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明之后，这套关于秩序的话语进一步形而下为更加严苛的三纲五常，礼教的日常仪式强化了男女之别，并形成内外之分的生活秩序。朱熹与弟子刘清之合编的《小学》甚至细致地规划了女性的作息规范。男女之别在实践上具象化为内外之别。

汉语中的性别源自“阴阳”的宇宙观。《周易》有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这表明自然秩序中就有尊卑上下，而以天地阴阳比附男女关系，并不是基于生理的差别，而是一种与天理相联系的不可颠覆的秩序。

宋明之后，这套关于秩序的话语进一步形而下为更加严苛的三纲五常，礼教的日常仪式强化了男女之别，并形成内外之分的生活秩序。朱熹与弟子刘清之合编的《小学》甚至细致地规划了女性的作息规范。男女之别在实践上具象化为内外之别。

内外之别的实践规范最先体现在空间治理的层面。理学家们不仅事无巨细地规定了严守妇道的各种行为规范，还为妇道划定了实践的场所——内闱。

宋朝以后，大家族的家规族法中关于男女两性的空间隔离措施更加常见。家庭并非女人的自在天地，大家闺秀不得轻易光顾自家花园，不宜在厅堂露面，女性的行动空间就被限定在狭小的闺房中。圈定她们的行动空间甚至还不够，还要限制她们的行动能力，于是，缠足得到推广。隐匿于内闱成为严守妇道的要求和表现。

除了空间上的隔离，内外之别还体现在话语领域，尤其是政治话语领域。在汉语的语境中，没有单独的个人，而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秩序。界定一个“个体”，主要基于与他相关的其他个体的位序。

费孝通在谈论中国传统社会时说：“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传统社会秩序背后整全的道德逻辑使得这种安稳似乎无法从内部打破。既有的文化、道德系统已经发展出一套自圆其说的“藏匿女性”的理由。要在严密的伦常体系中撕开一个缺口，只能寄希望于外部因素。现代报刊介入晚清中国，就是一种足以打破原有秩序的外部因素。

《走出内闱：报刊与晚清上海妇女解放（1840—1911）》

周怡靓 著

刘畅 责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

新书《走出内闱：报刊与晚清上海妇女解放（1840—1911）》展示了女性从“现身”到“出走”的前奏，再到“何以立身”和“女界”的初现，作者周怡靓用细腻的笔触和丰富多样的史料生动地向读者论述了报刊这一晚清时期的“新媒介”是如何让上海妇女解放成为可能的。

1 女性在话语领域的现身

传统中国女性在既有的社会文化系统内，不论是在肉身意义上还是话语意义上，她们都是隐匿的。直至近代，传教士报刊首先打破了这种禁忌，从“中西比较”的视角谈论妇女问题，西方女性而非中国男性成为中国女性的参照系，巧妙地绕开了男女位序的道德死结，打开了中国妇女问题被言说的大门。

传教士报刊将中西女性并置一处呈现，两者间的差异无法再被回避和忽视。这种刺眼的差异逼迫近代先贤们必须从修齐治平的单一维度中挣脱出来，并直视女性。随后，第一批国人自办报刊，即维新报刊启动了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关于女性问题的言说。

尽管传教士报刊与维新报刊都是在“中西之别”的尺度上谈论中国女性的，但不同之处在于，传教士报刊观察和叙述的着眼点是“中国女性”，维新报刊的叙述着眼点则是“中国文明”。

维新报刊在国族建构的层面寻求解放女性的合法性，并以“是否有益于民生国计”为标准重新定义女性价值。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将女性改造的议题组织进宏大的国族叙事，而不在身体经验的层面来论述改造必要性的做法，并非源于“康梁们”对女性生命体验的无视，而更多的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并且一定程度上与他们选择的言说场域，即报刊有关。

正如白馥兰所言：“技术——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当下的——是一个由对象、活动、知识和意义构成的网络”，所以“技术是一个社会所特有的，是该社会关于世界的设想以及力争维护社会秩序的体现”。报刊作为一种传播技术，其本身是“历史的”，是一个生成性的概念。最早一批接触现代报刊的中国士人，是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而非西方自由主义为思想资源来理解并接受报刊的。

因此，在他们眼中，“报为国口”是一种官方政治沟通渠道的延伸，目的是改善政治“壅塞”的弊病。因此，维新报刊的言说主要是向“国”，向当政者。因此，选择用国族叙事来表述女性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与其说这是一种策略，毋宁说只有在国族建构的层面获得意义，有关传统女性的问题才能在面向当政者言说的报刊版面上占据重要位置。

2 从内闱走向公共空间

——女性在空间意义上的现身

女性议题进入公共论域已经是突破性的一步，但言说者主要是男性知识分子，女性在这个过程中依然处于被观察的客体位置。传统女性能感受到的最直接的自由，是从走出内闱开始的。

本书以画报为例，讨论了报刊如何成为推动晚清上海女性从内闱走向公共空间的动力要素。

一方面，画报对女性的启发在于空间想象的拓展，即通过将女性从私密空间移植到公共空间的背景中，挑战了“内外之别”的传统道德规则。

画报中的“新时空”勾起了中国女性冲出闺阁的强烈愿望，女性被置于开放的、随时间流动的“新场景”。

与此同时，“女性的行动场景”在感知和实践的层面上开始由内向外拓展。

《女界风尚之变迁》

另一方面，画报中女性的姿态和行动已与传统社会认知中的女性有了很大差别。这些意象对人们头脑中的传统典型女性形象构成挑战，并逐渐演变成一种新的社会现实。

《妇女听书之自由》

《妇女亦乘脚踏车之敏捷》

以上这一切都与女性日常生活经验紧密关联，在审美与道德的层面上，而不仅仅是在政治层面上，成为推动女性从内闱走向公共空间的动力。

画报并不在意女性的社会身份及女性进入公共场所的深刻意义，只是对女性的服饰妆容、体态身姿及男女交际的花边新闻十分注意。

这些图像示范的恰恰是“日常生活”，即生活方式和社会伦理的变迁。如果说政论报刊意图建构的是话语的公共领域，那么晚清画报则更接近桑内特所说的身体和审美的公共领域。

对于晚清妇女解放来说，画报的特殊意义是“在文化等级中给予图象与文字平等的地位”。这一变革带来的结果是，识字阶层对现实世界的垄断性解释权被打破，画报的形态显示了出版商们想要迎合一个新的公众阅读群体的努力，尤其是女性。

女性不再需要经由另一性别的启蒙，便有机会主动感知和理解闺阁之外、直接经验之外的世界。对于女性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获得。

而且，画报通常背靠大报，随严肃报刊附赠，所以画报中也常有转载自大报的重要新闻或对大报新闻的图解和说明，只不过画报通常会转换视角，突出这些国家大事之于日常生活的意义。

画报与严肃报刊的这种联系非常重要，它培养了女性群体一般的读报习惯，有关晚清画报在女性群体中流通程度的研究可以佐证这一点，其结果是女性对正统报纸也产生了兴趣。

从这一点来看，画报就不仅是对严肃报刊的补充，更是女性进入现代信息网络，并由此卷入一种媒介化现实的重要节点。同时，画报也敏锐地捕捉到女性群体之于画报经营的商业意义。

于是，女性生活实践和趣味偏好首次在报刊所表征的晚清帝国图景中占据一席之地，甚至变得日益重要。

3 新的女性社会角色的涌现

原本幽闭于家庭空间的传统女性大量涌入公共空间，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寻求在城市中谋生立足的机会。在这一阶段，报刊建构了城市空间中新的女性角色及其合法性，并推动社会对一般女性角色在期待上的重要调整，参与了清末民初社会结构框架下对女性角色进行方向性规定的互动过程。

本书着重论述了对女性社会角色建构产生重要影响的两类报刊——大众商业报刊和女报。

19世纪末，随着女性大量涌入城市空间，传统礼教对女性日常生活的约束日渐式微，相比同时期的其他城市，上海对于女性进入公共空间表现出较高的宽容度，并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女性空间的拓展也带来了女性角色的革命性变化。

除了娱乐和消费，晚清时期的上海为女性提供了培养和习得全新社会角色的空间。同时，报刊也开始构建新场景下的新女性角色，有谋业自养的女性，如娼妓、女弹词、女佣与女工，也有接受教育的女性，如女学生。

随着新兴女性社会角色的出现，社会上各种反对声音和抵制行动也汹涌而来，关于女性社会角色的合法性及其权利边界的争论和拉锯在晚清的上海拉开帷幕。展开这场持久而深刻的社会争论的主要场域就是报刊。

这个过程不仅让社会大众重新认识和评价女性在社会关系网中的位置及社会价值，也让女性在这种互动中接受并适应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及角色背后的行为规范。报刊不仅仅是社会舆论的记录者。

实际上，不同类型的报刊对于女性角色及其社会实践的呈现有所差别，这种差别本身就代表了报刊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认知和态度。因此，报刊对女性角色形象的呈现和建构对上述过程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4 “女界”：晚清女性通过报刊进行公共书写

在城市这个充满陌生人的空间，女性须作为独立个体面对日常生活。出于合群的本能，晚清的上海女性开始寻求同性的帮助与扶持，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以单一性别为依托的女性集体。

女艺人、女工群体基本上代表了晚清这一时期上海大部分女性的社会关系和公共实践的状况。作为独立个体去谋生虽然让这部分女性从小家庭的血缘关系网络中解放出来，融入更大的社会网络，但关系网络的拓展仍是依赖日常生活中的具身交往实践。

因此，社会交际和活动空间的有限性使这类女性群体的关系网络呈现出以血缘关系为核心，沿着地缘、业缘的关系线索向外有限拓展的特点。

同一时期，上海女学生群体的社会交际网络则呈现出与上述女性群体完全不同的特点，她们的交往关系已然超越了血缘、地缘的限制，开始初步呈现出公共关系的特征，甚至出现了组织架构清晰、明确的女性社会组织——女学会。

晚清上海女学生关系网络的公共性特征得益于报刊的深度介入。报刊不仅推动了女学堂的组织和筹建，还招来了第一批女学生。可以说，基于学缘关系网络的晚清第一个女性社会组织，即中国女学会的成立和运作更是得益于报刊的“结群之效”。

与上海地区的其他女性群体相比，女学生群体明显呈现出帕克所说的“次级群体”特征。这批跨越地域、超越血缘而聚集于学堂的女同学们，虽曾是陌生人，却在晚清集结成了联动最广、认同度最高，也是影响力最大的女性群体。其中，报刊的中介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与此同时，在女性的公共言说中，“女界”这一新名词也开始成为关键词，在呼吁女性参与公共实践的言说中频频出现。

女界试图建构的是一种与男界平等、并立的类别性身份，但合理化“男女平等”的理由并不是从天赋人权理论推演而来的自然权利，而是通过将女界纳入民族国家框架，以承担义务和责任的方式来论证男女平等的合理性。

具体而言，晚清女性言说中的“女界”是以女学关系为基础，以承担政治义务的方式自我赋权，以谋求在国家中之平等地位为目的。

作为一种共同体想象，这样一个清晰、具体的女界凸显了女性公共实践的某些面向，同时也遮蔽了某些面向。

实际上，在晚清公共言说领域中，被认为凝聚了女性共同体想象的“女界”一词，仅仅是这一时期精英女性试图自我言说并由此建构现代身份的一种投射，即一群由传统闺阁文化孕育的精英女性，借助现代传播技术，通过办报、写作和结社等方式，尝试建构新的两性关系，并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而非家庭生活中）寻求女性定位。

显然，作为关键词的“女界”并不能囊括晚清女性群体实践和共同体认同的全部状况。

报刊，特别是女报，在女界想象的形成过程中非常关键。报刊虽不能决定“谁在想象”或“想象什么”，却决定了“谁的想象”能够进入公共领域。小部分精英女性的想象和期待正是通过报刊的“赋权”，成为公众感受这个性别共同体的重要参照系。

媒介是“组织化的材料”和“物质化的组织”的结合体，作为组织化材料的女报也离不开其背后的“物质化组织”——包括维持报刊运营的女学校、由女校师生们构成的信息生产者组织，以及与其他政论报刊的互动所形成的信息网络和发行网络。

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并非完全开放的圈层，而处于这个女报圈层中的精英女性，相比于娼妓、女工、女佣等群体，拥有对报刊的优先接近权。

报刊，特别是女报，赋予了部分来自精英阶层的女性以书写权和发言权。这部分女性倾向于从自身的境况为出发点来想象和建构女界，并通过报刊的可见性将自身的视野普遍化。

晚清妇女从内闱走向公共空间，从伦常道德的最晦暗处进入政治话语领域，并在大众的注视下掀起时尚审美及风尚礼仪的革命；在新的生活场景中拥有了除妻子、母亲、女儿之外的全新社会角色，谋求自养自立，并试图建构起有别于传统大家庭“差序格局”的现代公共交往关系。

这些前所未见的情形都在报刊创造的可见中，在晚清女性不断的抗争与拉锯下，逐渐沉淀为能被大众接受并习惯的女性生活日常。至此，新世界的大门开始向女性群体敞开。

综上，报刊在晚清妇女解放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既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小”，因为没有哪一种报刊可以决定晚清女性解放的路径和面貌，是不同的报刊实践在女性生活的各个方面促动的具体变革，以及报刊实践与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勾连，使晚清女性解放呈现出后世研究者所看到的历史面貌。

但是，报刊的影响也并非媒介反映论呈现的那么“小”：报刊本身对于晚清女性解放来说，是一种动力装置。在媒介实践的层面上，报刊作为一种媒介技术，不仅在更广的范围内传递了新知和思想，更在个体的生活经验、理解自我和他人的方式、交往方式、所处的社会网络位置，以及由媒介中介的交往关系形态等方面引发了深刻的变革。

*文本来源：《走出内闱：报刊与晚清上海妇女解放（1840—1911）》第六章 结语，有删减

回顾中国女性的历史境况，晚清女性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其所经历的变化可被直观地描述为从“幽闭 ”到“出走”：深居闺阁的社会事实和道德意义自晚清开始被完全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强调自由、释放的现代性气质。在晚清女性走出内闱的过程中，报刊作为一种动力机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刻嵌入了她们的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

本书从“报刊与晚清女性生存境况”“报刊与晚清妇女解放进程” “报刊与整体社会转型”三个层面入手，考察报刊在介入晚清妇女解放的过程中如何规定相关内容的组织和呈现形式、主导人们接收和体验信息的方式，如何重组人与人及人与现实的关系，又如何影响了女性的思想、行为和整个社会运动的路径、样貌。区别于将报刊作为思想载体和传播管道的“反映论”，本书将报刊视为一种通达新世界的“装置”。除了传递新知，报刊还在介入女性生活和整个晚清社会的过程中建构了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引入了一种新的尺度。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中国妇女解放始于晚清，不如说中国妇女解放始于现代报刊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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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