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6年，我刚入北大考古系。考古学通论的新石器时代部分，由严文明和张江凯等几位先生教授。印象最深的，是每位先生在黑板上娴熟地画出各式各样的陶器，讲述纷繁复杂的类型学。考试前，最让人头疼的，是记住各文化的典型陶器。1988年秋天，在山西侯马曲村，第一次田野实习

#我的宝藏兴趣#陶器，是最让每一个考古人魂牵梦绕的物质遗存吧。

1986年，我刚入北大考古系。考古学通论的新石器时代部分，由严文明和张江凯等几位先生教授。印象最深的，是每位先生在黑板上娴熟地画出各式各样的陶器，讲述纷繁复杂的类型学。考试前，最让人头疼的，是记住各文化的典型陶器。1988年秋天，在山西侯马曲村，第一次田野实习。每天收集最多的，自然是陶片。严冬时节，进入室内整理。在刘绪、徐天进和孙华老师的带领下，白日里统计陶片，粘接陶片，分型分式，弄得夜里梦见的也是陶片。

临近新年，邹衡先生亲临现场，勉励大家。于是，就流传开一段先生在曲村的轶事。说的是一天傍晚，先生独自在库房揣摩陶片。大家吃晚饭时，找不见先生，以为他有事外出，都未在意。第二天凌晨，有人偶然看到库房灯光未熄，才发现仍在摸陶片的先生。先生如梦方醒，问来人道：“该吃晚饭了吧？”

那时候，也耳闻过苏秉琦和张忠培等先生爱摸陶片的传奇；同时也知晓了早年间，北大考古专业学生与苏先生关于陶器类型学作用的争辩。每天在寒冷的库房中，面对成堆的陶片，做出成百上千黑还是灰、褐还是棕、夹细砂还是夹粗砂的选择，难免会觉得枯燥，生出“逃之夭夭”的畏难之心，也难免产生陶器类型学真是“见物不见人”的误解。

第一次感受到陶器和古人的联系，是1992年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发掘。

那真是每个考古人梦想中的史前遗址：站在对面山坡上，可以看到成排的灰土圈，正是排列有序的半地穴房址的倒塌堆积；揭去20多厘米的表土，铲平地面，方形房址轮廓清晰；逐层清理到涂抹黄泥的居住面，满屋的遗物。尤其是因某种原因，被火烧后废弃的房址内，遗物的密度和摆放位置，让人相信，历历在目的就是7000多年前的生活场景。你仿佛可以看到，父亲用磨盘和磨棒研磨谷物，把金黄的黍粒捧入身旁的高罐中储存；也可以看到，母亲从灶旁的小罐中舀出一勺肉汤，喂给孩子。大大小小的筒形罐和钵形罐，不再单调枯燥，而是有了温暖的情感。

从此知道，面对陶片，既可以见物，又可以见人。调查中，探方里，库房内，每当拾起一枚陶片，常会感受到这样的温暖，浮想联翩。这样的感受，并没有影响我对陶器类型学重要性的认识。写硕士论文的时候，选择以良渚文化分期为题，就是想加强对陶器类型学的理解。

从此，对陶片的感觉由“逃之夭夭”，变成了“陶之夭夭”——陶片中蕴含古人生活信息之丰富，正如“桃之夭夭，妁妁其华”，耀人眼目。

2000年，赴澳大利亚乐卓博大学（La Trobe Univesity），随刘莉老师攻读博士，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关于史前社会发展演变和文明起源的理论。其中关于社会复杂化与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关系的讨论，不少是以陶器制作研究为案例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辽西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这自然离不开陶器研究。除了依据陶器类型演变确定文化分期之外，也有些“透物见人”的讨论：比如兴隆洼文化时期陶器的半专业化生产、房屋内的陶器摆放与功能区划分，红山文化无底筒形器的制作，小河沿遗址陶窑与陶器生产等。

2006年，参加第二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在承担灵宝西坡遗址发掘项目之外，还有幸参加了袁靖老师主持的生业与中华文明起源课题，牵头做陶器多学科研究的子课题。主要工作是设计合理的陶片样品选择方案，分析陶土的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发现差别，以此讨论陶器专业化生产和产品交流。课题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发现二里头遗址白陶可能来自不同遗址，同时期的南洼遗址白陶则只有一个来源。但总体而言，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

黄土地区陶土的常量元素表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一个遗址内，样品检测结果没有显著区别，难以作为专业化生产的证据。中子活化分析，又涉及样品提纯等问题，没有获得可靠的结论。在此期间，西坡遗址墓地随葬陶器残留物分析倒是有些发现，在簋形器土样中发现了植物脂肪残留。由此发现成分检测技术还需要继续提高分辨率，也需要与考古背景紧密结合。

此后很长时间中，我没有再做与陶器有关的研究，但同事和学生的研究会涉及陶器，时常与我讨论，让我一直保持着对陶器研究的关注。

2007年，乔玉受邀参加《尉迟寺发掘报告》（第二部）的整理工作，撰写有关聚落人口推测的章节，我们经常交流。尉迟寺遗址房屋保存之完好，地面遗物之丰富，堪比兴隆洼。我们都参加过遗址的发掘，感受过满屋陶器的震撼，认为居住面陶器数量和种类是推断人口及社会亲族组织的重要依据。该遗址居住面陶器总数为948件，用于居住的每座房屋平均拥有的陶器数量16件，符合一个核心家庭使用陶器的数量。

因此，可以推测，由于某种原因，聚落废弃时，几乎全部陶器都未带走。由遗址的墓葬可以知道，鼎几乎是每人必备的随葬品，个人相关性最强。居住面保存各类鼎205件，平均每座用于居住的房屋3.5件。由此，可以推测，聚落人口数量在200人左右，每个核心家庭3—4人。这一结果与通过居室面积和数量做出的人口估算近似。此外，陶拍分布在不同的房屋组中，反映出多数扩展家庭可能有自己的制陶手工业。

付永旭整理西朱封报告时，我们经常讨论墓葬精致黑陶的专业化生产问题，焦点是如何评价工匠水平。想到一个办法——测量口径的圆度，计算其与标准圆的误差，误差越小，工匠水平越高。为此，我们还找来现代瓷器质量标准做参考。当时就认识到，解决这个问题，实际需要大量的民族考古和实验考古研究。他此后一直保持着对陶器的热情，真的做了民族考古调查，对快轮成型和慢轮修整的辨别等问题，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见解。彭小军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对二里头遗址陶器上的指纹产生兴趣，我们一起在网上搜集西方学者相关研究的资料，讨论提取指纹的方法和研究的角度，发现也许可以通过这些指纹判断陶工的性别，以及是否有未成年人作为学徒参与制陶。最后，他在2011年发表了一篇颇具新意的论文。

我的学生们，也多对陶器兴趣浓厚。其中一位的硕士论文，做的是西坡遗址小口尖底瓶口部制作方法的实验考古研究。一位博士，正准备做尉迟寺遗址陶器研究，希望通过对陶器外形和纹饰的细致观察和测量，分辨出不同陶工的个体特征，再分析不同陶工作品在聚落中分布的情况，由此可以讨论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另一位博士，正在尝试用AI技术识别彩陶图案的“指纹性”特征，以此识别绘制者。

2015年，我因为主持洪都拉斯科潘遗址的考古工作，开始学习中美地区考古，从此对图像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2019年开始，连续写了多篇中国史前图像解读的文章，自得其乐，其中很多是对陶器上图像的解读。包括史前陶器上与天极宇宙观有关的图像，仰韶文化彩陶的鱼鸟转生主题、对鸟主题，良渚文化精致陶器上的蜷体鸟纹等。这也算是陶器研究的一部分吧。购买这本书>>

庙底沟类型彩陶表现群鸟孕育的如繁花一般的图案，真如“桃之夭夭，妁妁其华”，令人惊艳。我自己也对“陶之夭夭”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每年都有不少机会到考古工地观摩新发现，拿起陶片时，总算能够大概理解各位大先生们对摸陶片的痴迷了：比如三星村遗址的一件鼎足，会让你想到宁镇地区文化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关系；比如在淮安黄岗遗址，一片与高庙遗址几乎完全一样的刻划纹白陶，让你惊叹7000多年前的远距离交流；比如在马家窑遗址马家窑期的一片彩陶上，看到锯齿纹，让你想到半山期锯齿纹自有本土的渊源，不必向中亚追溯——浮想联翩之际，小小的陶片，真是可以让人爱不释手。

秦小丽和张萌两位老师，近年来致力于陶器研究的实践和教学。2022年，他们组织编写出版了《陶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书，对欧、美、日陶器研究理论与方法进行梳理与综合分析，涉及陶器的制作技术、纹饰风格、功能、产品流通、消费，以及陶器的文化背景、陶器民族学、陶器社会学，广受好评。

现在，他们又编著了这部《陶器研究与社会重建》，以七位20世纪以来，在陶器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美国学者的学术传记的形式，别开生面地讲述了陶器研究的方方面面和个中甘苦，对有志于陶器研究的学子和学者，是最贴心的指南。

秦老师嘱我作序。但面对这些大家的成就，我实在没有资格写出学术评述，只能简述我揣摩陶片的学术简历，作为引玉之砖。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来源：大明湖畔看今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