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 特朗普，困在一个结构性陷阱里

摘要：4月10日，特朗普宣布对75个国家的“对等关税”暂停90天，税率降至10%，同时又将对华关税从34%提高至125%。这种所谓的“交易艺术”，再次印证特朗普言行不一的风格。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佩里·安德森评价道：“在特朗普看来，只有让别人无法预测自己的行动，自己

导读：

据媒体报道，4月10日，特朗普宣布对75个国家的“对等关税”暂停90天，税率降至10%，同时又将对华关税从34%提高至125%。这种所谓的“交易艺术”，再次印证特朗普言行不一的风格。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佩里·安德森评价道：“在特朗普看来，只有让别人无法预测自己的行动，自己才能处于优势地位。”

该评价出自安德森最新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深刻揭示当前美西方新自由主义秩序面临的根源性危机，以及由此兴起的右翼民粹主义与左翼民粹主义。在他看来，作为右翼民粹主义代表的特朗普，第一次上台完全出于偶然，第二次上台却是一种必然。这种必然预示着危机的恶化，然而，特朗普的反复无常与朝令夕改，揭示了当前右翼民粹主义找不到任何能够替代新自由主义的系统性方案，只能通过政治胁迫与经济压制来达到其目的。

但这些手段本质上仍属于“机制变革”

（regime change）的范畴，佩里·安德森指出，这一术语如今多被用作“推翻不合西方心意政权”的委婉说法。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机制通常符合美国利益，即便不符合，美国也会创造条件让这些机制符合美国利益。这是新自由主义体系运作的核心理念，也是其永葆生机的理论基础。

安德森指出，西方国家解决2008年金融危机的手段，把新自由主义逻辑推到极致，从而引发更为深刻的政治动荡——民粹主义的兴起。而吊诡的是，即便民粹主义成功掌握一国政治，他们也无法逃脱新自由主义的牢笼。这暴露出当前西方国家既缺乏有力的替代模式、又缺乏足够政治力量的现实。在多重冲突背景之下，国际机制的“变革”反而会加剧结构性危机，但西方社会，即便是激进的民粹主义，仍旧没有找到出路。为便于国内各界了解域外动态、把握形势之变，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本文，供读者参考。本文来源于

London Review of Books，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在读博士生李旭翻译，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西方世界的"机制变革"？

图源：CNN

如今，21世纪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上，“机制变革”（regime change，通常意为政权更迭，安德森在本文中利用了其原初含义）一词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当经典的术语。

通常来讲，“机制变革”指的是美国通过军事打击、经济封锁、意识形态渗透或以上三者结合的手段，推翻某个西方世界不喜欢的政权。然而，这个词最初的意涵却与此截然不同，原本它指的是西方世界内部发生的一系列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并非一国在外部压力下发生的突然转变，而是指在和平时期逐步建立起来的新的国际秩序。最先使用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理论家，他们提出了“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一种确保各个主要工业国家在经济层面实现合作的制度安排，其既可以建立在条约关系之上，也可能不采取条约形式。他们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机制，但随着各个主要国家之间达成共识，他们共同建立了一个令各方都满意的交易框架，以取代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机制。这一观点最早是由当时外交政策领域的两位重量级人物约瑟夫·奈（Joseph Nye）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其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存》（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一书中进行了阐释，该书第一版于1977年出版，此后又经历了多次修订。虽然奈与基欧汉建立起了一套规范体系，试图“以更严格的方式约束”美国的外交政策实践，从而确保美国历届政府之间的外交政策连续性，但毫无疑问，华盛顿方面能够从这一国际机制当中获得回报。奈与基欧汉写道：“国际机制通常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因为美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商业大国与政治大国。假如现在，国际体系缺乏适当的机制，那么美国也肯定会像他们之前做过的那样，去主动创造这些必要的机制。” 到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此类主题的研究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例如，由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主编的题为《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的研讨论文集（1983年）；基欧汉的专著《霸权之后》（After Hegemony）（1984年）；以及大量相关的学术文章。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一理论发生了一次突变，当时，道格拉斯·福赛斯（Douglas Forsyth）与唐·诺特曼斯（Ton Notermans）（一位美国人，一位荷兰人）共同主编了一本名为《机制变革：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欧洲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Regime Changes: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 in Europe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的论文集。其中保留了“国际机制”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深化，这部著作具体说明了战前盛行的金本位制，以及战后取而代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最终阐述了这一体系是如何在20世纪70年代终结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之后，一套新的囊括全球所有政府（不论其性质如何）的制度得以建立，其中包括了货币监管与金融监管的宏观政策组合，以调整各国的劳动力市场、工业政策与社会政策。战后秩序的一大目标是确保充分就业，之后，相关的优先事项变成了保证货币稳定。经济领域当中的古典自由主义模式随着大萧条的爆发而终结。战后的凯恩斯主义模式也因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而遭到淘汰。新的国际机制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所占据的统治地位。

这就是“机制变革”（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一词的最初含义，如今，这个含义已被人们所遗忘，世纪之交的军事干预浪潮让这个词的原初含义丧失了基本的生存土壤。利用谷歌的Ngram搜索一下便可知，自20世纪70年代这个词第一次出现以来，其使用频率一直很低，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其出现的频率突然飙升了60倍，经济史学家约翰·吉林汉姆（John Gillingham）指出，如今，这个词“成为推翻外国政府的某种委婉说法”。

然而，其所指代的对象仍然存在。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就此消失。现如今，人们已经非常熟悉新自由主义的标志性政策了：放松对金融和产品市场的管制；服务业和工业私有化；降低对企业和富人的征税力度；削弱工会。朝向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转变始于卡特和卡拉汉执政时期，在撒切尔和里根执政时期达到高潮，其目的在于恢复资本利润率——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利润率都出现了下降——并解决利润率下降后出现的滞胀问题。

在大约25年的时间里，新自由主义的补救措施似乎奏效了。经济增长趋势有所恢复（尽管其速度明显低于二战后的那25年）。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经济衰退十分短暂且影响不大。利润率有所回升。为此，经济学家大呼胜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将其称为“大稳健”。然而，作为一套国际体系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之所以取得了成功，不是因为西方的投资规模恢复到了战后水平：这需要提振经济需求，但新自由主义体系的核心在于抑制工资增长，因此根本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相反，其成果建立在大规模信贷扩张的基础之上，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私人、公司与公共债务规模。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在其2014年的开创性著作《购买时间》（Buying Time）中描述了这种对未来资源的过度索取；马克思更直截了当地称之为“虚拟资本”。最终，这座债务金字塔坍塌了，并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伯南克自己也承认，随之而来的危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致命的”。就严重程度而言，2008年的金融危机完全可以与1929年大萧条相提并论。在接下来的这一年里，全球产出和世界贸易的下降速度超过了大萧条的头十二个月。然而，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又一次大萧条，而是一场大衰退——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要理解西方世界当今所处的政治位置，我们首先需要回顾20世纪3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1929年10月，美国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当时，美国、法国和瑞典的政府由保守派把持，英国和德国则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然而，这些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或多或少都奉行着当时的正统理论：即坚持稳健货币（即金本位制）与平衡预算，然而，这些政策只会进一步加深大萧条带来的损害。直到1932年秋季至1933年春季，也就是距离大萧条爆发已有三年时间之时，各国政府才开始动用非常规手段来应对这一危机，首先采取行动的是瑞典，之后是德国，最后是美国。这些非常规举措对应着三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上台；在德国，法西斯主义崛起；在美国，一种新版本的自由主义得以落地。在其背后都存在一套早已诞生的非正统思想，如果统治集团愿意采纳，那么这些非正统思想随时都可兹利用，正如瑞典的佩尔·阿尔宾·汉森（Per Albin Hansson）、德国的希特勒和美国罗斯福所做的那样：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克努特·维克斯尔（Knut Wicksell）到恩斯特·维格福斯（Ernst Wigforss），德国的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对公共工程的重视，以及罗斯福总统最初的“智囊团”成员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雷克斯福德·塔格威尔（Rexford Tugwell）和阿道夫·贝尔（Adolf Berle）所主张的进步主义监管模式。这些都不是一个完全成熟或前后连贯的系统。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德国的沙赫特和英国的凯恩斯就一直保持着联系。不过，尽管上述各国的实验都旨在加强国家的作用，但凯恩斯主义本身——直到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才出版——并没有直接参与这些实验。可以说，当时可供利用的技术工具还相当分散，没有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长达三年的大规模失业使得每个国家都积攒下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变革力量：瑞典的“人民家园”（Folkhemmet）概念催生出了更为大胆的社会民主改革；德国的纳粹主义风起云涌；在美国，共产主义理论在工会和知识分子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迫使政府推行劳工和社会保障改革。最后，在资本主义世界上述三类发展的大背景下，苏联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完全避免了经济衰退，实现了充分就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让资本主义国家也意识到了经济规划的重要意义。然而，要想终结全球范围的大萧条，并制度化地打破古典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还需要一次比华尔街崩盘规模更大、更为深刻的冲击。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到了这一点。当战争结束之时，一个新的、与先前完全不同的国际体系已经出现了，这个体系结合了金本位制、逆周期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高就业率和稳定的就业水平以及官方福利制度，凯恩斯的思想在巩固这一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25年之后，这个体系最终陷入了滞胀状态，从而催生了新自由主义。

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美国，政府立即出台了各种救市措施。在奥巴马执政期间，那些欺诈性的银行、保险公司以及破产的汽车公司都获得了巨额公共资金的救助，但实际上，这些资金本可用于提供医疗保健、学校教育、养老金、铁路、道路和机场修建等项目，更不用说为最贫困的人群提供基本收入保障了。随后，美国政府又出台了无视预算约束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为了支撑股市，在“量化宽松”这一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下，中央银行大规模放水。美联储在暗地里无视其职责，不仅救助了那些濒临倒闭的美国银行，还救助了欧洲银行，而且，这一切交易都避开了国会和公众的监督。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还与中国人民银行保持着密切联系，确保中国会一如既往地购买美国国债。简而言之，一旦资本的核心机构面临风险，那么统治集团就会毫无顾忌地抛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所有信条，动用就连凯恩斯本人都想象不到的凯恩斯主义大剂量疗法来保证其安稳落地。在英国这个受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欧洲国家，甚至出现了将所谓“不良资产”临时国有化的现象。

但这是否意味着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盘否定，以及转向新的国际积累机制呢？当然不是。撒切尔夫人曾经用一句非常质朴的话点明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信条——别无选择（缩写为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在应对危机之时，打破常规禁忌似乎是十分必要的。这些措施在本质上是将新自由主义背后的逻辑推到了极端，即信贷的持续扩张远远超过了生产层面的增长，法国人称之为“向前飞奔”（fuite en avant）。因此，一旦这些紧急措施成功稳定住了整个系统，那么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就会进一步得到拓展，征服一个又一个国家。

英国率先采取了行动，他们实施了极为严苛的紧缩政策，将地方当局的支出削减到极低的水平，并削减了大学的经费。西班牙和意大利则修订了劳动法，以方便雇主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解雇工人，从而让就业变得更加不稳定。在美国，企业和富人的税率得到大幅削减，同时，能源与金融服务领域的监管政策也大幅放宽。法国这个历来在新自由主义竞赛中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如今也在努力跻身先锋之列，他们开始推行起了一套彻头彻尾的撒切尔主义方案：公共产业私有化、通过立法形式削弱工会、向企业发放税收补贴、公务员裁员、削减养老金、减少大学入学名额——他们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沿着撒切尔夫人镇压矿工的方向大步前进，这成为了法国阶级关系的一大转折点，而在英国，他们更是毫不留情地继续推进这一方案。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对各大经济体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冲击，使其核心组织不可避免地陷入信誉危机当中，但没过多久，一切就都恢复了原状？造成这一矛盾结果的原因有两个。首先，与20世纪30年代不同，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时，并没有其他理论范式做好准备以取代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1945年后，凯恩斯主义成为各方公认的最大公约数，但自从20世纪70年代遭遇严重打击以来就从未真正得以恢复。经济学这个学科几乎成为了数学的附庸，经济学学者也完全不考虑任何形式的原创性思维，使得法国的“监管学派”或美国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完全被边缘化了。如今，尽管新自由主义理论中的“理性预期理论”或“市场清算理论”可能看起来十分愚蠢，但几乎没有什么理论可以真正取而代之。

这种替代性思想缺失的背后，是一切形式强烈呼吁废除或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重大政治运动的消失，而这恰恰是新自由主义得以迅速恢复的第二个重要条件。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社会主义的两种历史载体——革命运动和改良运动——在大西洋地区已经荡然无存。革命派随着苏联共产主义事业的崩溃而销声匿迹。而随着西方社会民主党逐渐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的抵抗，改革派似乎也已经销声匿迹，如今，他们只是单纯地与保守党、基督教民主派或自由派在执政方面展开竞争。早在1943年，共产国际就解散了。60年后，所谓的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中又出现了埃及穆巴拉克那样的军事独裁者。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体系已经没有反对者了。2008年之后，新自由主义累积下来的社会与政治后果开始逐步显现。社会后果包括不平等现象的急剧加剧，在某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工资长期停滞不前；就业状态愈发不稳定。政治后果包括大规模腐败；政党之间的相互可替代性日益增强；在选举过程当中选民越来越无法做出有意义的选择；选民参与度下降——简而言之，日益强硬的寡头政治正在逐步侵蚀民主的根基。现如今，这种制度催生出了自己的抗体，即民粹主义，任何一个有影响力的舆论机构、任何一个受人尊重的政治组织都在谴责本国的民粹主义，并将其视为这个时代的重大疾病。这个标签下各种截然不同的反抗运动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反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建立的这套国际机制。他们反对的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资本主义当前的社会经济形式：新自由主义。他们的共同敌人是主导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政治机构，包括轮流执政、垄断政府机构的中右翼和中左翼政党。这些政党往往只会提供彼此略有差异的新自由主义：一类更强调新自由主义信条，通常在举措上也更具创新性，例如撒切尔和里根；另一种则是补偿性的，向穷人提供稍多一些的额外补贴，例如克林顿或布莱尔。然而，这两种版本的新自由主义都在坚定不移地推进着同一个目标，即巩固资本主义，使其有能力抵御任何不利的影响。

正如我在上文中所提到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形成了一种国际机制：它不仅仅是一套在每个民族国家内部进行复制的体系，而且还将资本主义世界当中的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联系在了一起，并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化的进程。与各种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内部议程不同，这一进程最初并不是当权者有意推动的政治项目，而是始于撒切尔夫人1986年所谓的“大爆炸”政策所引发的金融市场爆炸性放松管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化成为全世界新自由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口号，因为这一进程为资本带来了两个巨大的优势。从政治角度来说，全球化巩固了新自由主义政权的寡头化。就目前而言，“别无选择”不仅意味着国家层面中右翼和中左翼之间的政策重合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选举的实际意义，而且意味着全球金融市场不允许任何偏离既定政策的举动，他们声称，任何规定动作以外的政策都会引发经济崩溃。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红利。同样重要的是经济红利：资本现在可以进一步打击工人阶级，一方面，他们可以削弱工会、压低工资、让工作变得更加不稳定，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不发达国家去，甚至仅仅是威胁这样做就足够了。

然而，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却带来了更为模糊的影响。新自由主义要求放松对市场的管制：所有生产要素都应当实现自由流动——换句话说，不仅是商品、服务和资本，劳动力也应当实现自由的跨境流动。因此，从逻辑上讲，这意味着各国应当鼓励移民。在大多数国家，企业长期以来一直都在利用移民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后备军。但对于国家来说，不能仅仅从纯粹的经济角度入手，还需要考量社会和政治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最伟大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很早就对此提出了保留意见。他警告道，不能把移民问题简单地当作市场问题来处理，因为如果不加以严格控制，移民就可能会威胁到东道国的文化凝聚力和社会本身的政治稳定。撒切尔夫人也在移民问题上作出了严格限制。然而，尽管有大量的生产工作被外包到了国外，但各国依旧需要引入一些廉价劳动力，因为有许多又苦又累的劳动服务，当地人不愿做，又无法外包给外国人，只能就地完成。与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几乎所有其他方面不同，在这个问题上，各方从未达成稳定的共识意见，可以说，这仍然是新自由主义链条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如果我们留心一下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运动，就可以发现，他们大致可以分为右翼运动和左翼运动。在这一方面，其复刻了古典自由主义在大萧条中崩溃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替代模式：右翼是法西斯主义，左翼是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但当今的反抗与过去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或纲领——也就是说，没有一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能够替代新自由主义的体系。其特点在于反对什么，而不是拥护什么。他们抗议的是什么？当今的新自由主义体系与过去一样，体现了三大原则：财富和收入差距扩大；民主控制和代表制遭到侵蚀；尽可能放松对经济交易的监管。简而言之：不平等、寡头政治和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这也是民粹主义反对的三个核心目标。不同民粹主义运动的核心分歧在于对三者的重视程度——即他们对新自由主义调色板中的哪个部分表现出了最大的敌意。众所周知，右翼运动主要针对的是最后一个因素——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利用人们对移民的仇外心态和种族主义情绪，在弱势群体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左翼运动则反对这种做法，要求把矛头指向经济不平等。与此同时，左右两派民粹主义的共同点在于对寡头政治的反对。

从历史上看，这些不同形式的民粹主义运动之间有着明显的时代划分。当代的民粹主义现象最早出现于欧洲，而且，即便到现在，那里仍然有着最为广泛、最多样化的民粹主义运动。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些运动最早表现为自由至上主义的反税运动，分别成立于1972年和1973年的丹麦进步党和挪威进步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法国，国民阵线成立于1972年，但作为一个右翼民族主义、反移民的政党，其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选举中只拿到了非常少的选票，只有少部分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工人阶级投票给了他们。20世纪80年代后期，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成为了奥地利自由党的领袖，他也采取了类似的纲领，而在更北方的瑞典，瑞典民主党人以同样的仇外心理为基础，组建了一个极右翼团体。这三个组织的起源都涉及新法西斯主义，但一旦他们在选举中获得了相对多一些的票数，这些成分就会逐渐消失。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北方联盟突然崛起（不过该组织十分反对法西斯主义），英国独立党开始崭露头角，丹麦和挪威的自由至上主义政党开始转向反移民立场。在90年代初，荷兰成立了本国的自由党，这些人成功地将自由至上主义和对伊斯兰教的仇恨情绪结合了起来。十年后，选择党在德国复制了荷兰模式。这些右翼政党都反对政治腐败、反对布鲁塞尔的官僚主义。除了德国选择党（成立于2013年）之外，其他政党都成立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

左翼民粹主义势力则来得更晚一些，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才逐渐出现在舞台之上。在意大利，五星运动成立于2009年。在希腊，当雷曼兄弟倒闭之时，激进左翼联盟还只是一个很小的团体，但到2012年时，这个政党已成长为一支重要的选举力量。在西班牙，“我们能”党成立于2014年。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于2016年创建了“不屈法国”。这一浪潮的出现时机表明，正是新自由主义导致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而非其弱化民族边界的后果）催生了左翼民粹主义。这是两种反抗当前秩序的民粹主义运动之间的根本性区别。然而，这并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人们普遍憎恶政治机关内的勾结和腐败犯罪，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会联合起来捍卫受到威胁的福利制度，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也会就限制移民的问题达成共识。在玛丽娜·勒庞的领导下，国民阵线在大多数国内和外交政策问题上都会站在左翼的法国社会党一边，但移民问题除外。国民阵线对弗朗索瓦·奥朗德政府的批评与梅朗雄的批评如出一辙。与此同时，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在议会中的投票记录整体上无可挑剔，但该党在难民问题上也持有较为强硬的立场。欧洲几乎所有民粹主义运动的一个共同特征在于，反对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用专制的官僚主义政治取代各成员国内部的民主制度。

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整整七年中，欧洲民粹主义运动的政治影响相当有限，远不及20世纪30年代席卷欧美大陆的政治动荡。北方联盟和德国选择党的得票率均低于5%。英国独立党、瑞典民主党、荷兰自由党、挪威进步党和法国国民阵线赢得了10%至18%的选民支持。所有这些都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奥地利自由党和丹麦人民党（也是右翼政党）以及左翼的“我们能”党获得了超过五分之一活跃选民的支持。最成功的两个民粹主义政党是新成立的左翼政党，在意大利，五星运动党获得了四分之一的选票，在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获得了超过三分之一的选票。

改变这一切的是之后发生的四起事件。在英国，处于执政地位的保守党在党内压力与失去独立党选民的威胁下，允许就是否留在欧盟内部一事进行全民公投。鉴于四分之三的议员、所有高层金融与商界人士、工会高层以及英国国内的大批知识分子都赞成留在欧盟内部，保守党领导人认为，自己能轻松取得胜利。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大多数民众投票赞成退出欧盟，而且，此次全民公投的投票率要比大选时高出许多。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令人意外的局面，是因为英国那些遭到遗弃的地区与阶层决定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执政的新自由主义政权发起冲击。这场民粹主义反叛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当中类似运动的首秀，也就此改变了之后的历史进程。这是一场由右翼势力精心策划的反叛：英国独立党、保守党的传统主义派系外加大多数小报都积极参与其中。但脱欧之所以取得成功，还要归因于他们动员了以往作为左翼劳工主义堡垒的广大人群。

几个月后，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他宣称，英国脱欧就是自己胜选前的一次彩排。他的竞选活动在基调上和内容上都毫不含糊地表现出了右翼民粹主义色彩——他在就职演说中将政治腐败、不平等加剧、国家主权丧失与仇视移民的因素全部结合了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胜选是一次偶然事件：如果民主党人选择任何一位比希拉里·克林顿更受欢迎的主流候选人，他可能就会落败。特朗普的得票率根本没有达到绝对多数，在总票数上也要比希拉里少，他的这场胜利远没有达到英国脱欧的程度，而且其胜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对共和党本身保持忠诚的候选人。然而，特朗普的胜选并非基于脱欧那样的单一议题，而是牵涉到了广泛的意识形态因素，而且，他在美国工人阶级选民当中的支持率可能要高过支持脱欧的英国工人阶级：约70%投票支持他的人没有大学学历。就在这一年里，美国不仅仅爆发了这一次民粹主义浪潮，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成为民主党中左翼力量的重要代表。如果我们把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计算一下投票给特朗普的弱势群体，以及在民主党初选中投票给桑德斯的选民，那么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大约三分之一的选民受到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影响，五分之一的选民受到了左翼民粹主义的影响。

接下来令人感到惊讶的事情是英国工党在2017年大选中的惊人表现，先前，人们一直认为工党当时的新领导人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是个政治上极度无能的极左分子。但后来，他以“为了多数人，而非少数人”的民粹主义口号为旗帜，在竞选中取得了相当棒的成绩，工党获得了比前三次选举都要多的票数，从而让保守党丧失了下议院当中的多数席位。与欧洲其他具有同等影响力的政党相比，他的竞选纲领更加鲜明地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秩序。无论是从其历史传统来看，还是从其立场本质来看，工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极度保守的政党，与民粹主义相去甚远。但在科尔宾成为工党领袖后，大批年轻人涌入该党，使其一度成为欧洲最大的政治组织，这些新鲜血液使得工党开始朝着左翼民粹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与法国相当传统的社会主义“左翼党”（Parti de Gauche）在2016年转变为民粹主义政党“不屈法国”的过程如出一辙。

2018年，意大利取得了迄今为止最为闪耀的成绩，当时，两个明确奉行民粹主义的政党——左翼的五星运动党和右翼的北方联盟党——一共获得了50%的选票，在意大利引起了一番大地震，也是迄今为止欧洲政坛最令人震惊的结果，因为这两个政党都宣布无意追随德国、法国或欧盟，实行任何进一步的紧缩政策。意大利的此次大选还表明，当左翼民粹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正面交锋时，左翼民粹主义首次以较大优势获胜：五星运动党获得了33%的选票，北方联盟党获得17%的选票。在其他地方，情况则恰恰相反。2017年，在法国，勒庞的得票率超过了梅朗雄。在英国，科尔宾在2019年惨败于保守党的鲍里斯·约翰逊，后者也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典型代表。

右翼民粹主义之所以比左翼民粹主义更有优势，原因不难理解。在新自由主义秩序当中，不平等、寡头政治和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左右两派的民粹主义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攻击前两者，其批判的激烈程度不相上下。但只有右派才能以更大的热情抨击第三点，将对移民的敌视当作自己的王牌。左翼民粹主义无法做到这一点，否则就是在道德上自取灭亡。而且，在两个因素的作用下，他们也无法轻易解决移民问题。首先，企业希望能从国外吸引廉价劳动力（即通常不受公民权利保护的外国工人）以压低工资，有时甚至是抢走本地工人的饭碗，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左翼政党很难名正言顺地只捍卫本地工人的权利。其次，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中，通常不会就外来劳动力的入境条件或规模问题征求选民的意见：这一切几乎都是在暗地里进行的，只会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才拿到台面上进行讨论。不过，在这一点上，大西洋两岸的情况还有所不同。欧盟的政治架构从一开始就不承认这个问题是一个应当由民主机制负责监督、把控的问题。但在美国，尽管美国宪法在许多方面都严重不合时宜，但还不至于到极端不民主的情况。当然，从历史上看，美国也是一个移民国家，这与欧洲有着极大的区别。这意味着美国有着选择性欢迎与接纳新移民的传统，而欧洲国家则没有这种传统。但在大西洋两岸，左翼民粹主义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右翼民粹主义对移民问题的态度直截了当：关上大门，把那些不该来到这里的人赶出去。左派则不可能如此直接。但左派的移民政策到底是什么：完全开放边界，对移民进行技能测试，在不同区域之间划分配额，还是其他什么方式？目前，左翼民粹主义政党还很难给出一个政治上连贯，同时详细到可以付诸实践的答案。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右翼民粹主义就很有可能保持对左翼民粹主义的优势地位。

事实上，这是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迄今为止，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没有任何一个民粹主义政党能够为其所谴责的弊病提供有力的解决方案。从纲领上看，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反对势力仍然还在黑暗里摸索前进的道路。在不激起资本强力反击的前提下，如何才能以严肃的方式解决极端不平等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小修小补？在那些存有争议的领域内，为了与敌人展开斗争并取得胜利，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为了终结寡头政治，需要以何种方式重建当前的民主模式（现在看来，想要重建，就需要采取激烈的行动）？如何才能瓦解西方各国为发动帝国主义战争而组建的深层政府？如何在保证落后地区发展的前提下让经济模式实现转型，以应对气候变化？当然，缺乏解决方案并非当今民粹主义独有的问题。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左翼人士一直处于退守状态，在思想上没有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方案，而且，自那时起，主流以外已不存在成体系、成规模的理论方案。各国提出的补救方案不尽相同：美国的全民医保、意大利的公民收入保障、英国的公共投资银行、法国的托宾税，等等。但目前，全世界范围内都不存在一套普遍的、相互关联的替代方案。我们只需看一看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经历，就能发现，当民粹主义政党上台后，情况可能远非选民预料的那样——在野时，他们极力反对欧盟的专制统治；但上台后，他们又成了欧盟的顺民。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也与之十分类似，例如，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的就职典礼上大肆抨击建制派和不平等现象，但一进白宫，就对上述问题不闻不问。从政治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受到任何一方的严重打击。

2020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迫使世界各地实施封锁。一年前还风头正盛的特朗普和约翰逊都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如果特朗普政府没有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那么其大概率会赢下选举，实现连任。约翰逊则在2022年被自己的政党赶下台。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国际贸易急剧下滑，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全球范围内就丧失了5亿个工作岗位。在美国，股市崩盘，国内生产总值经历了自1946年以来最严重的下跌，2020年时下降了3.5%。在英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0%，欧盟整体下降了6%。随着全球供应链断裂，经合组织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开始上升，失业率也随之上升。在这种危急情况之下，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年里采取了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以防止经济进一步衰退。从2021年起，拜登入主白宫，政府开始采取更大规模的干预措施，以稳定美国经济，并出台了所谓的《通胀削减法案》，向市场注入7500亿美元，并推出巨额国家补贴计划，以鼓励投资、维持家庭收入并发展新型能源；随后，拜登政府又于2022年颁布《芯片与科学法案》，向美国的半导体及相关产业投入2800亿美元，同时推出一系列旨在与中国就高科技产业展开竞争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拜登政府的支持者相当自豪地将该计划描述为21世纪版本的罗斯福新政：其方案能够帮助美国工业实现现代化，帮助最贫困的那一批人，并提升国防力量，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许多人称赞其采取的全面政府干预措施以及积极的产业政策，在他们看来，这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一大突破，堪比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对旧自由主义理论的突破。其他人则称赞拜登复兴了冷战时期的政策，即本着杜鲁门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所奉行的精神，在海外积极拓展联盟，以对抗美国的核心敌人。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主流舆论都为此欢呼雀跃，并将其视为一大奇迹。伦敦的《经济学人》杂志——资本主义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大众期刊，有时甚至可以充当半官方顾问的角色——在去年10月发表了一份特别报道，称赞美国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其在新冠疫情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活力“让其他富裕国家望尘莫及”。美国国内的评论家们称赞拜登有能力抑制通货膨胀，称赞其领导下的政府为贫困人口采取了一系列关爱措施，以及他们在“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方面采取的进步主义政策。在欧洲和美国，人们都称赞其对以色列和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但很可惜，美国选民并不买账。去年夏天，拜登的声望就已经跌至谷底，以至于民主党不得不临阵换将，这与英国保守党驱逐约翰逊的做法如出一辙。在11月的大选中，特朗普拿到了比2016年更高的支持率，而卡马拉·哈里斯则惨遭失败。

鉴于长期以来，特朗普一直言行不一，因此，他的第二任期究竟会做出哪些举动，目前仍未可知。在国内，他可能依旧不会完全兑现他的竞选承诺，即对所有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60%的关税，并驱逐美国境内全部1100万非法移民，就像他上次没有兑现重建美国破败的基础设施以及沿整个美墨边境建造一座绵延的边境墙一样。然而，鉴于共和党至少能够在未来两年的时间里控制国会参众两院，他很有可能会兑现部分承诺，在贸易问题上，他有可能会迫使自己的盟友与对手向美国缴纳更多的金钱。在国外，他既可以通过切断对基辅的所有援助来终结乌克兰战争，也可以在俄罗斯拒绝接受停战条件的情况下让战争升级。他相信，只有让别人无法预测自己的行动，自己才能处于优势地位，而且，即使欧盟、英国以及日本不喜欢他所做的事情，但作为附属盟友，他们太弱小了，根本无力阻止他。

德国政府——欧洲最有实力的国家——在特朗普当选的第二天就垮台了。当时，朔尔茨解雇了他的财政部长，导致执政联盟土崩瓦解。可以说，自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还从未发生过此类事件。在接下来的选举当中，德国选择党所获得的选票增加了一倍，达到了总数的五分之一。在法国，马克龙任命的政府受到了国民议会中左右两派的联合夹击，在几个月内就垮台了，而上一次出现此类情况已经是60多年前了。而且，几乎没什么人相信这个依靠社会党勉强联合起来的新政府能够维续很长时间。简而言之，尽管有一半的美国人都认为，特朗普版本的右翼民粹主义是对民主的致命威胁，但特朗普依旧成功上台。而且，现如今的德法两国政府高度混乱，英国的工党新政府甚至比其刚刚击败的保守党更不受欢迎。到处都充斥着不稳定、不安全、不可预测的局面。可以说，现在是“天下大乱”的时刻，而且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恢复秩序的迹象。

在当前的动荡局面中，新自由主义处于什么位置？在紧急情况下，政府会被迫采取干预主义、国家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尽管这些措施与新自由主义理论背道而驰，但实际上，这套理论依旧深刻地影响着决策集团，而且，当下也不存在另外一套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应当如何运行的整体性替代方案。尽管与哈耶克或弗里德曼的纯粹理论相差巨大，但新自由主义所依赖的基本驱动因素及其导致的矛盾都没有发生改变。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GDP在“大衰退”期间下降了约4.3%，三分之二的经合组织劳动人口的实际收入处于未增长或下降状态，收入不平等仍在加剧。在美国，最富有和最贫穷阶层之间的消费差距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因素并未得到解决。金融在美国GDP中的比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在过去十年中，美国政府的赤字增加了两倍。同期，美国的公共债务增加了17万亿美元，相当于过去240年的总和。在经合组织当中，主权债务总额从2008年的26万亿美元增加了一倍多，到2024年时飙升至56万亿美元。十年前，这个国际机制就在其自身所创造出的债务海洋中倾覆，而他们解决这一危机的方式是进一步引入洪水，现如今，债务洪流仍在源源不断地涌来，完全看不到尽头。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宣称，西方世界所建立起来的这套国际机制已经发生了更迭？最近，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盖瑞·格斯特尔（Gary Gerstle，他本人十分同情拜登政府）在其畅销书《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兴衰：自由市场时代中的美国与世界》（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oliberal Order: America and the World in the Free Market Era）中指出，桑德斯和特朗普从不同方向对希拉里·克林顿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道路展开了有效打击，从而为拜登在美国社会贫富差距问题上做出改变扫清了道路，并促使美国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惠及了数百万民众。他承认，“新自由主义秩序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里依旧会苟延残喘”，但最后，他又坚定地表示，“新自由主义秩序本身已经崩溃”。印度裔美国银行家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曾担任摩根士丹利的首席全球策略师）在《资本主义出了什么问题》（What Went Wrong with Capitalism）一书中对自里根时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进程进行了更为激烈的批判。该书作者指出，“2001年、2008年和2020年爆发的周期性金融危机如今已演变为了长期性、日常的危机状态”，这是中央银行为支撑不断下降的经济增长率而向发达经济体注入大量廉价资金的结果。这种由国家发放的大量现金是这个时期最为重要的一个事实。夏尔马警告称，此举迟早会对整个系统造成重大冲击。那么，我们需要采取何种补救措施呢？夏尔马的答案是：小政府外加更为严格的货币政策，这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经典配方——由此，新自由主义再一次完整地呈现到了人们面前。

这种截然相反的结论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998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就宣称“新自由主义已死”。十多年后，同样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其新书书名为《新自由主义奇特的不死之身》（The Strange Non-Death of Neoliberalism），本书延续了他在前一年发表的《新自由主义：仍然摆脱不了其致命束缚》一文中的观点，而这些结论来自一位公开反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学者。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坚定支持者，曾任比尔·克林顿特别助理、奥巴马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也认为，新自由主义还远没有丧失生命力。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篇题为《后新自由主义幻想》的文章中，他对格斯特尔等思想家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将民主党人丢掉白宫的失利归咎于其放弃正统经济原则的愚蠢行为，以及那一系列未能实现目标的庞大、无节制的支出计划。福尔曼列举了拜登任期内的大量破坏性举动，并指出“2024年的通货膨胀、失业率、利率和政府债务均高于2019年。从2019年到2023年，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家庭收入持续下降，贫困率也持续上升。”他进一步指出，“尽管拜登政府在努力提高儿童税收抵免和最低工资标准，但按通货膨胀调整后，情况比拜登上任之时更为恶劣。尽管拜登非常重视美国工人，但他却是21世纪以来第一位没有永久性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民主党总统”。其结论是：“决策者绝不应再忽视这些基本要素，而一味追求异想天开的非正统解决方案。”被斥为新自由主义正统理论的模式依然充满活力，并且为政府提供了唯一的出路。

当下的国际机制是正在走向衰落，还是能像拉撒路（译者注：圣经中的人物，死后耶稣将其复活）一样重新崛起？上述专家之间的交锋同样也体现在了政治活动当中，自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冲突已变得越来越激烈，而且，尽管新自由主义看似妥协或受挫，但仍然占据着上风。两者之间的政治僵局尚未结束：这种僵局将持续多久，谁也无法预测。

这是否意味着，在形成一套与凯恩斯或哈耶克旧有范式相媲美的连贯的经济和政治理念，作为当代社会运行的一套替代方案之前，现有的生产模式不会发生重大改变？倒也不一定。在资本主义核心区域之外，至少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而且是在事先没有任何系统理论设想的情况下发生的重大变革。其中之一是巴西的变革，1930年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 Vargas）领导的革命推翻了旧政权，这一时期，巴西经济所依赖的咖啡出口业因经济衰退而陷入崩溃之中。在没有事先进行规划的情况下，巴西政府通过进口替代实现了经济复苏。另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事件是，在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对计划经济模式进行了改革，带动了有史以来最引人注目的持续性经济增长——这一过程也并没有遵照任何系统性的替代理论。这些案例是否太过奇特，以至于与发达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无关？可以说，这些变革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其遭受了巨大冲击以及深刻的危机。而如果西方世界依旧相信，除了新自由主义以外没有任何可供利用的替代性方案，那么类似的危机与实验可能很快就会发生。

*文章转自Perry Anderson, Regime Change in the West?, London Review of Books, April 2025, 文章有删节，小标题为译者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