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铁秤上那是真的一百二十八元？草鱼才八块钱一斤，这条顶天也就十来斤吧？＂我愣在菜市场的鱼摊前，喉咙里像堵了棉絮，声音干涩得几乎发不出来。

八块钱的尊严

＂大铁秤上那是真的一百二十八元？草鱼才八块钱一斤，这条顶天也就十来斤吧？＂我愣在菜市场的鱼摊前，喉咙里像堵了棉絮，声音干涩得几乎发不出来。

那是1998年的夏天，蝉鸣声拉得老长，菜市场里弥漫着各种食材混合的气味，汗水和泥土的气息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们这座北方小城最普通的一角。

我叫周建国，今年四十八岁，是北方一家国营机械厂的下岗工人。

当初那张盖着红章的下岗通知书，像一团火烧得我眼眶发热，手里的铁饭碗就这么碎了。

那个年代，下岗工人多如牛毛，像秋天的落叶一样随处可见，没人会为我这样的小人物鸣不平。

下岗那天，天灰蒙蒙的，雨丝细如牛毛，打在脸上凉嗖嗖的。

我和几十个同事抱着装私人物品的纸箱子走出厂门，有人哭，有人骂，还有人默默无语。

工厂高耸的烟囱还在喷着白烟，仿佛对我们的离去毫不在意，那烟囱下面，曾经是我挥洒汗水的地方。

我在厂子里干了二十六年，从十八岁进厂，一直到头发开始花白，算起来，在厂里的日子比在家里的都长。

那是我青春的沉淀，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也是我生活的全部依靠。

记得刚进厂那会儿，我骑着厂里分的二八自行车，胸前挂着工牌，那派头比现在开小车的年轻人还神气。

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我总会买两瓶汽水，用玻璃瓶装的，那酸甜的滋味，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舒坦。

如今，每个月只有可怜的四百多块钱补贴，我和老伴刘淑芳省吃俭用，就为了让儿子小周能在省城上完大学。

那孩子争气，高考时全县前十名，考上了重点大学的计算机专业，我和老伴就指望着他将来能出人头地，不再像我们这样为生计发愁。

我们住的是单位分的老房子，两室一厅，墙皮都开始脱落了，但房租便宜，一个月才几十块钱。

客厅里摆着我们结婚时买的老式沙发，布面都磨得发亮了，每到下雨天，沙发还会散发出一股霉味。

电视是几年前买的二手彩电，二十一寸的，经常要拍打几下才能看清楚画面。

老伴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到附近的早市买最便宜的菜，回来给我熬粥，说是养胃，其实是为了省钱。

＂老周，少抽点烟，孩子下个月又该交学费了。＂她总是这样提醒我，而我的烟已经从大前门换成了红梅，再换成了散装的地产烟。

今天是小周期末考试完回家的日子，我特意来菜市场买条草鱼，给他补补脑子。

听菜场口老李头说，最近河边的草鱼降价了，从十块钱降到了八块钱一斤。

对我这样的家庭，这两块钱的差价足够让我多走半个城市去找便宜，省下的钱可以买两个馒头或者半斤瘦肉了。

我站在鱼摊前，看着王老板麻利地抓起一条活蹦乱跳的草鱼，啪地一声拍在案板上，鱼尾巴还在拍打着木板。

＂这条草鱼不错，肉厚刺少，炖汤最好了。＂王老板一边说，一边用铁器敲打鱼头，那鱼立刻不动了。

我点点头，看着王老板三两下刮鳞、剖肚，却没有掏出内脏，就直接放到铁秤上。

＂一百二十八块，您没算错。＂鱼贩子王老板挺着啤酒肚，抹了把额头的汗，眼睛不看我，指着秤杆说道。

他身上的白背心被鱼鳞和血水染得花花绿绿，嘴里嚼着牙签，一双手上全是鱼腥味。

＂现在的鱼，肉质好，价钱自然高。＂他补充道，一脸理所当然的表情。

我眉头一皱：＂草鱼八块钱一斤，这条也就十来斤，怎么会一百二十八？＂

我的大脑飞速旋转，心里盘算着：十六斤？这鱼看着也就十来斤啊，难道是我眼拙了？

我拿着发黄的塑料袋上的水渍阅读那模糊的墨水写的数字，反复盘算。

脑海中闪过儿子这学期的学费、生活费，还有家里没修好的漏水屋顶，那滴答滴答的水声仿佛就在耳边响起。

每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容不得半点闪失，这几十块钱能买多少生活用品啊？

我们这些下岗工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能省则省，该算则算。

＂一百二十八，没错啊！＂王老板眼珠子一转，声音提高了几分贝，似乎是为了让周围的顾客都能听见。

＂这条鱼十六斤，八块钱一斤，一百二十八，算得没错！你不识数啊？＂

王老板这话说得我脸上发烫，我虽然只上过初中，但心算还是没问题的。

＂十六斤？＂我拿起那条草鱼掂量了一下，分明没那么重。

老伴常说我这人较真，可这不是较真，是日子过得紧巴，容不得半点糊涂账。

我不愿多生是非，但也不能让人当冤大头，这钱来之不易啊。

＂我看这鱼最多十二斤，再说了，内脏也没掏干净，应该要减去这部分重量的。＂我尽量平和地说道。

王老板撇撇嘴：＂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还能骗你不成？不信你去别家问问，现在草鱼都这个价！＂

他这话里有话，说得我心里更不舒服了。

在我们那个年代，诚信是做人的根本，＂一言九鼎＂是每个人的准则。

现在居然有人敢明目张胆地短斤少两，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道德的沦丧。

我坚持要重新称重，态度倒也算客气：＂王老板，咱们再称一次，公平公正，有目共睹。＂

这时候，菜市场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人驻足观望，窃窃私语。

＂瞧那个老头，为了几块钱跟人家较真呢。＂

＂现在物价涨得厉害，谁家不是紧巴着过日子啊？＂

＂好像是机械厂下岗的那个周师傅吧？＂

听着这些议论，我感到脸上发烫，但还是坚持自己的判断。

这年头，少算一斤两斤的事情多了，但当着我的面这样做，未免太不把人放在眼里了。

＂称重就称重！＂王老板不耐烦地拎起那条草鱼，啪地一声扔在铁秤上。

铁秤是老式的那种大盘杆秤，上面的刻度已经被岁月磨得有些模糊了。

秤杆晃动了几下，指针停在了十六斤上。

我愣住了，明明看着不像十六斤的鱼，怎么称出来这么重？

心里直犯嘀咕，是我看走眼了，还是这秤有问题？

＂看见了吧，十六斤！＂王老板得意洋洋，用手指点着秤上的刻度，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不可能！＂我下意识地说道，话一出口就后悔了，周围的人更多了，一双双眼睛盯着这边。

在我们那个年代，公开场合与人争执是很不体面的事情，但事关原则，我又不能退让。

这时，住在我隔壁的老张挤了过来。

张师傅是我厂里的老同事，比我早两年下岗，现在靠修自行车为生。

他退休前是仪器厂的技术员，眼睛毒得很，厂里的精密仪器常常是他调校的最准。

他穿着一件发白的蓝布衬衫，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一看就知道是个讲究人。

老张盯着那条鱼看了一会儿，又仔细观察了那杆秤，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周建国，你仔细看看，这鱼内脏都没掏，肚子里塞满了水草和泥沙，水也没沥干净。＂

老张说着，用手捏了捏鱼肚子，一股浑浊的液体顺着鱼腹流了出来。

＂再说这秤……＂他用手指轻轻拨了一下秤砣，指针立刻晃动起来，停在了十二斤上。

＂你看，秤砣被动过手脚，底下垫了东西，显得比实际重量重了不少。＂老张指着秤砣底部说道。

人群中有人喊道：＂这是老把戏了，秤是动过手脚的！我上个月也遇到过，买了十斤苹果，回家一称才八斤多！＂

又有人附和：＂就是，现在市场上这种缺斤少两的事多着呢，咱老百姓哪有工夫一一去较真？＂

王老板脸色骤变，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胡说什么！我做生意十几年，信誉第一！这是老杆秤，可能有些误差，但绝对没动过手脚！＂

他声音提高了八度，脖子上的青筋都凸了出来，眼睛瞪得溜圆，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目光中带着质疑和坚持。

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些老工人最看不得的就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行为。

厂里的老党员常说，做人要对得起良心，做事要对得起别人，这是做人的根本。

我强忍着胸口的憋闷，平静地说：＂我不是为了几块钱，是这事不对。＂

那一刻，我想起了厂里的老支书教导我们的话：做人要有骨气，哪怕穷得揭不开锅，也不能丢了尊严。

当年老支书被错划成右派，多年后终于平反，他只说了一句话：＂该有的尊严，一分也不能少。＂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菜市场的过道被堵得水泄不通，有人叫来了市场管理员小刘。

小刘是个年轻小伙子，二十出头，戴着红袖章，手里还拿着记工的小本子，态度倒是公正。

＂怎么回事，这么多人围着？＂小刘皱着眉头，挤进了人群。

我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尽量保持客观，没有添油加醋。

小刘听完，点点头，先是安抚众人：＂大家别急，有什么事慢慢说，别堵在这里影响别人买菜。＂

然后他仔细检查了秤，又拿出标准砝码测试，果然发现秤有问题。

＂王老板，你这秤确实有问题，底下垫了东西。＂小刘取出秤砣底下的一小块薄铁片说道。

＂这不是我干的，可能是昨天修秤的人弄的！＂王老板辩解道，但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小刘又检查了鱼，发现内脏确实没有完全掏干净，肚子里还有不少水草和泥沙。

＂按规定，鱼是要掏净内脏再称重的，这样才公平。＂小刘对王老板说道，＂你这样做是违规的，得按市场管理条例处理。＂

王老板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最后咬咬牙，从抽屉里掏出一沓钱：＂行，我认栽，这鱼八十块钱，您拿走！＂

我摇摇头：＂不是钱的问题，是做人的道理。＂

这话一出，周围的人都点头赞同，有人甚至鼓起掌来。

小刘做了记录，要求王老板重新称重，去掉内脏和水分后，那条鱼只有十斤多一点，按八块钱一斤，正好八十多块钱。

差了四十多块钱，如果我没有较真，这四十多块钱就白白送人了。

对普通人来说，这或许不算什么，但对我们这些靠死工资过日子的人来说，这可是半个星期的菜钱啊。

更让我意外的是，傍晚小周回来后告诉我，他同学的父亲就在这市场管理处工作，早就知道王老板常用这手段坑不懂行的老实人，只是一直没抓到把柄。

小周一脸愤怒：＂爸，这种人太可恶了，专门欺负老实人，您做得对！咱们穷不能穷志气，对吧？＂

这孩子从小就懂事，知道家里条件不好，从来不乱花钱，寒暑假还会做家教挣点生活费。

他和他妈一个性子，心细如发，嘴上不说，但心里门儿清。

当晚，我和老伴炖了鱼汤，香味飘满了整个小区，邻居家的孩子都馋得直咽口水。

老伴盛了一碗送给住在楼下的张大娘，那是个孤寡老人，丈夫早年因公殉职，儿子在外地工作很少回来。

＂让张大娘也尝尝鲜，＂老伴说，＂她腿脚不便，又爱吃鱼。＂

我没有反对，在我们那个年代，邻里之间就是这样互相照应的。

饭桌上，我们一家三口围着那锅鱼汤，难得地聊起了家常。

小周说起了学校的趣事，老伴说起了小区里的新鲜事，而我则讲述了今天在菜市场的经历。

＂建国，你这人就是太较真了，为了那几十块钱，得罪了王老板，以后买菜多不方便啊。＂老伴一边盛汤一边念叨。

我摇摇头，心想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不同之处。

我们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年代，知道每一分钱的来之不易，也更加看重诚信和公道。

＂妈，爸做得对！＂小周站在我这边，＂那王老板明明是缺斤少两，这种人不揭穿不行。＂

老伴叹了口气：＂现在的年轻人，心里只有对错，哪像我们这些老人，身上背着一堆无奈。＂

小周不服气：＂那您觉得爸爸应该怎么做？就这么算了？＂

老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也不是，只是这日子不好过，有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

我明白老伴的心思，她是怕我太过正直，在这个世道上吃亏。

其实我何尝不知道，但有些事情，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做人的尊严问题。

第二天一早，市场主任亲自登门道歉，那是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穿着整齐的制服，手里还拿着一个公文包。

＂周师傅，实在不好意思，让您受委屈了。＂市场主任一进门就道歉，态度诚恳，＂我们已经对王老板进行了处罚，并要求他整改。＂

他从包里掏出一张收据和几张钞票：＂这是退还给您的多收款，一共四十八元。王老板因为使用不合格秤具，被罚款五百元，并警告处分。＂

老伴接过钱，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可是她半个月的零用钱啊。

市场主任还承诺严肃处理此类现象，整顿市场秩序：＂周师傅，您这次挺身而出，为我们市场整顿提供了契机。其实像这样的问题，我们早就想解决了，只是缺少突破口。＂

他说这话时，眼睛是诚恳的，让我感到一丝欣慰。

。

望着桌上那张皱巴巴的四十八元钱，我突然笑了。

这钱不多，但它代表的意义却重于千斤。

老伴不解地看着我：＂值当吗？为这几十块钱得罪人，万一以后买菜...＂

我摇摇头，抚平那张褶皱的钱：＂不是为了这几十块钱。咱们虽然下岗了，日子过得紧巴，但做人的尊严不能丢。这钱是小事，诚信是大事。＂

我想起了厂子刚改制那会儿，有人偷工减料，做出的零件不合格，还是老支书站出来说：＂宁可少赚钱，也不能砸了咱厂的招牌。＂

那时候，大家都不理解，觉得他不识时务。

可后来证明，正是因为咱们厂产品质量好，才在那场大浪淘沙中坚持了下来，比其他厂晚关闭了好几年。

晚饭时，小周忽然说：＂爸，您今天的事让我想起您常说的那句话——宁肯吃糠咽菜，不做亏心事。我以后也会这样做人的。＂

这话说得我心里一热，看来自己这么多年的言传身教没有白费。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能让孩子懂得做人的道理，也算是一种成功了。

我夹起一块鱼肉放进儿子碗里，看着他那张年轻的脸，觉得比什么都欣慰。

窗外夕阳的余晖洒进来，照在我们父子的脸上，温暖而明亮。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那微薄的八块钱，承载的是一辈子的尊严，比天上的星星还要珍贵。

第二天，我照常去菜市场买菜，原本以为会遭到王老板的白眼，没想到他反而热情地招呼我。

＂周师傅，来买菜啊？今天的小青菜新鲜着呢，您尝尝？＂王老板脸上堆满笑容，一改往日的傲慢。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态度变化这么大。

＂我家的秤已经调整好了，您看，这是市场监督员的检验证明。＂他指着秤旁边的一张盖着红章的纸。

我点点头，随便买了些青菜，惊讶地发现他的称量确实精准了，价格也比以前实惠。

离开菜市场时，我遇到了老张，他神秘地对我说：＂老周，你知道吗，王老板被罚了五百块钱，还差点被赶出市场，是楼上卖布的李阿姨求情，才让他保住了摊位。＂

原来如此，怪不得他态度大变。

老张拍拍我的肩膀：＂你这次做得对，给他个教训，他以后哪敢再缺斤少两啊？听说市场要统一换电子秤了，以后再也不能动手脚了。＂

回家的路上，我看到小区门口张贴着一则通知，是关于市场整顿的消息。

通知上说，为了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从下个月起，市场内所有摊位必须使用经过检验的标准电子秤，违者将被取消经营资格。

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虽然我只是为了那八块钱较真，但却意外地促成了一件好事。

也许，这就是做对的事情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吧。

晚上，单位的老王来家里串门，带来了一瓶二锅头和几个小菜。

＂老周，听说你在菜市场立了功啊，大家都夸你呢！＂老王倒了两杯酒，脸上带着敬佩的神色。

我不好意思地摆摆手：＂什么功不功的，就是较真了一下。＂

老王却正色道：＂别小看这事，市场整顿后，大家买菜都便宜了不少，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好事啊！＂

我们就着小菜喝了几杯，话匣子也打开了。

老王说起了厂子里的事，说厂长准备再裁一批人，大家都人心惶惶。

我叹了口气，知道自己虽然下岗早，但也算是幸运的，至少拿到了一些补偿。

而那些现在才下岗的人，补偿金比我们还少，日子更加难过。

＂老周，你知道吗，咱们厂的老刘，就是原来车间的技术骨干，下岗后找不到工作，现在天天喝得烂醉，老婆都离婚了。＂老王说起这事，眼圈都红了。

我心里一酸，知道老刘是个好人，就是脾气倔，不愿意干那些他认为掉身份的活。

＂人啊，得学会适应，＂我递给老王一支烟，＂咱们这一代人，吃过苦，受过罪，但骨子里有股劲儿，不服输。＂

老王点点头：＂就是这样，不服输！否则怎么熬过来这些年？＂

我们聊到很晚，聊厂子里的人和事，聊下岗后的生活，聊孩子们的未来。

虽然生活艰难，但我们心里还是充满了希望，相信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一个月后，小周要回学校了，我和老伴送他到汽车站。

临别时，小周塞给我一个信封：＂爸，这是我做家教挣的钱，您和妈留着用吧。＂

我推辞不掉，只好收下了，心里既感动又心疼。

儿子懂事得让人心疼，他知道家里的难处，总是想着为我们减轻负担。

回家的路上，老伴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语。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就像我一样，心疼孩子，却又无能为力。

＂建国，你说咱们这辈子，值不值？＂老伴忽然问我。

我想了想，回答道：＂值，因为咱们活得明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虽然吃了苦，但心里踏实。＂

老伴点点头，眼睛湿润了：＂是啊，咱们虽然没给孩子留下多少财产，但留下了做人的道理，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握紧她的手，感受着她掌心的温度和厚茧。

那是岁月和劳作留下的印记，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标志。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但始终没有忘记做人的根本。

那条八块钱一斤的草鱼，那四十八元的退款，对别人来说或许微不足道，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种坚持，一种信念。

正如老支书常说的那句话：＂人活一世，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自己，才算没白活。＂

站在家门口，我回望着落日的余晖，想起了那条鱼，想起了那八块钱，忽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尊严。

它不是高高在上的地位，不是光鲜亮丽的外表，而是在平凡的日子里，坚持做对的事情，哪怕只是为了八块钱的公道。

或许，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是我们能够留给下一代最宝贵的财富。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