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中国科幻发展迅速，在作品数量、质量以及影响力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果，其思维模式也从人类中心主义逐渐转向宇宙生态视角。这一转变涉及哲学、科学等多领域的内涵，具有重要探讨价值。

——一场深度对话

主持人（杨枫，成都八光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CEO，《中国科幻口述史》主编）：

近年来，中国科幻发展迅速，在作品数量、质量以及影响力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果，其思维模式也从人类中心主义逐渐转向宇宙生态视角。这一转变涉及哲学、科学等多领域的内涵，具有重要探讨价值。

今天，我荣幸地请到了科幻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孟庆枢教授和新生代研究者李子琪博士，共同探讨中国科幻中 “超级生命” 宇宙观的独特含义。首先，请孟老师阐述“宇宙是超级生命”这一理念的原创价值及其理论意义。

3月29日晚，2025AI赋能正能量创作大会在广西南宁举行。图为大会举行赋能启动仪式。中新社记者陈冠言摄。（插图与本文内容无关）

孟庆枢教授（科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

感谢主持人。“宇宙是超级生命” 这一理念，不仅是对传统认知框架的重塑，更是对机械论科学范式的超越与再构。它挑战了笛卡尔的主客二分理论，提出了一个以整体性和生命性为核心的宇宙观。这一理念的理论基础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量子时代生命哲学的演进显示，量子纠缠中的 “超距作用”。简单来说，量子纠缠指两个或多个量子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关联，即使相隔遥远距离，一个量子的状态变化能瞬间影响另一个量子，这种超远距离的相互作用被称为 “超距作用”。它类似于生命体全息神经网络的特征，符合全息宇宙假说。量子纠缠的非局域关联表明，宇宙可能具有某种类似‘意识’的整体性特征。这里的‘意识’并非人类主观认知层面的意识概念，而是指宇宙各部分之间存在的一种超出常规物质关联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使得宇宙呈现出整体协同的状态，而不仅仅是物质的简单堆砌。

其次，天体物理学揭示的星系演化自组织规律和生物代谢系统的跨尺度结构相似性进一步支持这一观点。例如，宇宙的大尺度结构（如星系团和纤维状网络）与神经元网络的拓扑相似性已被证实。202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机器学习领域的突破性研究，其中深度神经网络在物理学中的应用成果显著。这一结合为探索宇宙生命属性提供了新视角，意味着可从新的技术角度去认识宇宙的生命特征。此外，“模拟宇宙” 假说认为，宇宙可能是高维生命设计的虚拟系统，这一观点为 “超级生命” 理念提供了思辨依据。暗能量驱动的宇宙加速膨胀，与 “宇宙智能生存策略” 假说相呼应：系统通过空间扩展维持信息熵的动态平衡，突破了传统机械论宇宙观的静态局限。

这一理念还为东方整体性宇宙观提供了现代诠释。《周易》中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 的生成论和《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的齐物观，获得了科学与哲学的双重共鸣。以刘慈欣的《三体》为例，作品的叙事不仅是科幻的想象，更是对宇宙生命体征的深刻洞察。“黑暗森林” 法则可视为宇宙生命体的免疫应激机制：文明间的竞争如同生物体内排除异己的防御反应，与中医 “扶正祛邪” 的系统平衡思想不谋而合。个体文明的意志与整体宇宙规律通过迭代博弈实现动态统一，展现了生命系统的复杂适应性。

3月29日晚，2025AI赋能正能量创作大会在广西南宁举行。图为“商汤如影”AI数字人视频生成平台生成的钱学森数字分身为儿童上课。中新社记者陈冠言摄（插图与本文内容无关）

李子琪博士（新生代科幻研究学者）：

孟老师提出的 “宇宙是超级生命” 理念具有突破性，因为它彻底打破了主客二分的思维局限。传统科幻叙事通常囿于人类中心主义或技术异化的框架，深受马克斯・韦伯 “祛魅世界” 理论的影响。而在《回声・镜鉴・对话 —— 中日文化与文学》中，孟老师探讨了中日文化与文学的内在联系及发展，其中提出的有机论哲学和整体论视角打破传统思维局限，为未来文学与科幻研究提供了新方向。

从纵向维度看，这一理念超越了笛卡尔的原子化思维。量子神经元学说认为，神经元活动可能存在量子层面的机制，这一学说为理解大脑认知和意识产生提供了新视角。该理念融合了量子神经元学说与东方哲学的变易观，实现了跨学科的理论融合与创新。例如，意识的量子计算假说认为，意识源于微管中的量子效应，与《周易》中的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的生成逻辑形成跨文化的共鸣。从横向维度看，王晋康的《黄金的魔力》中技术异化与道德悖论的交织，揭示了物欲驱动下的人性跃迁。这种具身性体验回应了孟老师提出的 “五维存在向度” 框架 —— 碳基基因、硅基创生、电磁共振、暗能量共鸣和宇宙记忆体。碳基基因代表生命的基础构成；硅基创生涉及人工智能等新生命形式的创造；电磁共振体现微观层面的能量交互；暗能量共鸣关联宇宙宏观的未知力量；宇宙记忆体则象征着宇宙对所有信息的存储与传承，这一框架从多维度阐述了生命与宇宙的关系。这一思辨体系贯穿了物质与意识的演化光谱，突破了线性因果论的限制。

这些文本实践进一步验证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在文学中的适用性。“人性救赎” 不再是叙事的终点，而是生命晶格周期性振动中的对称破缺现象，体现为系统涌现的动态平衡。这种洞察不仅深化了科幻的哲学意蕴，也为跨学科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3月28日，以“科学梦想创造未来”为主题的2025中国科幻大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图为《我们·智慧·AI》科幻主题秀。中新社记者张祥毅摄

主持人：在“宇宙是超级生命”这一新宇宙观的框架下，中国科幻面临哪些独特机遇？

孟庆枢：首要机遇是文化基因的转型。这一转型并非简单延续传统，而是将中国哲学中的 “天人合一” 与现代宇宙学相结合，推动认知模式的革新。这种 “后人类语境” 继承了《庄子・齐物论》中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等传统智慧，并借助科幻叙事，将其升华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来想象。具体来说，这一机遇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文化基因的重塑为中国科幻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资源。例如，儒家 “仁” 的伦理观倡导关爱他人、尊重生命。在科幻叙事中，这种伦理观可以延伸至对宇宙中各种生命体的关怀。例如，在一些中国科幻作品里，会探讨人类与外星文明相遇时，如何以‘仁’的理念去理解、尊重外星生命的生存方式和发展需求。这与西方科幻中常见的个体主义叙事形成鲜明对比，西方科幻往往更侧重于个体英雄主义以及人类个体在宇宙中的冒险与成长。其次，这一转型激发了叙事创新的可能，使中国科幻能够突破西方主导的 “技术乌托邦” 框架，转向探索宇宙生命与人类命运的共生关系。最后，这一认知突破为跨学科研究开辟了空间，例如结合复杂系统理论与东方哲学，重新定义宇宙生命的动态本质。总的来说，后人类语境下的中国科幻不仅是文学形式的创新，也带来了文化与认知的双重跃迁。它根植于深厚的传统，面向宇宙的未知，展现了中国智慧在全球思想版图中的独特光芒。若能充分挖掘这一机遇，可能会重新塑造人类对宇宙生命的理解。

李子琪：中国科幻面临的另一机遇在于跨媒介叙事引发的产业革命。科幻产业的快速发展，并非仅依赖技术迭代，美学、叙事生态与技术媒介的协同进化同样关键。例如，《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中的 “行星发动机” 工业美学，结合了苏联重工业的粗犷风格与中国基建文化的雄伟气势，形成了一种新时代的视觉符号 —— 巨型机械与红色旗帜的意象叠加，象征着集体主义与技术雄心的交汇。更进一步，其配套的“太阳危机应急局”互动叙事项目，通过构建一个基于元宇宙的虚拟场景，让参与者能够以第一人称视角参与到全球应对太阳危机的治理过程中。在这个虚拟场景里，参与者可以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角色”合作，共同制定应对危机的策略，如资源分配、能源开发等全球治理议题相关内容，实现了将全球治理议题生动地转化为具有沉浸感的元宇宙体验。有数据表明，优质科幻 IP 已从传统的线性消费模式转向多维生态共生，用户角色也从被动观众转变为叙事宇宙的共建者。这一转变不仅响应了 “宇宙是超级生命” 的宏大命题，也为中国科幻产业开辟了从内容生产到用户体验的全新路径。

孟庆枢：此外，《灵笼》《三体：黑暗森林》等作品进一步构建了“文本+光影+算法”的创作新模式。以玄机科技在国产动画《秦时明月》中推出的虚拟演员“卫庄2.0”为例，该角色将墨家机关术的传统智慧转化为算法模型，通过情感计算技术与观众产生共鸣。这种跨越时空的历史对话，体现了文化与科技交织所形成的“元叙事坐标”——融合叙事内容、技术媒介与文化传统的全新创作范式。这种范式不仅扩展了科幻的表现形式，也通过技术赋能提高了中国科幻的文化辨识度与全球影响力。

李子琪：市场反馈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创新路径的潜力。根据阅文集团2024年全年业绩报告，提到“AI赋能IP生态打开全新增长空间”引起了广泛关注。大量科幻作品已经实现影视、游戏和VR的同步开发，用户黏性显著增强，展现了跨媒介叙事的强大生命力。以“京剧机甲”元宇宙项目为例，该项目利用动态面部捕捉技术，将京剧的“唱念做打”转化为仿生机械的动作算法——例如，将唱腔韵律映射为关节运动曲线，既保留了数字原生的技术特质，又传承了传统韵律美学的精髓。跨媒介叙事并非媒介载体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技术重构实现文化基因的表达进化。这种进化不仅为中国科幻产业提供了全链条升级的路径，也在“宇宙是超级生命”的命题下，赋予其更深层次的文化与哲学意义。

3月28日，以“科学梦想创造未来”为主题的2025中国科幻大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图为知名国际传播专家，中国政府友谊奖、首届兰花奖获得者大卫·弗格森发言。中新社记者张祥毅摄

主持人：当前中国科幻创作面临哪些瓶颈？

孟庆枢：中国科幻创作的瓶颈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类型文学范式的局限。目前，部分中国科幻作品存在局限于 “硬科幻强调技术进步，软科幻关注个体情感” 这一二元框架的现象。这种模式虽然有一定市场接受度，但因其叙事复杂度不足，往往使作品显得单一，焦点不集中。相比之下，一些具有理论深度的科幻作品能够突破这一限制。以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为例，作品运用三维拓扑结构来展现社会分层现象。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指出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相异化。在《北京折叠》中，作者将这一理论具象化，通过物理隔离构建出不同阶层生活空间的差异，形成可视化的空间矩阵，生动地揭示了劳动者与其生产成果之间的断裂关系。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打破了传统对空间的认知，从社会阶层与劳动异化的角度重构了空间认知理论，让读者对空间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有了全新的理解。这种方法不仅延续了韩松在《红色海洋》中对技术异化的批判，也使科幻成为剖析现代性与社会伦理的工具。

其次，哲学层面的困境在于“同一与他者”关系未得到深入挖掘。在许多作品中，外星文明、人工智能等“他者”往往被简化为迎合市场的文化符号。为了追求叙事奇观，创作者常常放弃对现实主义的深度探讨，导致“他者”的异质性被同化，从而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这种趋势削弱了中国科幻在全球语境中回应现代性危机的潜力。

李子琪：我想从文化转译的角度补充一些看法。目前，一些中国科幻作品陷入了“后殖民文化拼贴”的误区，像将“武侠招式”与“量子力学”强行结合，产生娱乐化的奇观叙事，但缺乏扎实的文化根基。与此相比，电影《流浪地球》以“愚公移山”的传统文化精神重塑行星发动机的核心，成功实现了文化转译的本土创新。更典型的例子是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其中“青铜时代”章节通过解构莫比乌斯环式的循环叙事，建立了跨越六维空间的诗性语言结构。这种叙事策略不仅赋予科幻作品文化张力，还在文明对话的框架内呈现了东方哲学的深刻内涵。

进一步来看，王晋康的《四级恐慌》展示了更深层次的文化转化智慧。在作品中，‘病毒文明化’是指作者设定病毒具有某种程度的‘文明意识’，它们不再仅仅是单纯的生物病原体，而是具备了与其他生命形式互动、交流甚至构建某种社会秩序的能力。基于这一设定，作品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万物一体’理念转化为星际生态伦理框架。这个星际生态伦理框架强调在宇宙中，各种生命形式，无论其形态、结构如何，都处于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生态系统中。病毒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与其他星际生命共同遵循着某种伦理准则，如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等，实现了从传统哲学理念到科幻作品中星际伦理的创新转化。这个框架与1977年阿西洛马重组DNA会议提出的伦理原则产生共鸣，展现了科幻在技术伦理领域的思辨潜力。然而，目前的文化转译实践仍缺乏系统性支持。为了推动中国科幻从奇观消费走向文化深耕，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动态评估体系，结合数据分析与理论反馈，为创作者提供更精准的指导。

主持人：面对基因编辑与人工智能（AI）觉醒等技术伦理难题，科幻创作如何保持前瞻性与洞察力？

孟庆枢：科幻创作的核心在于构建“时间深度探测系统”。所谓“时间深度”，指通过叙事方式预演技术进化的长期后果，而非仅停留于表面象征或隐喻。例如，在探讨脑机接口时，科幻不应只重复笛卡尔“缸中之脑”的哲学思辨，而应从现象学角度重新构建“具身认知”的本体论含义。国内作家王晋康在其“新人类三部曲”（如《逃出母宇宙》，2008）中，设想的光相位意识映射装置，看似技术设想，实则是对《庄子·齐物论》中“吾丧我”命题的量子化解读。意识通过光相位传输进行跨主体映射，导致自我意识量子坍缩，这一设定不仅扩展了生命哲学在技术维度上的意义，也与当代量子信息理论中的意识研究产生了呼应。

进一步来看，“量子神经图灵机”假说提出，当认知模块被代码化迁移后，传统的“主体同一性”将被解构。这里提到的解构是指一种打破传统认知中主体单一、固定身份的过程。而布拉德雷“绝对”式的关系网络是英国哲学家布拉德雷提出的一种哲学概念，他认为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每个事物都处在与其他事物的复杂关系之中，这种关系构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绝对”整体。在“量子神经图灵机”假说下，传统的“主体同一性”被解构为类似布拉德雷所描述的这种复杂关系网络，意味着主体的身份不再是孤立、固定的，而是在与其他元素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中不断变化。这一理论为科幻创作在探讨人工智能觉醒、意识转移等主题时，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此时，意识不再依附于单一实体，而是分散在量子化的神经计算节点。这一设定揭示了AI觉醒与基因编辑交汇时的伦理问题：个体边界的消解可能导致责任归属模糊，而技术进步可能加剧异化。科幻创作的任务是通过认知革命预设伦理缓冲机制，为潜在的技术失控提供思想实验“减震器”，正如阿西莫夫在机器人伦理学中所做的尝试。

李子琪：最新的“类脑神经计算模型”研究表明，AI伦理问题源于认知基模的跨模态冲突。仍以郝景芳的《宇宙跃迁者》（2016）为例，书中的外星监察制度常被误解为“文化帝国主义”的隐喻，实际上隐含了“AI对齐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通过外部约束确保智能体的价值与人类一致。在基因编辑领域，社会仿真模型进一步验证，当基因优化率超过某一临界值时，种群内部资源分配会发生代际失衡，违背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公平性”原则。虽然这一临界值是一个假设，但它与王晋康的《四级恐慌》中‘超级病毒’的叙事逻辑相呼应。所谓反身性危机，是指一种由行为主体自身的行为和决策引发，反过来又对自身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危机情况。在《四级恐慌》中，基因特权阶层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进行基因技术的不当操作和滥用，这引发了超级病毒的出现，表面上看是一场生物灾难，但本质上是基因特权阶层自身行为导致的反身性危机。这种危机不仅威胁到整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也揭示了技术滥用和社会阶层不平等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体现了科幻作品对现实社会——现代“风险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

为了提高科幻创作的预警功能，可借鉴刘慈欣的“三体问题”式动态伦理模型。通过多变量交互模拟技术进步的社会效应，如基因编辑带来的阶层固化或AI觉醒引发的决策失控，科幻叙事能够在非线性系统中找到数字化的对应。这种方法不仅为伦理困境提供量化视角，还为叙事增添了更深层次的理论张力，正如系统动力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

孟庆枢：一个值得关注的假设是，丘脑网状核的意识筛选功能可能具备纳什均衡特性。在多重神经信号的竞争中，意识选择达到了稳定的博弈状态。这个设定为韩松的《医院》三部曲中的“认知剥削”提供了神经科学依据：当技术可以定向修改丘脑的意识滤镜，个体对现实的感知将被重塑，而“自由意志”可能退化为基于贝叶斯概率的统计推演结果。外部输入决定输出倾向，这一前景挑战了传统意志观的基础。面对这种情景，科幻作家不仅要像刘慈欣在《诗云》中那样构建震撼的技术奇观，还应预设伦理约束的边界，以防技术异化带来的不可逆后果。

李子琪：这与我们提出的“价值奇点预警系统”高度契合。通过分析大量中外科幻文本，我们发现涉及量子意识的叙事常呈现“墨菲定律偏差”——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如量子态叠加的不可预测性）被放大为系统性失控或灾难。这表明，若科幻创作仅停留于直观的伦理悖论，将无法有效应对技术奇点的复杂性。因此，我们建议转向可量化的伦理建模。

具体而言，可将经典的电车难题转化为可计算的梯度下降过程。通过这一方法，抽象的技术伦理探讨被转化为基于算术逻辑的严密推演，每项决策依托明确数值，而非模糊的哲学思辨。这一动态模型不仅能预警“价值奇点”引发的失控风险，还可为现实AI伦理设计提供理论参考，例如在算法中嵌入可解释的道德约束。这种方法将科幻的想象力与计算科学的严谨性相结合，为技术伦理的未来提供了全新的认知框架。

主持人：展望未来，两位老师认为中国科幻需承担怎样的文明使命？

孟庆枢：中国科幻应承担双重使命：既是新文明形态的“接生婆”，又是人类精神图谱的“拓荒者”。这一使命不仅需要技术范式的创新，还需要在元认知层面重塑人类文明的思维框架。日本科幻大师小松左京在《SF魂》中指出，真正的科幻研究者应摆脱学院派的固化倾向，以地质学家的敏锐视角透视文明的断层带。这一洞察在行星级危机常态化的背景下尤为重要：科幻作家必须突破单一文体的限制，在“地球剧场”的宏大叙事中重构文明图景。

小松左京在《复活之日》中，以先知般的笔触勾画了文明重生的范式。他写道：“当人类首次握有摧毁行星的能力时，我们必须以宇宙尺度重塑理性与伦理。”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在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人类面临着巨大的责任和挑战。对于中国科幻而言，这意味着在创作中不能仅仅满足于对技术的幻想和故事的讲述，而要从宇宙尺度去思考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中国科幻作品应以此为启示，探讨如何在宇宙的宏大背景下，重新构建人类的理性思维和伦理道德体系，引导读者思考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和责任，从而承担起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使命。这一思想与他提出的“思想实验三重境界”——解构悖论、校准现实、铸造新生——形成呼应。基于此，我们正在推进的“跨维度叙事实验室”尝试将东方哲学智慧具象化：通过量子叙事模型，搭建《庄子》“万物齐一”观与量子纠缠现象的认知矩阵，构建一个“虚实相生”的文明对话场域。从这一角度看，日本科幻（包括文学、游戏、动漫等）的镜鉴价值不容忽视。它不仅是技术想象的宝库，还启发我们在中日文化之间追求“人心相通”的深层共鸣。这正是我半个多世纪以来以科幻为桥梁的初心：超越“和而不同”的表层，抵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

因此，构建“大科幻”理论体系，需要汲取小松左京“SF是文明叩诊器”的批判精神，同时超越传统学院派的窠臼。这要求我们在创作中兼具《日本沉没》中“推土机般的解构魄力”和“显微镜般的思辨精度”。立足于日本科幻“SF魂”的遗产，中国科幻研究者应以“必杀仕事人”的态度，在技术奇点与文明拐点的交汇处，开掘新型叙事语法。这种语法既承接“天人交感”的东方传统，又融入量子思维的未来视野。

正如《SF魂》所述：“与其纠缠于新旧技法的界限，不如直面终极问题的拷问。”在中国科幻高度国际化的今天，我们既需以小松式的“危机书写者”姿态预警人类困境，又要锻造“墨子与鲁班”式的中国方案。真正有价值的未来叙事，应将《诗经》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的文明韧性，淬炼为量子时代的文明密钥。这或许正是小松留给我们的启示：科幻研究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答案，而在于永不熄灭的叩问姿态。

李子琪：科幻共同体的建设者既是文明基因的解码者，也是宇宙伦理的编织者。这种书写实践与黄鸣奋教授的“流衍宇宙”论高度契合。科幻通过展现文化基因组的超线性组合，超越了工具理性的异化困境，为人类文明提供了救赎可能。这一过程源于对多元文化符号系统的重新编码，以及宇宙尺度的伦理想象，恰似“新轴心时代”所需的对话空间——既植根本土，又超越地域的思想交汇点。例如，《敦煌星图》中记录的古代星象可与Space-X星链计划的现代技术对话，展现文明在不同时空的共鸣。这正是新时代科幻创作者与研究者的共同使命：通过星海书卷般的叙事实验，书写后人类时代的伦理蓝图。这种叙事不仅是对技术未来的想象，更是对文明本质的深刻叩问，旨在以跨文化的视角重构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

主持人：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分享。在访谈即将结束之际，是否有特别的建议，想提醒处于技术奇点前夜的中国科幻创作者？

孟庆枢：科幻创作者当深刻理解，当代类脑智能与量子技术的突破正在重构叙事的边界。这一进程不仅拓展了技术想象的空间，也对文化表达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建议采用“两个结合”作为创作原则：其一，将中华文明的深层基因——如“女娲补天”象征的修复与创造精神——融入技术奇点的框架；其二，结合《齐民要术》中“序变思维”的动态伦理视角，反思技术发展对人类的影响。例如，刘慈欣在《诗云》中以“羿射九日”的意象隐喻曲率引擎，这一叙事不仅反映了民族文化中的超越性追求，也为技术伦理的讨论提供了新的视角。这样的结合既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又为技术奇点时代的伦理奠定了基础。

李子琪：正如孟老师所说，当我们在元宇宙中重构《山海经》的生态谱系时，必须时刻铭记：每个数字原住民的神经突触中，都潜藏着 “夸父逐日” 式的集体无意识。我建议创作者从 “量子人类学” 角度出发，借助量子理论中的非确定性与叠加态概念，重新审视人类文化的演化历程。比如，三星堆青铜神树造型独特、内涵神秘，我们可以设想通过量子计算机的强大运算能力，将其解码为一种 “信息祭坛”。在这种设想中，青铜神树的枝丫不再仅仅是一种古老的艺术造型，而是象征着跨越时空的连接通道，在赛博空间里延续着人类文明的火种，传递着古代文明的神秘信息，实现古今文化的奇幻交融。这样的叙事不仅展现了技术的奇观，也承载了深厚的人文意蕴。

主持人：这让我想起孟老师年初提出的“文明褶皱论”——技术奇点的本质，是文明年轮在四维时空中的拓扑映射。而李博士提到的“量子人类学”，是否正是面对《百年孤独》中那场技术狂欢引发的“失眠症”时，为我们保留的最后一道人文防火墙？

孟庆枢：可以这样理解。这种创造性张力类似当代的《淮南子》——在超导量子比特与“河图洛书”的叠加态中，我们正在书写属于21世纪的《天工开物》。这不仅是一种哲学愿景，也为创作者提供了行动指南：通过叙事实验点燃技术与人文的交融火花，为即将到来的奇点时代奠定伦理基石。

李子琪：谨补充一点：或许在参宿四熄灭前的最后瞬间，我们会发现，驱动戴森球运转的能量，依然是敦煌壁画中飞天反弹琵琶所蕴含的“熵减之力”。这种将传统文化意象与前沿科技融合的尝试，正是科幻叙事突破惯性思维的关键。

主持人：两位老师的对话兼具诗性与哲思，令人回味无穷。请为今天的星际对话献上一句寄语吧！

孟庆枢：愿大家在智械纪元的甲骨之上，刻出既承载“河洛经纬”，又映射量子涨落的文明纹章。

李子琪：期待在奥尔特星云的图书馆中，每本以磁单极子装订的诗集，都漂浮着《楚辞》特有的引力波韵律。

来源：中文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