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十万年薪算什么，我们在上海都买房了。＂老公王建国在老家堂屋里高声说着，我手里握紧了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

＂三十万年薪算什么，我们在上海都买房了。＂老公王建国在老家堂屋里高声说着，我手里握紧了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

堂屋里暖炉烧得热烘烘的，亲戚们的目光全都投向我俩，他们眼中闪烁着羡慕的光。

我低头看着手中的保温杯，里面的菊花茶早已冷透，就像我的心一样。

1992年，我嫁给了王建国。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村里喇叭咿咿呀呀地放着《喜洋洋》，我坐在贴着大红＂喜＂字的三轮车上，掀开红盖头时，看见王建国那双黑亮的眼睛。

那时他在县城砖厂上班，每天回来满身黄土，一双手粗糙得像树皮。我记得他总爱搓着那双手，一边喝着大碗茶，一边笑着说：＂咱俩一块过日子，苦点没关系，可不能不实在。＂

我们的新房是一间土坯房，墙上贴着报纸糊的墙纸，床头挂着我们的结婚照，那是在县城照相馆照的，他穿着借来的西装，我穿着红底碎花的旗袍，两人的笑容像早春的花一样灿烂。

日子一天天过去，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点一滴攒下来的钱，装在一个绿色的铁皮盒子里，藏在床底下。每个月，我都会拿出来数一数，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上数目。

＂攒够了五千，咱们就去上海闯闯。＂王建国经常这样说，眼睛里闪着光，＂城里人活得敞亮，咱不能在这个土窝窝里一辈子。＂

1997年，铁皮盒子里的钱终于够了，成了我们结婚五年后去上海打拼的本钱。王建国通过老乡介绍，在一家私营塑料厂找了工作，我在附近小店当售货员。

住的是单位分的集体宿舍，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两张铁床一个小柜子，煤球炉子咕嘟咕嘟地响，上面是我们的铝锅和搪瓷盆。冬天冷得要命，但床头放着的老家带来的红色暖水袋，总能让我感到一丝温暖。

我们都很拼命，早出晚归。下班后，王建国总爱拉着我在小区的水泥地上散步，指着周围的高楼说：＂看见没，咱们以后也会住进去。＂

那时我只是笑，觉得他的梦太大。可我喜欢他这股劲头，喜欢他眼中的那份执着和坚定。

周末，我们会去外滩，站在黄浦江边，看着对岸的高楼大厦，看着西装革履的人群和鳞次栉比的商场。王建国总是沉默不语，只是紧紧握着我的手。

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是1999年初的一次老乡聚会上。那天，十几个老乡在一家小饭馆聚会，都是跟我们差不多时间来上海的。

几个老乡都混得不错，有的开了小公司，有的当了部门经理，谈笑间透着一股子得意和优越。王建国回来后，整夜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给他倒了杯热水，他却只是摇头。

＂咱们得努力，不能让人看不起。＂他说着，声音有些涩，＂张海明才来上海两年，都能给家里买电冰箱了。＂

从那以后，他开始拼命加班，经常天不亮出门，半夜才回。我心疼他，可他说：＂不拼，在上海就站不住脚。＂

慢慢地，他的变化不只是工作上的勤奋。

2001年春节，我们回老家探亲，本来打算带些上海特产，结果到了镇上，王建国却买了两条软中华和一瓶茅台。

＂这么贵的烟酒干啥？咱们哪有这闲钱？＂我拉住他。

＂回家不带点好东西，让人家笑话？＂他皱着眉头，＂李厂长年薪二十万呢，咱也差不多。＂

那是我第一次听他夸大收入。实际上，他那时一年到手也就七八万。我心里清楚，却不忍戳穿。

那年回老家，他像变了个人，走路带风，声音洪亮，见人就说上海如何如何好。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长辈围着听他讲上海的高楼大厦，外滩的万国建筑，他侃侃而谈，说得那些老人家连连点头。

＂建国有出息了。＂村里人都这么说。

看着他被赞扬时的神情，我既欣慰又心酸。欣慰的是他得到了认可，心酸的是这认可来自于谎言。

返回上海的火车上，我问他：＂为什么要夸大咱们的收入？＂

他看着窗外飞逝的田野，沉默了很久才说：＂你不知道被人瞧不起的滋味。咱爸妈辛苦一辈子，不就盼着儿女有出息吗？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他的眼圈有些红。我不忍再说什么，只是握住了他的手。

2003年，他升为班组长，工资涨了不少。同年，我们迎来了儿子小军的出生。小小的生命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也带来了更多的责任。

为了省钱，我们搬到了更远的郊区，租了一间带小院子的平房。院子里种了几棵葱，几颗辣椒，还有一株月季。每天清晨，推开门就能闻到泥土的芬芳。

王建国越来越忙，很少回家吃晚饭。他常说：＂上海这地方，不拼命工作，怎么给儿子创造好未来？＂

可我最担心的，是他越来越频繁的＂面子工程＂。

小军满月酒，他硬是在单位附近一家不大不小的饭店摆了十桌，请了所有能叫得上名字的同事和老乡。

＂咱们哪来这么多钱？＂我抱着熟睡的小军，小声问他。

＂借呗，等我年终奖发了就还上。＂他满不在乎地说，＂孩子满月，总不能寒酸了。＂

那晚，他喝得醉醺醺的，嘴里还念叨着：＂看见没，我王建国在上海混得多好。＂

十年过去，他升到了车间主管，年薪确实涨到了十五万左右，但在上海这个城市，依然只是普普通通的小职员。

我们好不容易凑了点首付，贷款买了套六十平米的小两居，月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房子在郊区，离地铁站有二十分钟的公交车程，楼下是个小菜场，每天早上四点多就热闹起来。

＂王建国，账本我记得清清楚楚，咱能过就好，何必吹得天花乱坠？＂有一次，我整理他的衣服，从口袋里发现一张借条，忍不住质问他。

他坐在沙发上，搓着手，眼神躲闪：＂你不懂，男人活一张脸。小军上学了，同学家长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咱总不能落人后吧？＂

我叹了口气，看着墙上的全家福。照片里，小军站在我们中间，笑得眯起了眼，王建国的手搭在他肩上，脸上带着骄傲的神情。

日子就这么走过十几个年头，从1992年到2012年，我和王建国从青丝变成了有了几根白发的中年人，儿子小军也上初中了。

我们的生活看似平静，可我的心里总有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那就是王建国越来越严重的虚荣心。

今年春节，我们又回老家探亲。火车还没到站，王建国就开始＂变身＂，腰板挺直，声音洪亮，话语间尽是上海的繁华和我们的＂成功＂。

下了火车，老家的亲戚开着拖拉机来接我们。王建国皱了皱眉，但很快又笑着说：＂怀旧啊，多久没坐拖拉机了。＂

村子变化不大，土路变成了水泥路，电线杆上的大喇叭不再播报生产队的工作安排，取而代之的是村委会的广播。几棵老槐树依然站在村口，见证着这个村庄的沧桑变化。

老房子还是那个老房子，只是墙皮剥落得更厉害了，门前的石墩上长满了青苔。公公婆婆的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但见到我们和小军，眼中满是喜悦。

骨头汤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婆婆熬了一上午，说是要给我们补补。坐在八仙桌旁，王建国跟七大姑八大姨们侃侃而谈：＂上海房价多贵啊，咱们买的小区环境可好了，旁边就是公园，下楼就是大超市，啥都方便。＂

我低头喝汤，不敢看亲戚们羡慕的眼神。公园？我们家离最近的小区花园都有一百多米。大超市？楼下明明是个满是噪音和油烟味的小菜场。

＂建国，听说你在上海当主管了？＂村支书老张抽着烟问道。

＂小小的车间主管而已。＂王建国笑着，＂年薪嘛，也就三十来万吧。＂

我握紧了手中的筷子，强忍着不说话。三十万？他的真实收入连一半都不到。

＂那小军上什么学校？肯定是重点吧？＂村里的小学老师李大明插嘴问道。

＂上海市实验中学，全市排名前几的。＂王建国不假思索地说。

我心里一惊，小军明明在普通的区重点初中上学，离市实验中学差了十万八千里。小军低头扒饭，一句话也不说，不知道是习惯了父亲的夸大，还是不好意思拆穿。

第三天是老家的庙会，人山人海。自从改革开放后，老家的庙会越办越大，周边十里八村的人都会来赶集，卖的东西也从农具日用品扩展到了各种小商品和服装。

王建国拉着我和小军挤在人群里，突然，他停在一家金店前。

＂进去看看。＂他说。

金店里人头攒动，都是来看新款首饰的。我们站在柜台前，碰巧遇见了王建国的表姐一家。

＂表妹夫，你们也来看首饰？＂表姐笑着问。

王建国二话不说，指着柜台里的一条金手镯：＂就这条，给我媳妇试试。＂

我一看价格，倒吸一口冷气：六千八百元！这可是我们一个多月的房贷啊。

＂建国，别闹了，太贵了。＂我小声埋怨。

＂给媳妇买件像样首饰怎么了？＂他声音特意提高，让周围人都听见，＂在上海赚那么多，不就是为了让你和儿子过好日子吗？＂

表姐羡慕地看着我手腕上的金手镯：＂表弟媳妇真有福气，嫁了个这么有本事的男人。＂

我勉强笑了笑，心里却沉甸甸的。这是借的钱，不知道又要多久才能还清。

晚上，老房子的木板床咯吱作响。我翻身问他：＂你跟谁借的钱买手镯？＂

＂别提这个，人活一张脸。＂他翻个身，背对着我，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对了，爸最近不太舒服，我明天想单独去看看他，你和小军去表姐家串门吧。＂

我没有多问，只是点点头。第二天早上，王建国一早就出门了。我和婆婆去集市买菜，准备做一顿丰盛的午饭等他回来。

＂妈，爸身体不舒服啊？＂我随口问道。

婆婆一脸疑惑：＂谁说的？你爸硬朗着呢，每天早上还去田里转悠，检查地里的麦苗。＂

我的心咯噔一下。回到家，趁婆婆不注意，我翻开了王建国放在床头的旅行包。在一叠换洗衣服下面，我发现了一叠借条，最早的竟然是五年前的。

借谁的？借了多少？我一张张看过去，心越来越凉。王建国借遍了所有能借钱的亲戚朋友，甚至还有高利贷的条子，利息高得惊人。加起来，差不多有十几万了。

厨房里，我一个人切着菜，眼泪无声地流下来。婆婆进来，见我眼睛红红的，以为是被辣椒呛的，递给我一块手帕：＂闺女，眼睛疼就别切辣椒了，让我来吧。＂

我摇摇头，擦干眼泪，继续切菜。窗外传来邻居张大妈和李大姐说话的声音。

＂王建国媳妇看着挺憔悴的，在上海日子不好过吧？＂

＂谁知道呢，建国从小就爱面子，说大话。年轻时候说考上了重点高中，结果是普通高中。后来说考上了大专，其实是中专肄业。他爹当年差点没气死。＂

＂这媳妇也够辛苦的，跟着这样的男人。＂

＂谁说不是呢，这么多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说的那些上海的好日子，十句话里有八句是吹的。＂

我的手停在半空。原来李大姐早就提醒过我，只是我没听懂，或者说，不愿意听懂。

脑海中浮现出我们刚到上海时，他穿着褪色的蓝格子衬衫，腼腆地说＂咱俩要一起打拼＂的样子。想起他为了省钱，中午就在工厂食堂对付一碗面，晚上回来带着我去街角的小摊吃两根烤串，说是＂犒劳自己＂。

那个朴实的王建国去哪了？

下午，王建国回来了，手里提着几瓶药。看见我，他有些慌张：＂你怎么在家？不是去表姐家了吗？＂

我没说话，只是把那叠借条放在他面前：＂这些，你打算怎么还？＂

他的脸刷的一下白了，坐在椅子上，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耷拉着头。

＂我……我会想办法的。下半年厂里有奖金，还有年终奖……＂

＂你知道我们家每个月的收入支出是多少吗？＂我打断他，＂房贷四千三，水电煤气一千多，小军的学费和补习班三千多，再加上日常开销，我们的工资几乎月月光，你拿什么还这些债？＂

他沉默了，只是低着头，看着地面。

＂为什么要借钱买那条手镯？为什么要跟人吹嘘我们在上海的生活？为什么连小军上什么学校都要撒谎？＂我的声音哽咽了，＂我们的日子过得不好吗？有房子，有工作，有健康的儿子，这不够吗？＂

＂对不起……＂他终于抬起头，眼里满是愧疚，＂我就是……就是想让大家看得起我，想让爸妈有面子，想让儿子以为有个了不起的爸爸……＂

＂可你连我都骗。＂我看着他，心里又酸又涩，＂王建国，我们结婚二十年了，我不需要你有多大的出息，我只需要你真实地活着，和我一起面对生活的苦和甜。＂

小军放学回来，看见我们俩沉默对坐，也不说话，默默地回了自己房间。

返程的火车上，窗外是灰蒙蒙的田野，残雪还未化尽。车厢里闷热嘈杂，小军戴着耳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从包里拿出一个旧账本，这是我们结婚时开始记的，二十年来每一笔收入支出都清清楚楚。这本账本陪伴我们走过了所有的日子，从乡下的土坯房到上海的出租屋，再到现在的小两居。

＂建国，你看看这个。＂我递给他。

他翻了几页，脸色渐渐变了。第一页是1992年我们结婚时的开销，酒席八百元，新衣服两百元，结婚照五十元。最后一页是上个月的收支，工资一万五，支出一万三，结余两千元。

＂干嘛拿这个出来？＂他合上账本，声音低沉。

＂这是我们的真实生活。＂我轻声说，＂十五万年薪，六十平米的房子，每月四千多的房贷。这已经很好了，为什么非要说成三十万，非要装作我们住豪宅？＂

他低着头，眼圈红了。＂我就是想让大家高兴，让爸妈有面子，让儿子骄傲。＂

＂可你连我和儿子都骗。借了那么多钱，从来不告诉我们。＂我看向小军，他摘下了耳机，静静地听着我们的对话。

＂爸，其实我一直知道。＂小军突然开口，＂我知道你工资没那么高，也知道我们家没那么富裕。但我从来没在同学面前吹嘘过，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已经很好了。＂

王建国抬起头，惊讶地看着儿子。

＂我为你和妈妈骄傲，不是因为你们有多少钱，有多大的房子，而是因为你们努力工作，为了这个家付出一切。＂小军的声音坚定而清晰，＂我不需要一个在别人面前夸夸其谈的爸爸，我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爸爸。＂

火车轮子哐当哐当响着，像是在敲打我们的心。窗外的风景在倒退，我们的生活呢？

＂对不起。＂王建国的肩膀颤抖起来，眼泪落在那本旧账本上，＂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好像一开始只是小小的夸张，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每次回老家，看到那些曾经瞧不起我的人，我就忍不住想证明自己有多成功。＂

我看着他，突然明白了什么。＂你还记得咱们在上海的第一个家吗？那间小宿舍，你说只要我们在一起，再小的地方都是家。＂

＂记得。＂他点点头，声音哽咽，＂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却很幸福。＂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认可上了？＂我问道。

他沉默了很久。＂大概是看到那些老同学、老乡一个个都在上海站稳了脚跟，而我们还在为一个月多买一斤肉而计划的时候。＂

＂我想要回那个王建国。＂我说，＂不是那个在亲戚面前夸海口的人，是那个踏实过日子的王建国。＂

小军握住爸爸的手：＂爸，我们不需要你很有钱，不需要你很成功。我们只需要你做你自己。＂

王建国看着我和儿子，泪流满面：＂给我个机会，我们重新开始。回上海后，我先把债务理清，然后一笔一笔还清。不再借钱，不再撒谎，好好过日子。＂

我没有说话，只是看向窗外。火车驶入隧道，一片漆黑中，我感觉到了他手掌的温度，那温度让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我们在油菜花地里牵手的日子。

或许，答案早就在心里了。我把离婚协议书从包里拿出来，在两人惊讶的目光中，轻轻撕碎，扔进了垃圾桶。

＂我们一起重新开始。＂我说。

火车驶出隧道，阳光照进车窗，照在我们三个人的脸上。我仿佛看见了二十年前，那个站在上海火车站，兴奋地看着高楼大厦的年轻夫妻，和他们未来的漫长岁月。

那本记录着我们真实生活的账本，静静地躺在王建国的膝盖上，翻开的那一页，是我们结婚时的合影，照片已经泛黄，但笑容依然明亮如初。

来源：恋过的美丽风景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