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0年代，他是黄埔生，后来升至第85军军长，打过日军，打过共产党，也打过退路。

文：水木史记

编辑：水木史记

——《前言》——

吴绍周，一位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将军。

三年后递交了一份写给“敌人”的作战建议，没人信他说的是实话。

更没人想到，这两条计策，后来改写了战争。

——《壹》——

吴绍周不是第一次上战场，他是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老兵。

1920年代，他是黄埔生，后来升至第85军军长，打过日军，打过共产党，也打过退路。

1937年南口战役，炮火打到他面前，他没退，伤口流脓还指挥部队往前冲，“鬼子火力猛，但他们不适应夜战。”这是他当时说的。

1945年日本投降，他一度以为自己赢了，但很快，命运拐了个弯。

淮海战役，部队断粮三天。电台不响，援军不至，吴绍周决定突围，结果没突成，他成了俘虏。

他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那年，他47岁，第一顿饭，他没吃完，米饭太松，他以为里面藏刀片。

他不说话，也不看人，每天早晨站在窗前，盯着铁窗看太阳。

他说太阳升起的位置和老家的不一样，没人知道他什么意思，也许是觉得自己活得不像个人，后来他听说，第60军军长曾泽生也被关在这里。

曾是他下属，在长春战役投降了，吴绍周不屑一顾。

他还不知道，几年后自己会走上一条和曾泽生类似的路，他开始读书，毛选、列宁全集、志愿军报告、抗美援朝公报。

他把自己关进文字里，他写笔记、画图、批注，一页一页标满符号。

别人把这当演戏，他却在这堆“敌人书”里找到了破绽，“美国人机械化强，但灵活度差，夜战不行，怕埋伏。”这是他在笔记中写的一行字，画了三圈红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入朝。

他从广播里听到美军轰炸平壤，一座城市被炸成平地，他没有摇头，也没有感叹，他只说了一句：“硬拼，死得快。”

没人请他发言，他却递上了一份报告，十页，纯手写，内容是：两条计策，如何打败美军。

——《贰》——

第一计：夜战突袭，打破火力优势

“美军白天靠飞机，靠坦克，晚上，他们靠不了这些东西。”吴绍周在报告中写道，“白天是他们的地盘，晚上是我们的机会。”

他不是空口说白话。

1938年，台儿庄战役，他亲自指挥一个连夜袭日军阵地，一小时解决战斗，缴获轻机枪4挺，他记得很清楚，日本军官临死前抓着他裤脚，那一幕他在脑子里重播了几十年。

现在，他把这一套用在美军身上。

他说：“美军怕的是不确定，不是火力，你给他打乱了节奏，他的坦克就是废铁。”

报告里写得很细：每次突袭不超四小时，每组不超过两排，必须全员携带白刃武器，目标不是打死多少人，是让敌人一夜不能睡觉。

这种战术，后来在长津湖打响了第一枪。

1950年11月27日，志愿军第9兵团偷袭韩军白虎团，零下40度，没有电台，全靠哨子传令，夜间突袭，子弹用光了就拼刺刀。

白虎团几乎全军覆没，美军被打懵了，第二天，美第1陆战师就地转向，战线后撤。

没人公开承认用的是吴绍周的战术，但后来在彭德怀办公室里发现了那份报告，扉页写着：“此计可用，速交作战科，按之试行。”

第二计：战壕伏击，以肉搏破钢铁

“与其死在坦克炮下，不如把坦克拉下战壕。”这是吴绍周的第二计。

他主张在敌军必经地带预埋复杂战壕，不是线性防御，而是“网状结构”，坑道、连环、分叉、假洞，让敌军搞不清楚敌人在哪、哪里是出口、哪里是陷阱。

他说：“我们不靠火力靠人，战壕是人的武器。”

在第五次战役中，这一思路被完整采用，志愿军三纵用韩军遗留的战壕做骨架，挖出一个半地下堡垒，四通八达，有的战士三天不出地面，在战壕里打完了整个防御战。

美军派出坦克部队强攻，结果陷入泥泞和塌方，前后受阻。

——《叁》——

吴绍周没想到他的报告会被递上去，更没想到，毛主席亲自批了六个字：此计可用，施之，文件在中南海传阅后，一路送到朝鲜前线。

彭德怀看完，说：“这人是老军人，懂。”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那时候，说一句话是“敌人”的建议，够让你吃一辈子苦头，可这次没人质疑，因为战场上的尸体多到没人再讲立场，只讲能不能活。

吴绍周不是天真，他知道自己杀过很多解放军，也知道“特赦”两个字不光靠纸笔，还得靠血还债。

1951年春，第四次战役结束，战场陷入僵持，高地反复争夺，前线平均每两个小时换一波班，美军在炮火里轮换，志愿军在炮火里坚持。

吴绍周的“人肉战术”，不是所有人喜欢，有指挥官不愿照做。

报告开始流传，有副师长带着他的手写图纸上阵，有排长按照战壕图挖出了第二防线，成功反包围敌军。

毛主席后来在党内会议上提到此人，说：“他犯过错，但他现在拿出了切实的行动，证明自己跟新中国、新政府一条心。”

1952年，吴绍周被特赦。

他没有哭，没有激动，他站在功德林门口，穿着发白的中山装，脸上被剃过的伤疤还在。

那年，他50岁，他活着走出了关押三年的牢房，成为第一个因战术贡献被提前特赦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肆》——

出狱那天，吴绍周没有回南京，也没有回上海，他选了湖南，他的家在湖南衡阳，那里有他少年时读书的学堂，和母亲坟前的一棵老槐树。

他没有再当兵，也没有再提“战术”两个字，他被安排到湖南省文史馆当馆长。

别人问他：“你打过那么多仗，现在写地方志，不难受吗？”他不答，他在地方志第一章里写了十个字：“死了太多，能记住几个就够了。”

他一生不多话，但在馆里，年轻人提起抗美援朝，他会站起来，说一句：“那是场硬仗，是战士们拿命换的。”

没人敢把他当普通馆长看，因为他身上有些东西不是衣服换了就没了。

他走路时左腿微跛，是在长江北岸被炮弹震伤的，喝茶时手抖，是从台儿庄带下来的神经痛。

那年之后，吴绍周的名字已经从大多数名单中消失了，他是“特赦战犯”，不是“志愿军”，也不是“烈士”。

1966年，他病逝，湖南省给他办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追悼会，桌子上没摆勋章，也没有战报，他的遗愿里写着：“不摆生前照片。”

吴绍周一生，打了三种仗，第一种，是枪炮的仗，他从南口打到台儿庄，后来败在淮海。

第二种，是信念的仗，他从黄埔军人变成战犯，又从敌人写下救命战术。

第三种，是与自己过往的仗，他活下来了，却不再回头。

他的身份，永远夹在“胜者”与“失败者”之间，没有颂歌，也没有鞭挞，他只是，用自己打下来的经验，交还给历史。

来源：水木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