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月的天，热得早。我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喝茶，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茶碗里泡着从集市买来的菊花，有点发黄。

五月的天，热得早。我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喝茶，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茶碗里泡着从集市买来的菊花，有点发黄。

村口的大喇叭突然响起来：“李德福家的小儿子明天结婚，全村人都来吃喜酒啊！”

我叹了口气，把茶碗放在石凳上。那个小儿子就是我堂弟，李德明。

“听说了吗？你堂弟结婚，人家彩礼给了二十八万八。”邻居老张蹲在墙角剪指甲，头也不抬地说。

我笑笑没吭声。这事我早知道，堂弟结婚的事在村里传了有半个月了。婶子前两天还特意让人捎话，说是要我替她儿子好好随份子。

我跟堂弟其实没多少来往。不过是小时候一起在村里的水塘边摸过鱼、掏过鸟窝，那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了。

后来我考上了县城的高中，再后来去市里打工，一年到头回村的次数屈指可数。堂弟初中没毕业就跟着他爸跑工地去了，听说现在在工地当小包工头，手底下管着十几个人。

我拿了个红包，里面装了八百块钱。

这是我经过一番思量后的决定。八百，在我们这个小县城，算是一个体面的数字了。我也不富裕，城里的房贷每月要还四千多，孩子上学各种费用加起来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结婚这天，我一早就去了。村里的婚礼和城里不一样，从早上八点就开始忙活，宴席一般是中午吃。

堂弟的家门口搭了个红色的帐篷，几张桌子拼在一起，上面摆满了瓜子、糖果、烟酒。村里的几个大妈已经坐在那里嗑瓜子，眼睛盯着每一个进门的人，随时准备评头论足。

“来了来了，快进来！”堂叔看见我，满脸堆笑地迎上来。他穿着一件崭新的西装，袖子还带着折痕，一看就是早上刚从包装袋里拿出来的。

堂叔领着我往里走，手里还拿着一根点着的香烟，烟灰随着他的走动掉在地上。他家的院子里挤满了人，有的在帮忙，有的在看热闹。我注意到角落里放着几个音响，电线杂乱地缠在一起，连着一台老旧的功放机。

婶子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拿着一把铲子，指挥着几个帮忙的亲戚。看到我进来，她眼睛一亮，放下铲子就朝我走过来。

“侄儿啊，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婶子拉着我的手，声音格外亲热。她身上穿着一件艳红色的上衣，袖口微微有些油渍，脸上的皱纹里透着疲惫和激动。

堂叔从我手里接过红包，眼睛瞄了一眼，似乎在确认厚度。然后他递给婶子，婶子接过去，捏了捏，表情突然僵住了。

她打开红包，看了一眼里面的钱，脸色立刻变了。

“就随了八百？”婶子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八度，引得周围几个人都转过头来看我们。

我有些尴尬地笑笑：“婶子，我这不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婶子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怒气，“你是堂哥，就随这么点？你知道你堂弟给了多少彩礼吗？人家对咱家多尊重，你就这么回礼？”

周围的人都安静下来，目光在我和婶子之间游移。堂叔站在一旁，尴尬地抽着烟，眼睛看向地面上的一块砖缝。

“婶子，我…”我想解释，但婶子已经转身走开了，手里攥着那个红包，嘴里不停地嘟囔着什么。

我注意到角落里有个穿黄色连衣裙的姑娘，正偷偷地看着这一幕，眼里带着些许同情。想必是堂弟的新娘。她手里捧着一杯茶，茶叶在杯子里沉浮，就像我此刻复杂的心情。

堂叔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别管你婶子，她这人就这样，爱面子。来，坐下喝两杯。”

我被安排在一张靠边的桌子上，同桌的都是些不太熟的远房亲戚。酒过三巡，我看到婶子忙前忙后地给别的桌上菜，却刻意避开了我们这桌。

饭吃了一半，堂弟才匆匆过来敬酒。他穿着西装，头发抹了油，显得特别精神。脸上的青春痘还没完全消退，却已经有了成家立业的气场。

“哥，谢谢你来。”他给我倒了一杯酒，声音有些生硬。

我们干了一杯，却没什么话可说。他望了望我身边的座位，欲言又止。

“你婶子生气了？”我低声问。

堂弟挠了挠头：“别管我妈，她就那样，你知道的。”

我点点头。确实，我知道婶子的性格。从小到大，她在亲戚面前最爱攀比，最怕失面子。小时候我考了第一名，她会逼着堂弟天天做作业到深夜；我上了高中，她就说她儿子不爱读书是因为有经商天赋。

吃完饭，我找了个借口提前离开了。路过厨房时，听见婶子正在对几个帮忙的亲戚抱怨：“你们说说，亲堂哥就随八百，这像话吗？人家王家小子结婚，他远房表哥都随了一千二呢！”

我默默地走出了院子，没有和任何人告别。离开前，我看到那位黄裙子姑娘站在屋檐下，手里拿着一个塑料团扇，轻轻地扇着风。她朝我点点头，眼神里有种难以言说的了然。

那之后，我和堂家的来往彻底断了。过年回村，也只是远远地打个招呼，再没有登门拜访。堂叔偶尔在村口碰见我，会尴尬地点个头，然后装作有急事快步走开。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三年就过去了。

那天我在县城的小饭馆吃饭，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抬头一看，是黄裙子姑娘，也就是我堂弟的媳妇小芳。她变了不少，头发剪短了，脸上的婴儿肥消失了，整个人显得更加干练。

“嫂子好。”她站在我桌前，微微低着头。

“怎么是你？坐吧。”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她坐下后，点了一碗阳春面，却没怎么动筷子。

“有事吗？”我问。

小芳抬起头，眼睛有些红：“李叔，我…我是来替婶子道歉的。”

我愣了一下：“道什么歉？”

小芳咬了咬嘴唇：“就是三年前…您堂弟结婚那天的事。婶子她…她知道自己做错了。”

我笑了笑：“过去的事了，不提也罢。”

“不是的…”小芳的声音有些哽咽，“婶子她现在病了，住在县医院，一直惦记着这事，觉得对不起您。”

我心里一沉：“什么病？严重吗？”

“肝癌，晚期了。”小芳的眼泪掉了下来，她用袖子擦了擦，“医生说可能就这几个月的时间了。”

我沉默了。记忆中的婶子永远是那么强势、爱面子，很难想象她会卧病在床，更难想象她会惦记着向我道歉。

“婶子她其实一直很后悔那天的事。”小芳继续说道，“她说那天晚上就想来找您道歉，但面子上过不去。后来时间久了，更不好意思了。”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掩饰自己的情绪波动。

“您知道吗，婶子其实很看重您。”小芳说，“她常跟我说，她侄儿有出息，在城里有工作有房子。她气您随的少，其实是因为太在意您的看法，怕您看不起我们家。”

我苦笑了一下。婶子的逻辑我永远也理解不了。

“德明呢？”我问。

“他在医院陪婶子。”小芳叹了口气，“这两年日子不好过。工地上出了点事故，德明受了伤，赔了不少钱，又欠了一屁股债。婶子就是操心过度，身体才垮的。”

我点点头，想起那天婚礼上堂弟脸上勉强的笑容。可能那时候他就已经背负着不少压力了。

“婶子想见您一面。”小芳小声说，“她说…她说可能等不及过年了。”

我放下筷子，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那个爱面子、强势的婶子，现在躺在病床上，惦记着三年前的一个红包的事，这让我既心酸又有些不知所措。

县医院的走廊上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墙角的暖气片上放着几个装开水的保温杯，杯盖上贴着写了名字的胶布，有的字迹已经模糊了。

婶子住在内科病房，一进门就能闻到一股中药的苦味。她躺在靠窗的病床上，脸色蜡黄，身形消瘦得几乎认不出来了。曾经那个挥舞着铲子指挥全家的强势妇女，现在只剩下一副骨架子躺在白色的床单上。

堂叔坐在床边的小板凳上，低着头摆弄着一个旧收音机，拧来拧去只能听到沙沙的杂音。看到我进来，他站起身，脸上露出勉强的笑容。

“来了啊。”堂叔的声音低沉了许多，头发几乎全白了。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袖口处有个小补丁。

堂弟站在窗边，正在用一个塑料袋装橘子皮。看到我，他点点头，眼睛里有说不清的情绪。他比三年前黑瘦了许多，额头上有一道疤痕，大概是他媳妇说的工地事故留下的。

“婶子。”我走到床前，轻声叫道。

婶子慢慢地转过头，眼睛里闪过一丝惊喜，又很快蒙上了一层歉意。她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

“婶子，我来看您了。”我重复道，声音大了些。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婶子的声音很虚弱，却比我想象中要清晰。她抬起一只手，骨节分明，上面的青筋凸起。“对不起啊，那天…那天我不该那样。”

我握住她的手：“婶子，过去的事不提了。”

婶子摇摇头，固执地要说：“不，我得说。那天我太不懂事了。你随的那八百，我后来才知道，是你省吃俭用攒下的。你那时候不是刚买房子吗，每个月光还贷就四千多…”

我惊讶地看着她，不知道她怎么会知道这些细节。

“是小芳告诉我的。”婶子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她在银行上班，知道你的情况。我那天闹完，她就偷偷跟我说了。我当时就后悔死了，可又拉不下那个脸…”

一滴眼泪从婶子的眼角滑落，消失在她干瘪的脸颊上。

堂叔在一旁补充道：“你婶子这人你知道，倔得很。她后来天天念叨这事，说亏欠你，说等德明日子好过了，一定要十倍百倍地还给你。”

我忍不住笑了：“婶子，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咱们是亲戚，哪有这么算计的。”

婶子摇摇头：“不，我知道我错了。这些年，我总是看不起人，爱面子。现在躺在这里，才明白什么才是真的重要的。”

她指了指床头柜，示意堂叔拿点东西。堂叔打开抽屉，取出一个红色的塑料袋，递给我。

“这是…？”

“打开看看。”婶子说。

我打开袋子，里面是一叠现金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侄儿，这是婶子的心意，八千块钱，是那八百的十倍。不是还你的，是婶子的心意。请收下。”

我怔住了，看着那叠钱，心里一阵酸涩。这钱显然是他们拼凑来的，有的是百元大钞，有的是皱巴巴的零钱，甚至还有几张五元的。

“婶子，这我不能收。”我把袋子放回床头柜，“您好好养病才是正事。”

婶子固执地摇头：“不，你必须收下。这是我的心愿。”她的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坚定。

“那您先好好休息，等您好了，我们再…”

“我知道我好不了了。”婶子直接打断我，语气出奇地平静，“医生都不瞒我。我就这一个心愿，你就满足我吧。”

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走廊上的脚步声和远处的广播声。堂弟转过身，背对着我们，肩膀微微颤抖。堂叔低着头，一声不吭。

我看着婶子消瘦的脸，想起小时候她也曾给我做过好吃的，在我发烧时半夜起来给我煮姜汤。那时候她还年轻，脾气虽然也不好，但眼神里总有一种生命力。而现在，那种生命力正在一点点流失。

“好，我收下。”我终于点点头，“但是有个条件。”

婶子的眼睛亮了一下：“什么条件？”

“您得给我讲讲德明这些年是怎么过的。我这个做堂哥的，太不称职了，连自己弟弟的生活都不了解。”

婶子笑了，那笑容让她苍老的脸突然鲜活了起来：“行，这个好说。”

于是，在那个弥漫着药味的病房里，婶子断断续续地讲起了堂弟这几年的故事。他如何从小工头做起，如何在工地上摔伤了腿，如何靠着小芳的支持重新站起来，现在在市场上开了个小摊位卖水果…

听着婶子的讲述，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堂弟，不再是那个婚礼上生硬地敬酒的年轻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经历过挫折却依然坚强的普通人。

两个月后，婶子走了。

葬礼很简单，按照农村的习俗办的。我和妻子带着孩子回去参加了。堂弟站在灵堂前，脸色憔悴，却很平静。小芳挺着六个月的肚子，站在他身边。

办完事，堂弟把我拉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

“哥，这是妈留给你的。”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纸条，上面是婶子歪歪扭扭的字迹：“侄儿，婶子走了，你别难过。那天我对你不好，是我的错。你是个好孩子，婶子心里一直记着。德明这孩子倔，你多照顾他。钱我知道你没花，都给他了，这是对的。婶子在这头谢谢你。”

我把纸条递给堂弟看，他看完，眼睛红了。

“哥，那八千块…”

“我确实没花。”我说，“都给了小芳，让她存起来，给孩子做准备金。”

堂弟点点头，咬着嘴唇说不出话来。

“以后多往来。”我拍拍他的肩膀，“你婶子不在了，我们兄弟更要亲近些。”

他使劲点头，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回城的路上，车窗外是连绵的田野和远处的山脉。我想起婶子生前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人活一辈子，面子算什么？亲情才最值钱。”

也许这就是她用一生明白的道理，也是她用生命教会我的最后一课。

窗外，麦田在风中摇曳，像是在向逝者告别，也像是在向新生命致意。我知道，在这片土地上，还会有更多的故事继续，就像婶子的歉意，堂弟的坚强，小芳的善良，还有那个红包里的八百块钱——它引发的不是一场闹剧，而是一段关于理解与和解的人生故事。

来源：张富强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