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生自画像之三，说说老詹的苦闷。先从年轻时候说起吧。老詹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苦闷呢？当然，毫无疑问，应该是有的。然而仔细想想，竟然没有！真的没有，左想右想，竟然想不起来，当时有何苦闷？真是奇了怪了，自己也挺纳闷！那是1969年冬，小詹刚刚20出头，三年前，高中毕

人生自画像之三，说说老詹的苦闷。

先从年轻时候说起吧。

老詹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苦闷呢？

当然，毫无疑问，应该是有的。

然而仔细想想，竟然没有！

真的没有，左想右想，竟然想不起来，当时有何苦闷？

真是奇了怪了，自己也挺纳闷！

那是1969年冬，小詹刚刚20出头，

三年前，高中毕业，不幸撞上文革，

课没得上了，大学也考不成了，只好呆在家里。

看看书，拉拉二胡，还到县建筑队打了几个月零工。

此时，老人家发出号召，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于是与小妹国林一起，来到金沙江边，当了农民。

年纪轻轻就下乡种田，而且，没有谁告诉你要当多久。

如此处境，应该相当苦闷吧？

然而没有，确实没有！

因为，当时太年轻，思想太单纯，

什么事情也没多想，更没有往长远想，

嘿嘿，当农民就当农民呗，

金沙江边，成千上万的农民，祖祖辈辈都当农民，

他们不也没什么苦闷，照样乐乐呵呵地当农民吗？

那样一种心态，可以说是单纯，

也可以说是傻，傻乎乎的，没长多少心眼儿。

上面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

说明人哪，要想不苦闷，最好是单纯一点，哪怕傻一点。

凡事不要想那么多，想那么远，过好当下即可。

至于今后嘛，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候再说吧！

当年知青中，就有过于聪明，爱认死理者，老是想不通，

而且，老是盯倒想，苦闷，纠结，痛苦极了！

最后，得了精神病！

这是何若嘛。

好，接着讲故事，说说后来的苦闷吧。

1982年春，我从复旦毕业，分来北京，

在经济日报当记者。

应该说，首都北京，中央大报，相当不错了。

然而，当时的我，却非常苦闷，

甚至想打退堂鼓，回四川老家！

为什么呢？仔细分析，原因有三。

其一、人际关系不适应。

第一次到大都市工作，对于这里的人际关系，一时难以适应。

原来在会东小县城，大家彼此熟悉，亲热得很，

要办什么事情，也方便得很，就像一个大家庭。

北京可是不一样。

报社老同志，上班时，可以热情地帮助你，指导你，

一旦下了班，包一拎，走了，

回家把门一关，再也不出来！

几位老同志，就住在隔壁，但是，从未到过我们宿舍，

嘘寒问暖之类，自然也就没有。

感到人与人之间，咋这么冷漠?

其二、工作压力相当大。

一到报社，就是上夜班，每天黑白颠倒，

常常是凌晨两三点钟，才能回宿舍睡觉。

天刚亮，大楼便吵吵嚷嚷，没有片刻宁静，

越想睡着，越睡不着，服下一粒安眠药，

这才能闭眼眯会儿，

差点得了神经衰弱！

其三、两地分居难解决。

自从四年前考上大学，与杨乔和儿子一直两地分居。

到了北京，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呢？

没有人告诉你。

打听一下，两地分居的人多着呢，得慢慢排队，

一时很难解决！

当时的我，很是苦闷，也很纠结。

唉，好不容易才读了大学，好不容易才分来北京，

如果打退堂鼓，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

老婆孩子热炕头，平平凡凡过一辈子?

显然，有些心有不甘！

天快亮了，还睡不着。

找出日记本，撕下一张，中间划一道线。

左边，记下留京的种种好处，一、二、三、四。

右边，记下回川的各种有利，A、B、C、D……

几乎每天都在纠结，都在考虑，

一页纸两边，记了一条，又记一条！

想起哈姆雷特那著名一问：To be or not to be,that's a question.

逃离还是留下，这是个问题！

曾写过一篇文章，《那年，我曾想逃离北京……》

如实记录下当时的苦闷。

现在回忆起来，苦闷根源，在八个字，

左右为难，十分纠结。

真个是左走不妥，右走也不行，

简直无路可走呀！能不苦闷么？

要想解决问题，应该怎么办呢？

想去想来，办法须分三步，

其一、弄清问题。

碰到的，到底是什么问题？

苦闷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你得给好好梳理清楚了。

可别糊里糊涂，脑子里一盆浆糊，老在那儿瞎苦闷。

其二、寻找对策。

问题弄清楚了，对策何在呢？

说到底，无非是两条路，走，或者留。

其利何在，弊在哪里？

一条一条，罗列清楚。

当年，我曾用一张纸将利弊列出表来，逐一对比，

权重越大者，越放在上面。

可随时调整，全梳理清楚。

这对我最后下定决心，确实起了些作用。

其三、下定决心。

既然问题已然清楚，利弊也已分明，

那就得及早拿定主意，别再犹豫了。

否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岂不就会一直为难，一直纠结下去？

冷静下来，我是这么分析的，

去留的关键，在两在分居，

只要这个主要矛盾一解决，其他问题，迎刃而解。

如果能解决两地分居，就留北京，

如果此事不能够解决，就回四川。

既然关键在两地分居，那就集中精力，先解决这个问题吧。

何去何从，就看这一锤子买卖了！

于是，硬着头皮，找到报社分管人事的领导，副社长时原。

胖胖的，和蔼可亲的时原社长，给我倒一杯水，叫我坐下，

老太太看着我说，小詹哪，你真想回四川？

你在这里，不是干得蛮好，大家反映不错吗？

确实，当时，我虽然不适应夜班，不适应大城市生活，

但是，工作还是拼命干，认真干，半点不带含糊的！

不但写出了好几篇有份量的消息和通讯，

还抽空在副刊发表有特点的散文、杂文，

自己主持的专版，也弄得有声有色，颇获好评。

我说，社长，我……我是真的想回四川！

我和爱人两地分居已经多年，她身体又不大好，还拖着个孩子……

时原说，你的这些情况，我们都很清楚。

这样吧，你先安心干着，我们会尽量想办法的！

两地分居呢，解决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

年轻人嘛，眼光看远一点，别太着急好吗？

话说到这份上，我无言以对，退了出来。

看时原社长这个态度，问题还是有可能解决的，

那么，就先留下来，再等一等吧。

就在第二年，1983年秋，人事处通知，已经办好一切手续，

爱人杨乔从四川会东县调经济日报；儿子詹越，随调入京。

事后我才得知，为了将我留下，

时原副社长亲自到人事部做工作，先先后后，跑了好几趟。

这位部长夫人，据说还动用了先生的力量。

每每想到这些，不禁十分感慨。

对时原副社长，对经济日报社，对这个时代，充满感激。

自那以后，我的苦闷，迎刃而解。

来源：詹国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