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县城九中门口的法国梧桐又老了一圈。我跟小卖部的徐姐买了瓶矿泉水，那饮水机还是十五年前那台，按钮磨得发亮，像是被人摸过无数次的老庙里的佛像。

县城九中门口的法国梧桐又老了一圈。我跟小卖部的徐姐买了瓶矿泉水，那饮水机还是十五年前那台，按钮磨得发亮，像是被人摸过无数次的老庙里的佛像。

“你儿子这回考得怎么样？”徐姐递给我找的零钱，硬币是热的。

“还行吧，二本肯定够了。”我接过钱，攥在手里，汗水很快把硬币焐得更热。

“够上大学就好。”徐姐点点头，手上不停地往矿泉水箱里码货，“好孩子，真争气。”

“嗯。”我笑了笑，没再多说。这些年我早就习惯了这种对话的结尾。大家都知道儿子爸爸的事，但谁也不会再往下接。

儿子叫周明，刚考完高考。他爸周建国在他三岁那年出国了，说是到新加坡打工。那会儿咱们这个县城刚刚通了高速，电视上播的还是《还珠格格》重播。

周建国走后第一年，每个月都有汇款和电话。第二年，汇款变成了三个月一次。第三年，只在春节和明明生日的时候有消息。再后来，什么都没有了。

“钥匙给我。”我伸手从明明书包侧袋里摸出家门钥匙。那孩子考完试就跟同学去网吧开黑去了，说是高考完该放松放松。其实我知道，他就是不想跟我一起走这段从学校到家的路。这条路上，别人家孩子都是爸爸妈妈一起来接的。

我们住在县城西边的老居民楼里，六层没电梯。邻居都换了新式防盗门，只有我家还是原来那种蓝漆掉了一半的铁门。门口堆着明明的几双鞋，有一只鞋带断了，用打火机烧过的痕迹把两截接在一起。

“周阿姨，你回来啦。”对门王奶奶家的小孙女探出头来。那孩子刚上初中，扎着马尾辫，手里拿着半块冰棍。

“嗯，小蕊放暑假了？”我边开门边问。

“还没呢，下周才放。”她咬了一口冰棍，“对了，刚才邮递员来送东西，说你不在家，让我奶奶收了。”

我愣了一下：“什么东西？”

“一个包裹，好像是国外寄来的。”小蕊转身进屋，不一会儿拿出一个包装精致的盒子，上面贴满了各种邮票和标签。

我手一抖，差点没接住。

这字迹，我再熟悉不过了。是周建国的字。不同的是地址栏里写的是新西兰，而不是当年说的新加坡。

“谢谢你啊，小蕊。”我把包裹抱在怀里，感觉它沉甸甸的，像是揣了个小暖炉。

进屋后，我把包裹放在饭桌上，自己先去洗了把脸。镜子里的女人比实际年龄显老，眼角的皱纹像是被刻意加深过。我今年四十二岁，但县城里的人都以为我快五十了。

饭桌上还留着早上明明吃的煎蛋痕迹。我用抹布擦了擦，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拿出剪刀，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裹。

里面是一个保存完好的纸箱，上面还有一个牛皮纸信封。我先拿起信封，手有些抖。拆开后，里面是一张对折的信纸和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中年男子，身边站着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子和两个混血小孩。男人微胖，发际线后退，但那眉眼，分明就是老了十几岁的周建国。

信纸上的字迹有些变形，但还能认出是他的：

“敏，你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知道自己不配再叫你一声’老婆’。我在新西兰这边安顿下来了，已经入籍，也组建了新家庭。两个孩子，大的九岁，小的七岁。”

我手一松，信纸飘落在地。地板上有条裂缝，信纸卡在那里，像是被生生撕开的旧伤口。

半晌，我捡起信纸继续读下去：

“这些年，我对不起你和明明。当年我离开，是因为欠了赌债，有人逼债，我怕连累你们。后来在新加坡打工，认识了现在的妻子Helen，她父母是新西兰人，帮我去了新西兰。事业稳定后，我想过要接你们过来，但又怕你们不原谅我。时间一长，就…”

下面还有很多解释和辩白的话，但我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了。信的最后写着：

“明明马上要高考了吧？这么些年，我没尽到当父亲的责任，但我希望能为他的大学教育尽一份力。箱子里是二十万新西兰元，折合人民币约九十万。我知道钱解决不了问题，但希望能让明明未来的路走得轻松些。如果可以，请告诉他，他爸爸虽然不是个好人，但从未忘记过他。”

我终于控制不住，泪如雨下。

不是为他的归来，而是为那十五年的杳无音信；不是为那笔钱，而是为明明十五年来每次被问起爸爸时低下的头。

电视柜上摆着明明三岁时的照片，那是他和爸爸的最后一张合影。照片旁边是明明前年获得的数学竞赛一等奖奖状，已经有些发黄。我从没告诉明明，那天他领奖时，我在台下哭了。因为他上台的那一刻，转头找的是站在他左边同学的爸爸，而不是我。

我把信和照片重新装回信封，再看那个纸箱，迟迟不敢打开。就这么呆坐了半个小时。

“咔嚓”，门锁转动的声音。明明回来了。

“妈，你这么早就回来了？”他换上拖鞋，眼睛却盯着桌上的包裹，“这什么东西？”

“有人寄来的。”我擦了擦眼泪，“明明，你坐，妈有事跟你说。”

“谁啊？”他把书包往沙发上一扔，警惕地看着我，又看了眼包裹，“不会是诈骗吧？”

我摇摇头，深吸一口气：“是你爸爸。”

屋子里突然安静得可怕。窗外传来小区大爷遛鸟的口哨声，电风扇”吱呀吱呀”地转着，厨房水龙头有点漏水，一滴一滴地敲打着水池。

“我没爸爸。”明明语气平淡，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把信封递给他：“你看看吧。”

他接过信封，却没有立即打开，而是走到冰箱前，拿出一瓶可乐，拧开盖子咕噜咕噜喝了几口。可乐洒了一些在他的白T恤上，他也不擦。

最终，他还是拆开了信封，一目十行地看完了信，表情从讥讽到愤怒，再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

“所以他给我们寄了一堆钱，然后呢？”明明把信纸揉成一团，“以为钱就能解决一切？”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其实我和明明一样愤怒，但也为他突然出现而困惑。

明明拿起那个纸箱看了看，然后突然笑了：“真有意思，我初中时最羡慕刘浩，因为他爸爸在国外工作，每年都给他寄礼物。现在我爸爸也寄东西来了，可我却一点都不高兴。”

他把箱子推到一边，走到阳台上点了根烟。那是他偷偷学会的坏习惯，我知道，但从没说破。

“明明，别抽了。”我走到阳台，站在他身后。

“妈，你知道吗，我最痛恨老师让我们写那种’我的爸爸’作文。”明明没回头，“我小时候都是编的，说我爸在国外当大工程师，特别厉害。后来我干脆写我爸去世了。”

我不知道这些。明明从来不跟我说这些事。

他转过身，眼睛红红的：“你想让我原谅他吗？”

“不，”我摇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妈妈尊重你的决定。”

明明深吸一口气：“那钱怎么办？”

“也由你决定。”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我想上北京的大学。以前是因为觉得学费太贵，不想给你增加负担，现在…”

我点点头：“好，妈妈支持你。”

晚上，明明早早回了房间。我坐在沙发上，重新读了一遍那封信。信的最后，周建国留了一个邮箱地址，说如果我们愿意，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联系他。

我拿出许久不用的笔记本电脑，打开邮箱，开始写回信：

“建国： 钱我们收到了。明明会用这笔钱上大学，他很聪明，你会为他骄傲的。 至于我们的事，就这样吧。你有了新的家庭，我们也习惯了没有你的生活。有些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祝你幸福。 王敏”

写完后，我看着发送键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按了下去。

关上电脑，我走进明明房间。他已经睡着了，枕头旁放着那封揉皱又被他小心展平的信。我轻轻拿起那张他爸爸和新家庭的照片，想了想，还是放回了信封里。

桌上有明明填的志愿表，第一志愿填的是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我记得他原本打算报考省内大学的。

我帮他关上台灯，看着他的睡脸。忽然想起当年他刚出生时，周建国抱着他，说要给儿子最好的未来。

“最好的未来啊…”我轻声说，“爸爸不在的这些年，你一个人也走得很好。”

我蹑手蹑脚地出了房间。经过餐桌时，我看了眼那个装满钱的箱子，把它收进了柜子里。

明天，我得去银行开个户，把这笔钱存起来。明天，明明就要公布高考成绩了。明天，生活还要继续。

窗外下起了雨，滴滴答答打在窗户上，像极了十五年前，周建国离开那天的雨声。

有人说，时间会治愈一切伤痛。其实不然，时间只是教会我们如何与伤痛共存。就像那盏坏了开关的台灯，我们学会了拔插头来开关它；就像那个再也等不到的人，我们学会了一个人走完剩下的路。

躺在床上，我突然想起那年明明六岁，问我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来接，只有他没有。我告诉他：“因为你爸爸去很远的地方工作了，等他赚够了钱，就会回来。”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小明明追问。

“等你长大了，考上大学的时候。”我随口编了个日子。

如今，这个随口的谎言，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半真半假地实现了。

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我想起还没收阳台上的衣服，但又懒得起身。算了，让雨水冲一冲吧，反正明天太阳出来，一切又会重新开始。

来源：傲珊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