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9年秋天的天津刑场，有件怪事让人记了二十多年。26岁的女毒贩穿着大红嫁衣跪在地上，脑门磕得血珠直往下淌，染得衣襟像浸了水的红布。她冲着南方喊的那句“下辈子还你”，比电视剧里的台词还揪心。这哪像是杀头的场面，倒像是出没唱完的苦情戏。

1999年秋天的天津刑场，有件怪事让人记了二十多年。26岁的女毒贩穿着大红嫁衣跪在地上，脑门磕得血珠直往下淌，染得衣襟像浸了水的红布。她冲着南方喊的那句“下辈子还你”，比电视剧里的台词还揪心。这哪像是杀头的场面，倒像是出没唱完的苦情戏。

可当法警举起枪时，看热闹的老百姓才回过神——那嫁衣红得扎眼，和地上的血混在一起，分不清哪片是喜哪片是丧。

云南文山的老山坳里，1990年的尹艳萍还是棵水灵灵的小白菜。家里五兄妹挤在三间土坯房，她念完小学就扛起了锄头。村里人都夸这丫头能干，背篓里装满猪草还能唱着山歌回家。青梅竹马的方强在玉米地里跟她拉过勾：“等我在县城站稳脚跟，开间修车铺就回来娶你。

这承诺像根扎进肉里的刺。1995年开春，尹艳萍揣着攒了半年的38块路费钻进开往昆明的绿皮车。火车过隧道时黑得吓人，她却觉得前头亮堂得很——百货大楼的玻璃橱窗、柏油马路上的小轿车，这些在电视剧里见过的景象，马上就能摸着了。

昆明的酒楼后厨成了第一盆冷水。尹艳萍蹲在洗碗池边，手指泡得发白也挣不够房租。有天大堂经理把剩菜倒进泔水桶，冲她咧嘴笑：“妹子，把这盆油汤喝了，给你加五块钱工资。”这话比辣椒水还呛人，她当晚就卷铺盖走人。

转年夏天，解放路的KTV多了个花名“小萍”的陪酒女。她学会用劣质口红盖住冻裂的嘴唇，高跟鞋踩得比村里石板路还稳当。有回遇到个戴金链子的客人，往她胸罩里塞了十张百元大钞。那晚上她盯着宾馆天花板想：方强修十辆车也挣不来这个数，还等什么三年之约？

1996年秋天，程玉华叼着烟斗出现在包厢。这个缅甸回来的“程老板”像会读心术，看尹艳萍盯着其他姐妹的名牌包，轻飘飘甩出句话：“跟我干半年，爱马仕随便背。”他说的“四号白粉”起初像仙丹，吸两口能忘掉所有烦心事。等到胳膊上扎满针眼时，尹艳萍才明白自己成了提线木偶。

转过年在畹町镇街角，“萍萍时装屋”热热闹闹开张了。衣架后头藏着暗门，缅甸运来的海洛因在这分装上了。有次送货遇见边防检查，尹艳萍把毒品塞进卫生巾，冷汗把后背全打湿了。程玉华拍着她肩膀笑：“够胆色，天津那批货就交给你了。

1997年五一刚过，天津卫的过街天桥上，穿碎花裙的尹艳萍攥着塑料袋的手直打颤。对面便衣警察的皮鞋声像催命鼓，她刚摸出那包45克海洛因，就被按在栏杆上。铁铐卡进手腕时，她突然想起老家屋檐下的辣椒串——也是这么红彤彤的，晒干了就再没水分。

七天后的收网行动更热闹。杨正华他们正在饭店雅间数钱，冲进来的警察比端菜的服务员还多。3270克海洛因摊在桌上，白花花一片像送葬的纸钱。法官敲法槌时念的数字很吓人：65倍死刑线，放现在够枪毙几十回的。

刑场那天的太阳毒得很，尹艳萍非要穿那件托人买的红嫁衣。法警队长抽完第三根烟，摆摆手让送衣服的进来。她跪下去时簪子掉了，头发散开像团黑云。三个响头磕完，水泥地上洇开三朵血花。

有个老看守后来说，那姑娘最后喊的不是冤，倒像是跟谁赔罪。

这事在当时闹出不少说法。有人说毒贩枪毙前还让换衣裳，太讲人情。也有人说她到死都在演戏，那身红嫁衣保不齐是程玉华送的分手礼。倒是云南山村里，方强把攒了五年的修车钱捐给禁毒基金会，存折上还夹着张泛黄的婚书。

二十多年后再看这案子，就像照妖镜似的。当年那些蹲在边境线等活干的“带工妹”，现在改叫“物流专员”了。毒品包装从海洛因换成电子烟，可勾人堕落的套路还是老一套。有学者翻案卷时说，要是当年尹艳萍在昆明能有份正经工作，程玉华递过来的恐怕就不是烟枪，而是招聘合同了。

如今天津卫的天桥拆了建商场，禁毒宣传片还在循环播放。那些穿着防护服销毁毒品的镜头里，偶尔闪过件红色衣裳——不知是特效还是真有人把当年的嫁衣捐了。倒是那天的行刑记录本上，法警队长写了句没头没尾的话：“红衣服比白布显眼，血溅上去不仔细看还以为是绣花。”

参考资料：
《禁毒风云录》（孙大虹，2001）
《天津市志·公安卷》（2005）
《中国禁毒白皮书（19982000）》
《法制日报》1999年11月刑案纪实
云南禁毒纪录片《边陲毒战》（2003）

来源：雨佳谈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