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邵逸凡，一个不怎么被熟知的名字。这个名字在2017年的时候提及才有一些声量，因为它曾被整整齐齐地排列在2017年《非诚勿扰》舞台，那一年节目改版，迎来了收视小高峰。这个名字的所有人拥有一米七零的身高，小圆脸，中发和露齿的微笑。不具攻击性的外表加上她一针见血的剖

邵逸凡，一个不怎么被熟知的名字。这个名字在2017年的时候提及才有一些声量，因为它曾被整整齐齐地排列在2017年《非诚勿扰》舞台，那一年节目改版，迎来了收视小高峰。这个名字的所有人拥有一米七零的身高，小圆脸，中发和露齿的微笑。不具攻击性的外表加上她一针见血的剖析能力，让“知性”一度成为她的标签。

2017年，节目组做过统计，邵逸凡是男嘉宾选进心动区次数最多的女性嘉宾，有着“心动区女神”的称号。彼时她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毕业的资优生，前国企外派人员，曾在伊拉克坐防弹车出行，又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普华永道里的咨询顾问。她的前同事形容，她所在部门的PPT配色都和其他部门的不一样。那个时代，她是“别人家的孩子”，是不同于普通人的“精英”的存在。

但在这之后，如果去寻找她的名字，人们会发现，邵逸凡这三个字更经常隐匿在电视、电影放映结束之后长长的演职人员名单里。又或者，疲惫的路人在乘坐地铁时抬眼看，能发现一张熟悉但叫不出名字的面孔，她抱着不属于自己的孩子笑脸盈盈地出现在地铁穿越而过的一个个广告灯箱上面。

2018年，邵逸凡几乎放弃了之前的一切，裸辞成为了一名演员。不是那种会光鲜地出现在综艺节目上有自己麦克风的演员，也不总是那种在主角旁边有台词的演员，而是在电影院演职人员开始排列满整个银幕，观众几乎要离场的时候才会出现名字的演员。圈外人不明白具体分工的时候，将其称之为“跑龙套”或“群演”。有的时候几乎是“道具”一样的存在，在《繁花》里，她是配角“小江西”的背景，贡献了几个眼神的表演。

2024年，《小巷人家》热播，她在里面饰演的周老师和蒋欣对戏，因为剧情有趣，曾在社交媒体上有过热度。原以为是《月亮与六便士》一样精英放弃世俗选择艺术的故事，但邵逸凡又再次放下一切，在演艺事业有所起色之后，跟随伴侣去了温哥华，从零开始。

邵逸凡多次拿到过那张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拿到的通往成功的门票，但她又一次次地爬上山腰就下山，又主动选择“向下”的人生，一选就是7年。在那条常被认为是成功和幸福的大路上，邵逸凡极致热烈地投入过，又转身背离而去。她的经历折叠了属于我们的这个时代。

优等生

2月温哥华时间的22点40分，室外接近0摄氏度，邵逸凡接到一个帮忙遛狗的单子。她租住的附近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女生，住很好的房子，她总是没有时间遛狗，她总是呼叫邵逸凡，邵逸凡也总是随叫随到。

这是2025年的邵逸凡，在温哥华，她一边遛狗我们一边完成了一部分的采访。 2024年6月，她又放下刚有起色的演员生涯，离开上海跟随伴侣去了加拿大。夏天的时候，她靠兼职遛狗一个月挣了2000加币。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在想，那个女生有没有想过这个给她遛狗的人是个演员，在中国的微博上有二十几万的粉丝。”邵逸凡说。她笑了笑，“我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愧疚，我觉得自己躺得太平了。”

卷又不想卷，不卷又愧疚，这是一种卷过的人常有的情绪。今天的邵逸凡和曾经的自己过着完全相反的生活。

邵逸凡与她的狗狗在温哥华 / 受访者供图

1989年，邵逸凡出生于辽宁沈阳的一个小康家庭，父亲是国企员工，母亲是大学老师。从很小的年龄开始，她就有了变得优秀的条件和推力。

5岁，邵逸凡就在少年宫的学前班学习舞蹈，课外她一周一次地学习电子琴。“对门的小朋友每次过来找我玩，都得等我练完琴。一个曲子每天要练15、20遍，他就在旁边数我弹到第几遍。”小学以后，邵逸凡喜欢唱歌，母亲给她报了声乐课。那个时候，每个周日母亲骑着自行车，上午带她去学声乐，下午去学琴，学完琴再去省文联学乐理。虽然忙碌，但这样的生活并不是她厌烦的部分。

小学二年级下学期，生活发生了改变，有一天，她和母亲去书店遇到了一个同班同学，她们发现，同学已经在学初一英语了，但邵逸凡连“Apple”都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妈震惊了，觉得我被落下了。”于是很快地，母亲在家里准备了一台电脑，又弄来一个多媒体软件，让她跟着电脑学英语，每天学习英语1-2个小时。以前母亲经常会在家里放音乐，但在那之后，家里的背景声总是英语。“只要我早上一睁眼，耳边就全都是我背过的课文，做梦都是那些玩意儿。”

放假，对邵逸凡来说不是休息，反而是更累的存在。假期的早上7：30，她起床，8:30到11:30学英语，下午练琴，之后接着学英语，一天要学习英语累积四五个小时。

她在16岁就参加了高考，接连跳了两级。五年级结束的时候，父亲的工作调动要去河北，全家准备搬过去。河北的学制是小学5年初中4年，沈阳是小学6年初中3年，也就是说邵逸凡要去河北再念一个五年级去考初中。邵逸凡在沈阳跳了一级，不念六年级，直接去初一，功课由母亲辅导。初一念完了，父亲工作的手续还没有办好，母亲觉得干脆再跳一级去初三。

从小学习钢琴的邵逸凡 / 受访者供图

高二，父亲工作手续终于办好了，全家户口也转去了分数线更高的河北，邵逸凡一直是全校文科第二。但她高考那天发挥失常，志愿也没报好，最后以比本地同学高了快100分的成绩去了天津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母亲帮她选了这个学校，因为这个专业有钢琴的双学位。

对于现在的邵逸凡来说，让她形容自己为优等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她已经抛弃了“赛道”的叙事，但她早年的人生轨迹的确印证了这一点。在小学五年级就考到了业余电子琴最高级，连跳两级还能考上省重点，大学英语和钢琴双学位毕业，大三以专业课第一拿到全系唯一一个去德国斯图加特交换的资格，在德国留学期间开始学习德语，足以完成日常对话，也足以用德语做一次完整的presentation的水平……这几乎是一个标准的优等生开场，除了高考没有考上一个令人咋舌的学校。但不复读是她自己的选择，考试完的书，她第二天就全部卖掉了。

2010年，邵逸凡从本科毕业，她去了新东方英语学校当英语老师。这是一份完全专业对口的工作，和母亲的职业一样。工作很顺利，学生很喜欢她，但是她发现教育和想象中的不一样。她以为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帮助一个人脱离原来的阶级和生活，但其实大部分高中生已经定型了，他有什么样的学习习惯，见过什么样的世面，接触什么样的资源，从小就被决定了，“我很迷惑，老师到底能干什么？教育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学时邵逸凡读过一本小说，叫《杜拉拉升职记》，书里面杜拉拉踩着高跟鞋，穿着西装，在摩天大楼里面走来走去，在天上飞来飞去，每天和她开会的人都是精英，过着看上去是“样板间”一样“好”的生活。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繁荣，不论起点如何，只要足够努力，每个人都似乎被许诺了成功和幸福。邵逸凡很好奇，她想成为那样的人，前往那样的生活。

《杜拉拉升职记》剧照

尽管她后来在每一个采访里都说自己是普通人，但那绝不是全部，她有着能直接将想法落实的惊人执行力。2012年，还在新东方当老师的同时，邵逸凡开始在西门子工作，起初她要得不多，只在咨询部门做辅助工作，类似助理。

没待到一个星期，就有公司里的人跑过来告诉她，她辅助的那些咨询师们觉得她做辅助工作有点大材小用，“她太特别了，看起来就不属于那里，她应该做咨询师。”回头看，邵逸凡不知道这份特别是什么，她归功于自己当时在德国“学着也许未来有用”的德语。

“那里的老板是德国人，你随便在走廊遇到，中午吃饭的时候碰到，跟他讲两句德语，人家马上就认识你了。公司里有中国人会德语，能聊天，还能讲几个笑话，他们就觉得太奇怪了，而这样的人竟然在一个非常小的组里。所以平常有活动，他们会叫我去，就越来越熟。我问他们，我要是想加入咨询师该怎么加入？他们说我们的学历都有门槛。”邵逸凡回忆说。

那就去读书“镀个金”。邵逸凡在新东方当老师的时候也会几个月就要考一次托福、GRE，所以成绩她都有。几乎没有花什么钱，她不费力地就把学校申请了，但只申请了三四所学校，都是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这样的级别。因为天津师范大学不是“985”和“211”，所以母亲一直希望邵逸凡能继续读一个研究生，知道她的申请后，母亲觉得邵逸凡没有认真在做这件事情：“你要是认真的话，你是要有备胎的。”那时候的邵逸凡非常自信，她回答母亲说：“宾大就是我的备胎。”

约一个月之后，正在西门子上班的邵逸凡收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院文化社会学系的录取通知，宾大还给她发了奖学金。2012年下半年，她的坐标从北京变成了费城，一切都仿佛一个美好故事的开端。

触 底

过去了13年，邵逸凡依然会梦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课堂。“梦到选课马上就要截止了，但是我还没把课选好。”

2012年8月底，犹豫不决要继续上班还是去学习的邵逸凡，几乎是踩着点去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别人多是提前一周、半个月过去找房子、倒时差、购买教材。她在当天早上七点半才抵达费城，下午就是报到仪式，除了给自己提前订下一个学生宿舍，其它什么都没有准备。更令她感到崩溃的是，那天时差都还没有倒过来，同学就已经在讨论小布什提出的“No Child Left Behind”计划，十年前的法案，她却连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过。

被推着走，被全方位地推着走。在宾大，邵逸凡的专业一共14个人，4个国际生，一个加拿大人，一个高中就过来读书的中国人，一个韩国公派的大学教授，还有她，剩下的10个人从都是哈佛、耶鲁这样知名本科毕业的美国人。

她修的专业是社会学，几乎天天都要写文章。以前她觉得GRE写作3.5/4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突然她发现班上她的每个同学几乎都能考5.5/6。她骤然从优等生的次列里跌落了，“都不是比他们差的问题，而是根本跟不上。”邵逸凡说。她总是写不完作业，每门课每周都有一本阅读材料，几门课就是几本，专业书籍很晦涩，根本看不完。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园一角

本来第一个学期的课程就已经够艰难了，第二个学期她还选了一门MBA的会计课，那堂课上其他人都有商科背景，只有她毫无会计基础。她专业课程里本身还有一些统计的内容，要学编程，她不是一个细心的人，程序总是有bug，但是她总是找不到bug在哪儿。“没有一门课是让我省心的，每一门课都是困难重重，每走一步都感觉自己要挂掉了。”

在宾大的第一年，她每天都在图书馆呆到凌晨三点，图书馆关门之后她还回宿舍楼的自习室继续写作业。但那种学习和以前的感觉不一样，邵逸凡回忆说：“我觉得是在拖延，都不见得看进去了，但是作业没做完，我得做。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学习，就觉得效率很低，但是我又没办法睡觉。”那时候她吃不下饭，一米七的身高，瘦到只剩下九十斤，一直在崩溃，打电话给母亲的时候哭，打电话给朋友的时候哭，在老师面前说着说着也哭。

有一次她没忍住，直接当着自己社会学老师的面哭了，那位老师理解不了，他不知道邵逸凡在抱怨什么。她记得他说，觉得这件事难，那就去克服，如果觉得自己克服不了，那就放弃，去做别的，她不是非要做这个。他俩“鸡同鸭讲”，邵逸凡从这样的话里得不到丝毫安慰，对于当时的她来说，放弃都不是一个选项。

之前，她被“鸡汤”包围，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就什么都做得到，没有干不成的事，现实也给了她足够的正反馈，但是在宾大，这个信条失灵了。她成了差生，但是心态上还没有接受，也不敢接受，她陷入了持续的内耗。“我不会怀疑是‘鸡汤’的错误，我觉得是自己不行，觉得自己任何方面的极限都很低，然后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

其实早2009年邵逸凡在德国斯图加特交换的时候，她就已经觉得不太对了。她一直很喜欢弹钢琴，那时候她经常去音乐学院“蹭”钢琴弹，认识了一个在斯图加特音乐学院念钢琴系本科的朋友，她就发现自己背谱没她快，弹得没她好。有的人有绝对音感，甚至可以用钢琴还原汽车刹车的音调。在这条路上，虽然挫败，但她接受了自己怎么努力都很难做到，宣布了自己钢琴梦的破灭。那时候她有理由可以找，那个同学的父母都是音乐学院教授，从小就走了专业，而自己大部分时间在学习文化课。到了宾大，连可找的理由都消失了，她不得不认定自己在学习这条路上也似乎没有什么天赋。

德国斯图加特

真正的触底，就是她第二个学期选修的会计课，课堂小测，一共5道题，她一道都没有做对。“非常崩溃，对当时的我来说就是接受不了，花家里那么多钱，我要是挂科了，毕不了业，我就去死，这种心态。”

邵逸凡的母亲以前可能觉得女儿在电话里哭，只是为了抱怨，但在谷底，邵逸凡开始“要死要活”，这终于让她担心。

于是她对女儿说：“毕不了业没关系，找不到工作也没关系，你回来，我们三口人再养一条狗，怎样都能过得很开心。”这句话给邵逸凡很大的力量，她发现自己是可以有退路的。

第二学期的会计课，在最后的期中考试前老师发了四套模拟卷，邵逸凡反复做那四套题，不会的就去问会的人，她竟然发现自己开窍了，最终她考得还不错。

宾大，培养了全球无数精英和多任美国总统的名校，在这个学校里上厕所的马桶，它可能就来自某任总统或者政要的捐赠。但是这个学校所有高楼层的窗户都是封死的，就算没有封死，也会有拦挡，只能开一点缝隙。就在邵逸凡崩溃的那一年，宾大有五个人选择了自戕，其中就包括一位研究生院的学生会主席。前一天他还在讨论新学期的活动，第二天人就没有了。一个新加坡校友和邵逸凡说：“如果难受的话，还是像你这样天天哭比较好。”

宾大所有高楼层的窗户都无法完全打开

不仅是宾大，在国内，最顶尖的学府清华北大也有着高居不下的竞争压力。这些培养精英的学府普遍课业重，学校要求高，同侪竞争压力大，而学生也不善于自己放过自己。“我有个同学考去了清华，他最焦虑的时候就是清华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只是我打破对自己的幻想这件事情，一直拖到了去宾大才完成。”

她发现走到一定的高度，哪里都一样，“大家都很卷，大家都心里发虚，可是都在装”。对于作为中国人的她来说，她当时无法接受自己不能毕业，这件事情会挫伤她的自我价值。在美国的价值观里，它就是别人问“今天怎么样”，似乎只能有一种回答，那就是“好”“非常好”“不能更好了”。“不能有别的回答，如果有别的回答，那就是你能力不行。别人都行，为什么你不行呢？但是有天发现，这个特别优秀的人跳楼了。”邵逸凡说。

在宾大第一年的所有经历让邵逸凡“开窍”了，她熬过了“Young Adulthood”。她发现触底之后开始反弹，自己能扔下很多的包袱了。“眼前的课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做不过去我就挂，要是真的读不完，那我就回去了。”

她不再执着于要求自己必须是优等生。

推 拉

教育总是在讲成功，很少讲成长，就算是讲成长的时候，它多数时候还是落实在成功上。但是邵逸凡从宾大毕业的时候，她真实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变化。

最后一个学期，邵逸凡写完了最后的期末作业，她卖掉了教材，退掉了校友卡，前往佛罗里达州旅游，等待自己的毕业。就在旅游的时候，她收到了教授的邮件，邮件里说她期末作业需要重写。

放在之前，她一定会先开始自责，要么责怪自己能力不行，要么责怪这样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掉进自我和行动之间看不到尽头的“内耗黑洞”里。但是那年，她从佛罗里达州回来之后，立马回学校重新办校友卡，去图书馆借教材，找了一位那门课得到A的美国同学求助，向他寻求建议自己的作业要怎么改。

“那时候我能接受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是很正常的，所以我当时觉得我要行动，解决问题。而且我也接受这个问题可能解决不了，后果最差不过就是回到第一年谷底的那种状态，我没扛住，死去了。我就假设自己已经死过了，重新开了一条新的命，那么从今天开始就是第一天。以前我活倒计时，现在我活正计时，多活一天就是不断地获得，就算是睡了一天的觉，也是获得了一天。于是我就不那么焦虑了，也不那么着急了。”她回忆当时自己的改变。

邵逸凡在宾大学习时的照片/受访者好友供图

她不再在自己无法改变的事物面前停下，其中也包括自己。一直否定自己，本质也是无法接受自己不行。快速接受现实，这是宾大没有写进课程表里的，非常残忍地将她的理想自我打碎后，给她隆重的一堂成长课程。

从宾大毕业，邵逸凡没有能在实习的咨询公司留下来，她回国去了国企的国际部，这个部门可以外派，她能去不同的国家待着。触底之后，她处于一个“新生命”的状态，她想一边工作养活着自己，一边去试试自己还想干点什么。她去了阿联酋，伊拉克，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不再把成为优等生当成自己人生的主线任务之后，邵逸凡看到了这个世界更宽广、更真实的内容。

去伊拉克之前，她一直以为伊拉克贫穷是因为缺水，阿联酋富裕是因为有石油，但事实完全相反。伊拉克的气候是极好的，这个国家的土地很肥沃，下面也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是这个国家很“倒霉”，没有机会发展，一直战乱不断。

机场有一堆的电话亭，但是没有电话，马路上没有红绿灯，满地垃圾，因为没有市政。“但它让人很难受的一点是，它和非洲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你能看得出它曾经富过。有一面墙被炸断了，留下的一半上面灰蒙蒙的写的是“托福培训”，托福是用英语写的，培训是阿拉伯语。”邵逸凡说。伊拉克当地的村民们都有枪支，有的时候会碰上他们来要钱，可能今天来一个人，明天就换一个人，邵逸凡他们问新来的那个人，昨天那个人去哪儿了，那个新来的人说，他死了。

邵逸凡拍摄的伊拉克菜市场/受访者供图

而阿联酋则相反，这个国家的气候很干旱，多是沙漠，也种不了什么粮食。但因为它是港口，所以它很富裕。邵逸凡对阿联酋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关于公交车。阿联酋的车厢分为前面女车厢，后面男车厢，不能混坐，上面没有阿联酋的本地人，都是南亚劳工。另一件，是阿联酋的喷泉，非常干旱的国家，但是富人们最热衷的事情之一就是建喷泉。对这一切，她心情复杂，但又不得不接受。

那时候她从美国回来，虽然说着自己“已弃疗”，还是惦记着自己“杜拉拉”的人生理想，但这段经历，让她沉淀了下来。

一个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彻底发挥自己的潜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呢？它和周围的环境、时代，有着太大的关系。“战争毁灭了伊拉克的至少两代人，这两代人做错了什么？他们只是生在了那么一个国家，就很倒霉。所以后来，我再遇到一些倒霉的事情很少再和别人比，伊拉克人要去和谁比呢？你往上比没有尽头，往下比也是没有的。”

如果故事顺利地发展下去，邵逸凡的故事会在这里结束，她已经足够幸运，她会和自己的境遇和解，而不会成为后面一直攀登，又多次从半山腰下山的主人公。但在待了两年之后，她越来越觉得不开心，她每次在不同的国家都想要乘坐公共交通，去本地人的菜市场买菜、新活过来的那个自己需要新鲜的事物去供养，得到新的正向反馈。国企的定位注定无法给予她这样自由的空间。

邵逸凡从小就想养一只狗。小时候母亲不喜欢，不允许她养。后来在宾大，她状态不好，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给了这个隐形特权，但她没有精力，也没有养。已经工作了，有一次她提出想在坦桑尼亚的基地里养一只狗，这个提议在想象之内地被拒绝了。

邵逸凡在坦桑尼亚的工地上

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大家也对她非常爱护，但是她问自己一年几十万“坐牢”行不行？答案是否定的。邵逸凡主动决定要辞职。

想做什么就直接去做，她的执行力再次发挥了作用，就在几个月之后，她拿到了普华永道咨询公司思略特部门的工作岗位。思略特是她在宾大实习时期，试图留下来的咨询顾问公司，但是过去两年，它已经被普华永道收购。

邵逸凡在宾大的朋友刘妍记得，刚认识的时候邵逸凡的微信名称叫“凡凡已弃疗”。“这似乎是她人生中自己贴上的一个标签，但其实她并不‘弃疗’，她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后面我也明白了这点，她可以对世界抱着最低的期待，又同时做着最大的努力，一件事情如果她感兴趣，那么只有她主动要放弃的时候，她才会真的放弃。

2016年，带着新的又成长过了的心态，邵逸凡正式成为了一个高级白领。也是在这个附近，她因为曾经喜欢一个博主，参加签售留了电话号码，而被选中去参加了《非诚勿扰》。现在还能在百度贴吧里找到当时邵逸凡在节目后台的照片。她穿着蓝色的裙子，妆发完整地，在加班。

邵逸凡参加《非诚勿扰》

那段时间，她每周五下午七八点，坐红眼航班从另一个城市飞到南京。别的女嘉宾周五下午可能就到了，但她要到周六的凌晨三点才能抵达，第二天继续早起化妆，录节目。有的时候节目录一天，有的时候录两天。她周一还要上班，面对那些身价可能比她高出100倍，1000倍的客户，帮他们提出解决方案。

刘帆是邵逸凡在普华永道的同事，他很难想象邵逸凡一边上班一边还要去录节目这件事。平时工作强度已经够大了，难得有周末的时候，刘帆只想要“瘫着”。

管理咨询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公司。它非常纯粹，以项目为单位串联团队，最终目标就是把事情做好。项目结束后，每个人都会被打分，半年或者一年再会有一次考核。如果事情没做好被打低分，会影响薪酬和发展。因为它的晋升规则过于透明，入职多久就能推算相应的职称，如果没有达到，那说明这个人被打过低分，就像是有瑕疵的螺丝钉。在这样的机制里，人可以非常直接地被评价和量化。

刚入行的时候，刘帆有一段时间感到焦虑和紧张，他说：“当时我手机上几乎所有APP的提示音是全都关掉的，唯一只接受微信的提示，我不要手机发出任何声音。但即使这样，微信的提示也会让我冒冷汗。而且那段时间我不管去哪，就连周末我去趟超市买东西，我都要背着电脑。如果有人微信问我东西，假如我脑子记不起来，就可以打开电脑看，随时随地。”

邵逸凡所在的部门是普华永道里面的精英部门，“棱镜门”的揭发人爱德华·斯诺登就在这个公司的前身供职过。她所要经受的压力只会更大，一方面，邵逸凡的同事几乎全都是顶尖学校毕业，“常春藤”、清华，北大等，她的工作环境延续着宾大的精英困境。另一方面，她不是商科和金融专业出身，她要一边快速地学习一边还要快速地往前跑。作为好友，刘帆 常常收到邵逸凡在专业知识上的求助，有一次在半夜，她问他关于“资产证券化”。

邵逸凡所工作的北京普华永道大楼/作者供图

后来邵逸凡调了一次岗，从思略特去到了普通部门，她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女领导，但压力也还在。有一次她和女领导一起做项目，晚上通宵，两个人轮流睡觉，搞到了早上七点多，然后八点半再去客户那边开会。“当时真的很难，大家说咨询就是出卖智力和商业头脑，但问我问题的人本身就是非常聪明的人。思考是有一个过程的，有的时候做一宿，都不一定能把方案做出来。”那段记忆，给邵逸凡留下的是疲惫，睡不够觉，以及总觉得自己做不好的挫败。

有的人天生适合这一行。比如邵逸凡在宾大的同学古华，他在毕业之后一直从事咨询行业。“这份工作对于社会整体提高运行效率它是有意义的。”他说。古华是邵逸凡身边那些能够享受这种挑战，能从这件事情里面找到成就感的人之一。

有的人也可以逐渐适应它，比如刘帆。和邵逸凡一样，他在刚进入系统的时候感到痛苦，但是他始终认为“它是平民背景的小镇青年可以选择的，一个有较好投资回报率的职业路径”， 当然他也可以去互联网公司，但那样需要让渡的只会更多。所以，刘帆需要这份规则透明，晋升相对通畅的工作，去保证自己的相对优质的生活水平。相比于离开，他更恐惧跌落。

这本身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帮他熬过去，再之后他熟悉了，开始享受把一件事情做好的成就感。 刘帆说：“其实很多人在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很多人都在假装自己会做，大家都是着装着装着就会了。假如坚持下去，我觉得邵逸凡是有能力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只是她做了不同的选择。”

邵逸凡在这样的节奏里，一直工作了两年。而且想去参加节目，她也去了。当时从国企离职，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工作无法支撑她的业余生活，她没有让渡。但客观来说，邵逸凡既没有在这个系统里成就自己的足够动力，也没有被生活按回工位的压力，她到今天依然没有生育，没有购房，没有买车，没有很高的物质需求。就算是“精英的虚荣”也是一种可以维持下去的力量，但她已经在宾大和伊拉克的经历里将其解构。

咨询公司也不是邵逸凡的舞台。

转 折

几乎所有邵逸凡的粉丝都知道离开普华永道之后，她去当了演员。有的演员很在乎自己的职业尊严，但邵逸凡经常在自己的视频和媒体的采访里称自己为“跑龙套”。

不了解的人会觉得她的故事很像一本低配版的《月亮与六便士》——一个精英突然因为激情和理想坚定地选择抛弃之前的人生，过上完全不一样的，所谓下坠的生活。激情是对世俗规则之否定，对人性之肯定。

更符合现实的是，邵逸凡从来没有这样激烈而有主张地去抗争过什么。

转折最开始发生在拿到新公司offer，等待入职那段时间。因为无聊，所以她看了好多的电视剧，《琅琊榜》《伪装者》……她喜欢胡歌，还专门去看了话剧《如梦之梦》。这之后，她开始对表演感兴趣。

《如梦之梦》剧照

她的兴趣和行动一直都是同步的。很快，她带家人去了一次横店，搜索酒店的时候知道了“横店兔”这样一个公众号，上面会发布一些剧组消息。入职普华永道之后，只要有年假，她都去参加了试镜，“北京的影视公司都在东三环附近，离我住的地方很近。”

一次试镜，她从近百个人里拿到了一个网络大电影的女主角配音角色，当时负责筛选的是《甄嬛传》里饰演小允子这个角色的罗康老师。配音经历没有给她带来很高的报酬，但是给了邵逸凡一个印象，“当时配女二的演员她特别会演，她是学舞蹈的，我就觉得好像学舞蹈的人更会表演。”虽然她一直都喜欢跳舞，少年班就开始跳舞，但是她在这件事情上不讨喜，小时候每次有公开课，老师就把她塞到画画班。

入职普华永道的后期，邵逸凡会迟到了，2017 年的年尾，她病倒了。因为有之前配音的那次经历，邵逸凡休假了三个月，全都用来跳舞。当时母亲知道之后反应很大，觉得她不脚踏实地，想做明星梦，担心等她再回去，那么好的工作可能就换人了。

事实是，三个月后她回去，工作还是她的。而且她得到了一个去欧洲出差的好机会，20岁出头那时候关于“杜拉拉”的精英梦已经变成现实了，但邵逸凡辞了职。

邵逸凡在国企时期的工作照/受访者供图

这个选择现在也很有争议，经常会有人在邵逸凡的视频评论区写：“你老了怎么办，父母怎么办，老了谁租房子给你住？”这些话，她的朋友在当年就问过她了，古华说：“我当时就觉得她很任性，一腔热血就冲出去了，也不计后果。但是她很知道她自己想要的方向，并且非常执着 ，就义无反顾地全职去做这个事情。”

对于她自己来说，辞职的导火索正是去欧洲出差的机会，“很匪夷所思，我也不能理解我自己。多么高大上，多么精英的一件事，可是我第一个反应是，刚刚能劈下去的叉又要退步了。别人会说几个月以后跳不可以吗？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跳舞这件事情在我脑子里就是刻不容缓。可能到了不同的人生阶段，我想要的东西又不一样了。”她说。

去欧洲的公务签证要办很久，为了不影响公司的进度，她提出了辞呈。她不再想要那个机会了，就像刚刚工作的时候，她从教师梦里面走出来一样，她又从“杜拉拉”式的精英梦里离开了。

“上班的时候，我总是拖延，但是去上跳舞课，我就很准时。如果什么事情让我有起床的动力，我能去做，那我就给自己创造条件去做那件让我愿意起床的事情。”邵逸凡试图解释自己的出发点。这种“想要起床”的感觉对邵逸凡很重要。如果每个人都有可以确认自我的一段核心记忆，她的那段记忆也来自宾大，她曾感觉到“想要起床”。

邵逸凡认为跳舞是让她觉得“想要起床”的事情之一

在宾大的第一年，她很少正常睡觉，起床对她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情。她从小就一直在唱歌、跳舞和演奏，在宾大的第一年她就想要去参加这样的社团。当时有一个美籍华人创建的社团，他们用“阿卡贝拉”的方式唱周杰伦这些流行歌手的歌，邵逸凡很想去。但她去面试两次都被刷掉了。

当时古华就在那个社团，他觉得邵逸凡唱得很好，但是那个社团较为精英主义，“可能报名人的音色和当前队伍搭配不到一起就会被刷掉了”。他想成立一个以中国留学生为主体的包容性更强的社团，不仅是一起追求音乐，也是留学生的一个家。所以就联系当时被刷掉的邵逸凡和另外一个女生刘妍，还有另外两个朋友，大家一起创办了属于中国留学生自己的“阿卡贝拉”社团，叫“宾大安可”。

邵逸凡是乐团第一任的音乐总监，她要选歌、扒谱、谱曲、再一轮轮地带着大家排练。刘妍说：“一学期我们大概要准备10首歌，每首歌要把不同声部的音轨全部扒下来，纯靠耳听，扒下来之后重新拆解了又合在一起，这个还挺花时间的。凡姐扒一首就比较快，10首歌里大概有七八首是她做的。之后她还要带着大家排练，一开始是一周两次，每次两个小时，但有的时候会更长。”那时候邵逸凡一边赶着论文，一边要完成这些本应该是很繁琐的事情，但它却组成了邵逸凡最高兴的那段日子。

“一直像是在泥潭里跟不上的状态，心情不好人就不爱起床，但是合唱团这件事让我非常想起床，我开始想主动做事情。很莫名其妙，我知道论文更重要，但是我还是想去干合唱团的事情。我早上一睁眼睛，不是又是那个作业，又不想去上课，而是我要起来去做合唱团，它是非常令人期待的一件事情。”

在临近毕业的时候，宾大安可合唱团在免费的教堂里举办了一次演唱会。一切都很简陋，些微的赞助是去唐人街拉来的，音箱是邵逸凡跑到很远的老城区租来的，灯光是古华找了两个朋友在教堂二楼手动调的。为了让想唱的人都能唱上歌，乐团招人的时候并不严格，排练的时间有限，所以效果无法和精英式的另一个社团媲美，连邵逸凡自己都说现场的视频自己可以看画面，不想听声音。但是那天她很开心，还专程在Ebay上买了一条天竺少女的裙子，在演出要结束的时候上去跳了一小段舞。

迄今为止，她的微博封面和朋友圈封面都是当时谢幕后在舞台上的合影。她说，这段记忆是她从宾大的谷底爬出来后，之后所有开心的起点。

邵逸凡的微博封面/图源：@演员邵逸凡

邵逸凡一直都喜欢艺术，从小就是舞台“人来疯”的性格。在普华永道她被更多人知晓，不是因为她业绩上有多突出，而是因为她在年会的时候组织过一个跨部门的“阿卡贝拉”小队伍。节目非常轰动，连总部的领导都知道了她的存在。

刘帆是因为参加这个小队伍认识了邵逸凡。刘妍和古华也是因为宾大安可合唱团，大家一直成为了好朋友，当时演唱会上被拍照留影的人，依然还在邵逸凡的生活里，参与构成了她的核心社交圈。

但是在辞职之前，她从没有想过要靠艺术活下来。在宾大，老师问她有没有什么事情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她回答是合唱团。她思考过，如果从事艺术，不论是钢琴还是舞蹈，她都可能会找不到工作，也许只能在社区当一个钢琴老师，想不到更多的可能性。而且她当时正在削尖了脑袋去干一些更花哨的事情，比如去咨询公司。

“十几年前的时候是这样的，对于研究生来说，投行和咨询算是连学计算机的人都想到的领域，是当时最好的工作。那时候我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别人想要的东西我也想要，这很正常。如果把我扔到过去，我还是会这么走一遍，因为我当时做的事情就是自己最想做的事情。”邵逸凡说。

就像后来她也诚恳地不再想要继续做精英梦。有些人质疑她，说她浪费了自己的潜能，明明可以成为佼佼者，却选择了向下。她接受了一切，并完成了潜能和能力的自洽——人不是工具化的东西，不是大家觉得一个人有潜能，所以她就一定要去成为精英。而且“想干”也是能力的一部分，有潜能却不想干，说明没有这方面能力。

“有没有问过她自己，她想干什么呢？”邵逸凡问。“人会为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放弃一些别的，但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好事，如果大家想要的东西都一样的话，这个世界就很糟糕了，现在本身大家想要的东西就太一样了，所以才这么卷。”

近30 岁，她认为自己找到不一样的东西了，她想要成为一名演员。

主 角

辞职之后，邵逸凡需要收入。她接过很多“杂活儿”，当展会的主持人，做翻译，给索尼相机做蹦床模特等，几乎自然而然地，她开始往演员这条路上靠拢。二三月份辞职，五六月就等来了机会，陆毅主演的电影《风再起时》需要一个会说德语的演员，邵逸凡在一个主持群里被捞了出来。有了作品，可以正儿八经地去“投简历”了，也算是真正入行了。慢慢她发现，一边接“杂活儿”，一边当演员也是可以活下去的。

和上班的比起来，当演员的生活有不一样的苦。同样也作为演员的陶紫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过自己的心情：“你终于进组了。围读的时候你听见摄影老师说，‘这就是个女屌丝嘛’，开机的时候制片老师跟你说，‘我提了三个人平台最不喜欢你，你也知道的他们都看脸’，放饭的时候不认识你的生活老师冲你吼‘群演上外边吃去’，拍戏的时候你吞了两片止痛药躺在0度的雨地上，回到酒店看着渗血的短裙你也只是皱了一下眉头，每天3-4个小时的睡眠，你连敷不敷面膜都要犹豫一下哪有空洗衣服呢？这些都没有让你崩溃，但在杀青的那一刻你崩溃，因为你又失业了。”

另一个演员韦彤，年前她拍一部戏，连续三天都没怎么睡觉。对她来说，这份工作收入不够稳定，演员是被挑选的存在，总是等待，这让她觉得焦虑。她近年结了婚，可能会去做点别的事情，不会再把演员当成一份职业，而是兴趣。

还不只是这些，人性在这一行比较赤裸，几乎是明面上把人分为“三六九等”。 一部作品，按照戏份多少和重要性分为很多级别，主演，配角（角色演员），特约演员，群特/前景演员和群演，到群演几乎是背景一样的存在。主演在吃饭的时候有演员餐，特约演员常常吃盒饭。住宿也不一样，主角按咖位和番位会被安排到当地最好的酒店，或是剧组驻地酒店的套房，但特约演员往往是住在驻地酒店的标间。主角有自己的专车，特约演员往往是好几个演员塞进同一辆车。有的明星连换衣服也有专用的更衣帐篷，而某次非主角演员因为拍杀青照的时候站在了导演的旁边，就被骂了一顿。

《小巷人家》剧照

当然也有吸引人的地方。邵逸凡分享过自己和演员这个身份的蜜月期，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疫情，北京的演员没办法来长三角，邵逸凡得到了戏份重一些的角色。在拍摄《南风知我意》的时候，她要拍一场“跳海”之前的哭戏。拍了几次，导演还是不满意，到最后当着所有人骂她，把她骂到真的哭了，才过了那一条。

回去，她看了很多表演课，慢慢地她好像开窍了，觉得自己还有那么多可以学。“在之前我以为哭就是掉眼泪。但那次我终于明白，成年人的哭是忍住不哭，我们真实的伤心是不想让别人看到，最后忍不住了，眼泪才掉下来。哭不是掉眼泪，是要让观众掉眼泪。”

还有就是这部戏后来的一个角色，在《百炼成钢》里，她刚遭遇完演员生涯里的大挫折，那天她演完自己的部分突然被统筹、协拍、导演一层层地叫了上去。她战战兢兢以为自己要被骂了，但没想到导演夸她演得自然。

《百炼成钢》剧照

如果能一直这样延续下去，她可能有机会去成为一个更专业的演员。但在疫情之后，这样作为小演员能被导演给予关注的机会变少了，邵逸凡拿到的剧本又回到之前重复的前台、老师的角色，而且到 2023年随着大环境的改变，她能接到的角色越来越少。这样继续下去，它又逐渐成了一种类似上班的消磨，收入低，不稳定这些缺点，一一暴露了出来。

离开上海之前，邵逸凡拍了一部电视剧《三叉戟2》，里面都是非常大牌的影星。最近播出了，粉丝把她从电视里截图出来告知她，她竟然对参演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印象了。她说：“我又不兴奋了。我回头去看了自己的片段，发现我当时怎么手里还拿着手机？估计连手机都懒得放下，我就去拍了。”她不再想埋怨自己的疲态，相信身体的反应，它比头脑诚实。

《三叉戟2》剧照

每次当这种自发性失去的时候，邵逸凡就想离开，寻找新的想要起床的感觉。所以，一直不想出国的她选择了放弃跌跌撞撞的6年演员生涯，跟随伴侣去了温哥华。

可是这次和以前有区别，今年，她拍摄了自己的演员照，她还想要在加拿大试一试有没有可能当演员。虽然从以前到现在她一直质疑自己适不适合这行，可是她好像没有彻底离开，她又打开了一部分自己新的地图：“总有人比你适合，总有人比你不适合。但如果你觉得你想干，那么这件事情前面的困难，就是你将要跨越的障碍，如果不想干，你面前的困难全都是你不应该去干的理由。”

她一边觉得迷茫不知道自己想不想克服，一边在发烧吊着水的时候，要去参加试镜结果被经纪人摁下来。这些行为，都很“邵逸凡”。

古华后来理解了她，“她也知道做一个普通演员，可能一辈子默默无闻，付出很多也达不到她想要的聚光灯的舞台上的那种效果。但她就是理智上把这些东西都想清楚了之后，还愿意去做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她本质上就是喜欢。有更多感性上的东西，让她觉得日常生活如果是这么一个状态的话，她自然而然更开心，所以她才能够抛掉那些理智上的思考，觉得概率很小，比较渺茫的悲观情绪。”

2020年电视剧《安家》播出，母亲在电视里发现了邵逸凡，她欺瞒母亲自己被裁员了。之后的一年，邵逸凡在音乐剧《辞海乐章》里饰演了一次主角。她好高兴，体会到了电影《Soul》里面“漂浮”的感觉，她邀请了母亲去看。谢幕的时候，本来母亲是坐在靠后面的位置，为了靠近舞台一点看她，挪到了最前面。

邵逸凡（右一）图源：@演员邵逸凡

那天她想起母亲总是骑着自行车，带她去学唱歌、学弹琴的小时候，她问：“她有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一天？小时候我能当一个群舞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我一直想当站在前头那个人，可是就很难。那个时候我就站在前面，就是小时候想要成为的那样一个人。”这段话几乎是邵逸凡在整个采访里，唯一情绪会出离理性的时刻。

那天，坐在前面的母亲看到女儿要哭了，怕继续在前面惹她哭，她悄悄从前排离开，去了邵逸凡看不到的地方。

她已经不再在乎除了爱的人之外，其它人对自己的评价，接受了自己是一个没有那么明确的喜欢，也没有明确的天赋的普通人，可是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邵逸凡不想给人生打分，她在乎的是自由，她解释说：“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不太可能实现，因为我们都受客观的限制。我觉得自由是想不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在这条路上，她相对幸运，也足够努力。

相比于以前的自己，邵逸凡现在认为每个人的一生就像是一本书。

“我们困在三维的世界，导致我们只能线性地思考，所以我们总是患得患失。也许在四维的角度去看，我们的人生像操场一样，是有长宽高的，就像一本书。我们的思维和时间都是有限的，但好处是我们可以把这本书来回翻，每一个章节都有不同的故事。如果在这本书里，你的结局只是一个普通人，但中间其实是很丰富的，你会介意吗？我想我是不会介意的。很多人会介意，是因为我们没办法回头，但实际上不论能不能回头，都是那本书。我在人生的每一个当下都做了我当时最想做的事情，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那么走一遍的。”她说。

邵逸凡出演《乌云之上》/《乌云之上》剧照

邵逸凡这个名字从来没有大红过，可是她有自己坚固的粉丝群，她被粉丝们认为很特别。一个正在就读名校的粉丝说，邵逸凡给了自己去成为普通人的勇气，一个在体制内挣扎的粉丝说，邵逸凡给了她辞职重新开始的勇气……她成为明星这件事情，最主要可能不是因为演技或者长相，而是因为她是邵逸凡。不论剧情如何，她用自己的人生饰演着一部真人秀，她是里面永恒的主角。

来源：财富吹哨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