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涛：金瓶梅是one author’s creation？作者怎样呈现女人心理？

摘要：一九一九年，日本学者盐谷温(1878—1962)在他的著作中谈及《金瓶梅》，他说：“因为是反于《西游记》底空想，为极其写实的小说，所以在认识社会底半面上，实是一种倔强的史料。至其作者，或传说是明之大文豪王世贞，或说是王氏底门人。”（盐谷温著，孙俍工译《中国文学

一九一九年，日本学者盐谷温(1878—1962)在他的著作中谈及《金瓶梅》，他说：“因为是反于《西游记》底空想，为极其写实的小说，所以在认识社会底半面上，实是一种倔强的史料。至其作者，或传说是明之大文豪王世贞，或说是王氏底门人。”（盐谷温著，孙俍工译《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开明书店1929年版，页459。此书原为日文版。）

《中国文学概论讲话》

请注意：对《金瓶梅》的作者问题，盐谷温没能提供明确答案﹔他强调《金瓶梅》“极其写实”。一般评论者所说的“写实”偏指物质环境方面的真实。

到了2005年，美国华裔学者田晓菲也认为《金瓶梅》“极端写实”，她说：“必须有健壮的脾胃、健全的精神、成熟的头脑，才能真正欣赏与理解《金瓶梅》中因极端写实而格外惊心动魄的暴力——无论是语言的、身体的，还是感情的。”(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页3)。

《秋水堂论金瓶梅》

2023年，张隆溪教授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一书中说：

It opened a new sphere for realistic depiction with a subtle observation of people’s inner world and psychological complexities, and that is a direction further developed in such later important novels as The Scholars and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 (p.336)

张教授这句话用realistic来描述，还强调作者擅写人物的心理。

至于《金瓶梅》的作者，张隆溪教授说：it is obviously one author’s creation,…(p.336) 意思是，《金瓶梅》是一个人独创的。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张教授称赞《金瓶梅》作者擅写people’s inner world and psychological complexities, 即人物心理够复杂。心理这方面，美国学者梅维恒(Victor H. 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英文版，2001）和孙康宜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册》（英文版，2010）也有讨论，而且这两部文学史书都提到psychological realism (心理现实主义)。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说：

Chin P’ing Mei is almost maddening in its commitment to surface: there is not much room left for interiority or “psychological realism.” (p.641)

梅维恒主编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02年版。

这个论点声称《金瓶梅》没怎么写人物的内心，和张教授的看法颇有出入。

本文探讨文学史家怎样看待《金瓶梅》的心理描写，兼谈《金瓶梅》的“单一作者”论。现代小说，情节往往不是重点，人物心理才是重点。

本文的题目上用“作者”（而不是直接标示“兰陵笑笑生”），原因是：据说《金瓶梅》有些章回是出自“陋儒”的手笔，可能和兰陵笑笑生没有关系。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论《金瓶梅》的“心理现实主义”

2001年，英文版《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出版，其第四篇第三十五章“长篇小说”(Full-Length Vernacular Fiction, p.620) 论及《金瓶梅》。这一章由Wai-yee LI 李惠仪教授撰写，中译本译者将Full-Length Vernacular Fiction 称为“章回小说”（中译本，页680。Full-Length指“长篇”。）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涉及《金瓶梅》的部分没有独立成章。此书按文类( 不按朝代)分章。李惠仪教授首先讨论《三国演义》(页681)、《水浒传》(页687)、《西游记》(页694)，然后才到《金瓶梅》等等。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李惠仪教授看出《金瓶梅》有时候超出道德说教之外。她说：“道德说教和对于纵欲的劝惩和批评，在晚期帝国时代的色情文学中是司空见惯的内容”，唯独《金瓶梅》将欲望和死亡关联起来（中译本，页703)。

她这意见，似乎与孙述宇的论述相同（参看洪涛《文学史上moralistic话题的萎缩、第一流小说的诞生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三十八）》一文，载“古代小说网”2025年3月18日）。

李惠仪教授认为，《金瓶梅》在二十世纪被认定为现实主义的作品是因为它描写了真实可感的物质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营造家庭与社会的种种关系 (她的原话：Chin P’ing Mei’s reput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s a realistic masterpiece rests on this untiring enactment of family and social relations within a palpable, credible physical context. )

请注意，她说的是 physical context，相对于psychological realism而言。

李惠仪批评《金瓶梅》作者笑笑生根本没有留太多余地给内心描写或者“心理现实主义”(psychological realism)，她说:Chin P’ing Mei is almost maddening in its commitment to surface:there is not much room left for interiority or “psychological realism.” (p.641)

李惠仪的意思是：兰陵笑笑生过度聚焦于描写物质生活(physical)表面，例如，李瓶儿死后出殡，叙述者似乎对殡仪细节更感兴趣，而不重视西门庆的情绪。

李惠仪接着讨论flawed realism (指“有缺憾的现实主义”，见于 p.641)。

有什么“缺憾”？

《金瓶梅》书中有许多插科打诨、不真实的片段。笑笑生偏爱挪用套曲、韵文、宝卷的文字，没有摆脱说书人的口吻、戏剧的套路（例如，角色出场时以诙谐、自贬的打油诗进行自我介绍），这些特点使得夏志清 (C. T. Hsia, 1921–2013) 甚感失望。

C. T. Hsia,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1968)

这里，我们看看《金瓶梅》书中的一个实例。

《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回“西门庆生子加官”中，李瓶儿腹痛待分娩，吴月娘急请产婆蔡老娘来接生。良久，只见蔡老娘进门，吴月娘道：“姥姥，生受你，怎的这咱才来？”蔡老娘道：“你老人家听我告诉：

我做老娘姓蔡，两只脚儿能快。

〔中略〕

入门利市红花，坐下就要管待。

不拘贵宅娇娘，那管皇亲国太。

教他任意端详，被他褪衣㓦划。

横生就用刀割，难产须将拳揣。

不管脐带包衣，着忙用手撕坏。

活时来洗三朝，死了走的偏快。

因此主顾偏多，请的时常不在。

《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回“西门庆生子加官”

蔡老娘的一席话，恍如旧时戏剧中的自报家门(《金瓶梅词话校注》，岳麓书社1995年，页814)。笑笑生写这段，应该有嘲讽接生婆之意。

当时李瓶儿情况紧急，怎么还有时间容许蔡老娘慢条斯里演唱一段？而且蔡老娘还公然说出“用手撕坏”“（婴儿）死了走得偏快”这样的话。如果真有这样的接生婆，那她心理心智上应该是出了问题。

在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中，蔡老娘这段“听我告诉……”已不见踪影(页390)，大概是崇祯本的编者认定蔡老娘自报家门破坏了真实感，因此删去。

到李瓶儿病危，赵太医出场之时，赵太医也是自报家门（《金瓶梅》第六十一回）。赵太医自吹自擂之中又包含自我贬损（“只会卖杖摇铃，哪有真材实料？行医不按良方，看脉全凭嘴调……得钱一味胡医，图利不图见效”），像个心智不全之人。

夏志清认为《金瓶梅》的 realism 有瑕疵，他的意思应该是: 李瓶儿病危之际，作者竟然还安排赵太医上场做这种劣等的“表演”，这样的“闹剧”令书中的真实感顿时荡然无存 (C. T. Hsia,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 1996)。

《金瓶梅词话校注》，岳麓书社1995年版。

“心理现实主义”(psychological realism)

2010年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一书中，执笔者吕立亭对《金瓶梅》心理描写的看法，与李慧仪之见相左。《剑桥中国文学史》也谈及 psychological realism，看来颇有针对性。

外来术语psychological realism不见于张隆溪教授的A History Chinese Literature (2023) 。在其他中国文学史著作中，较少见到“心理现实主义”这说法。

李慧仪和吕立亭所讨论的 psychological realism，可能是源自 Ian Watt 等西方学人的著作（Debashish Sen, Psychological Realism in 19th Century Fiction: Studies in Turgenev, Tolstoy, Eliot and Brontë.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9）。

吕立亭认为《金瓶梅》不是一味做“外聚焦”，恰恰相反，吕立亭判定：

Rich with details about the family’s physical surroundings, the novel also describes the interactions of its cast of characters with an unprecedented degree of psychological realism.(p.108)。

《剑桥中国文学史》

这句话，兼顾《金瓶书》书中的物质(physical surroundings)和心理层面，表彰《金瓶梅》的心理描写很有现实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不过，所谓psychological realism应该如何界定？书中没有附上详细的说明。

其实，《金瓶梅》里不乏“暗想”、“暗忖”之类人物的心理活动。这类心理活动就是人物没有用嘴巴说出来的内心独白。

第五十三回“吴月娘承欢求子媳”写西门庆回到家中，本待到潘金莲那里睡，不想醉了，错走入月娘房里来。月娘暗想：“明日二十三日，乃是壬子日。今晚若留他，反挫明日大事。……”于是，她把西门庆推出门。

吴月娘这“暗想”的内容，就是吴月娘盘算她自己如果明日才和西门庆交媾，会比较容易怀孕。而怀孕生子，对古时女人确立自己在家中地位是无比重要的。

为了她自己长远的利益，吴月娘竟做到“将丈夫让给对手”。她这一番心理曲折，反映了吴月娘“不惜吃眼前亏”——她不是某些读者所说的那般一心只爱钱，全无心计。

怀胎和子嗣是决定妇人命运的首要之事，因此，吴月娘的心思也大概算不得什么psychological complexities。

下面再讨论另一例子。

格非（原名刘勇，1964年—）读《金瓶梅》西门庆夫妻交恶一节，从吴月娘“就哭了”三个字里看出作者略写的月娘无限心酸忍辱之事（格非《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页212)。

格非《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中华书局2019年版。

第二十回写吴大舅知道吴月娘和西门庆“两下不说话”，来劝吴月娘和西门庆重修旧好。

月娘道：“早贤德好来，不教人这般憎嫌。他有了他富贵的姐姐，把我这穷官儿家丫头，只当忘故了的算贱。你也不要管他，左右是我，随他把我怎么的罢！贼强人，从几时这等变心来？”说着，月娘就哭了。

“月娘就哭了”本身自然不是心理描写，只属于“外聚焦”。然而，五个字将吴月娘的内心委曲“外化(宣泄)”出来。因此，我们看到吴月娘的心理素质（能忍，有一定的韧性，直到被吴大舅说中大痛处）。

笑笑生写男人的心理又如何？

《金瓶梅》第二十回，西门庆去找妓女李桂姐，不料意外发现他包养的李桂姐竟然暗地里陪别人寻欢作乐。西门庆大闹了一场，赌誓再不踏李桂姐门来，大雪里上马回家。

格非说：“西门庆在归家途中，心里作何感想，我们无由揣度。倒是回末的一首小诗，极为贴切地照映出西门庆此时的内心活动：

宿尽闲花万万千，

不如归家伴妻眠。

虽然枕上无情趣，

睡到天明不要钱。

(格非《雪隐鹭鸶》，页213)

以上“不如归家伴妻眠”是叙述者的心声，还是西门庆的心声? 难以分辨。格非说“无由揣度”，是因为笑笑生写得有点云烟模糊。

“不如归家伴妻眠”应该是叙述者道出西门庆的心声。这种男人被娼妓所欺顿时想起家中贤妻的心理并没有多少psychological complexities可言。

《洪涛〈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湾学生书局2015年版。

《金瓶梅》的feminine psychology

美国学者蒲安迪（Andrew H. Paks）在The Novel in Premodern China 一文中提到《金瓶梅》的“feminine psychology (女性心理)”。

蒲安迪说：

Coming to Jin Ping Mei we plunge into one of the most profoundly negative investigations of feminine psychology in all of world literature but still one that reveals great insight into the existential truth of women trapped in the demeaning reality of concubinage, unchecked patriarchal authority, and the absolute imperative of producing male heirs -- insight far more penetrating than a cursory reading of the book’s notoriously explicit sexual passages alone could possibly reveal. (See Franco Moretti ed., The Novel, Volume 1: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05) 。

《中国叙事学》第2版

引文中提及negative，应该是指“阴暗面”或者不可告人的心计之类，例如《金瓶梅》中的女人为争丈夫之宠而陷害情敌之类。

上面所引Andrew H. Paks 所言，意思大致是：在《金瓶梅》中，我们看到世界文学中对女性心理（feminine psychology）最为深刻的负面剖析。尽管负面，《金瓶梅》仍然揭示了女性在妻妾制、父权权威、生育子嗣方面绝对压力下的生存真相，作者兰陵笑笑生展现了极为深刻的识见。这识见远比仅仅粗略阅读书中那些性描写所能揭示的要深刻得多。

这里举一个实例：潘金莲索取皮袄之事如何反映女人的心理。

一次元宵节（《金瓶梅》第四十六回，标题为“元夜游行遇雪雨，妻妾笑卜龟儿卦”），吴月娘带领众妾吃酒赏月，忽然下起雪来。吴月娘命小厮回家给众妾取皮袄，她忽然想到，惟独潘金莲没有皮袄。于是，吴月娘吩咐把当铺里人家当的一件皮袄拿来给潘金莲穿。潘金莲觉得没有面子，发誓要向西门庆讨要一件。

西门庆始终没有特意为潘金莲做一件皮袄。直到李瓶死后，潘金莲才向西门庆索得李瓶儿那件。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潘金莲索取李瓶儿皮袄之事，令吴月娘大感不满。有一次潘吴二人吵架，月娘提到：“一个皮袄，你悄悄就问汉子讨了，穿在身上，挂口也不来后边题〔提〕一声儿……就是孤老院，也有个甲头！”（《金瓶梅词话校注》，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七十五回，页2253）。吴月娘暗示潘金莲不守本份，对正妻不尊重。

后来吴月娘做梦，梦见从李瓶箱子里寻出一件袍子，被金莲劈手夺去，气得吴月娘在梦里嚷：“他〔李瓶儿〕的皮袄你要的去穿了罢了，这件袍儿你又夺！”（第七十九回）。

由此可见，一件皮袄让正妻吴月娘大受刺激，甚至牵萦在心，形诸梦寐。

笑笑生似乎借着皮袄一事，写吴月娘不忿自己“正妻对李瓶儿财产的管控权”受到威胁。笑笑生借梦境呈现人物心理（参看卡伦·霍妮Karen Horney, Feminine Psychology. W W Norton & Co., 1967)。

Karen Horney, Feminine Psychology

从无字之处，看到人物的心理

《金瓶梅》的feminine psychology有时候不是用文字直接呈现，读者的洞察力也十分重要。

这里举一个实例。

《金瓶梅》第二十一回写“吴月娘扫雪烹茶”，田晓菲评说：

按说西门庆归家时，已是一更天气，时候不算很早；到家门口，小厮叫开门，动静也不可谓之大；然而正好在他进门之后，小玉方拿出香桌，月娘方出来拜斗，机缘实在不可谓不巧。须知月娘感动西门庆，最关键的不是烧香这一行为，而是她的祈祷词。西门庆既然能够每一句话都听得清清楚楚，则可知月娘不是默默祈祷，而是说出声来。虽然夜深人静，她的声音也必须相当大—至少是正常的说话声音而不是低声细语--才能被仪门粉壁外的西门庆听得如此真切。(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人民，页66)。

经田晓菲的分析，月娘的内心世界 (或者说是月娘的小心思) 就显现了：月娘烧香祈祷，实属有心造作，要博取西门庆的好感。

张竹坡认为吴月娘又坏又伪，田晓菲强调吴月娘蠢钝贪财。台湾学者叶思芬则认为吴月娘有当大妇的条件，日子过得很不容易，她贪财可能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参看叶思芬《金瓶梅的读法》，花山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下册，第一章“吴月娘的心事 ”）。

《金瓶梅的读法》，花山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

吴月娘的内心世界，在词话本中表露得比较直截了当，在崇祯本中比较隐晦。

中国小说的美学特点之一是通过人物的动作行为来表达性格，也就是俗称的“白描”。早期的中国小说不甚注重细写心理活动或人物内心独白。

《金瓶梅》较为特殊。田晓菲能从《金瓶梅》人物的对白和行为中找出微言大义，令那些看似鸡毛蒜皮的细节都可能“透露出”关乎人物性格和气质的重要意义。

田晓菲甚至在人物的无言中都能够看出意义，例如她多次注意到孟玉楼、李瓶儿等人“不言语”，通过勾连上下前后的文字，田晓菲指出这些“不言语”往往代表着不赞同、不苟同，从而见出人物心理（近于“读者反应批评”中的“填补空白”）。

吴月娘产子后晕迷，她醒来只骂下人没有锁好财物，对西门庆之死没有半点伤心的表示。田晓菲特地为读者指出吴月娘的关心和不关心 (田晓菲《秋火堂论金瓶梅》，页236)。一般读者可能没有很注意吴月娘不关心什么。

田晓菲这眼光，似是源自独特的女性视角，比起只要做道德批判的男性评者高出一筹(关于女性读者的心态和眼光，请参阅吕启祥《红楼梦会心录》，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除了眼光，田晓菲愿意细心寻味，所以她的阅读成果更丰。

《红楼梦会心录》

由此，令人联想到：也许心思细密又富同理心的女性读者更能体察《金瓶梅》女性世界所隐含的interiority 和psychological realism。

另一位女读者叶思芬的解读，也让我们见识到她能欣赏笑笑生的笔法，能看到吴月娘的厉害之处。叶思芬有敏锐的观察:“月娘只是不和金莲计较而已，真要较劲，她绝不是省油的灯。”叶思芬称赞《金瓶梅》作者像吴月娘那般稳健、冷静（叶思芬《金瓶梅的读法》，花山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下册，第十二章“潘金莲再斗吴月娘 ”）。

田晓菲、叶思芬都是出色的女读者。

文学理论中，有“文本中的读者”（the reader in the text）一说。这个概念强调读者在文本解读中的重要性。下一节，我们略谈这个方面。

“文本中的读者”与“心理描写”的详略

“文本中的读者”之论主张文本的意义不是固定的，而是通过读者的参与和解读才得以实现（Susan R. Suleiman & Inge Crosman ed. The Reader in the Tex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The Reader in the Text

我们看一个小案例。《金瓶梅》第三十七回，西门庆临出门对王六儿说：“我去罢。”妇人道：“再坐坐。”西门庆道：“不坐了。”于是出门。

格非《雪隐鹭鸶》解读这九个字对话所隐含的心理状态：“‘我去罢’三字是明显的留恋之语，实际上心有不舍，不肯就去。王六儿一定是听出了西门庆的弦外之音，便说‘再坐坐’，文字精省，语含私挑，却不露声色。而‘不坐了’，则是既恨又悔，却又无可奈何。西门庆心中的无限惆怅，于三字隐隐见出。”（格非《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译林出版社，页237。）

普通读者读到以上对话那九个字，也许没有什么“收获”。

这个例子反映：此处，小说写得简洁，而敏锐的读者如格非能掌握书中人物的心理状况。小说家只提供“展示”(show), 并没有多少“讲述/说教”(tell)。

不过，有时候《金瓶梅》中也映“极端心理”的情节，超出了读者的想象范围。这里举一个实例。

孙述宇说，他有时候会嫌金莲“稍欠真实感”，“她欠自然之处，在于她的妒忌怨恨与害人之心种种，都超人一等，而且强度稍不减弱。”（孙述宇《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剧》，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页89）。

《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剧》

潘金莲这种超强的嫉妒心理，现在的普通读者未必能寻得一个合理的心理学上的解释。换言之，潘金莲的心态，有时候似乎超出了普遍性的规律（夏志清则称之为“兽性化”）。

这到底是笑笑生的成功，还是失败之处？

嫁入西门家的潘金莲，比《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多了妒忌心，她盘算着怎样压倒情敌如宋蕙莲、李瓶儿，甚至训练猫儿侵害别人的幼儿，她这类心态固然过度歹毒，但其背后理路是损人以利己，所以也没有多少难解之处。

同样，《红楼梦》中王熙凤妒恨尤二姐得宠，她对待尤二姐仍是表面工夫做到足，口甜舌滑，然后她暗地里借刀杀人，害死尤二姐（参考朱振武、邓芬《什么是心理分析理论与批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什么是心理分析理论与批评》

对照：《红楼梦》与女性心理描写

以下，我们讨论一个在人物心理描写上“留白”的案例。这案例可以拿来和《金瓶梅》吴月娘心态相对照。

清代小说《红楼梦》中，薛宝钗有一次偷听到林红玉（小红）和坠儿的对话，得知红玉对贾芸有好感。当时，小红是奴仆，而贾芸算是主子辈，二人的社会地位甚是悬殊。

《红楼梦》写薛宝钗的心理活动：“今儿我听了他（小红）的短处，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冯其庸评点红楼梦》，青岛出版社2021年版，第二卷，页477)。

《冯其庸评点红楼梦》

于是，明明是薛宝钗偷听到小红的话，宝钗却在红玉和坠儿面前暗示她正追赶林黛玉，所以黛玉比较靠近红玉和坠儿，可能听到小红的秘密。

若论“心理现实主义”，曹雪芹让宝钗以“自己正追寻黛玉”来塘塞过去，在当时的景况中是很“写实”的。问题是：宝钗有没有“嫁祸给林黛玉”的心理？

薛宝钗偶然听人私隐在先，用计脱身在后，她有意无意之间使林黛玉陷入偷听的嫌疑之中。因此，有读者认为薛宝钗处事圆滑（反映宝钗无意渗和），然而，宝钗的行为以林黛玉为“挡箭牌”，似乎欠妥，所以，一些读者认定宝钗有阴险狡诈的黑暗人格。

如果只看书中所写，我们只知道宝钗想的是‘金蝉脱壳’，她没有考虑其他，更无陷害黛玉之心。文本提供的“心理描写”，只限于“（我宝钗）要脱身”。

刹那之间，宝钗也不可能想得太多。因此，描写她有限的心理活动，是符合当时实情的。

当然，作者可能刻意要“留白”。

有些读者以“情敌”看林、薛二人，容易产生敌对的联想。在这种情况下，“（宝钗）有无嫁祸的心理”由“读者心理”来判定，例如，有些读者偏向“拥钗”，或者对薛宝钗的评价比较高，于是心理上自然倾向于相信宝钗是清白的，愿为宝钗缓颊，强调宝钗没有害人之心（例如，台湾学者欧丽娟对薛宝钗有较高的评价，她认为“宝钗嫁祸”不能成立，也没有证据。参看欧丽娟《大观红楼 (正金钗卷・校订版)》，台大出版中心2020年版，第五章）。

欧丽娟《大观红楼》（正金钗卷），台大出版中心2020年校订版。

另一些读者则认定宝钗推了黛玉出来搪塞，是不应该的。这一路的心理解释取决于“行为，反映内心所想 / 潜意识”。这是采信“观其行”而不仅仅是“观其言”，亦即：注视人物可观察的外显行为（心理学上有所谓“行为主义”/ behaviorism。参看朱振武、邓芬《什么是心理分析理论与批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页6）。

一般而言，writerly texts (可写文本)“邀请”读者来参与解读。相反，如果小说中“心理描写”很详细，一切都已写尽，那么容许读者参与理解的空间就会变小。如果《红楼梦》写明宝钗有祸害黛玉的心思，读者也就没有机会“参与”评估宝钗的为人。

怎样“参与”？

这里举一个实例：宝钗单凭语音，就能断定说话人是贾宝玉的丫鬟，也知道这丫鬟的品性。读者不禁参与考思：宝钗为何熟知贾宝玉身边的情况？连贾宝玉身边一个底层小丫鬟如何如何，宝钗竟然都这么清楚？宝钗是否另有所图？她为什么连贾宝玉的小丫鬟都提防？

以上问题，源自曹雪芹所留的“草蛇灰线”，读者可以自行领悟。

Writerly texts 是一种开放式的文本，它不提供单一的、固定的意义，而是鼓励读者参与文本的衍义过程。这种文本具有多义性，允许读者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

Writerly texts这概念由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提出，主要出现在他的著作《S/Z》中。

Roland Barthes, SZ An Essay. Hill & Wang, 1975

回看《金瓶梅》。第七十九回笑笑生写吴月娘梦见潘金莲夺袍子，在梦里喝斥潘金莲，这似是衣物小事，其实这梦反映了潘金莲对吴月娘造成心理压力，触动了吴月娘的“defense mechanism (防御机制)＂。

其次，吴月娘将梦中情节说给西门庆听，可能是希望西门庆注意防范潘金莲来争夺，她心里渴望西门庆多维护正妻(吴月娘)。

以上两点可以说明，笑笑生只用小事就托出人物的心理。

《金瓶梅》“单一作者论”与“不够真实”

关于《金瓶书》的作者，李惠仪教授在《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一书中说：Stylistic coherence suggests a single author。

不过，她也指出，《金瓶书》中有不少摘钞他书的片段，所以她补充一句：

Some scholars have also adduced these traits as evidence of multiple authorship.(p.641)

所谓 multiple authorship，是指《金瓶梅》作者不是单一的。

张隆溪教授说：

Unlike the other great classical novels,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has no earlier versions in popular storytelling or theatrical performance, so it is obviously one author’s creation, … (p.336 )

《张隆溪：独行于经典之间》

意思是:《金瓶梅》由一人创作而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徐朔方(1923-2007)提出西门庆故事源于说唱长期流传（同类作品有《大唐秦王词话》），后来经李开先写定成小说。此外，香港学者梅节也推断原始的《金瓶梅传》可能源自艺人说唱的底本。

世代累积（作者不是单一的）然后故事有了“写定者”。“写定者”这个观念，与西方的authorship有分别。

张隆溪教授one author’s creation 这说法，没有顾及《金瓶梅》的细部问题。

明朝文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一条下写道：“原书实少五十三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

对于沈德符的这一段话，《金瓶梅》的研究者众说纷纭。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这五回到底是陋儒补以入刻，还是有人在失稿后凭记忆补写出来？情况不明朗。无论如何，词话本与绣像本（崇祯本）的这五回是不同的。

梅节先生判定，今本词话第53-57回不出自原作者之手（参看梅节《瓶梅闲笔砚》中“

《金瓶梅词话》的“全壁”与成书下限——今本词话第五十三一五十七回证伪”）。

《瓶梅闲笔砚——梅节金学文存》

词话本与绣像本（崇祯本）之中的这五回，文学水平是否差不多？田晓菲的研究结论是：就先后情节的异同上来说，词话本漏洞百出，远远不如绣像本精细。

田晓菲指出：“仔细对比词话本与绣像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二者都不出自原作者之手。不过词话本比绣像本讹误尤多，而且行文罗唆；绣像本篇幅较小，适足以藏拙……（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页159）。

这里举一个实例。

《金瓶梅》中，王薛二姑子，甚至包括吴大妗子这样的女眷，每次见到西门庆进月娘房里来，都要慌忙回避，然而，在第五十七回，却“直闯进来，朝月娘打问讯，又向西门庆拜了拜，说：老爹，你倒在家里。”(卜健等人校注《金瓶梅词话校注》，岳麓书社，页1544。)

田晓菲质疑：“休说西门庆家深宅大院，怎可能‘直闯进来’，更难以想象她们见到西门庆会如此熟络。”(《秋水堂论金瓶梅》页170。)

古时的大户人家之中，年幼女眷和女仆人须守男女授受不亲的家规，这是中国礼制所决定的（参看洪涛《从红楼梦的英译看中西礼仪的异同》一文，载《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页 63-78)。

《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第二十辑，学苑出版社2024年12月版。

撰写现存《金瓶梅》第五十七回的作者，似乎不熟悉古代大户人家有回避的礼俗。

此外，补作者对西门庆素来厌恶尼姑的心态似乎也不知晓。补作中，西门庆对二姑子擅自闯入竟然心中毫无波澜（其实，在第五十一回西门庆看到薛姑子又来自己家里，对月娘说：“那个是薛姑子？贼胖秃淫妇，来我这里做什么！”）。

又如，第五十五回写西门庆上东京见蔡太师，路程所费时日竟比来保来旺等人上京（单程七、八天）多出一倍。补作之人，似乎不清楚书中别处已经写过上京的路程时日。

除了“陋儒”所补的五回，夏志清还提出：有理由怀疑《金瓶梅》最后二十一回也许不是出自前七十九回的作者(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174)。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

夏志清也举出书中一些前言不对后语的实例（例如西门庆转世问题：转世到东京为沈越；转世为孝哥），前后扞格，不大可能前后情节都出于同一人之手。

夏志清这个看法，也和张隆溪教授的one author’s creation之论相左。

总结

将《金瓶梅》视为one author’s creation, 这说法是有商榷余地的。《金瓶梅》作者是大量抄袭前文本(史书、宝卷、笑话、诗词、散曲、戏剧等等)的剽窃客。剽窃，不是 creation。

《金瓶梅》书中的诸多“情节碎片”是有取自别书的（例如，武松杀潘金莲的情形，参看洪涛《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三十九》）。

美国学者商伟揭示，笑笑生将许多前人的文字片段编织进《金瓶梅》，因此，《金瓶梅》是一部“复式小说”(the polytextual novel，参看商伟的论文，收入傅刚主编《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与理解——中美学者“黉门对话”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页223-281）。

《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与理解——中美学者“黉门对话”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说到polytextual, 所抄文本自然不限于《水浒传》，至少还包括笑话书、“三言”故事、佛教故事等等，不纯是源出于one author，更何况《金瓶梅》五十三至五十七回是“陋儒”补作的。

现存《金瓶梅》最后二十一回（多苏州话），其作者也可能不是兰陵笑笑生。此外，有些评论者（例如格非、叶思芬）更是使用“崇祯本的作者”这样的说法，不与“词话本的作者”相混。

另一方面，评《金瓶梅》而使用moral realism、“心理现实主义”，属于套用了舶来术语 (C. T. Hsia,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CUHK, 2015, p.171)。“现实主义”之外，有些人还说《金瓶梅》是“自然主义”小说（《叶思芬说金瓶梅：世道与人心》，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一册）。

《叶思芬说金瓶梅：世道与人心》

这些“主义”，实是评论者贡献的，不是兰陵笑笑生动笔之前已经习得。

兰陵笑笑生在世的年代，中土并无“现实/自然主义”，自然也就说不上笑笑生受“现实主义”的影响。

“现实主义小说”、“自然主义小说”，只是近人为求方便描述而为小说戴上的冠冕。在西方的文学传统中，自然主义大约是19世纪才出现的，比现实主义的出现还要晚。然而，《金瓶梅》成书于16世纪。

没有给《金瓶梅》贴上“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这类标签，对《金瓶梅》的诠释未必有影响。读鲁迅、田晓菲论析《金瓶梅》的文章，我们没发现他们套用什么“主义”，他们依然能贡献出精辟的见解。

至于心理描写，《金瓶梅》中何处有psychological complexities? 这方面，有待张隆溪教授再加解说。

笔者不认为小说家写心理写得越多越细致就越好，因为心理的特征之一是有隐匿性（心理活动通常是内在的，无法直接观察）；其次，心灵世界变化莫测，所以，小说家将人物心理写得越明确，越容易写成扁平人物(flat characters)。

从上文的讨论可知，《金瓶梅》中的吴月娘，似是扁平人物，她常常表现得伪、蠢、贪财，然而她的焦虑和行为模式并非天生如此，而是受男权社会的性别角色所塑造(例如她无处生财)，只是她也有自己的生存谋略。

叙述者与人物之间，本来就有心灵区隔，如果叙述者像神那样尽知众人所想，是不符合现实的，相反，叙述者全知才是匪夷所思的（施蛰存撰有小说《石秀》，评论者认为“施蛰存其实近乎寸步不离地附身石秀”。参看吴立昌编《施蛰存·心理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吴立昌编《施蛰存·心理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其次，就算叙述者以全知姿态“君临”《金瓶梅》世界，能将每个角色的心理、思绪、心态全部和盘托出，也未必比文本的召唤结构(appellative structure of text)“留下心理诠释的空间”更佳。这是近世“文本中的读者”(属于reader response criticism阵营) 给我们的启示。

附记一：打破欧洲中心主义?

本文提及the novel和Ian Watt的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 Chatto & Windus, 1957)。

关于中土的“小说”与the novel的观念，请读者参阅：洪涛《张教授笔下的“小说家族”：fiction、novels、romance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三十七)》一文，载“古代小说网”2025年3月2日。

美国学者Andrew Plaks (浦安迪) 说：西方的novel不论是从创作的角度来看，还是就批评的立场而言，都源自于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完全不能作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成模式，随便套用到其他的文化传统中去 (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版，页10)。

Ian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

张隆溪教授的做法，显然将novel套用到中土的作品上。这和浦安迪的立场完全相反。

张隆溪教授在一些讲座中透露“打破欧洲中心主义”是他撰写英文版中国文学史的初衷，因此，当我们看到张教授书中 (2023年) 的romance、novel 时，我们不禁联想到：书中的romance、novel 是中土的概念还是欧洲的概念？

将中土的唐代小说迳称为romance，怎能打破欧洲中心主义?

附记二：Theory of the Novel: A Historical Approach.

美国学者Andrew Plaks 指出：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generic form of the Chinese novel falls a good century or two earlier than the rise of its European counterpart… (Michael Mckeon ed., Theory of the Novel: A Historical Approach. ‎ Johns Hopkins UP, 2000, p.186)

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的长篇小说，比欧洲小说更早“成形”。

十七世纪中叶，中国传统小说的评论已经进入繁荣期。明清的小说话语(discourses)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却没有受到足够的海外重视。相反，二十世纪，中土的学人乐于套用舶来观念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

Michael Mckeon ed., Theory of the Novel A Historical Approach. ‎ Johns Hopkins UP, 2000

到了本世纪，非西方的小说论述渐渐得到关注，例如：Michael McKeon主编的《小说的理论：一种历史的取径》Theory of the Novel: A Historical Approach (Johns Hopkins UP, 2000) 收录古希腊至20世纪的51篇关键文本，酌量涵盖非西方的论述，虽然其选文仍过度倾斜向英语学界（全书仅12%涉非英语文本）。

另一方面，Franco Moretti ed.,The Novel,Volume1,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Princeton UP, 2006)收录了三篇论文讨论中国小说，其中 Judith T. Zeitlin 所撰者名为 Xiaoshuo。

篇名用 Xiaoshuo, 和另外两篇所用的标题，大异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