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民：如果康熙活得更久

摘要：孙立天的近著《康熙的红票》以一张一七一六的红票为线索，通过梳理清初皇帝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审视清朝的政治、社会及观念，打破了通常所认为的清朝闭关锁国的印象。但本文作者接着孙立天的阐释追问的是，如果看起来心态更为开放的康熙活得更久，中国就真的能够

孙立天的近著《康熙的红票》以一张一七一六的红票为线索，通过梳理清初皇帝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审视清朝的政治、社会及观念，打破了通常所认为的清朝闭关锁国的印象。但本文作者接着孙立天的阐释追问的是，如果看起来心态更为开放的康熙活得更久，中国就真的能够走上与之后不同的道路吗？

——《读书》编者按

如果康熙活得更久

文｜梁小民

（《读书》2025年4期新刊）

什么是康熙的红票？一七〇六和一七〇八年，康熙派出两个由传教士组成的团去西洋，但一直未收到他们的任何信息。一七一六年在第一个团出国的第十年，内务府印出一份粉红色公文，或称公开信、寻人启事。这封公文宽三十九厘米，长九十三厘米，用红色印刷，四周有龙纹，印有满文、汉文和拉丁文三种文字。英文称为“Red Manifesto”，中文就称为“康熙的红票”。红票印了三百份，让广东官员交给欧洲商船，由他们带回欧洲散发。同时也交给北方来的俄罗斯商人。这份公文散落在欧洲各地，至今仍有十八份收藏在各大学或博物馆。其中一张出现于二〇一九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拍卖行估价七十万至八十万元，最后以一百六十一万元成交。成交价大大高于估价，正在于这张红票的非同寻常，孙立天的《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一书意在通过“红票”告诉我们清初朝廷对全球化的反应，本书的副标题“全球化中的清朝”正揭示了其含义。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记得电视剧《康熙大帝》结尾的歌词中有一句是“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如果康熙真的活得更久，中国以后会如何？《康熙的红票》有助于解开这个谜。

一、传教士进入宫廷

随着十五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全球化开始启动。作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天主教传教士前往世界各地传教。对传教士是否宽容、接受是对一个国家开放态度的检验。

明代天主教传教士已进入中国。当时进入中国的主要是一五三四年成立的耶稣会的传教士。教会选择颇有声望的神父作为传教士，他们不仅精通教义，而且是多学科的专家。他们语言学习能力强，社会适应能力也强，加上中国文化有相当大的包容性，这些使得他们得以融入中国社会，甚至进入一些边远的山村。

传教士知道，传教活动能否顺利、有效，关键在统治者对传教的态度。因此，传教士努力进入上层社会，与上层精英和最高统治者交往。他们也知道，让上层精英接受抽象的教义是困难的，于是他们就从实用技术知识和人际交往开始。明代传教士进入上层社会主要靠的是天文历法知识和火炮技术，以及他们与徐光启这类士大夫官员的友好关系。清初的传教士走的仍然是这一条路线。

耶稣会的传教士安文思和利类思从一六四八年进入北京，直至他们分别在一六七七和一六八二年去世，在北京生活了多年，经历了顺治、康熙两位皇帝。他们原来是张献忠朝廷的官员，被清军俘虏，受到多尔衮、豪格两位亲王的保护，并成为豪格的家奴。豪格去世后他们的奴籍转到佟图赖名下。佟氏是满人化的汉人，康熙的母亲就出自佟家。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奴”并不是那种毫无人身自由又受苦受难的奴隶，而是家奴。“奴”仅仅是一种社会身份。“包衣奴才”是与主子关系最近的“奴”。他们的地位取决于主子的地位。主子的地位高，他们也高。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康熙的“包衣奴才”。利类思和安文思作为佟家的“包衣奴才”，有机会进入宫廷。

最初满人对传教士群体的重视还在于他们可以引进火炮技术。满人在与明军的对抗中认识到火炮的威力，但他们不会造火炮，也不了解相关技术。传教士通过洋人为他们购买火炮，并引进火炮人才，以此接近上层统治者。

一六五三年，佟氏解除了利类思和安文思的奴籍，但他们与佟家仍保持亲密的关系。借助于这种关系，他们结识了顺治皇帝。顺治皇帝对他们相当友好，并赐钱、赐地让他们盖教堂。一六五五年，圣若瑟教堂落成，这就是今天王府井的天主教东堂。这时与顺治关系密切的还有汤若望等传教士，他们献给顺治各种西方机械小物品，并传授各种知识，受到优待。保守的杨光先以汤若望主持的钦天监为顺治与董鄂妃的儿子所选的墓地风水不好为由，反对传教士和洋人。但到康熙时，杨光先的反对失败了。

要了解这种转变首先要认识康熙的圈子。康熙的母系是佟氏家族，父系是努尔哈赤，支持他登基的孝庄皇后是蒙古王族。一六六六年汤若望在经历牢狱之后去世，宫廷中没有传教士了。一六六八年，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上书朝廷，参劾杨光先和他负责的钦天监所发布的日历上的诸多错误。利类思上书，指杨光先为鳌拜死党。康熙处理此案，惩罚了杨光先，并为汤若望平反。利类思和安文思与佟氏关系密切，汤若望在诸子争位中又以康熙出过天花为由支持康熙即位，他们都进入康熙的圈子。南怀仁在钦天监任职，又作为康熙的老师教康熙数学和几何，还受康熙委托改进火炮。以后传教士徐日升、安多、白晋和张诚等都进入康熙的圈子，向康熙介绍西方的知识。从留下的康熙学习西方科目的记录看，他已不是一般的兴趣，而是认真学习。南怀仁等教士不仅让康熙了解到西方的知识，还深深影响了康熙对世界的认识，特别是欧亚地理知识和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角色，这影响了清以后一百多年在北方和西北方的战略部署。康熙对这些传教士优待有加。一六八九年康熙与俄罗斯谈判边界问题时，派传教士张诚参加。张诚了解俄罗斯的底牌，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双方的边界与人口归属，并建立贸易关系。

南怀仁去世四年后，由于传教士在天文历法、火炮制造和与俄罗斯谈判中的贡献，天主教得到朝廷正式认可，他们的合法地位得到正式确认，并被允许在各地从事传教活动。尽管多数传教士并没有官职，但他们以“包衣奴才”的身份进入内务府，可以接近皇帝与近臣。陆续进入中国的传教士都受到重视，为传教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他们也向西方介绍中国，包括中国文化典籍、瓷器和中医的知识等，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传教士写给国内的信件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窗口，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崇拜正来自这些介绍。

二、康熙与西方使团的交往

康熙不仅接受传教士的进入，允许他们传教，努力学习西方的各种知识，还与西方使团交往，这表明康熙不仅在思想上有开放意识，而且也努力进行有助于中西交流的务实外交活动。

一七〇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教皇克莱孟十一世签署了教内的禁约，禁止天主教徒参与中国传统礼仪活动。这一禁约受到在华传教士的质疑。关于中国的许多礼仪是不是教义中禁止的偶像崇拜，天主教徒可否参加，成为“中国礼仪之争”。在华的耶稣会神父们向教廷寄去大量关于中国礼仪的资料，让他们了解中国礼仪。教皇重视在中国的传教，特派以教皇特使多罗为首的使团来中国进行沟通。

传教士希望康熙能接见多罗使团。康熙没有把这个使团作为外交使团。他没有通过政府部门安排，而是以私人家庭会见的方式，由内务府安排。内务府是康熙的管家，传教士作为“包衣奴才”，即家里人归内务府管，所以多罗使团到中国后的一切行程、活动都由内务府安排。使团走内务府专用的西门，在一处园子中受康熙接见，其间并没有政府官员参加，多罗向康熙表达对允许传教的谢意，并要求建立一个联络处。康熙同意建立涉及宗教的联络处，并建议从在华耶稣会教士中选人，但多罗不相信这些教士。康熙建议派出一个使团回访，并让白晋作为特使，多罗又加了法国神父沙国安。多罗本来要宣布禁止教徒参加中国礼仪活动，但看到传教士们反对就没提，康熙也没有提礼仪问题。但在多罗回国辞行时，康熙强调了中国礼仪与天主教并不冲突。多罗告诉康熙，一直在福建传教的法国神父颜珰是中国礼仪专家。但康熙会见颜珰之后发现他的中文口语与识字能力极差。康熙意识到，对中国礼仪的误解正是这种无知的传教士传达给教皇的。所以，康熙决定对每位入华的传教士进行审核，并发认证的票，有票的神父才可以在华传教。这是为了规范传教活动，并非限制传教活动。

多罗到南京后发布教皇特使谕令，公开反对康熙要求传教士领票的要求，阻止在华传教士领票。在华传教士希望北京的神父们调停，但在康熙身边的徐日升、安多都病了。张诚此时已病故，且张诚由于与多罗关系密切使康熙不满。钦天监的神父闵明我告诉康熙，多罗的这项禁令并不能代表教皇，康熙就把多罗软禁在澳门。但康熙仍耐心地与欧洲沟通。

他取消了白晋和沙国安的使团。一七〇六年派龙安国和薄贤士出使罗马，但二人杳无音讯，实际他们不幸遭遇海难去世。一七〇八年，康熙又派艾若瑟和陆若瑟出使欧洲，同样没有回音，红票正是针对这两个使团发布的。红票发布后艾若瑟才被允许回中国。康熙对礼仪之争一直持耐心的态度。他知道中国文化与天主教并不相容，但希望通过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文化和各种实用性技术，加强与欧洲的联系。他并没有因为多罗的态度而断绝与欧洲的联系，这正是他发布红票的原因。

彼得大帝的俄国来华使团在路上走了十六个月后于一七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到达北京。该团有两百余人，目的是解决贸易上的纠纷，并希望中国支持它在欧洲的军事行动。康熙重视与俄罗斯的关系，为了避免礼仪上的争议，他在畅春园用满人的方式接待他们。双方对这次活动都甚为满意。

一七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教皇特使嘉乐为首的教皇第二个代表团到中国。这个使团的目的是，让康熙同意嘉乐号令所有在华的天主教神父，以及同意在华天主教徒遵守教皇对中国礼仪的禁约。康熙看了嘉乐的呈报，取消了原定于二十七日的会见，并不让他们进北京。嘉乐表示可以变通，康熙才在三十一日在畅春园接见了他。康熙全面否定了禁约，北京的神父们也与嘉乐没有共识。嘉乐提出了八条通融条款，变相同意了中国天主教徒可以参与以前禁止的多种中国礼仪活动。康熙接受了这八条通融条款，结束了这场礼仪之争。

这两次康熙对俄国和教皇使团的接待、谈判，反映出康熙与西方交往的愿望与努力，也显示了康熙在外交上有原则又灵活的务实态度。如果中国的外交能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也许不会有以后和西方交恶，一次次挨打的境地。

三、雍正以后的逆转

在传统专制体制下，一个皇帝的见识和态度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命运，中国历史并不一直是闭关保守的。不用说汉唐的开放，就是被认为封闭的明清两代也有过有限的开放时期。明中期的“隆庆开关”就是这样的时候。清初康熙也有开放的意识，向西方学习。这种趋势是被雍正改变的。这种改变就决定了以后近两百年中国历史的走势与落后挨打的局面。雍正为什么没有继承其父的遗志却反其道而行呢？这个重大的转折是我们理解中国保守封闭的关键。

这种逆转从康熙的容教到雍正的禁教开始。雍正上台伊始就废除了康熙的容教诏令，禁止传教士在中国各地传教，他们的活动仅限于留在京城从事天文观测、历法确定之类的技术性工作。传教士希望改变，但雍正在朝廷上公开羞辱了天主教，并把他们挤出了权贵圈。过去传教士属于内务府，他们的活动由内务府安排，但雍正一上台就更换了内务府人员，并把传教士赶出宫廷。九个月后，雍正全面禁止天主教。

雍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这首先与康熙晚年九子夺嫡的皇位之争相关。在众多皇子中，争夺皇位的大体分为四派。首先是支持废太子的废太子派；其次是学问最高的皇三子派；再次是最有实力的皇八子派，包括皇九子、皇十子和皇十四子，他们接班的呼声最高；最后是雍正派，包括皇十三子。传教士与前三派都有良好的关系，唯独没有在雍正这一派上下过功夫。雍正登位充满了疑团。即使雍正登位正当，其他各派势力的强大也使他感到威胁。因此，雍正在登基后四年中执政重点在于排除异己。与其他各派关系密切而唯独与雍正这一派毫无关系的传教士们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尽管雍正上台后传教士们亡羊补牢不断努力，还企图通过皇十三子解决问题，但最后都无济于事。

雍正禁天主教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信佛教，而且是一位高水平的坚定佛教徒。早在青年时，雍正就信佛，且与住所附近柏林寺的高僧来往密切。他的佛学水平极高，直至近代仍有名僧认为他是历史上皇帝中的第一高僧。他从十几岁到二十八岁都专注于佛教修行，并已参禅破关，达到极高的境界。天主教不能接受其他宗教，自然也不会与佛教徒雍正有什么往来。直至雍正元年，传教士依然与支持皇八子的苏努贝勒一家关系甚密，苏努家中还有坚定的天主教徒。苏努正是雍正打击的对象之一。这也是雍正禁教的政治原因。

其实天主教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多大影响。在康熙的最后二十年中，全国的传教士最多也就一百四十人左右。禁教令全是雍正个人的想法。但当时天主教是中国与西方沟通的唯一渠道，西方的文化与科学知识只能从这一渠道进入中国。禁教关闭了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之路，这就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势。

从康熙容教到雍正禁教这一段历史向我们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康熙活得更久一些，或者现实一点，如果雍正继承了康熙的容教政策，中国会改变闭关保守，走上开放之路吗？我的回答是三个字：不可能。

首先，中国文化是农耕文化，它与开放的海洋文化完全不同。农耕的经济生活方式决定了其文化的封闭性和保守性。这种文化在西周已形成。与此一致的是中国文化中的“华夷之辨”，即认为自己的文化高于其他文化，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来看待外来文化，认为自己是先进的文化，华夏以外的其他地方统统是蛮夷之地。儒家文化追求的是秩序与社会稳定，排斥会打破这种稳定状态的外来文化。南宋以后形成的理学更加深了儒家文化中的保守与封闭。历史上有过许多开放或有限开放的时代，但这种文化的本质一直没有变。中国文化的确有包容的一面，例如宋代开封对犹太人的包容，元代泉州对各种宗教的包容。但这种包容是建立在中国文化世界最优的自信心之上的，其宗旨是“怀柔远人”，以优者的姿态去“怀柔”其他人。明代之后的专制制度以传统文化为支柱，这又加强了封闭意识，甚至过去的自信可以“怀柔远人”，这时也变成心虚的“敌视远人”。清人全盘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也接受了封闭与保守。

在这种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文化氛围中，任何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不愿也不能打破这种传统，而是利用以传统文化和八股文为核心的教育与科举制度，培养出一个强大而保守的社会集团。他们也成为康熙这样的皇帝统治的基础，这种封闭保守的观念从上层到下层统治着中国社会。倭仁之类的理学家和义和团属于完全不同的社会阶级，但在排外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康熙能改变这一切吗？

就康熙本人而言，他的容教，与传教士关系密切，重视向他们学习各种西方的文化与科学知识，主要来自他作为皇帝的自信和兴趣；而且应该看到，他通过传教士对西方的了解极为有限。康熙与牛顿是同时代人，当时欧洲已经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也已开启。这些新思潮本质上都是对天主教教义的离经叛道。作为忠诚的传教士，他们很多人不愿了解这些新思想，也了解不多。他们又能传给康熙多少呢？康熙对西方的了解仍然是肤浅的、支离破碎的，离把握西方文化和科学的实质还差得很远。

而且，康熙对西方知识的学习仅仅出于个人兴趣，他并没有想用西方文化来充实或改造中国文化，他没想过把西方文化作为教育内容的一部分，也没想过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他的爱好并没有影响到知识界，没有影响到所有官员和朝廷重臣，甚至没有影响到他的儿子雍正。仅仅是个人爱好，没有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对改变中国文化有什么用？所以雍正上台后改变对西方的态度也没有引起任何反抗，回到传统，一切顺理成章。

康熙的外交活动，包括接待两个罗马教皇使团和俄国使团，仅仅是一种“怀柔远人”，并没有作为政府的外交活动，也没有想通过这些外交活动进入世界。当教皇第一个使团来中国建议设联络处时，康熙同意了，但对多罗提出的联络处可解决中外贸易问题，他拒绝了，仅仅停留于处理宗教问题，如果康熙想开放，这个联络处不正是一个好的中介吗？但他不想与西方有什么正式的外交或贸易关系。我们不可高估康熙的容教与学习西方的兴趣。即使他再活五百年，恐怕也难以走到完全开放这一步。

一个国家传统文化的改变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绝非一两个伟大人物可以在短期内实现。历史的进步是缓慢的、渐进的，其间会有反复甚至逆流，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康熙容教的局限性和雍正禁教的必然性，读《康熙的红票》时才会有更深的体会，从这一段历史中认识到中国开放的艰巨性与长期性。

（《康熙的红票》，孙立天著，商务印书馆二〇二四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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