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八零年初春，我背着那个用了十多年的帆布包从北京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柳树刚抽出嫩芽，田野里仿佛铺上了一层薄薄的绿纱。

村里的号子大王

＂老赵，听说诚柱大爷走了？＂

＂昨个儿就走了，今天上午出殡。＂

＂这么大个事，咋没人通知俺啊？＂

一九八零年初春，我背着那个用了十多年的帆布包从北京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柳树刚抽出嫩芽，田野里仿佛铺上了一层薄薄的绿纱。

远远望去，村东头的小土坡上三三两两站着几个人影，黑色的衣服在春风中飘动。那是大伯的葬礼，参加的人不超过十个。

我加快脚步，隐约听见有人在抽泣。赵老三家的王婶正用已经褪了色的蓝手帕擦着眼泪：＂多好一人啊，咋就走了呢？以前一听他那嗓子，全村人都得跟着动起来。＂

我站在人群后面，心中翻江倒海。记忆中的诚柱大伯，高高瘦瘦的身材，晒得黝黑的脸庞，总是挺直的脊梁，在村里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那喊号子的嗓门，能从东村头传到西村尾，穿过田埂，越过山冈，飞过河面，就像是村里的公鸡，每逢农忙时节，总是他第一个把全村人喊起来。

＂娃啊，你可算回来了。＂支书老刘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沙哑，＂你大伯昨晚走的，干干净净，没遭罪。＂

我看着那简陋的棺材，木板是村里老木匠赵老四刨的，没上漆，朴素得像大伯的一生。

＂怎么这么少的人来送大伯啊？＂我小声问道。

支书叹了口气：＂唉，时代不同了。再说，这些年诚柱老兄的脾气越来越倔，得罪了不少人。＂

诚柱大伯本名赵诚柱，年轻时在村里参加过拉纤。黄河边上，十几个壮劳力拽着粗麻绳拉船，就数他的嗓子最亮，号子一起，船就稳稳当当地前行。

五十年代初，他带领村里的青壮年挖渠筑坝，那嗓子成了全村的指挥棒。＂嗨——哟——嗬！＂他站在高处，一声号子下去，几十号劳力齐心协力，汗水顺着脸颊流进领口。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九六二年那个冬天。那时候我才八岁，跟着大人们去田里抢收晚稻。天寒地冻，水田边结了一层薄冰，冻得人直哆嗦。

诚柱大伯前一天从坡上摔下来，胳膊吊着布条，却依然站在田埂上喊号子：＂莫看天寒地又冻，庄稼入仓笑呵呵。一二一，莫歇手，一二一，莫停脚！＂

他的声音像是有一股特殊的力量，传遍了整个山谷。村里人跟着节奏，一锄头一锄头地挥下去，竟比平时快了许多。

黄昏时分，大家围着煤油灯吃饭，母亲给我盛了一碗稀粥，里面漂着几粒红薯丁。她低声对父亲说：＂诚柱那嗓子值钱哩，打赵家沟到马家岭，就他一个人的号子最好使。＂

父亲点点头：＂那年修水坝，要不是他那一嗓子，咱们队的工分哪能排全公社第一。＂

可如今，这位曾经用号子召集全村人的声音，却在寂寥中消逝。葬礼上，连个主持的人都没有，只有几个老伙计沉默地抬着简陋的棺材。

太阳升得老高，送葬的人就散了。大家伙儿都有活要干，地里的麦子已经返青，一刻也耽误不得。

＂他儿子呢？＂我问道，＂赵明河不回来送他父亲最后一程？＂

＂明河在广州做生意，电报发了，但这么远，赶不回来。＂支书解释道，＂再说，他跟他爹这些年关系也不咋样。＂

沿着泥泞的小路往回走，我想起了大伯的儿媳妇杨桂花。她在葬礼上只是象征性地哭了几声，就搀着年迈的婆婆回去了。

我知道，这几年大伯和儿媳妇的关系并不好。杨桂花在镇上供销社上班，嫌大伯老土，经常在背后数落他。

时代变了。七十年代末，生产队解散，分田到户。那台红色的手扶拖拉机开进村，新修的水泥路通向县城，电线杆竖起来了，收音机里播放着《东方红》。

拖拉机、收割机进了村，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诚柱大伯的号子，渐渐没了用武之地。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公社开大会，宣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散会后，大伯一个人在田埂上站了很久，望着远处的山峦，眼神里满是迷茫。

他变得沉默，时常一个人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身边放着一个粗瓷缸子，里面泡着自家种的茶叶。他就像个被遗忘的古董，被时代的尘埃慢慢覆盖。

＂他这几年脾气越来越怪，＂村里的老支书说，手里卷着一张报纸做的烟卷，＂天不亮就起来，站在村口喊他那老掉牙的号子，吵得人睡不好觉。年轻人都嫌他烦，连他儿媳妇都跟他闹别扭。＂

明河媳妇去年还专门到我家来告状呢，说老头子不讲卫生，在院子里用手搓玉米，掰一半扔一半，招来一群麻雀，一天到晚叽叽喳喳的，烦死人了。

诚柱大伯的改变，我是知道的。每年休假回乡探亲，我都会去看他。那个曾经收拾得利利索索的小院子，如今杂草丛生。院子里堆着废旧的铁锨和竹筐，门前的石磨上长满了青苔。

只有那匹他当年用过的纤绳还挂在墙上，像是某种不肯放弃的执念。我问过他为什么要留着这根绳子，他只是摸了摸那粗糙的麻绳，眼睛里闪过一丝怀念：＂这绳子拉过船，扛过粮，伴着我大半辈子了。＂

屋里的陈设简单得可怜，一张木床，一张缺了腿的八仙桌，墙上挂着一张他和婶子在公社门口照的黑白合影。照片已经泛黄，边角卷起，却被镶在一个精致的木框里。

去年夏天，我回乡时碰见大伯拿着个盒式录音机在村口摆弄。那录音机是八十年代初才有的新玩意儿，在农村还挺稀罕。

他见了我，脸上难得露出笑容，沧桑的脸上皱纹舒展开来：＂小诚子，你可算回来了。俺把这号子全录下来了，怕以后没人记得。＂

我接过录音机一听，是大伯用沙哑的嗓子录的各种劳作号子。播种的、收割的、打场的、挑担的，一应俱全。

录音里还有他的解说，声音低沉却透着一股执着：＂这是＇长号子＇，适合打夯用的；这是＇短号子＇，适合挑担子走路用的；这是＇弯号子＇，山路上走时用的；这是＇直号子＇，平地上干活用的...＂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大伯不是固执，不是怀旧，而是担心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活的文化就此失传。

他看我半天不说话，以为我也嫌他多事，苦笑着摇摇头：＂现在村里人都嫌俺烦，老刘头前天还说，现在都机械化了，喊啥号子啊，打扰别人睡觉。＂

＂大伯，我不是那意思。＂我赶紧解释，＂我是觉得您这想法特别好。这号子是咱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要是没人记录，可就真没了。＂

他眼睛一亮，像是找到了知音：＂可不是嘛！这号子里头有讲究呢，里面有农谚，有天气预报，有山里的风土人情。你看现在这些年轻人，哪懂这些。＂

我问他为什么要录下来，他眯着眼睛看着远处炊烟袅袅的村庄：＂是给村里的年轻人留着。他们现在不懂，以后说不定用得着。＂

＂爹，你又拿着那破玩意儿出来丢人现眼！＂一个尖锐的女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杨桂花从远处走来，手里提着一篮子刚从集市上买回来的菜。

她穿着镇上流行的的确良衬衫，头发烫成了小卷，脖子上挂着一条塑料珠子项链，一看就是赶时髦的。

＂俺跟小诚子说说话，碍着你什么事了！＂大伯把录音机往身后藏了藏。

＂说话就说话，干啥非要拿着那个破玩意儿！＂杨桂花翻了个白眼，＂村里人都笑话咱家呢，说你老糊涂了，成天喊那些没用的号子，连王婶都说你神经不正常了！＂

大伯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攥紧了拳头，却又无力地松开。他望了望那些正在田里劳作的年轻人，叹了口气，默默地回了屋。

那天晚上，我在村里的小卖部遇到了杨桂花。她正在和几个同龄的妇女聊天，看见我，挤出一丝笑容：＂小诚子，你说我爹是不是有点糊涂了？整天抱着那破录音机，还说要给那些破号子找传人呢！＂

周围的人跟着笑起来。一个戴眼镜的妇女接话道：＂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喊号子，也就你爹这么固执。＂

杨桂花摇摇头：＂你不知道，他还在屋里收集了一堆破本子，记录那些老掉牙的号子呢。明河说了，等他过段时间回来，就把那些东西都处理掉，省得占地方。＂

听着她们的谈笑，我心里一阵难受。回到住处，我久久不能入睡，想起大伯曾经挺拔的身影，想起那些在田野上回荡的号子，仿佛听见了时代车轮碾过的声音。

次日一早，大伯突发心脏病，倒在了村口的老槐树下。等村里人发现时，他已经没了呼吸，手里还紧紧攥着那台老旧的录音机。

送葬回来的路上，我特意去了趟大伯的老屋。屋里落满灰尘，墙角的老式木箱子半开着，里面摆着几件他平日里穿的蓝布对襟棉袄。

我掀开盖子，发现箱底整整齐齐摞着几个本子。翻开一看，是大伯记录的各种号子和配合劳作节奏的笔记。

有一本最旧的笔记本上写着：＂农活号子集＂，下面工整地注着：＂赵诚柱辑，一九五三年始。＂

一行行工整的蝇头小楷，记录着大伯毕生的心血。他识的字不多，却把每句号子都按照声调高低记了下来，还画了简单的符号标注节奏。

翻到后面，我惊讶地发现，本子角落里还有他自创的几个新号子，旁边注明＂适合用拖拉机时＂、＂适合割麦子时用＂。最后几页甚至还画了简笔插图，标明不同劳作时应该用什么样的姿势喊号子。

我突然鼻子一酸。大伯并非固执不化，他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适应新时代，试图让老祖宗的智慧在现代生活中找到位置。

＂你在干啥呢？＂杨桂花端着一盆洗好的衣服进来，看见我在翻老物件，脸色不太好看。

＂婶子，这是大伯的心血啊。＂我不由自主地抱紧了那几本笔记。

＂心血？＂杨桂花冷笑一声，把盆放在八仙桌上，抹了抹额头上的汗，＂就是这些破玩意儿害得他成了村里的笑柄！天不亮扯着嗓子喊，惹得邻居都来骂娘。你说现在谁还用那玩意儿啊？连收割机都进村了！＂

我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把笔记装进了自己的背包。屋檐下，一串红辣椒在风中轻轻摇晃，那是大伯亲手种的，如今他再也看不到它们成熟的样子了。

晚饭后，我去了村里的大队部，那里现在叫村委会了。老支书正在算账，看见我进来，招呼我坐下：＂小诚子啊，有啥事？＂

我把大伯的笔记和录音带放在桌子上：＂支书叔，这些是大伯留下的，我觉得挺有价值的，不能就这么丢了。＂

老支书翻了翻笔记本，摇摇头：＂这东西啊，现在确实没啥用了。不过，诚柱是个好人，一辈子为村里操心。这样吧，我帮你收着，等哪天村里建文化室了，可以放进去当个纪念。＂

我知道，老支书这是在敷衍我。村里连个像样的学校都没有，哪有钱建什么文化室。但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点头答应。

第二天，我拿着大伯的笔记本和录音带去了县文化馆。文化馆在县城最繁华的街道上，是栋两层的小楼，门口挂着＂文艺下乡＂的横幅。

文化馆的老馆长姓王，六十多岁，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戴着老花镜，仔细翻看着大伯的笔记本，眼睛越来越亮：＂这可真是宝贝啊！我们正在做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劳动号子已经被列入保护名录了。这么完整的记录，太难得了！＂

他告诉我，随着机械化生产的普及，全国各地的劳动号子都在迅速消失。！＂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大伯这些年的坚持，不是固执，而是一种不被人理解的坚守。

＂你大伯还在吗？＂老馆长问我，＂我们想请他来做个口述历史记录。＂

我摇摇头：＂刚走，昨天刚下葬。＂

老馆长叹了口气，摘下眼镜擦了擦：＂可惜了，又少了一位民间艺人。不过还好留下了这些宝贵的资料，他的智慧不会随他而去。＂

我把录音带也交给了老馆长，他承诺会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编入县志和民间文化资料集。临走时，他还特意给了我一张收据：＂这些资料我们按规定给予一定补偿，虽然不多，但聊表心意。＂

我没想到大伯的那些＂破玩意儿＂竟然还值钱。拿着那两百块钱，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思来想去，决定买些香烛纸钱，给大伯上坟。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起床，买了些大伯生前爱吃的花卷和小米粥，还有一包他最喜欢的大前门香烟。村口小卖部的王大妈还记得大伯的喜好：＂老诚柱啊，就爱这烟，说味儿正，不像那些洋烟，淡得没劲儿。＂

祭拜完大伯，我回到北京，把这事也渐渐放下了。工作、家庭、柴米油盐，日子像流水一样匆匆而过。

三个月后的夏天，我接到老家邮递员张大爷的来信，说县里文化馆的王馆长来村里走访，还成立了民间艺术传习班，专门教年轻人学习劳动号子。

＂你大伯的录音带成了教材，＂张大爷在信中写道，＂王馆长还说，要在年底的非遗展示会上，播放诚柱老兄的号子录音呢！＂

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仿佛看见大伯在天上笑着点头。

又过了半年，我请了假回乡探亲。一下汽车，就发现村口多了块石碑，上面刻着＂赵诚柱劳动号子传习基地＂几个大字。

我惊讶地看着这块崭新的石碑，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村文化站里竟挂起了大伯的照片，照片下方写着＂赵诚柱，劳动号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更让我惊讶的是，传习班里有不少年轻人。他们中有的是回乡创业的大学生，有的是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城里人，还有附近村子里的小学老师。

＂这些号子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告诉我，他是县师范学校的学生，特意来学习民间文化，＂里面有农谚，有天气预报，有生活智慧，比我们想象的要精妙得多。＂

我在传习班门口站了好一会儿，听着里面此起彼伏的号子声，恍惚间仿佛看见大伯站在田埂上，扯着嗓子喊号子的样子。

＂你就是诚柱同志的侄子吧？＂王馆长认出了我，热情地握住我的手，＂多亏了你，咱们县才保存了这么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去年省里评选非遗项目，咱们县的劳动号子入选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他的带领下，我参观了这个简陋却充满活力的传习基地。墙上贴着从大伯笔记本上整理出来的号子歌词，录音机里播放着大伯的录音，学员们跟着节奏，大声喊着号子。

＂一开始村里人还不理解呢，＂王馆长告诉我，＂觉得这是老古董，没啥用。后来我们在春节晚会上安排了一个号子表演，把五十年代修水渠的场景重现出来，村里老人看了都落泪了，年轻人也开始感兴趣了。＂

当天下午，村口的大喇叭里播放起了大伯的录音。那熟悉的＂嗨——哟——嗬＂再次回荡在村庄上空，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回声。

一群孩子好奇地围在喇叭下，模仿着大伯的腔调，稚嫩的声音带着童真，却意外地贴合那古老的节奏。

＂这是俺爷爷的声音！＂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兴奋地蹦跳起来，＂妈妈说，爷爷的号子是全村最好听的！＂

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明河家的小丫头，大伯的孙女，叫赵小花。她拉着我的手，眼睛亮晶晶的：＂叔叔，您能教我唱爷爷的号子吗？妈妈说，您小时候跟爷爷学过呢！＂

我看了看身旁的杨桂花，她的眼圈有些红，却倔强地扭过头去。在她脖子上，戴着的不是塑料珠子项链，而是一枚小小的玉坠，那是大伯当年送给她的结婚礼物。

杨桂花注意到我的目光，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我这人就是嘴硬心软，当初是怕老人家被人笑话，其实心里...唉，人都走了，说这些还有啥用。＂

她摸了摸那枚玉坠，低声道：＂还是王馆长来村里，我才知道公公那些号子原来这么值钱。现在小花在学校还当了文艺宣传员呢，专门表演爷爷的号子。＂

晚上，杨桂花特意做了大伯生前最爱吃的酸菜炖猪肉，还拿出了珍藏的高粱酒。

饭桌上，她突然问我：＂你说，爹现在要是能看到这些，会高兴吗？＂

我笑着点点头：＂大伯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这号子传下去。他要是知道现在有这么多人学，肯定笑得合不拢嘴。＂

杨桂花沉默了一会儿，突然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包袱，打开一看，竟是大伯当年用过的那根麻绳：＂这是公公最宝贝的东西，前两天收拾东西才找到的。我想着，等王馆长再来，就把这个也捐给传习基地。＂

我站在村口，望着远处的田野。春种的季节又到了，新的拖拉机在田间轰鸣，年轻人戴着耳机操作着现代化的农具。

大伯的号子，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存在着。传习基地的喇叭里，不时传来年轻人练习号子的声音，还有孩子们稚嫩的模仿。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大伯临终前对我说的话：＂现代化好啊，但别忘了咱祖辈的汗水和智慧。那才是咱的根啊。＂

日落西山，村口老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我仿佛又看见大伯坐在树下，望着远处田野的样子。

他左手拄着那根老旧的拐杖，右手轻轻敲着膝盖，嘴里哼着无人理解的号子。夕阳的余晖洒在他身上，给那朴素的蓝布褂子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远处，炊烟袅袅升起，村庄渐渐安静下来。在这宁静中，我仿佛听见大伯的声音，混合着年轻人的呼喊，在山谷间回荡：＂嗨——哟——嗬！＂

他的声音或许消逝了，但他的精神，却像那些扎根于黄土的庄稼，默默地生长着，传承着，在新的土壤里，绽放出不一样的生命力。

而我知道，只要这村庄还在，只要这土地还在，大伯的号子就会一直响彻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响彻在每一个记得他的人心里。

来源：风云人物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