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督教大都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中国人民对基督教的信仰很不习惯，加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近代一百多年对我国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凭借其优越的武器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压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奴役中国人民，因此，中国人民对西方帝

南宁市基督教会及其附属事业

◎吴英才

（本文摘自1984年版《广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21辑》）

南宁市基督教在解放前计有：南宁中华圣公会、南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南宁宣道会和浸信会、五旬节会、还有水上福音船和自立会等。

基督教大都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中国人民对基督教的信仰很不习惯，加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近代一百多年对我国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凭借其优越的武器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压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奴役中国人民，因此，中国人民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借宗教的宣传进行侵略的种种罪行恨之入骨，具有爱国的中国人民恨透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罪恶行径。

1858年美国利用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机会，美国公使列威廉(WilliaMReed)抢先强迫清政府签订侵害中国主权的“中美天津条约”取得内地“游历”增辟口岸，改定关税，自由“传教”等特权。尤其是第二十九款规定“……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毋得骚扰”。有了这些不平等条约，特别是“传教”条款的保护，传教士就可以毫无阻拦地闯进中国内地来开设牌堂、医院、学校和一切所谓“慈善事业。”

基督教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机器的一个部件。中国人民看清了这些事实，因此，西方“传教士”走到什么地方，都遭到当地人民的唾弃和反抗。

第一个渗入广西来的基督教浸信会传教士纪好弼(RosweilHobayaves)于一八六二年沿西江水道由广州、肇庆进入广西的大门—梧州。当时梧州人民怀着警惕的心监视着这个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不给他居住，他只得宿在船上，白天上岸“传教”。几年没有结果。

1865年他由梧州沿江上到桂林，又遭到全城民众的反抗，限令立即离境，他被迫转回梧州。1871年终于被梧州人民把他驱逐回广州去了。

1880年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傅尔敦(FN1ToN)曾渗入到桂平城施医传教，但终于在1885年被桂平人民识破了他的侵略阴谋，把他赶走了。

1883年美国浸信会差派了中国人杰卿，第二次到梧州来开展“传教”活动，随后“传教士”仕文(Eyekiasy SiMMONS)于1885年来到梧州。企图借口群众拆毁教堂，向地方政府讹诈，立即遭到民众的坚决反对，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一）永远不准西教士入广西境内。（二）永远不准西教士在广西开设福音堂。当时并把这个西教士仕文驱逐回广州去。

1893年美国浸信会“传教士”仕文、牧冕等再进广西，这次是和几个中国信徒化装偷着进来的，特别是帝国主义分子牧冕，化装成中国的妇女，以掩人耳目，深入到平南石塘、鹏化。仕文又潜进到桂平江口一带活动，才被民众发觉把他们赶了回去。但是，这些美国派来的“传教士”仍停留在广东西江一带，日夜“祈祷”等候有那么一天，打开广西的大门。他们在广州、肇庆、罗定一带进行着准备工作。终于这个机会给他们等到了。当1897年北京政府与英国缔立通商条约，将梧州辟为通商口岸，外人享有经商及居留之机会，他们高兴的是“广西门户如今被打开了。”他们把广西变为他们的“自由世界。”

1897年这一年，首先到南宁的是美国宣道会“传教士”果华田(M.LaNdis)他开创了南宁地区宣道会工作。

其次是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麦坚士和英国传教士兼医生祁理扶，他们先后于1906年间开设教堂、医院、学校，发展了工作。

1915年美国安息日会派遣“传教士”谭保罗到南宁开展南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传教和医药工作。此外还有浸信会、五旬节会、水上福音船、基督教自立会。先后在南宁活动，现在把各教会和其附属事业的概况分述如下：

南宁中华圣公会及其附属事业

南宁中华圣公会的前身是“传道堂”，它是英国传教士兼医生祁理扶夫妇于1906年先到桂林准备开设传教和医院工作的，后来得知当时的广西督军陆荣廷把广西省府从桂林迁到南宁。于是祁理扶夫妇于1906年秋天由桂林转移到南宁，在南门外开设祁理扶医院，在医院左侧开设一间“传道堂”专为医病和传教之用。′`祁理扶从广东请来了一个中国女传道员叫叶爱德，人们尊称她“叶叔婆”专向来就诊的病人和未信教的人传道。再后请原来在宣道会做传道的黄谊宗先生（即黄敬一）和罗爱访在医院和传道堂传教。

祁理扶本人既做医生又做传教士，并给人施洗礼，例如黄德宽、何永宽、何慕洁，都是祁理扶为他们施洗礼的。

祁理扶为了扩充其医务和传教工作，于1912年还请英国人美姑娘、劳姑娘、斐姑娘，和一个美国人林师奶等人来协助其工作，他们还备有小汽船经常来往游弋于邕江，进行医务和传教工作。

当时他们组织一个“以玛内利”布道团，由祁理扶亲自任团长。又办了一个“以玛内利”不定期的刊物，进行传教工作，和报导医务状况。还在当时的仓西门大街（即现在民生路）开设一间通英药房。

祁理扶还开设一间“道育小学”，请一位中国的秀才教小学生读书。同时又开设一间“育婴院”，一般人称之为“娃娃楼”，专门收养被遗弃的婴女。有初生的，也有十一岁左右的，（最大的是十一岁）祁理扶主持时就收养有廿多个孤女。现在还健在的有祁成秀大姑、祁爱明二姑、（即凌雪卿住新阳路）祁六姑、（即李少娴，今住崇左县）祁二十姑（即李美莲，今住市一医院）等人。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在南宁的爱国人们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祁理扶和其夫人因为惧怕中国人民革命会打到他们身上，所以连同二十多名孤女撤到中越边界龙州县，看风驶舵，如果革命胜利就逃入安南。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破坏国共合作，祁理扶和孤女从龙州回到南宁继续其传教和医务工作。

安立甘宗“圣公会”在南宁

在1906年英国安立甘宗（系一种基督教的宗派，即圣公会）派英国“传教士”麦坚士来南宁开设圣公会。教堂设在民生路（即现在市人民政府礼堂对面，孔庙前的街道，又叫照壁塘）。

麦坚士来了不久又加派英国牧师娄明德前来协助传教工作。当时他们开办圣保罗小学，还有华人牧师曾纪岳，（广东人）华人传教士麦灵生、钟仁立。娄明德离开后又有一位英国牧师在此工作。麦灵生、钟仁立任圣保罗小学教师，此外，还请亭子圩炭相家雷万先生，和雷齐卿先生任教。该小学分为初小两个班，高小两个班，每班学生人数约有五十余人。初小有女学生，高小无女学生。当时在该校读书的有黄德宽，（即黄其新）李美莲。这两人现在还在南宁，以及黄谊宗（即黄敬一）杨景春。（他俩已故）

1924年国共合作，当时革命人民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这个圣公会和圣保罗小学停办了，他们把家私和风琴搬到中山路“传道会”即祁理扶医院存放，教会及小学人员撤走了。

1927年祁理扶医生和姑娘们以及二十多名孤女从龙州陆续回并做大量准备工作。并设计把医院和“传道会福音堂”重新拆除新建大楼及大礼拜堂。

1935年南宁教会和医院开始大发展教会方面

首先成立英国圣经布道会南宁传道区，由施戴德牧师为该会主席。

潘灵光牧师任南宁堂主任牧师。兼管邕宁县各分堂：1935年秦加福先生（华人）先到邕宁县苏圩开设教堂，陈玉泉、（即杨亚婆）卜坤、卢福华协助。秦加福于1935年冬又到邕宁县那陈圩、大塘、吴圩开设教会，由郑汉、冯信行协助。钟国祥先生 （华人）到蒲庙开设教会，并向那马、新圩、那楼、百济等处伸展。有黄相臣等协助。还有巫歧先生到邕宁县山圩一带开设教堂。

冯福泉先生（华人）到邕宁县杨美开设教会。并向那隆、龙头一带伸展。以上属邕宁县范围，由潘灵光牧师主持其发展及传教事务。

1935年费贻福先生（英国人）到百色开设教堂，并向田东、罗里等地发展。何奇恩牧师（英国人）到广东属钦州县开设教堂，并向东兴、江平、芒街、小董、灵山一带伸展。有潘启明牧师（华人）黄重光、梁萌武、周鼎三，等人协助。莫光宇牧师、蔡道生先生到武鸣开设教堂、并向思恩府、罗圩、陆斡、双桥、马头一带扩展。有张超云先生、何天佑、黄荣锦、张沛然、王长彦……等人协助，在武鸣开两期短期圣经训练班。主要由张超云主持。张超云先生在1944年和彭圣佣先生受何明华会督封立为会吏。（牧师）

1935年欧显光牧师（英国人）到上思开设教会，并扩充到扶绥、（东门）宁明、北江、海湾、大新一带。有吴求真、陈克宝、宋明华、林异萍、周志新、（后来卜坤也到此工作。）

陈诚明、黄恩复、陈振民等人为邕宁县属各分堂巡回传教。

到南宁之后，把祁理扶医院加以扩充，增设病床，由十多铺床位增到三十多铺。又增设了一部十字救护车。祁理扶大搞施医赠药，又亲自驶车到吴圩、苏圩、那陈、大塘、蒲庙、那马……等地为病人看病，施医赠药，因此在南宁附近百十里内外老幼都闻知祁理扶医生的名声。

英国圣经布道会与祁理扶传道堂合并

1926年英国圣经布道会，简称(B.C.M.S.)趁着南宁反帝高潮暂时停止活动。原在四川省传教的英国人费贻福先生来到南宁。他到南宁后，本想另辟新基，但祁理扶认为后继有人，他认为自己年岁较老，而且他过去开设医院教堂系私人资金，靠开药房、医院，牟取利润来养“教会”的，他没有差会背景，而费贻福属英国圣经布道会，有西差会做其后盾。（祁理扶是英国人，未来中国之前，曾在印度开医院、传教）所以祁理扶无条件地把道济医院、传道堂交给英国圣经布道会，由费贻福代表该会接收医院和传道堂。英国圣经布道会得到这个大好机会，于1929年派英国人施戴德前来主持教务。又派来英国人胡来苏医生主持医务工作。祁理扶于1930年春回港度其晚年。

1930年施戴德、胡来苏接办“道济医院”和“传道堂”，即把医院改名为道救医院，把“传道堂”改为“传道会”（切合圣经布道会意义）。

1930年英国人包美德姑娘从贵县来到南宁。协助医务工作，担任护士长职务，护士有罗爱访和几个比较大的孤女祁爱明（凌雪卿）祁六姑（李少娴）亦先后担负护士工作。李少娴为药剂士。

1932年英国圣经布道会加派大批“传教士”“医务人员”来到南宁。如：潘灵光牧师、莫光宇牧师、何奇恩牧师、欧显光牧师、蔡道生先生，还有传教士毕恩赐姑娘、夏恩雨医生、黄扶民医生。他们到南宁后先请教张群先生等教他们学汉文、讲粤语。

在南宁南国街租一房子开了两期圣经短期训练班。吴学真、梁馀福、罗毓民等人曾先后在训练班学习。

1935年黄谊宗（他本来是南宁宣道会的传教士，祁理扶请他到“传道堂”任传教，并应许送他到梧州建道圣经学院读神学，适于1935年黄毕业回邕。1936年暑期，施戴德等西人到香港避暑，把他带到香港，并由当时的港粤教区会督何明华在港按立他为牧师，并把黄谊宗这名改为黄敬一，回来后任南宁堂牧师。有钟志诚姑娘（华人）为女传道。还有梁淦泉先生、卢秀贤姑娘专向门诊病人，和住院病人“谈道”。

医务方面：

1935年把原来的道济医院拆除，改建成一座有三层楼房的医院，并把道济医院改称道救医院。由夏恩雨任院长。夏恩雨是英国伦敦医学院毕业，在门诊室用玻璃架将毕业证公之于众，以显其名声，作招徕之术。

在改建医院的同时，也把“传道会福音堂”拆卸改建成一座有楼的礼拜堂，楼上为礼拜堂，地下前进是福音堂，逢星期二、四、日三个晚上讲街书。（即向外布道）凡是走过这街门口的人，都被“请”进来听讲。后进是牧师住宅。黄敬一牧师由港回来后就在此处住宿。

在医院和礼拜堂改建时间在南国街租一房子（即黄泥巷）为医院，和临时礼拜堂。

中山路礼拜堂落成后，即在礼拜堂过宗教生活，礼拜堂前进白天打开大门摆上宗教书刊，由黄启仁管理，并向人讲解福音真道。

中山路道救医院建完落成后，扩充病床，三楼是西人住宅。二楼和楼下后进均为病房，和留产室，由原来的三十多床位增到六十多床位，药房设在楼下中间，不论门诊或留医均由这药房发放药品。每天夏恩雨、黄扶民均门诊，和主理留医病人。早上六点半查房，七点半开始门诊。每天上、下午均门诊，因此就诊病人，和住院者日以百计。因为医务繁忙从香港聘一位加拿大医生姓司徒的来协助工作，还从香港请来了两位护士，（一般人称之为十八姑，廿二姑）忘记其姓名了。当时在道救医院做护士的还有韦仁兴、黄德明、吴德才、凌雪卿、李少娴，贵县来的韦洁芳姑娘。和新学的黄竹楼等人。

1935年派李惠仁护士长（后来成为施戴德的夫人）到武鸣开分诊所。由何天佑的师奶协助做护士工作。

1935年派包美德姑娘到蒲庙开分诊所。

黄扶民、夏恩雨，还经常和施戴德、潘灵光驾驶十字救护车到武鸣、双桥、罗圩、苏圩、那陈、大塘、小董、吴圩等地所谓“施医赠药”，以继承祁理扶的衣钵。他们还经常教人唱“传道医病，引人归主”的短歌。来宣扬他们的恩德。1935年至1938年可称为“南宁传道区”的黄金时代。不论是传教工作或医务工作，真是极盛一时。当时“西教士”凭借着邕宁县长方德华的官符，和律师兰程祺，南宁专员李昼新的保护。这些“西教士”以南宁地区为他们的自由世界，不可一世。

“英国圣经布道会南宁传道区”变为“中华圣公南宁传道区”

一九三七年中华圣公会总议会（全国圣公会各教区联合召开的会议）在上海召开。当时施戴德牧师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了会议。施戴德提请总议会承认接纳“南宁传道区”为“中华圣公会南宁教区”并封立施戴德为南宁教区会督（即主教）。但总议会以“信仰不同”和南宁传道区未合格为理由，拒绝承认接纳南宁传道区为南宁教区，但同意定名为“中华圣公会南宁传道区”。因南宁传道区未足七位牧师，不能成为“教区”，所以只能作为“传道区”。全国总议会委话港粤教区会督何明华协助南宁传道区教务工作，如封立牧师。施行按首礼（即圣信礼）等，但经济上和教会行政仍直属于英国圣经布道会。

施戴德从上海开会回来后，把“英国圣经布道会南宁传道区”正式命名为“中华圣公会南宁传道区”。南宁堂则冠以“中华圣公会南宁救恩堂“。武鸣教会冠以“中华圣公会武鸣救主堂。”其他各分堂均称为某地圣公会福音堂。例如苏圩即称为“中华圣公会苏圩福音堂”其他均按此类推改称。

为什么“英国圣经布道会”忽然变成“中华圣公会”呢?因当时中国广大有爱国志向的信徒纷纷起来要求“自立、自养、自传”这些外国“传教士”采取换汤不换药的手法，把教会冠以“中华”二字，以掩人耳目。全国各地教会形成一片中华教会，例如“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基督教循道会”“中华圣公会”……等如雨后春笋应时而生。“南宁中华圣公会救恩堂”。“中华圣公会南宁传道区”也是这样应运而生!

林道亮牧师师母被炸死和道救医院被炸

梧州建道圣经学院因抗战关系由梧州搬往龙州。1939年2月26日，轮船途经永淳海面被日本帝国主义飞机轰炸和用机枪扫射，当场打死该院林道亮教师（牧师）的师母。还有神学生张耀书被机枪打中脚大姆指。

道救医院得信息后由庞惠汉（即三十哥）驱十字救护车和黄扶民医生前往永淳把林师母尸体运到南宁。同时把伤者张耀书运到南宁道救医院救治。

一九三九年阴历七月十六日，有日机九架飞临南宁上空，这些飞机不用俯冲，而是平平的飞在空中，不到十五分钟的时间，同时投下炸弹三百多枚，全落在中山路一带，道救医院的西南角中弹，倒了一隅。弹片、玻璃四处飞溅。护士杨秀珠被玻片擦伤，嚎啕大哭，医院的病人，及护理人员惊慌失措，在医院内的防空洞，也被震动摇摇幌幌，炸弹声刚一停，人们纷纷向龙善堂方向逃跑。在防空洞内的西人，也不顾一切跳到龙善堂外的莲藕塘里去，笔者也从男宿舍楼上跳下，（约有一丈多高）不觉得疼痛，向外面逃跑。

当天是七月十六节日，佛教水月庵许多善男信女到庵拜佛，不幸一炸弹，正中庵堂，被炸死者六七十人。

南宁第一次沦陷教会情况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南宁第一次沦陷。

十一月在南宁的“西教士”。如：潘灵光及其夫人夏恩雨、施戴德及其夫人李惠仁、包美德姑娘、毕恩赐姑娘蔡道生牧师等纷纷离邕去港。

华人牧师黄敬一及其家人，道救医院所有中、上层人员如：李重生、韦仁兴、罗爱访等连同各家属都退到武鸣县思恩府一带避难。（下层职工给三个月薪金遗散）

当其他“西教士”离邕回港之际，唯独英国人黄扶民医生，欧显光牧师与日本帝国主义勾通，他俩留在南宁，阻止难民疏散，要他们做日寇的顺民美名为“难民收容所”收容了三百余名“难民”，他们都集中在道救医院一至三楼居住，并由黄扶民驾驶十字救护车到当时日伪维持会临时开放的集市—心圩，买米、柴、油、盐等生活必须品供给“难民”。因此有功，蒋介石给黄扶民、欧显光各奖奖章一枚。

南宁第一次光复教会如何

一九四〇年十月八日南宁第一次光复。日寇退出南宁后，英国人施戴德夫妇、潘灵光夫妇、蔡道生先生，又新来一位迪伟堂牧师夫妇，还有包美德姑娘、毕恩赐姑娘，新增徐美莲姑娘、黄扶民的老母黄师太都涌到南宁。

夏恩雨仍任院长，黄扶民为医生，继续开门诊和留医。

教会方面：潘灵光任南宁堂主任牧师，黄敬一牧师调往蒲庙，包美德到蒲庙开诊。（分诊所）蔡道生到武鸣工作。欧显光任南宁堂所属几个分堂所“区干牧”还有一个华人牧师郭复和，后来他进入安南。费贻福也由四川回邕，但因与施戴德不和而回国。（莫光宇、何奇恩不再来了）

1940年聘请上海伯特利神学院毕业生彭圣佣，邱玉源来南宁工作。后来邱玉源投考音专，彭圣佣仍留在南宁工作。

南宁圣约翰神道书院的始末

中华圣公会南宁传道区为了培养传教人员，于1941年5月11日南宁圣约翰神道书院正式开学，这是第一次光复后南宁传道区所办的第一件大事，院址是租用南较场陆荣廷的第三儿子陆庆林的两座楼房做校舍，（即现在红星路，区党委所在地）右边三进是神道书院，课堂、学生宿舍、阅书室和迪伟堂牧师夫妇住房，第三进的三楼是大课堂，左边有花园的房屋是学院院长施戴德及其家人的住区。教师有施院长（兼），潘灵光牧师、彭圣佣先生，毕恩赐姑娘、施戴德夫人李惠仁教英语，黄扶民的老母亲黄师太教风琴，此外，请语文老师陈同专教语文。（解放后才知道陈同老师系四中教师）。第一期的学生有女生何佩真（因肺结核第一期未放假而死亡）郭鸣真、梁非比、黄爱明。男生有吴俊才、黄恩复、吴英才、梁淦泉、盘佣皿（他只读两月退学）

第二期1941年9月1日开学，女生仍如上期三人，男生加了陈诚明、陈振民、郭明祺三人。因潘启明牧师于41年夏天由东兴调来南宁，因此辞退陈同老师，由潘启明教语文，同时请中央银行南宁分行的一位会计师朱老师教会计学。

1941至1943年夏在南宁上国街粤东会馆租一间向街的铺面叫做“圣彼得堂”每礼拜天由圣约翰书院的院长施戴德由南较场坐自行车到该堂主领礼拜兼讲道，男女学生由南较场步行到上国街圣彼得堂参加礼拜，晚上又同样步行去该堂向外布道，讲道由学生轮流主讲。

施戴德对学生十分苛刻，每餐要学生先吃两碗红薯，然后才许吃粗米饭，从来没有肉类吃，而且都是买些烂青菜，发臭的豆芽、南瓜等做菜。学生想加菜，只有等候下烟雾时，虾子浮头，学生到塘边用竹泥箕捞虾来吃，改善生活。施戴德要学生礼拜天由南较场至上国街徒步来回四趟，学生苦不堪言。学生中除梁非比一人系自费外，其他均为公费，所谓“公费”就是免交学费，吃学校的粗米饭。（包括红薯在内）衣服和零用钱是学生自己解决，当时系光复后不久，学生衣服烂褛，头发长了也无钱理发，学生只好用剪刀互相剪发脚，有些不大会剪的也只好似“长毛贼。”学生们一致要求退学，施戴德还引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来“安慰”学生。因同学们再三表示坚决退学后，改由潘灵光任院长。他还做些表面工作，如中午和同学们吃午膳，取销先吃两碗红薯，每周加一次菜，每人得吃二市两猪肉等，还买了一把发剪，要同学们学理发，互相帮着理发。这样同学们才继续留下来，受神学的“深造。”

南宁圣约翰神道书院由1941年5月11日开学，至1943年春季，（即放暑假时）宣告停办，本来要三年，共六期才毕业的，

但这些“西教士”却有首无尾，有始无终，才五个学期，不再办下去了。

该院停办了，由潘灵光宣布，并征求谁愿继续深造者可报名，到当时在贵州独山开学的“上海伯特利神学院”继学，有陈诚明、郭鸣真（女）吴英才报名，其他均各散西东。

“英国民众援华救济会广西分会”的出现

1941年南宁第一次光复后，“英国民众援华救济会广西分会”在南宁成立，英国人欧显光牧师为会长，潘灵光、施戴德、夏恩雨、黄扶民等共五人为委员，欧、施等人以“英国民众援华救济会广西分会”这块金牌与当时邕宁县县长方德华、南宁专员公署李昼新、名律师兰程祺来往至密。

广西分会的任务是为邕钦路一带国民党军队服务，在吴圩、大塘、南晓、台马、小董均设救济站，三官区所在地大塘是大站，三官区区长黄震球，也常到南宁和欧显光会谈，在大塘圩请五、六位医务人员来南宁学习医术。英国民众援华救济会，实际上只是为国民党的军队服务。

南宁第二次沦陷南宁教会动态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南宁第二次沦陷于日寇。

第一次沦陷时英、美、日互相勾结，所以黄扶民、欧显光留在南宁“救济难民”，但第二次沦陷时，英美日已宣战，在南宁之“西教士”相继逃命。从南宁撤退的英国人，道救医院的医生黄扶民，应蒋介石之聘到浙江某地国民党空军医院做军医，直到1946年黄扶民从空军医院转来南宁时，又一次获得蒋介石的奖状和奖章。

在南宁论陷前夕，中华圣公会港粤教区会督何明华匆匆赶到南宁按立彭圣佣、张超云为牧师（会长）。所有华人教士、医务人员向百色撤退。潘启明牧师逃到武鸣的玕珰，当地政府以为他是汉奸，而把他拘留。后逃到思恩府。彭圣佣牧师偕其夫人陈思灵逃往邕宁县洞天乡那投村教友覃振生处避难。

日寇于一九四五年5、6月间撤离南宁时，把道救医院的所有楼房付之一炬，医院所有家私什物化成灰烬。

抗战胜利后“西教士”重来，形成“传教”“医务”第二个高潮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西教士”“医务人员”重来南宁，恢复宣教。

潘灵光于四六年元月，乘飞机到昆明，接收美军留下的一架十字救护车。并亲自把车从昆明驶到贵州省贵阳市，约定在毕节“上海伯特利神学院”的郭鸣真、吴英才到贵阳会合，同乘该救护车回南宁。这车是中吉普车，一般称为“道奇”车，他们三人于二月初旬回到南宁。因医院被烧毁，潘灵光下榻于医院平房男宿舍间。不久郭鸣真被派到百色堂传教，吴俊才、吴英才任巡回布道员，先后到武鸣、双桥、罗圩、百色、小董、苏圩、蒲庙各堂布道。

六月间施戴德夫妇，欧显光、毕恩赐、夏恩雨、黄扶民、包美德、劳冠英、徐美莲、白美玉、黄扶民的夫人，和黄扶民的母亲等人回抵南宁。

在他们到来之前潘灵光主持把道救医院修复，这次把原来的三层楼改为二层楼，医院后进约有三分之一放空，以便临江街之扩建，还是请柳州宣道会教友马桂南监工。在修建过程，用礼拜堂地下前进（即原来福音堂）作医院门诊之用。

传教事业又重新布局：施戴德夫妇任武鸣堂牧师和分诊所医生。兼管双桥、罗圩、等分堂。潘灵光牧师为南宁救恩堂牧师， （彭圣佣已辞职回无锡）吴英才为该堂传道主任，何慕洁为女传道。黄敬一牧师调往武鸣协助施戴德。

潘启明牧师任百色堂牧师，（后蔡道生也到百色）钟国祥先生任田东平马堂传教。陈诚明先生在蒲庙传教，冯信行、吴俊才在苏圩堂，毕恩赐、郭鸣真到钦州租屋新开传道之门。周鼎三在小董传教。

包美德到蒲庙分诊所做医生。（钟国祥从田东回蒲庙工作）

在第二次沦陷期间百色没有沦陷，因此由伯特利毕业生雷连启和卢秀贤姑娘在那里传教，后他俩结成夫妇，1946年底辞职回广东台山。

可以说自一九四六年夏季开始至一九四八年是南宁传道区，传教事业、医务事业、教育事业第二个高潮。可称为“黄金时代”。下面举其几件大事以可见其全貌。

1、大修救恩堂礼拜堂，焕然一新：

一九四七年春礼拜堂犬横梁被白蚁蛀蚀，教友黄二婶病故，他未死前把平时节俭下来的黄金三两多全部交给潘灵光牧师，潘即用这些款大修礼拜堂，粉刷一新，并在一石碑于礼拜堂门口说明黄二婶遗下黄金作修堂之用以志不忘。

2、召开奋兴布道大会。

1947年，为了振兴教会和扩大传教事业，特聘请奋兴布道家 （环球布道家）计志文牧师来南宁开奋兴布道大会共十天之久。每天有早、午、晚三次奋兴布道大会，由郭鸣真领唱，吴英才把普通话译成粤语，当时还请各堂传教士专程回来参加大会，圣公会和宣道会两会信徒每次二、三百人参加大会。

3、开办南宁救恩小学：

1948年以何健生先生为首筹办“南宁救恩小学”，后选出何健生为小学的董事长，何忠、崔广仁、陈兴祥、何亮、叶志荣、潘灵光、欧显光、夏恩雨等人为董事。由许日宁为校长，谢晋雯为教务主任，有农健，何雪梅、黄惠莲、冯金宝等为教师，校址设在民生路（即现在市人民政府侧对面）租用黄旭初公馆为校舍，解放后黄旭初的产业属官僚资产由国家收回国有，把校舍收回，救恩小学只好搬到中山路，用道救医院部分病室为校舍，用礼拜堂楼下为办公室，也用福音堂做课室，地方太窄，后来由中华圣公会南宁传道区常务委员会于1952年申请南宁市人民政府接办，并把该校并入中山南段小学（当时的第七小学）。

4、在小董开办道爱医院。

1948年道爱医院在钦州属小董成立。这院的成立是因贯彻美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宗旨—“农村复兴工作”而开设的，是“农复会”送给道救医院大批药品和医药器械而开办的，派英国人黄扶民为院长，兼主治医生，华人黄竹楼为医佐。崔亮为药剂士，周德英、农××为护士，何有民为总务。

首先在小董圩的圩口处租用一官僚的楼房为院址，后来在圩.边购得大片土地，而大兴土木建成道爱医院。

小董教会仍由周鼎三先生主持。逢礼拜夭，医院的医务人员到教会礼拜。

总而言之，1946年至1948年是南宁传道区的教会，医院、学校等第二个黄金时代。是全盛之时期。

美国救济总署所办“中国农村工作复兴委员会”在南宁出现

1948年“农复会”在南宁成立，首先由美国人保罗到南宁开展工作。在南宁的潘灵光、夏恩雨、欧显光，与保罗形影不离，后来以旧省府，（即详关下桂林师范学院校舍）今之广西军区所在地为农复会会址。当时有华人马器、何健生、何忠、黄保罗（即黄敬一的儿子，今名黄恩来）冯少麟等人在该会工作。

美国人保罗将大批医疗器械，药品移交道救医院和小乐园医院。1949年解放前夕保罗逃跑回国，在该会的人也分散。有个别人则趁大发其横财，何健生就得了一部大卡车，私自卖给梁春伦，解放后军管会将该车追回。

解放前夕何明华匆匆来邕策动应变

1949年的夏天，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天堑长江，南京上海先后解放，眼看南宁也将要和全国一样解放了，正在这个时候作为中华圣公会港粤教区会督的何明华（英国人）从香港匆匆跑到南宁美其名为视察，实则是策划应变机宜，对在南宁的英人施戴德、潘灵光作了重要的机密指示，又跑到武鸣小董等地活动，布置工作。就回香港去了，他到南宁布置的内容是：(一）命令南宁传道区所有的传道人员，一律坚守岗位，在解放时不得离开。 （二）带来大批重庆政协会议时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给中华圣公会总议会关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解放区教会工作照常进行的信件照片，分发给南宁传道区的“西教士”准备凭借

来应变。（三）从香港运来一批救济品及款项，要教会“救济”从解放区逃来南宁的“难民”。

南宁解放教会的动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南宁解放了，当时英国人施戴德牧师及其夫人李惠仁，及其子女，还有中国籍牧师黄敬一仍在武鸣。潘灵光牧师及其夫人夏恩雨医生、欧显光牧师、毕恩赐、徐美莲、白美玉、劳冠英姑娘们都在南宁。

黄扶民医生和其夫人仍在小董道爱医院，包美德护士长还在蒲庙工作。

当时南宁圣公会礼拜堂和各地教堂因何明华事先的布署，因此不但没有逃避，还每礼拜天过着正常的宗教活动。解放军从不到教会干预。教友们大部份对解放军也是有一定认识的，只有何忠、何健生弟兄两人及其家人到道救医院“避难”。也有很大部份的人是抱观望态度的。

英国牧师施戴德夫妇、潘灵光和他的夫人夏恩雨医生对共产党有怀疑的态度，因此于一九五O年六月底离南宁返港。留在南宁的尚有英国人欧显光牧师、毕恩赐姑娘、白美玉护士、徐美莲姑娘、劳冠英姑娘留在南宁，包美德护士长仍在蒲庙，黄扶民医生夫妇仍在小董，他们仍支配教会及医院的大权。也可以说南宁人民得到解放了，但教会和医院（即道救医院）尚未得到解放。

中华圣公会南宁传道区“三自革新运动”

一九五〇年九月廿三日中国基督教的首领们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发起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南宁中华圣公会的信徒也纷纷行动起来响应爱国爱教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革新运动，绝大部份的教徒在三自革新宣言上签名，因此中华圣公会南宁传道区包括南宁救恩堂，武鸣的救主堂、罗圩、双桥、蒲庙、苏圩、小董、百色等分堂在内均派出代表于一九五一年元月七日在南宁救恩堂举行“中华圣公会南宁传道区”实行三自革新大会。正式宣布全个传道区各堂斩断和西差会的关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革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但是西差会是不甘心中国教徒站立起来的，他们还是千方百计要破坏我国教会的“三自”运动，就以当时仍在南宁的西教士欧显光牧师来说，当我们在一九五〇年十月中华圣公会南宁传道区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之时，他们以“顾问”的名义对这次会议进行操纵，到会的代表提出要“三自”（即自治、自养、自传）之时，欧显光深知中国信徒实行三自后，他们就会失去控制甚至利用中国教会的机会。因此进行软硬兼施的手腕，欧显光公然地威胁代表们说：实行三自要得到英国圣经布道会（西差会）的批准，否则不能实行“三自”。因此强迫代表通过致函英国圣经布道会提出请求批准我“中华圣公会南宁传道区”准予“三自”。欧显光用软的方法是利用个别代表对“三自”的认识不足，对西差会还抱有幻想的弱点，进行利诱，他说：你们要实行“三自”因为没有基金，不如先请求西差会拨十二万元港币做基金，这样才有经济基础，因此在“顾问”欧显光的甜言蜜语的迷惑下，表面上实行“三自”但仍对西差会抱有幻想，所以用代表会的名义致函“英国圣经布道会”要求批准我“传道区”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革新”运动，同时要求拨助港币十二万元作为自养基金，也要等批复后才正式宣布“三自”。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英国圣经布道会”打来电报表示同意“中华圣公会南宁传道区”实行三自，并将该会行政管理权全部交给“传道区常务委员会”。但接着“英国圣经布道会”总干事侯活顿先生又来函对已同意实行“三自”的“南宁传道区发出如下的命令：1、本会的华南现有之传道人员，如区议会认为仍然有帮助及需要者，即可继续工作，其去留需得本会之同意。（见来信第六项之指示）2、本会对南宁传道区之工作仍旧保存关心，（联系）尤其藉着代祷方面来维系”。3、会议提请拨助港币十二万

元难予照准。”从以上可见西差会玩弄了两面手法，一方面伪装开明，同意我会实行“三自”。一方面企图收买继续利用控制。同时也摆出了帝国主义一副老奸巨滑的伪善相，对请求拨助的港币十二万元一口拒绝，对某些代表存侥幸心理的幻想，也是完全变成泡影。

还有在“传道区议会时，还有一项议案，就是邀请当时在广州救主堂任会吏总的华人牧师江之永牧师任南宁传道区会督（即主教）一事。英国圣经布道会”却诡诈地批示说“假若如是（指聘江泳为会督事）则该会督便为南宁传道区议会主席，到时可以与彼商讨，使本会如何在财力上加以帮助，本会当尽一切力量加以经济上之协助。”从这些滑稽之表演，可见西差会，决不甘心放弃控制利用中国教会为其服务的狼子野心了。也说明我们实行“三自”和外来反“三自”的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

一九五一年元月七日“中华圣公会南宁传道区”在南宁救恩堂宣布实行“三自革新”运动。从此“中华圣公会南宁传道区”才真正由中国教徒起来实行自治、自养、自传。教会的会务和附属事业均由“中华圣公会南宁传道区常务委员会”统一管理。常务委员会选出华人牧师黄敬一为主席。潘启明牧师为副主席，吴英才为总干事，何健生为副总干事，崔广仁、何忠、何慕洁等为常务委员。

在宣布实行“三自”之后，即通知当时还盘据在南宁的英国牧师欧显光和传教士毕恩赐、徐美莲、包美德、白美玉、劳冠英等六个外籍人离南宁，同时常委会也通知在小董道爱医院的英国人黄扶民夫妇回国，常务委员会将这些决定呈报中南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一年二月接到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批复同意这些外籍人离境回国，他们遂取道柳州由柳州乘火车经桂林、衡阳、广州去香港回国。从此中华圣公会南宁传道区的各教堂，医院真正由中国教徒自治、自养、自传。

南宁救恩堂由常委会副主席潘启明兼任堂主任牧师，总干事吴英才兼任该堂男传教士，何慕洁为女传教士。

南宁道救医院即由常务委员会聘请黄德宽医生为院长兼医生。同时聘任黄竹楼医生为小董道爱医院院长兼医生之职。黄敬一牧师仍任武鸣救主堂牧师，钟国祥先生任蒲庙堂传教士。冯信行先生任苏圩堂传教士，周鼎三先生任小董传教士。陈诚明先生任百色堂传教士。

为了解决“自养”的经费问题，在南宁的教牧同工兴办牛奶场，定名为“新力农场”，由潘启明牧师兼任新力农场经理，吴英才兼供销员，挤牛奶和派送牛奶。还请教友吴兼才，罗远威、梁连升为场员，牛奶场先设在本市中山路东二里，后来搬到长漂岭租用冯信行的一幅园地为场地，他们每早两三点钟开始挤牛奶，即送回中山路教会内加工蒸熟入瓶分送给订户。潘启明牧师的爱人赖一真，吴英才的爱人廖路得每天很早就起身负责蒸制牛奶，把鲜熟牛奶入瓶。下午又清洗奶瓶，他们是义务劳动，数年如一日，从来没有酬劳，他们从无怨言。每天分早晚派送牛奶两次，由吴英才、吴兼才、罗远威三人骑自行车分头派送牛奶。如订户在附近的则由赖一真等人用手提派送，他们一心一意为了解决教会的“三自”特别是自养，而不惜辛勤劳动，他们为解决自治、自养、自传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同时做到自食其力，生产社会财富，为人民的饮用牛奶做了不少贡献，因为奶场卫生工作做得出色，得到区、市防疫站和卫生部门的好评，也得到订户的支持。他们本着基督教教义的精神，从不掺假，因此得到订户的表扬，这个牛奶场也越办越好，由开始的三头奶牛增加到十八头奶牛。（当时何健生副总干事为了减轻自养的负担到市二中任职。何慕洁女传教士也到市四幼任职。）南宁救恩堂的“三自”和“传道区常务委员会”的“三自”工作就由潘启明牧师、吴英才传教士负责。

政府接办南宁道救医院和小董道爱医院

南宁道救医院和小董道爱医院。原是教会举办的附属事业，因教会已实行“三自”而且当时常务委员会的人员减少，该会副主席潘启明牧师和总干事吴英才集中精力投入新力农场，办好牛奶场，和办好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工作，加上办理医院我们都没有经验和业务知识，（这两间医院的差会背境是属英国的，当时英国政府已和我国人民政府有外交往来，英国设代办处于上海所以不列入帝国主义敌产接收）但我们确实无能为力领导医院，虽已聘请黄德宽为道救医院院长兼医生，聘请黄竹楼为小董道爱医院院长兼医生，但对医务和业务上我们都无能为力去管理，因此，常务委员会申请南宁市人民政府接办道救医院，申请钦县人民政府接办小董道爱医院，更好地发挥医院救死扶伤，为直接地更好地为人民的健康而服务。

南宁市人民政府于一九五三年五、六月间叫医院整理财产、药物、医疗器械等的清册。市人民政府派雷荣珂副市长代表政府签字接办，南宁道救医院，在一九五三年六月由吴英才总干事代表常务委员会签字移交。当天市人民政府设宴在道救医院内招待常委会在邕人员和医院员工，和部份教友代表，大家共庆道救医院从此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更发挥积极作用为人民的健康服务。

湛江专区（因当时钦州、小董仍隶属广东省）也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派员到钦州县小董镇接办小董道爱医院，常委会派吴英才总干事到小董办理移交手续。至此中华圣公会南宁传道区的附属事业，即救恩小学，南宁道救医院，小董道爱医院等完全由人民政府接办。传道区常务委员会就更能集中精神于教会方面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工作。推进各堂的“三自”工作。

来源：思恩府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