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雨越下越大，我坐在抛锚的解放牌货车驾驶室里，看着雨帘中模糊的乡村小路，心里直发愁。

＂那碗肉丝面，我记了一辈子。＂

雨越下越大，我坐在抛锚的解放牌货车驾驶室里，看着雨帘中模糊的乡村小路，心里直发愁。

这是1999年的盛夏，我跑着郑州到商丘的运输线，车上装着整整一车的电风扇，急着赶往县城批发市场。

雨水顺着破旧的车窗缝隙渗进来，打湿了我放在副驾驶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这书是我从县里图书馆借的，本指望着在漫长无聊的驾驶途中打发时间，如今怕是要赔了。

我叹了口气，搓搓冻得发红的手，掏出皱巴巴的＂红塔山＂烟盒，摸出最后一根烟。

刚要点燃，却发现打火机早已进水，擦了几下只冒出微弱的火星，很快又熄灭了。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嘀咕着，把湿漉漉的烟叼在嘴上，又一次走下车查看情况。

货车的轮胎深陷在泥泞里，发动机盖上冒着丝丝白烟，不用看也知道，是水箱又出问题了。

这台从运输队借来的老解放，早该报废了，队长硬是让它＂续命＂，美其名曰＂物尽其用＂。

如今可好，大半夜把我扔在这荒郊野外，连个过路人都看不见。

＂哎呀，咋不去我家避避雨呢？＂一个清脆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我吓了一跳，转头一看，是个扎着两条小辫的姑娘，二十出头的样子，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蓝布衫，却洗得干干净净。

她手里举着把竹编的油纸伞，那伞显然年岁不小了，有几根伞骨已经断了，用红线草草捆着，雨水顺着断裂处滴落，在泥泞的路面上溅起一朵朵小花。

＂都快十点了，你咋一个人在雨地里头站着？＂她好奇地问，目光在我和那辆冒烟的货车之间来回逡巡，好像在看一出现场默剧。

＂车坏了，等天亮了再想办法。＂我苦笑着回答，裤腿已经湿透了，黏在腿上冷飕飕的。

＂这车怕是要修半天，你这样干坐着得冻坏。＂她笑着说，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我家就在前头不远，先去歇歇脚吧。＂

我犹豫了一下，看了看黑漆漆的夜色和越下越大的雨，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跟着陌生姑娘走进漆黑的乡间小路，我心里直打鼓，一边走一边使劲记路，生怕遇上什么歹人。

别看我开着大货车，在运输队也算个汉子，但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山路，让我这城里长大的人心里直发怵。

走了约莫十分钟，前方隐约出现了灯光。

那是一排低矮的平房，几盏煤油灯在夜色中摇曳，给这偏僻的小村庄增添了一丝生气。

＂就是这儿了。＂姑娘指着路边一间普普通通的土坯房，门前种着几株辣椒和茄子，被雨水打得东倒西歪。

一只花猫听见动静，＂喵＂地从门口窜了出来，熟练地蹭着姑娘的裤腿。

＂这猫啊，叫喜儿，平时野得很，就认我一个主人。＂姑娘弯腰摸了摸花猫的头，那猫咪立刻眯起眼睛，发出满足的呜呜声。

屋内简陋得出乎我的意料。

一张木板搭的床，一个八仙桌，两张方凳，一个开裂的衣柜，就构成了全部家当。

墙上贴着几张电影海报，已经泛黄发皱，《小花》《红高粱》《黄土地》，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典片。

＂你是看电影的？＂我指着海报问。

＂我爹是放映员，在公社文化站工作，我从小就爱看电影。＂她说着点燃了煤油灯，昏黄的灯光照亮了她的脸庞，竟有几分倾城之色。

＂我叫阿梅，我爹常年在公社放电影，不常回家。＂她一边解释，一边从橱柜里取出火柴和蜡烛，又生起了土灶。

＂你肯定饿了吧？我给你下碗面。＂她麻利地淘米洗菜，动作娴熟得像是做了千百遍。

看着她忙碌的背影，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没做自我介绍。

＂我叫李明志，在城里运输队跑车，大家都叫我小李。＂我有些局促地坐在八仙桌旁，感觉自己像个不速之客。

＂知道，知道。＂阿梅头也不回地应着，＂你经常从我们村前过，有时候还会停下来抽根烟。我隔壁王大娘说你是城里来的大老板。＂

我哑然失笑，这乡下人就是会夸大其词。

我哪是什么老板，不过是个月薪三百出头的司机，连台彩电都买不起。

但我也没解释，任由她误会着，这样至少能给自己挣点面子。

那碗肉丝面，至今记忆犹新。

面条是手擀的，筋道十足；肉丝是自家腌的咸肉切的，香气四溢；再加上几根青菜，一勺辣椒油，香得让我差点连舌头都吞下去。

＂城里人来我们这儿拉货，辛苦。＂阿梅双手托腮看我吃面，眼里闪着亮光，＂听说城里日子好过，是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还有那个什么，大哥大？＂

我被她天真的问题逗笑了，筷子停在半空。

＂电视机是越来越多了，不过大哥大可不便宜，一般人家买不起。＂我一边回答，一边扒拉着碗里的面条，＂你这面真好吃，比城里饭店的强多了。＂

＂嗐，就是家常面，有啥好吃的。＂阿梅笑得腼腆，却掩不住眼中的得意，＂以前我想去城里当厨子，我爹不让，说女孩子在外面吃亏。＂

我嘴上应和着，心里却有些忐忑。

其实我不过是个给运输队打工的司机，连台录音机都是分期买的，哪有她想象中那么风光。

可面对她崇拜的目光，我竟有些不忍心戳破。

＂城里确实方便些，但也有不少人下岗。计划经济转市场经济，很多国企撑不住了。＂我含糊其辞，又狼吞虎咽地扒拉着面条。

＂你这车啥时候能修好？＂阿梅关切地问。

＂得叫修车师傅来看看，这破车毛病多，不好说。＂我摇摇头，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你一个姑娘家，怎么半夜在外面乱跑？＂

阿梅脸上划过一丝尴尬，低下头去拨弄桌上的筷子。

＂我...我在等我爹回来。他去县城开会，说今晚回，可到现在还没影子。以前他喝醉了，我都去路口接他。＂

我恍然大悟，这姑娘是个孝顺的，难怪大半夜在雨地里站着。

第二天一早，我拖了县城修车行的师傅过来看车。

那师傅一通检查，直摇头：＂水箱坏了，电路也短路，得大修，没个三五天修不好。＂

我顿时愁眉苦脸，这一车电风扇可是急货，批发商等着开夏季促销呢。

回到阿梅家，她正在院子里喂鸡。

看见我的表情，她就猜到了七八分：＂车子坏得厉害？＂

我点点头，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掏出烟来叼上，才想起打火机还是不能用。

阿梅见状，从灶台上拿了根点着的木柴递给我。

我道了声谢，点燃香烟，深深吸了一口，心情这才好了些。

＂你要不先住我家，等车修好了再走？＂阿梅提议道，＂我爹去县城开会呢，得月底才回来，家里就我一个人。＂

听她这么一说，我忽然有些警惕：＂那多不方便，我去镇上找个旅店住几天就行。＂

阿梅微微一笑：＂旅店多贵啊，一天十几块，住三五天就是五六十。你要是不嫌弃，就在我家堂屋搭个铺，省下钱给车子修理不好吗？＂

她这么一说，倒也有几分道理。

运输队给的修车费本就不多，再加上住宿，怕是要自己贴钱。

最后我点头答应，但心里还是打定主意，得找机会去镇上给她爹打个电话，免得日后说我占人便宜。

修车师傅说车子至少得修三天，这三天里，我每天都在阿梅家蹭饭。

她似乎特别钟情于做面食，每次都会变着花样给我做不同的面条。

有时是清汤面，有时是炸酱面，但我最爱的还是那碗肉丝面，她的手艺越发精进。

我知道，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她家能拿出肉来招待我，已是最高规格。

第三天修车行来电话，说零配件还得等两天，我的心情顿时跌入谷底。

那天傍晚，我坐在阿梅家的院子里乘凉，听着蛐蛐的叫声，望着远处含糊的山影，莫名有些伤感。

阿梅端了两碗绿豆汤出来，递给我一碗，自己在旁边的小板凳上坐下。

＂想家了？＂她轻声问。

我点点头：＂在外面跑习惯了，就是偶尔想起家里老人，心里不是滋味。＂

＂你爹娘在城里？＂

＂我爹去世得早，就剩我娘一个人，靠着家里那点退休金过日子。＂我一口气喝完绿豆汤，觉得心里凉快了些。

阿梅若有所思：＂我爹也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娘生我没多久就去世了，我是我姑抚养大的。＂

我们俩相顾无言，各自沉浸在对亲人的思念中。

一只萤火虫飞过来，在我们中间盘旋，绿莹莹的光点如同夜空中的一颗星。

不知怎的，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姑娘要是能去城里该多好。

＂阿梅，你有没有想过去城里？＂我试探着问。

她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了下来：＂我想过，可我不敢。＂

＂为啥不敢？＂

＂我爹不会同意的。再说，我没啥文化，城里人会笑话我。＂她低着头，用脚尖在地上画着圈。

＂学呗，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我突然来了精神，＂识字又不难，我认识的扫大街的大妈都自学完了初中课程，考了文凭。＂

阿梅抬起头，眼里闪着期待的光芒：＂真的吗？＂

＂骗你干啥。＂我拍拍胸脯，一时间竟有些飘飘然，＂要是你想学，我可以帮你。＂

第五天，车子终于修好了。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行李，心里竟有些舍不得。

阿梅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饭，有她拿手的肉丝面，还有炒鸡蛋、拍黄瓜、小炒肉，摆了满满一桌。

＂走之前吃饱了上路。＂她笑着说，却掩不住眼中的不舍。

午饭后，我掏出钱包，数出一百块钱放在桌上：＂这几天麻烦你了，这钱你收着。＂

阿梅连连摆手：＂不用不用，我又没花啥钱。＂

我坚持把钱塞进她手里：＂你别拒绝，要不我心里过意不去。＂

临走前，我鼓起勇气道：＂阿梅，你要是想去城里，可以来找我。这是我地址和电话。＂

我把写着运输队宿舍地址和电话的纸条塞给她，她小心翼翼地接过，像对待什么珍宝似的。

上车前，我回头看了一眼。

阿梅站在屋檐下，衣角被风吹起，飘飘摇摇的，像极了电影里依依惜别的场景。

我冲她挥了挥手，发动车子，缓缓驶离。

后视镜里，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一片绿色之中。

回到城里后，我很快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

那年运输业正红火，到处是开发区和建筑工地，各种建材、家电需要从城市运到农村，从沿海运到内地。

我每天起早贪黑，跑长途运输，倒也赚了些辛苦钱，攒下了一笔不小的积蓄。

趁着一次休息的机会，我鼓起勇气，买了些城里特产，又带上一台收音机，驱车回到了那个偏僻的小山村。

阿梅见到我，又惊又喜。

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新衣裳，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扎了个马尾辫，比上次见面更加清秀可人。

＂你咋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她笑着数落我，脸上却掩不住喜色。

我挠挠头，憨厚地笑道：＂想给你个惊喜嘛。＂

我把收音机送给了她，是新出的那种可以收听全国各地广播的，还附带录音功能。

阿梅高兴得像个孩子，当场就打开了包装，摆弄起来。

＂这个键是播放，这个是录音，这个是调频道。＂我耐心地教她使用，她认真地点着头，记下每一个按钮的功能。

＂以后你可以听普通话广播，学着城里人说话。＂我建议道。

阿梅眼睛一亮：＂那我晚上睡觉前就听，白天干活时也听，早点学会城里话。＂

我看着她认真的样子，心里暖暖的，有种莫名的成就感。

不知不觉，天色已晚。

阿梅张罗着做晚饭，我则在院子里帮她劈柴。

忽然，一个低沉的男声从门口传来：＂谁啊？＂

我抬头一看，是个五十多岁的瘦高男人，穿着老式的蓝色中山装，右手里提着个公文包，左手拎着一个投影机，一看就是阿梅常提起的她爹——公社放映员老支书。

＂爹，你回来啦！＂阿梅从屋里跑出来，高兴地接过他手中的东西，＂这是小李，上次他车子坏了，在咱家住过几天，现在他又来看我们了。＂

老支书上下打量着我，目光锐利如刀：＂哦，就是那个城里来的货车司机？＂

＂叔，您好。＂我赶紧放下斧头，伸出手去。

老支书并不理会我的问候，皱着眉头对阿梅说：＂你这丫头，不知轻重，大老远把人家喊来干啥？＂

阿梅急忙解释：＂是小李自己来的，他带了收音机给我，让我学普通话。＂

＂收音机？＂老支书冷哼一声，＂城里人送东西，没有白送的。咱老百姓的道理你不懂？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

我尴尬地站在一旁，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老支书转向我，语气生硬：＂小伙子，天不早了，你该回去了。我们农村人睡得早。＂

这摆明了是逐客令。

我只好悻悻地告别，心里又气又难过。

临走时，阿梅偷偷塞给我一个小包袱：＂里面是些咸菜和咸肉，路上吃。＂

我强笑着点点头，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

那次不欢而散后，我本想就此打住，可一想到阿梅期待的眼神，又于心不忍。

从那以后，我便隔三差五地往村里跑，每次都带些城里的小玩意儿——一盒录音带、一本识字课本、一条漂亮的头绳。

阿梅每天收听普通话广播，学着城里人的说话方式，进步飞快。

她还学会了看简单的报纸，虽然有些字不认识，但大致意思能明白。

村里人背后议论纷纷：＂城里人哄骗乡下姑娘，能有啥好心？＂

＂阿梅那闺女，平时挺稳重的，咋就被几件小东西哄得晕头转向？＂

＂听说那小伙子是开大卡车的，一个月挣好几千呢！老支书要是识相，赶紧把闺女嫁了，没准还能跟着享福呢！＂

流言蜚语传到老支书耳朵里，他越发对我不待见。

每次我去村里，他总是横眉冷对：＂城里来的，开的是破车，穿的是旧衣裳，咋就成＇老板＇了？想拱我家白菜，门儿都没有！＂

面对这般冷遇，我也曾心灰意冷，想就此罢休。

可每次想起那碗面，想起阿梅期盼的眼神，我又咬牙坚持下来。

时间一晃就到了第二年初夏。

五月的一天，我刚跑完一趟长途运输，回到宿舍准备洗漱休息，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喂，是小李吗？＂电话那头是阿梅急切的声音。

＂是我，怎么了？＂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她从不会无缘无故打电话给我。

＂我爹...我爹突发中风，现在在县医院，情况不太好。＂阿梅的声音带着哭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二话不说，放下电话就往医院赶。

那时县医院条件有限，老支书被安排在一间简陋的病房里，身上插满了管子，面色蜡黄。

阿梅坐在床边，憔悴不堪，看样子已经几天没合眼了。

见我来了，她强打起精神，给我倒了杯水：＂你路上辛苦了。＂

我摆摆手，关切地问道：＂大夫怎么说？＂

阿梅摇摇头：＂说是脑血栓，能不能醒过来还不好说，就算醒了，可能也会有后遗症。＂

看着她疲惫的样子，我心疼不已：＂你先去休息吧，我来照顾叔。＂

阿梅固执地摇头：＂我不累，我得守着我爹。＂

就这样，我们俩轮流照顾老支书，从不间断。

我白天去跑运输，晚上赶回医院；阿梅则全天守在病房，给老人擦身、喂水、翻身。

一个星期后的深夜，老支书突然睁开了眼睛。

阿梅激动得哭了出来，连忙按铃叫来值班医生。

经过检查，老人的情况已经稳定，但左半身有些偏瘫，说话也不太利索了。

老支书清醒后，看我的眼神渐渐柔和。

他用右手艰难地抓住我的手，声音嘶哑地说：＂小伙子，我以前冤枉你了。＂

我连忙摆手：＂叔，您别这么说，我没放在心上。＂

＂不，我得说清楚。＂老支书坚持道，＂我一直以为你是冲着我家地皮来的，想骗阿梅。我们这儿要盖工厂，地皮值钱...＂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老人一直误会我是来收地的开发商。

＂叔，我就是馋您闺女做的那碗面。＂我笑着说，＂她那手艺，城里饭店都比不上。＂

老支书也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那你得把话说清楚，你到底是不是啥老板？这些日子看你开着大货车来来往往，村里人都说你是城里运输队的老板。＂

我如实相告，自己不过是个打工仔，之前是怕她看不起我才没说。

阿梅在一旁听着，突然扑哧一声笑了：＂我早就知道了，城里老板哪有你这样的，衣服补了又补，钱包都快掉线了。＂

她居然早就看穿了我的谎言，却从不戳破，这份体贴让我心头一热。

老支书的病情逐渐好转，出院那天，他拉着我和阿梅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我这个老头子不该横加干涉。阿梅要是想去城里，我不拦着，但你小子得对她好，不然老头子我饶不了你！＂

那年秋天，我们结了婚。

婚礼很简单，一桌肉丝面，几个亲友，却是我这辈子最风光的日子。

阿梅穿着一件淡红色的旗袍，那是她省吃俭用买的布，自己一针一线缝制而成。

虽然不如城里新娘的婚纱华丽，但在我眼里，她是最美的新娘。

老支书坐在主位上，笑得合不拢嘴，不停地给邻居们讲，他女婿多能干，多孝顺。

那些曾经说闲话的村民，如今都笑着恭喜我们，眼中满是羡慕。

婚后的日子，我们一起奋斗。

阿梅跟着我去了县城，我们靠着积蓄在车站附近租了间小房子，开了家面馆，就叫＂阿梅肉丝面＂。

起初生意冷清，有时一天只卖出十几碗面。

阿梅不灰心，每天变着花样改进配方，还手写了菜单贴在门口，用她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招呼客人。

慢慢地，她那道面，在县城打出了名声。

从街坊邻居到过路司机，无不称赞阿梅的手艺。

面馆生意越来越好，我则继续跑运输，慢慢攒钱买了自己的货车。

2003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李路，寓意一路顺风。

小路出生后，阿梅把面馆的担子交给了新招的伙计，自己在家带孩子。

晚上她还会去夜校补习文化课，终于在2005年拿到了初中毕业证书。

那天她拿着证书回家，兴奋得像个小姑娘，我们开了瓶二锅头，一家三口美美地庆祝了一番。

老支书在孙子出生后身体更硬朗了，每隔两月就坐班车来县城看我们，住上十天半月才肯回去。

他总是乐呵呵地抱着孙子，教他唱老歌谣，讲古早的故事。

＂路路啊，爷爷小时候，村里放电影可是大事，全村人都扛着小板凳去看呢！＂老人家眯着眼睛，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

2008年，我们的面馆已经扩展成了县城小有名气的连锁店，共有三家分店。

我也从单打独斗的货车司机，发展成了拥有五辆货车的小车队老板。

那年春节，我们全家回村过年，村里人见了我们，都笑着喊＂老板＂，不再有当年的嘲讽和轻视。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2019年。

当年的泥泞小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我们的小面馆也扩成了在周边几个县城都有分店的连锁店，还组建了自己的货运车队。

每当有人问起我们的创业故事，我总是笑着说：＂都是一碗肉丝面的缘分啊。＂

说来也巧，我们的儿子李路在大学学的就是餐饮管理，毕业后接手了家族生意，把＂阿梅肉丝面＂开进了商场，还设计了精美的包装，做起了外卖配送。

如今的阿梅，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腼腆的农村姑娘。

她穿着时髦的套装，戴着精致的眼镜，普通话说得比我还标准。

但她做面的手艺一点没变，每逢周末，她总会亲自下厨，给我们一家人做那道熟悉的肉丝面。

有时候我坐在餐桌前，看着她忙碌的背影，恍惚间仿佛回到了二十年前那个雨夜，一个善良的姑娘给我这个落魄司机煮了碗热腾腾的面。

面碗虽小，能盛下的，却是一生的牵挂。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