地理边界”，构建“战略走廊+都市圈+飞地经济”立体网络，如打造“沿江科创走廊”，构建长三角“双核三带”产业协作体系，将地理优势转化为战略纵深，破解“行政区经济”壁垒。在规则创新上，聚焦“制度破壁”，在试点地区探索标准互认，建立“飞地自贸区”，推动区域战略从“政策叠加”转向“系统集成”，加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安全底线方面，注重“动态平衡”，建立发展与保护长效机制，创新耕地保护和南水北调水源保护模式，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良性互动。

谭洪波：从区域协调发展来看，不同省份在自然资源、要素禀赋、生态环境、地理区位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发展职能上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比如长江与黄河中上游的一些省份可能承担着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与涵养的职能，还有的地区承担着“国家粮仓”的职能。虽然这些省份从一般意义上不能称之为经济大省，但从国家发展全局来看，这些省份也在全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只是没有直接表现在短期的经济指标上，而是表现在了生态环境、耕地等重要资源的保护和粮食安全的保障等方面。为了弥补这些地区在大保护过程中付出的机会成本，需要经济大省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展现更大的担当，在发挥主引擎作用的同时，也与其他地区形成协同分工的局面。一方面，为了形成规模经济，不同的经济大省之间在主导产业上应该有差别；另一方面，为了辐射与拉动其他省份，经济大省与相关省份应该形成产业链分工，从产业发展上带动后发地区。

陈广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我国区域重大战略之一。广东制造业基础雄厚，市场规模大，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港澳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旅游中心，拥有国际化营商环境、全球化的商业网络和发达的现代服务业。广东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主体和重要引擎，在推动大湾区建设过程中扮演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主力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试验田”、民生融合和社会治理的“推动者”、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发动机”等多重角色，其作用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地理空间、人口和市场规模上，更通过政策创新、资源整合、产业协同和民生融合，成为连接港澳与内地、促进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关键力量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

5.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作示范

主持人：发展为了人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先富带后富、帮后富。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经济大省应该如何积极探索经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陈广汉：经济大省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作示范，重点是要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持续用力，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广东形成了一套涵盖基础设施、产业布局、财政支持、生态保护等多维度、系统化的政策框架。比如，发达城市与欠发达地区城市之间建立对口帮扶关系，实施“产业共建+民生支援”模式，建立跨区域产业园区的共建共管共享的管理体制和利益分享机制；设立粤东西北振兴发展股权基金，省级财政每年投入超千亿元支持欠发达地区，实施“生态保护区财政补偿”，对北部生态发展区给予专项补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健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持续缩小区域和城乡差距，推动全域高质量发展。

蒋永穆：当前，我国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经济大省尤其要在创新共同富裕实现机制、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等方面树标杆、作表率、出经验。比如，江苏围绕充分发挥“五方挂钩”帮促机制作用和省内南北协作优势，持续深化重点地区帮扶，统筹培育本地支柱产业和承接外地产业转移，因地制宜做好“土特产”文章；四川扭住十条“衔接”措施，形成了守住资源本底、用活规划政策、推动产业融合、优化行政程序、强化保障力度等多维合力，这些都是有益探索。共同富裕既包含物质的增长，也包含精神的提升。因此，经济大省还需要注重文化建设，将文化软实力融入当下和未来。如近年来，四川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上下苦功，“四川造”游戏动漫传播海外，数字化展示带动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走向全球，激光、投影等高科技让“太阳神鸟”在成都大运会大放异彩，实现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郑江淮：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经济大省应积极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如激活农村“沉睡”资产，将传统社会保障升级为发展权益共享，优化民生资源配置机制。个别经济大省通过创新制度、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发展和文化繁荣，在缩小城乡差距、提升民生福祉、促进就业增收和实现精神富裕等方面积极探索共同富裕之路，这些经济大省不但要积极总结成功经验，还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共同富裕的长期体制机制保障，在基础性民生领域补齐短板、优化服务。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大省挑大梁，面临的是全方面、多维度的任务。为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经济大省挑大梁，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在经济大省发展过程中，党的全面领导不是抽象原则，更要进行深层制度创新，通过党的组织网络实现生产要素的精准配置，使党组织成为资源整合的“链接者”，为市场经济注入“有组织的效率”。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