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贤：把学术做进泥土里

摘要：生于1949年的高小贤，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她曾任职于陕西妇联，是中国著名的女性与性别研究学者。她一辈子扎根西北农村，以行动带研究，关注女性、尤其是中国广大农村妇女的命运。她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代NGO实践者与倡导者，曾任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并创办了陕西

“她总是让乡村女性充当主角，她起到的是一种辅助、支持的作用，而不是领导作用。”

2025的农历春节前，在高小贤的西安家中，张俊最后一次见到了这位前辈学者。当时，高小贤身体已经显得相当虚弱，但精神依然饱满。

一年前的夏天，高小贤被诊断出胆囊癌，随后进行了手术。但人生无常，随着病情恶化，4月2日晚，高小贤永远离开了人世。

生于1949年的高小贤，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她曾任职于陕西妇联，是中国著名的女性与性别研究学者。她一辈子扎根西北农村，以行动带研究，关注女性、尤其是中国广大农村妇女的命运。她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代NGO实践者与倡导者，曾任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并创办了陕西省妇源汇性别发展中心与“红凤工程”——这是全国首个以贫困女大学生为资助对象的民间助学项目，迄今已经资助6000余名女学生。

陕西省妇源汇性别发展中心主任张俊告诉《中国慈善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高小贤最惦记的，还是正在整理的“中国农村妇女发展案例集”。高小贤生前一直认为，黄土地上积累的女性故事，是中国本土妇女工作实践的宝贵经验，如果不加以细致整理，恐有流失的风险。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高小贤组织了一群学者和妇女工作亲历者，将这些案例编纂成册。

斯人已逝，而这项案例编撰工作，连同高小贤所开启的扎根于西北乡村的女性事业，仍在继续。

西北土地生长出的女学者

在亲友们留存的诸多合影中，个子高挑、身材瘦削的高小贤总是十分显眼。她留着一头利落的短发，常被一群年轻的公益人围绕着。

高小贤出生于陕西西安，是家中三姐妹的长女，父母一代从农村走入城市。与新中国同龄的她，个人命运与历史的脉搏一同跳动。她经历过下乡插队、招工进厂，在动荡年代依然坚持刻苦读书。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时，她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

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七七级女生合影，前排左三为高小贤。

那时，高小贤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1982年她大学毕业时，正值党政机关推行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一大批大学生被分配到机关单位工作。陕西妇联当时看中高小贤的母亲身份，选她到陕西省妇联办公室工作，负责综合事务。

当时，高小贤想做的是社科方面的研究，最初的志向并不在妇联。但上岗后她发现，本以为妇女已经解放的新年代，仍然存在许多性别不平等问题。基层妇联的工作报告中，仍然频繁出现童婚等包办买卖婚姻，以及拐卖妇女、妇女自杀的情况；大学生分配工作中仍有不少性别歧视，机关单位中的男女不平等也是显性问题。

1983年，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一腔热血，高小贤瞒着工作单位，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田野调查论文《农村青年婚姻状态初探》。她还力排众议，努力争取到了参加学术会议的资格，这也成为了她正式迈入社会学研究的契机。

“因为有这篇文章和这件事，妇联里人人都知道我喜欢做理论研究。”高小贤曾经这样回忆。

彼时，妇联的工作更多是实务，理论研究并不在工作范围中。但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理论研究的必要性也日益凸显。1985年，陕西妇联成立研究室，高小贤出任副主任。次年，她推动成立了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下文简称“陕西妇女研究会”），吸纳了来自高校、社科院、妇联等政府部门的会员60余人。后来，研究会很快扩大到100人以上的规模。

“研究和行动并重，是研究会一贯的原则……”陕西妇女研究会的简介如此写道，“我们透过不同领域和手法，关注社会转型期的妇女问题和妇女地位的改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关注的几个重点领域：农村妇女发展、法律援助、家庭暴力、社会性别培训。”

高小贤（左三）和中国6家妇女NGO组织领导人在一起。图/半边天文化空间

高小贤的学术理论研究，后来集中在社会性别概念和社会性别与发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GAD）实践中。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高小贤领衔的陕西妇女研究会，开展了一系列GAD在中国农村本土化的实践。她们将重点放在自下而上的妇女骨干能力建设上，在当地开展社会性别、妇女领导力、参与式社区规划、社区组织管理等多种内容的培训，支持当地妇女组建行动小组，开展社区活动，提升她们参与公共治理的积极性。

后来，高小贤出版了学术书籍《中国社会转型：农村妇女研究》。另外从1996年起，她与海外妇女史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合作，支持其完成了《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一书。两人在关中和陕南的村庄采访、搜集了大量农村老年妇女的口述资料，书中最终呈现了七十多位女性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生变迁。《文化纵横》杂志如此评价：“正是高小贤这位土生土长的陕西人，成为了贺萧打开中国农村历史面貌的关键所在。”

“学者型的行动派、实践型的学者”，有人如此评价高小贤。也正是这两重身份，构成了她的坚定内核。

发起一场“女村官运动”

2005年，陕西渭南合阳县的村庄村委会换届，足足有20名女性村官当选。这犹如平地起惊雷，毕竟，在三年前的上一次换届中，这个数字是0。

这个结果要溯源到一个妇女工作项目。从2004年8月起，陕西妇女研究会与陕西省妇联、合阳县妇联合作，在合阳开展了“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示范项目”。项目实施后，县第六次村民委员会选举共选出村委会主任350人，其中女性20人，占到5.7%，实现零的突破，创造了历史。

此前，陕西省的妇女参政情况很不乐观。2002年的第五次换届，整个陕西省，女性村委会委员占比只有9%，比全国低7个百分点，且较上届还有所下降。女村委会主任183人，仅占村委会主任总数的0.6%。

时任陕西妇女研究会会长的高小贤，竭力促成了合阳的试点，这也成为了她GAD理论研究的一次重要实践。

曾经一度，高小贤认为自下而上的妇女参政议政能力建设最为关键；但后来她发现，决策层女性的缺失、自上而下构建的环境对女性的深刻影响与限制，是女性参政不得不突破的桎梏。

她后来在文章中写道：“妇女处在权力的边缘状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妇女参政。”因此，女村官数量的变化，成为了重要的指标。

实际上，促成这种变化实属不易。尽管社会性别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展开，但在广大西部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从政策制定者、基层干部到普通村民，性别意识的敏感度仍然较低。即便是参与社区与小组活动的女性们，也不敢大胆想象自己能够真正地突破天花板、参与农村政治治理，自信心和领导力都显得不足。

针对这样的情况，项目团队推行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推动陕西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与省妇联联合下发《关于做好全省村级党组织和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中妇女参选参政工作的意见》，其中规定了一系列强调妇女参选参政的指标，包括“每个村应有女性候选人，每个村委会班子中应提倡有1名女委员”，“每个县（区、市）的村委会中女主任数不少于3人，经济发达、人口较多的县（市、区）女村主任的选配应不少于5人”，“在选举村民代表时，女村民代表的比例不少于25%”等。文件提纲挈领，从政策层面首先为农村妇女走向台前定调。

2008年，高小贤在陕西十地市妇女骨干参选培训班。图/半边天文化空间

项目还举办了一系列的培训班，包括面向乡镇领导、民政和妇联干部的“社会性别与村民自治”培训班，从领导干部层面首先普及、强调性别意识在基层民主中的重要性，让上级更有为女性参政议政拓宽道路的意愿。

还有一种培训班，则是面向当地有竞选村委会主任潜力的妇女骨干，共有255位基层推荐的妇女代表参加。在它开办之前，还举行了一期“培训者培训班”，也就是第三类培训班，是为更大面积的培训做好前期的师资准备。

团队还推动了一系列宣传，营造了热火朝天的妇女参政的氛围。先是编排了一场90分钟的“妇女参政”地方戏，在16个乡镇铺架搭台，巡回演出。之后，创作和发放妇女参政的宣传画，在合阳每一个村庄的公共场所张贴。县里一些机关单位也自发打出口号、张贴标语，鼓励女性参选。

当年新华网的报道记录了合阳的盛况：“一拨又一拨的妇女赶到市里、省城，在妇女机构的组织下学习参政经验。村民们看到，这些参选妇女比参选男性表现出更大热情，临选期间，她们几乎挨家挨户去推介自己，努力想让选民记住她们。”

“县电视台天天都在报道选举情况，每选举出一个女村主任，下面的字幕就会滚动播报，广播也连番报道妇女参政的情况。我们每天就被这些消息吸引过去了，一会儿看见这个村出了个女村主任，过不了多久，那个村又有妇女当上村主任了。”一位35岁的合阳县妇女当时对记者说。

高小贤想要的，不是政策规定出来的变化。她希望看到的，是广大农村能真正看到女性的作用，打心眼里认可女性参政，让变化从土地里自然地生长出来。

“她特别注重这个过程当中的民主，让老百姓自己发挥自己的想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与高小贤相识二十多年的学者杨团告诉《中国慈善家》，“在这里面，她起到的是一种辅助、支持的作用，而不是领导作用。”

杨团与高小贤是同年生人，在同一时期，她正在陕西省洛川县开展农民农村医疗合作社试点项目。两位心怀乡村的学者、公益实践者因此相识，并成为多年好友。杨团一直对高小贤的农村发展观点印象深刻：“她认为，对农民的组织工作，不能背着抱着走，一定是尽到相当的努力以后，要让他们自己走下去，有自主自治的能力。”

合阳的成果让全国瞩目，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报道了这场农村女性参政实验。为了将这个成果延续并拓展出去，高小贤和团队设计了三个工作阶段，巩固“合阳模式”，并让其变为“陕西模式”，乃至在全国拓宽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可能。

在合阳经验的影响下，2011年5月，在第一次修订《陕西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的时候，首次纳入了女性参政的相关条例，规定村民选举委员会中应当有妇女成员，且村民选举正式候选人中应当含有女性。

公益的挖井人

1993年11月，高小贤以中国妇女NGO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马尼拉召开的亚太区域NGO论坛。这个论坛的举行，是为两年后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进行筹备。

论坛上，一些参会代表对陕西妇女研究会的NGO身份提出了质疑，认为它“不是真正的NGO”，这给了高小贤很大的冲击。

在当时，陕西妇女研究会是一个很特殊的机构。借着上世纪80年代“学会热”的东风，陕西妇女研究会得以成立，很偶然地成为了一个既有官办背景、又有较高自主度的“超前于时代”的组织。但也是因为外界的质疑，让高小贤重新思考机构的定位问题。

“我第一次开始从学理上梳理妇联与研究会的关系，意识到研究会不是妇联的一个部门。它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应该有自己的定位和独立的管理架构。”高小贤回忆说。

高小贤曾经想过成立一家基金会。1995年北京世妇会召开前，高小贤想到，可以用陕西妇女擅长的刺绣来表述心际，于是，她组织了乡村绣娘们制作了一幅用1008块绣品拼成的巨幅红凤凰绣帐，取名为“红凤千花帐”。

红凤千花帐。

高小贤原来想通过拍卖这幅绣帐所得，来成立一家基金会，但最终拍卖出了35万元，未达到注册资金的最低要求。于是，成立基金会的念头只好暂时搁置。不过，这笔资金另有善用，最终催生了“红凤工程”，成为一支延续至今的、持续资助贫困女大学生的基金。

2008年，研究会理事会经过多番讨论，决定分离出原团队和工作的一部分，成立一家新的NGO——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中心，专注促进妇女发展的工作。2015年，妇源汇又将儿童发展事业纳入其使命之中。

目前，妇源汇正在陕西山阳、合阳、蒲城、旬阳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相关工作。张俊告诉《中国慈善家》，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提及促进妇女心理健康、减缓焦虑障碍、抑郁症患病率上升趋势目标后，妇源汇也在重点关注农村留守妇女抑郁症情况，开展了前期调查，并正在多方面推进措施落地。

张俊于2014年加入妇源汇，是高小贤发现并一手培养起来的新一代公益人。“刚找到我的时候，她跟我说，不管是研究会还是妇源汇，都要有年轻人来跟上。”张俊回忆道。

在中国公益事业刚刚萌芽之时，高小贤就意识到，中国必须培养起本土的一批年轻公益人。2009年，徐永光牵头的南都基金会准备发起“银杏伙伴资助计划”，希望资助培养一批有志于社会发展的青年，成长为推动公益领域发展的领袖型人才。南都找到高小贤，邀请她参与筹备与选拔工作，她欣然应允。

2024年，高小贤与银杏伙伴围坐谈心。图/银杏基金会

“这个答应确实出自一种直觉，一种本能的感受，就是我自己在公益圈待了20多年了……在一直寻找接班人的过程中发现公益圈的人才是比较奇缺的，是短缺的，特别是年轻人。所以我一听有这么一个基金会要做这么一个项目，我特别兴奋，我觉得这个事是可以做的，我也可以贡献自己的经验和一些看法。”2013年，她在第一届银杏伙伴的结业式上回忆道。

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告诉《中国慈善家》，从银杏计划的设计、发起准备到第一、二届的项目评审工作，都离不开高小贤的支持。

十多年来，银杏计划持续为民间公益组织、公益人才提供成长体系支持，目前已资助了14届共计161位银杏伙伴。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如今已经成为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中坚力量。

2012年，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中心入选南都基金会“景行计划”支持名单，南都拨付150万元善款支持其发展。后来，项目有一些结余款，高小贤主动提出用这笔钱发起西部社区公益创新论坛，支持陕西、云南、四川、甘肃等西部地区的草根公益组织交流、发展。论坛一直延续到现在，至今已举办了十届。

2024年4月的银杏伙伴社群春聚上，彭艳妮最后一次见到了高小贤。“银杏伙伴要胸怀天下，有更多推动行业发展的责任感。”彭艳妮深刻记得高小贤的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