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目前，数字新闻研究主要集中于新技术应用与传播趋势，而对于地方新闻媒体在新闻系统结构中的具体实践探讨尚显不足。本研究基于对T市媒体融合发展的实地调研，深入探讨了地方新闻媒体在数字新闻领域的实践。研究发现，地方新闻媒体扎根于本土的新闻生产路径，并与地方受众建立了“在地共鸣”的关系。在长期的社会变迁中，新闻媒体生态的活力源自于对地方的回归，以及与当地社会联系的重新建立和加强。面对“夹心层”的挑战，地方新闻媒体应转变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关键节点和交往网络，为数字时代的社会交往提供新的可能性。研究提出了“数字共通新闻学”的新闻理论主张，包括信息共享、在地共鸣、合作共通三个核心维度。其中，研究聚焦数字共通理论中的“共鸣”关系而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理论。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数字共通新闻学与国内外数字新闻领域的相关新闻理念展开理论对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批判性发展。研究不仅丰富了数字新闻学的理论内涵，也为地方新闻媒体在数字时代的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和发展方向。摘要：目前，数字新闻研究主要集中于新技术应用与传播趋势，而对于地方新闻媒体在新闻系统结构中的具体实践探讨尚显不足。本研究基于对T市媒体融合发展的实地调研，深入探讨了地方新闻媒体在数字新闻领域的实践。研究发现，地方新闻媒体扎根于本土的新闻生产路径，并与地方受众建立了“
[关键词] 数字新闻；地方新闻；共鸣；数字共通；新闻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21&ZD318）、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社交媒体平台上虚假信息分享的机制与治理研究”(24NDQN13Z)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梦如，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媒体传播；丁玥，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媒介与社会；吴飞，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数字新闻学。浙江 杭州 310058
基于数字技术生成的“共—显”空间为主体的独异性存在开启了新的时空，产生了杂合的多元参与共在的境况，个体通过与他人的共在和世界的显现来确认和保证。[1]数字新闻时代，技术带给新闻生产者和用户之间一种共在的存在关系。在移动互联网技术普及的背景下，以用户参与创造内容为主要特征的社交媒体崛起，新闻生产者和新闻用户得以更好地连通与对话。新闻媒体的角色不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者，它们需要通过生产的内容与受众建立连接，进行互动，从而与受众形成共鸣。在这个过程中，新闻生产者和受众通过新闻信息和事件的交流实现了共存。这种共存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更是精神和认知上的。它要求新闻媒体在生产内容时，不仅要注重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还要考虑如何通过内容与受众建立情感上的联系，激发受众的参与和反馈，从而实现更深层次的互动和共鸣。这样的共存关系，不仅增强了新闻的影响力，也为使用者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多元的体验。中国的地方性新闻机构拥有独特的历史沿革、行业结构和受众基础，并且在当前展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在当下，数字新闻研究需要深入探讨地方媒体在媒体融合和算法技术等新兴场景下的新闻生产实践，以呈现技术力量与传统媒体新闻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张力。因此，本研究将聚焦于数字时代新闻机构的新闻生产变革，特别是地方新闻媒体的具体情况，分析其新闻生产的来源和内容，探讨地方新闻媒体的价值及其面临的挑战。通过这一分析，本研究旨在揭示新闻媒体在数字时代新闻价值的演变，并进一步理解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地方新闻媒体如何通过数字新闻实践重塑自身定位，并与更广泛的社会行动者建立联系。
一、数字新闻、“数字共通”与地方新闻
（一）数字新闻的理念与关切
在数字时代，新闻媒体服务公众的主张成为新闻理论中广泛讨论的话题。其中，“公共新闻”理念认为新闻业被认为应坚守公共性原则，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满足社会的多元化需求。[3]“建设性新闻”理念倡导新闻媒体关注于聚焦问题、提供全面深入的新闻报道，并寻求建立一套可行的解决方案，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4]这体现了媒体对公共责任的觉醒，[5]推动新闻更有效地服务于公众和社会。[6]在中国，建设性新闻既考虑了国家层面的逻辑，也兼顾了人民的需求，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和谐。通过这种方式，建设性新闻为公众服务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7]（三）“数字共通”理论观照下的地方新闻
“数字共通”理论是对数字时代交流秩序构建的深入理论探讨。它揭示了当前社会环境中理性对话与情绪化互动的交织，以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界限的模糊消融，不同主体之间的不断互动和共鸣，通过共显机制在开放的空间中得以平等展现。它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总体性理论框架，尚需通过具体的经验研究来验证和完善。新闻媒体在数字社会中扮演着新闻生产的关键角色，是数字共通理论观察和分析的典型领域。因此，本研究通过对地方新闻媒体数字化转型的实证研究，探索数字共通理论在实践层面的可行性，并尝试阐述这种抽象的总体性理论如何应用于数字新闻业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和深化。通过这一研究，我们旨在为数字共通理论提供具体的实践案例，同时为数字新闻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策略建议。
本研究致力于深入探讨数字共通理论中的“共鸣”概念，将其视为理论核心，以审视“共鸣”在数字新闻业中的作用与重要性。共鸣描绘了个体与世界之间的动态互动。[26]罗萨认为，人类在追求数据的过程中不仅破坏了与环境的“共鸣关系”，而且在生存的斗争中不得不面对空间、物质、行动、时间以及自我与社会关系这五个维度的异化困境。[27](P.46-51)“共鸣关系”是人类与世界之间的相互倾听、理解与回应，这种关系是人类与所处世界建立和谐联系、实现良性发展和持续存在的本质要求。[28](P.5-9) 建立“共鸣”，可以促进个体与社会、自然和文化的再连接，从而实现个体与世界的和谐共存，为社会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在数字共通理论的框架下，共鸣不单是一种互动关系，它还强化了主体与世界的联系，为不同实体间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可能。[29]这一概念强调了互动的双向性，不仅促进了信息的交流，还加深了理解和共识的形成，从而在数字新闻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通过这种共鸣机制，新闻内容能够在多样化的受众之间传播，激发讨论，形成共享的意义和价值观，进而在数字时代构建起一个更加紧密和互动的新闻生态系统。数字共通理论承认并尊重差异与矛盾的存在，它强调在差异中寻求共显，“数字共通”是观念和意见得以碰撞的“共鸣室”，是充满活力、能够自我更新的“共鸣室”。[30]这使得地方新闻，尤其是都市新闻，成为应用数字共通理论框架分析数字新闻实践的理想起点。共鸣在都市新闻实践中被体验为一种归属感、亲密性、亲和力、团结精神和相互理解的情感联系。它基于对人类共同经验的共鸣，超越了信息的单向传递，通过情感上的呼应，建立起报道事件与读者之间的深层联系。[31]都市新闻的背景是多样化和复杂的，它的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受众群体多元化，是数字新闻实践的关键领域之一。数字技术的持续创新和应用，为都市新闻在内容展示、互动方式和传播渠道上带来了无限可能。地方新闻媒体不仅作为社会空间纽带存在，还承担着展现地方特色和作为新闻系统纵向节点的双重角色。通过数字共通理论的视角，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地方新闻媒体如何在数字时代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以及如何通过共鸣来加强社区的联系和理解。总体而言，尽管地方新闻的本土特质在数字新闻研究领域逐渐受到关注，但其在中国特定语境下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深层理论逻辑仍需进一步阐明。本研究在深入梳理数字新闻学相关理念的基础上，选取T市新闻传媒中心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将地方新闻媒体的实践置于数字新闻发展的理论背景中。通过数字共通的视角，本研究旨在探究地方新闻媒体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如何体现数字新闻演变的理论形态，揭示数字共通新闻学在普遍性理论问题上的贡献。研究将具体探讨以下问题：在数字时代，地方新闻的新闻生产过程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形成了何种数字新闻生产机制？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地方新闻媒体遇到了哪些具体的困境和挑战？此外，本研究还试图挖掘和阐述，在数字时代的动态变化中，地方新闻实践所蕴含的数字新闻学理论，以期为数字新闻学的理论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见解。
二、研究方法
在“中央—省—市—县”的传播体系中，地市一级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然而，作为地市级新闻媒体中心，在现阶段我国媒体融合发展大局以及“中央—省—市—县”传播体系中，地市一级处于“夹心层”的位置，表现为地市级媒体融合工作在政策支持上的相对弱势。特别是随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率先上升为国家战略，县级媒体融合获得更多政策倾斜，而中央、省级媒体在系统内部外部都更具有话语权、影响力和知名度，由此，地市一级媒体融合工作相对滞后，面临发展困境。
因此，本研究聚焦地市级新闻媒体机构的新闻生产，将T市新闻传媒中心作为研究案例，通过对地方性的关注，对数字新闻在特定地域中的特定表现进行深入探究。T市于2022年5 月成立市级媒体融合改革领导小组，研究提出《T市级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实施方案》，推进媒体融合改革。T市日报报业传媒集团与T市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率先进行融合，组建T市新闻传媒中心(集团)。T市新闻传媒中心(集团)2022年12月成立，整合原报社和广电的资源，在原有的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和网站的基础上进行媒体融合的工作，在市域内实施区域媒体融合一体化战略。T市新闻传媒中心实行集群化措施，集团分为一二两个集群和广电中心。相较于一集群主要负责政务新闻，二集群的工作内容主要是社会民生新闻。
本研究通过数字共通的理论视角阐释地方新闻媒体的新闻生产变化，通过实地调研获取经验材料，进行案例分析。2022年4月，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推进地市级媒体加快深度融合发展实施方案》。T市新闻传媒中心，是所在省率先推行地市级媒体融合的媒体机构，也是地市级城市媒体融合改革聚焦地方性实践的典型。在媒体融合改革后，T市新闻传媒中心关注社情民意，做好民生专栏，帮助群众解决遇到的烦心事、操心事，得到充分认可。全面启动电视文化生活频道方言节目改版工作，拍摄了一批优秀节目。并根植本土文化，作品有深度有影响，举办了本地文创精品展、市民艺术节等系列重大文化活动报道。其在地市级媒体融合改革中遇到的困境和经验，具有广泛的普遍性，能够为其他地市级城市的媒体融合提供借鉴。
研究者在2022年和2023年先后多次前往T市进行实地观察，获取反映该地媒体融合发展特征的文本与图像资料。调研组还通过座谈会的形式对集团主要负责人进行访谈，每次访谈时长为2-3小时。访谈问题主要包含媒体融合前后集团变化、新闻内容、用户互动情况、新闻生产过程等方面。本研究的分析文本来自小组座谈内容，研究者共进行了4 场小组座谈，涵盖T市新闻传媒中心不同集群和子公司单位的人员共计30余人。文章选取有代表性的座谈对象发言内容进行呈现，按照发言顺序对代表性座谈对象进行排序，标记为S1-S6。研究者在访谈过程中充分获取了不同层面和不同角色的看法，以确保研究案例的深度与全面性，借此管窥数字时代中地方新闻实践中的表征与进路。
三、在地共鸣：地方新闻与受众的互动关系
（一）共享：“对民生新闻的定位就是服务性”
新闻业数字化程度的加深，带来了新闻工作者对于受众观念建构的根本性变化，受众作为一种观念开始参与到新闻媒体的日常新闻生产流程。[32]对于T市新闻传媒中心来说，这种观念的转变体现在“新闻+服务”的基本定位，地方新闻媒体机构所生产的数字新闻成为一个开放的对话环境中的连通节点，激发受众群体的新能动性。在政策主导下，T市新闻传媒中心从2022年年底开始进行媒体融合，采用了“集群+公司”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意味着以集群为核心，将不同的媒体公司或平台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群体，以实现更加协同和高效的管理与运营。二集群的负责人S1重点提及了“民生文化”板块，表明在媒体融合中，T市新闻传媒中心对民生领域的关注和重视。民生问题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对于提升媒体服务的实用性和社会影响力至关重要。而原来的“民生部”和“文化周刊”部围绕原来的频道定位，成为了一个专门的民生端口。这两个部门在媒体融合过程中经历了角色和定位的调整，转变为一个更加专注于民生领域，进行“社会守望”的部门，强调服务性和有针对性的社会功能。民生新闻的定位是服务性的直接表述，表明该媒体集团将民生新闻视为公众提供服务的重要内容，强调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致力于满足受众的需求和关注点。
此外，《TZ晚报》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信息共享，将报纸内容更新到网络上，实现了信息在不同平台间的共享和传递。这种做法可以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需求，扩大信息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通过新媒体融合，报纸的内容得以通过多平台更广泛地传播和共享。S2提及《TZ晚报》的抖音账号拥有86万粉丝的账号，这意味着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报纸内容，短视频播放量超过500万也说明了信息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受欢迎程度。尽管不同受众的差异性可能大于共同点，但共享过程让他们体验到了共在的意识。
在媒体融合背景下，T市新闻传媒中心管理模式调整、部门定位变化以及对内容服务的调整，都重点关注民生领域，强调服务性和针对性，以更好地满足受众需求。受访者S2提到，报纸影响力的上升与信息共享密切相关。S3还提到，随着报纸内容在新媒体平台上的传播增加，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报纸的内容，从而提高了报纸的影响力。这也反过来促进了更多受众参与到信息的共享和传播中来。
除了通过新闻进行服务之外，T市新闻传媒中心的一集群由于负责政务领域的新闻，还承担着政务宣传工作。但在实际上，由于对内进行信息传达的政务服务模式相对缺少透明性，地方新闻媒体不容易通过宣传建立公众信任。“政务服务模式”是用“非市场需求”来解决既有媒体生存问题的方式，但能不能持久获得这些“非市场需求”，最终还要看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基础。但是，如果这个基础不存在了，那么这些为党政机关服务的“非市场需求”也会离场。
（二）共鸣：“方言节目是我们的王牌”
地方新闻媒体的实践围绕着与特定地域和物理空间的联系展开。新闻在地性的重要意义，是新闻机构作为一方水土的政治和文化象征。[32]作为地方新闻媒体机构，T市新闻传媒中心所生产的新闻内容主要面向当地市民。这种定位赋予了其新闻生产新的社会角色。当前，社会是在以“提升逻辑”为主的价值导向牵引下不断“加速”运转的。在“加速社会”中,以“数据提升”为唯一目标的掌控逻辑使得几乎所有人都被迫加入“科技迭新加速、社会变迁加速、生活步调加速”等各面向互推的社会系统整体加速的旋转之轮。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和信息传播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传统媒体的很多优势渐渐丧失，只有内容生产的专业优势和赖以生存的体制优势尚存。在面对受众群体变化的挑战下，T市新闻传媒中心努力将王牌方言节目进行新媒体化，以解决用户黏性下降的问题。通过将节目做成短视频、减短时长、增加数量，新闻传媒中心试图与观众建立更紧密的情感连接，促进观众对节目内容的共鸣和认同。
作为群体一员的共同经历，观众的个人体验和集体文化记忆在方言节目中被激活。当地受众仍然希望在地方新闻中获得社区感和关怀感，这种社区感是通过对当地及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的长期承诺而形成的。[33]通过情感共鸣，新闻媒体能够与观众建立紧密的情感连接，促进社区凝聚和共鸣，同时也能够在数字共通的环境中实现情感共鸣的转化。[34]在本土本地的故事中，读者感受到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连接、与彼此的共在。[35]通过与当地市民的情感连接，T市新闻传媒中心不仅需要承担专业意识形态的宣传，也成为了个人情感经验和集体文化记忆的传递者，促进当地社区受众的连接、凝聚和共鸣。T市新闻传媒中心的“美丽TZ”作为一档文化新闻广播栏目，通过传播文化内容，与观众建立情感共鸣。这种共鸣来自于对文化的共同认知和情感体验，观众对于栏目内容的认同和喜爱，以及栏目传递的价值观念与观众的本土记忆之间的共鸣。共鸣源于观众对于栏目内容的认同和喜爱，不仅仅是观众对节目内容的情感体验，更是对栏目所代表的文化认同的一种体现。地方媒体机构在地方社区中具有较强的被认同感，能够更好地满足当地观众的文化需求，加强与观众之间的情感共鸣，从而提升地方媒体的影响力和社会价值。通过建立情感共鸣，地方新闻媒体机构能够加强与受众之间的情感连接，以自身在地方社区中的影响力，为当地社区的文化传承和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三）在地共鸣：地方文化主体性的感召
本研究在数字共通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在地共鸣”的概念，探讨地方新闻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在地共鸣”将受众和情感与地域文化主体性相结合，探讨数字新闻传播中的地方特色和文化认同如何影响了受众对新闻的接受和理解，构建一种更具本土特色和注重情感共鸣的新闻传播范式。思考其如何与更广泛的媒介化社会中的行动者进行交往，从而构成网络的动态联通体。
共鸣不仅是一种情感连接，更是一种与世界和谐互动的方式。它不是将世界视作外部对象，而是与世界共同体验、共同感知，并在这种共同体验中找到情感的共鸣点。“在地共鸣”对于新闻媒体机构而言，首先意味着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再嵌入地方的能力，但最终指向地方新闻媒体通过新闻生产与观众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地方新闻节目使用方言进行表达，实际上是在尝试通过语言来建立与受众之间更深层次的情感共鸣。方言作为一种特定地域或社群的语言形式，通常能够更准确地表达当地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提升新闻的可读性和接受度，还能增强受众对新闻内容的认同感和参与感。
因此，“在地共鸣”的实现是数字共通理论在地方新闻传播中的具体实践应用。地方新闻使用方言的做法不仅是一种语言选择，更是一种情感共鸣的体现。在地性情感共鸣则是在这种理念基础上延伸，以地方文化的主体性为依托，通过对当地语言、习俗、历史等方面的深入理解和表达，实现与当地受众的情感共鸣。
这种基于地方文化的情感共鸣不仅有助于提升新闻的可读性和接受度，还能够增强受众对地方新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该理念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地方新闻的传播的内涵，提升其内容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四、合作共通：夹心困境与系统“节点”
（一）困境：处于“夹心层”的挑战与挣扎
在连续的调研和访谈中，虽然同属于T市新闻传媒中心，但相较于负责政务新闻的一集群，负责社会民生新闻的二集群的工作氛围更加轻松。对于二集群在工作中的主要困境，一位负责人深有感触地表示地市级媒体融合中心是“夹心层”。在当前我国媒体融合的政策语境，随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中央—省—市—县”的媒体融合传播体系中，地市一级因尚未获得政策支持而难以发展。[36]在媒体融合过程中，地市级媒体融合中心面临着来自省级和中央级媒体的冲击。一方面，由于缺乏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地市级媒体融合中心在与省级和中央级媒体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难以与其抗衡。省级和中央级媒体在资源、影响力和覆盖面等方面具备较大优势，给地市级媒体融合中心带来了压力和挑战。另一方面，地市级媒体融合中心还需要面对来自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竞争。由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国家战略中的提升，其获得了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因此在媒体融合发展中更受重视。由此，地市级媒体融合中心作为“夹心层”，面临着政策支持不足、与省级和中央级媒体的竞争压力以及与县级媒体的竞争挑战等多重困境。在具体的融合过程中，人才和资金的短缺成为了最根本的问题，在访谈中几位负责人都有提及。首先，人才的流失和短缺导致了媒体融合工作的推进受阻。由于编制等原因，单位内部的最优秀人才往往难以留住，这使得媒体融合中心缺乏了推动工作的核心力量。其次，资金短缺也限制了媒体融合中心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媒体融合中心很难进行有效的运营和推广，无法解决新媒体客户端的经济效益问题，也无法推动商业变现。
同时，在当下科技不仅是一种实现社会发展的工具,更演化成一种客观环境左右人类的生活选择。[37]在访谈中两位负责人S4和S5也提醒到媒体融合的工作不仅要运用好媒介技术，而且需要反思现有的管理体制和商业模式，思考如何在科技的推动下实现创新与突破。当前的管理结构显然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传统媒体的力量在逐渐减弱，如何增强内容的吸引力并实现商业化变现，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受众的注意力变得更加分散，如何在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需要技术、人力、资金的多重支持。地市级媒体融合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也成为了制约因素之一。管理层级的扁平化使得层级增多，但效率下降，难以有效地推动媒体融合工作。同时，由于体制机制的限制，媒体融合中心在商业化操作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制约，无法充分发挥商业化运营的优势，也难以解决商业变现的难题。粉丝黏合度不高、流量变现困难等问题也凸显了媒体融合中心在内容运营和商业化方面的挑战。缺乏高质量内容和黏性强的粉丝群体，使得媒体融合中心难以实现有效的商业变现，从而限制了其发展和壮大的空间。
地方新闻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提供本地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新闻议题，且这一功能很难被代替。有很多地方事务并不具有全国性的新闻价值，难以被全国性媒体关注，但对当地人来说是重要的。因此，地方新闻业解决人才和资金短缺、优化体制机制、提升内容质量和黏性，以及探索有效的商业化运营模式等问题，将是地市级媒体融合中心未来发展的关键。
（二）限制：报道内容深度和广度受限
日报作为主流的传统媒体之一，其民生新闻的内容产出对于信息共享具有重要意义。民生新闻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通过报道这些内容，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有益的信息共享平台，让人们了解社会发展的动态和民生议题的变化。但在访谈文本中，负责人提及多种新闻报道的限制。
S2提到日报民生新闻的变动，其中的一个细节是表达了对“热线部”被取消的遗憾。取消热线部的举措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传统报纸在数字化时代转型过程中的一种调整。对于从事调查类报道的记者和编辑来说，取消热线部可能意味着资源和平台的流失，从而影响日报对于民生新闻的报道广度和深度。同时，日报的主题策划与采访编辑合一的组织方式将会影响到民生新闻的多样性和深度，如果编辑只关注某些热点话题或者自身感兴趣的主题，将会忽视一些其他重要的民生议题，影响信息共享的全面性和公正性。
日报在传统媒体形式下的信息传播方式与新媒体有一定的差异。传统媒体通常以文字报道为主，而新媒体则更加注重多媒体形式的信息传播，比如视频、照片等，并且更注重通过情感性的内容来吸引流量。如何在传统媒体形式下更好地利用多媒体元素进行信息共享，成为一个难题。S6提到，拍视频、照片等在一线操作有困难，与人力、技术设备等方面的限制有关，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更好地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信息共享，是地方新闻媒体机构需要面对的问题。
由此，在地方新闻与受众形成“在地共鸣”的过程中，如果过度重视受众的情感需求，而在新闻生产中忽略了新闻报道的深度和广度，完全地方化的新闻内容只有本地人能够获取信息，也就只能在本地读者之间形成共鸣。当过于关注受众的情感，新闻媒体的新闻生产将根据用户的偏好和行为提供定制化的内容，这可能导致受众只接触到与自己的观点和情感相符的信息，而忽视其他事实观点。这种情况下，共鸣可能是基于局限性和片面性的，而不是基于全面性和客观性。新闻生产如果一味追求情感共鸣，新闻作为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作用将被磨灭，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地方新闻将凋零。[38]（三）节点：地方新闻媒体的合作共通
在当前以省级和县级为重心的政策环境下，地市级融媒体发展对于地市级媒体提升自身传播能力从而夯实现有传播体系的意义将进一步显现并得到提升。集团内部的合作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途径。通过内部合作，各媒体可以共享资源、共同应对挑战，提高整体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这种合作模式不仅可以促进信息的流动和传播，还可以推动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为地市级融体媒体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面对困境和限制，地方新闻媒体承担节点作用，与其他单位合作，群策群力做好地方新闻成为一种破局的方式。T市新闻传媒中心充分发挥了两个集群的协同作用，整合资源共同对亚运会进行报道，共同应对市场变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挑战。在广告经营上，一集群和二集群可以通过共享客户资源和广告位，提升广告收入。同时，利用新媒体平台，将地方新闻进一步融入到用户日常生活中，提高受众的参与感和互动性。在数字时代，从业者作为内部新闻行动者网络与以政府、用户、竞争者、教育机构等多元主体组成的外部新闻行动者网络共同构成新闻行动者网络，是开放式创新的重要载体。[39]基层媒体融合的领导应更加侧重指导如何用好技术，探索内容创制的成功案例为组织确立最佳实践，从而推进整体创新绩效。[40]地方新闻媒体要在困境中寻求突破，终究要加强协作，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优势，发挥节点作用，集思广益，共同推进地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以此为出发点，“数字共通新闻学”在现实层面呼应新闻媒体的现实处境。一方面，作为数字交往的横向节点，地方新闻媒体应该连通本地公众，形成情感连接；另一方面，地方媒体在媒体融合中具有特殊的纵向“节点”意义，应助力构建“中央—省—市—县”联动互通的媒体融合传播体系。通过集团内部的合作和协作，地市级媒体可以更好地应对挑战，顺应新媒体发展趋势、实现自我革新，推动自身的发展壮大，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其承上启下、服务公众的连接“节点”作用。
五、数字共通新闻学：新闻理论的新范式
在新闻业兴盛的时代，本雅明对于讲故事者逐渐消失的现象感到哀叹。对他来说，讲故事者不仅是经验的象征，而且故事本身承载着历史脉络和传统，与个人的亲身体验息息相关。听故事和复述故事的过程，也充满了个体的体验和情感。[41](P.112)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闻消息的瞬息万变似乎预示着文化传承的消亡，这成为了本雅明在当时深切的忧虑。呼应本雅明的忧虑，本研究观察到当下的地方新闻媒体正在积极扩展业务范围，融入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它们将信息共享、在地共鸣和数字共通作为核心策略，以顺应数字新闻时代受众转向和情感转向的新要求。这表明地方新闻媒体机构正在展开前瞻性的探索，来适应数字时代的社会交往需求。通过这些策略，地方媒体不仅在传递信息，更在建立与受众之间的情感联系，重新承担起讲故事者的角色，连接社区，尊重并传承地方文化的主体性。新闻学范式创新的核心方法是从实践中提出问题，进而提炼出理论化、稳定的一系列概念，以此来丰富知识体系。此过程需要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进行创新，以确保知识的高效扩展，最终通过价值层面的审视来保证知识的反思性和实用性。[42]本研究以T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数字新闻实践为依托，将地方媒体作为数字共通理论在数字新闻领域应用的实例。地方媒体不仅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复杂的社会背景，而且展现了数字技术在新闻传播中的运用和创新，同时也体现了数字共通理论对多样性和共鸣关系的关注。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地方新闻媒体与受众之间建立“在地共鸣”关系的设想，这种共鸣不仅是信息传播的手段，更是一种情感上的纽带。通过数字新闻的桥梁，受众得以与当地社区进行更深层次的互动，地方新闻媒体也得以更精准地满足受众的需求，从而增强受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新技术和媒体环境的涌现要求我们持续地反思和更新对新闻的认知方式和理念，来适应时代背景和新闻生态的演变。本研究的理论构建立足于媒体融合时代，新闻生产与地方文化主体性在实践中深度融合的现实基础之上。针对地方媒体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本研究深入分析了地方媒体的实际情况，并从“数字共通”的理论视角出发，提出了“数字共通新闻学”理念。这一理念涵盖三个核心要素：首先是信息共享，即地方新闻媒体应承担起了解和服务用户的责任，为地方民众提供公共信息和服务；其次是在地共鸣，新闻业应回归本雅明所描述的“讲故事的人”的角色，通过连接受众，基于对在地经验的深刻理解和文化主体性的尊重，重新构建与受众的联系；最后是合作共通，地方新闻媒体在融合过程中应展开合作，成为社会交往中的连接节点，与当地社区或报道对象的文化和生活实现真正的共融。
目前，新闻学的研究视野已经从传统的职业新闻活动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社会化新闻活动。[43]本研究通过观察地方媒体的实际操作，试图将其理论化，并探索数字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路径。在深思地方新闻媒体与受众互动关系的过程中，本研究深入分析了数字技术对社会交往、信息传播和社会参与的影响，以及数字共通空间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重构中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闻媒体，尤其是地方新闻媒体，更明智的选择是回归本土，重新建立和加强与当地社会的联系，力争成为地方新闻生态系统中的关键节点。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地方新闻媒体数字实践的田野调查，并对理论进行更精细的提炼，包括分析新闻媒体与受众互动的文本和数据。这将有助于更全面地回应数字时代地方新闻数字共通的理论命题，为新闻学的发展贡献新的理论和实践见解。孙梦如,丁玥,吴飞.数字共通新闻学：地方新闻媒体的“在地共鸣”[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6(1):127-13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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