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

摘要：共产国际派给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曾表示，在制订中央红军突围计划时，没有开赴抗日前线的打算。有论者信以为真，以为“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这两件事没有什么联系。其实，这些说法与看法并不符合史实。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北上抗日既是

共产国际派给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曾表示，在制订中央红军突围计划时，没有开赴抗日前线的打算。有论者信以为真，以为“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这两件事没有什么联系。其实，这些说法与看法并不符合史实。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北上抗日既是红军长征的原因之一，又是红军长征的目的所在。而红军长征胜利，则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北上抗日宏愿和国共第二次合作，打下了重要基础。

谈到红军（此处特指中央红军）长征的原因，常见的说法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这固然是红军长征的一个直接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且看1936年，毛泽东是怎样对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解释红军长征原因的。

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说：“在这个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其一是在1933年福建事变中没有能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运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战略。用阵地战对付占巨大优势的南京军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红军无论在技术上或者在精神上都不适合于阵地战。”“由于犯了这些错误，由于蒋介石在‘围剿’中采用新的战术和战略，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技术上占压倒的优势，到了1934年，红军就不得不努力去改变它在江西的迅速恶化的处境了。其次，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场所迁移到西北去。”

显而易见，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红军长征的原因有3条：一是主观上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以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加上敌人占有强大优势，红军已无在内线作战粉碎敌人“围剿”的希望。二是红军在江西的处境迅速恶化，而改变处境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立即撤离。三是随着日本入侵东北和上海，中日矛盾尖锐突出。此时，摆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北上抗日。为迅速直接对日作战，红军必然要离开江西，摆脱敌人的“围剿”阻挠，转移到西北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共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是由党的纲领所决定的。这表明中共为北上抗日而组织红军长征，乃由来有据。1922年7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规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毅然决然地担起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高举苏维埃旗帜，创建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在苏区，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和各项建设的同时，也在动员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斗争。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民勠力同心，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抗日救亡运动。

首先，是以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公开发表各式抗日文告，并以政府首脑名义接受媒体采访，以此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出卖中国的立场。

其次，是利用苏区报刊和其他出版物，进行反日反帝的宣传报道、谋略论辩与经验总结。1931年12月11日创刊的《红色中华》报，在发刊词中写道：“要尽量揭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进攻革命、欺骗工农的阴谋……使工农劳苦群众，懂得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与必要采取的斗争的方法。”为此，该报发表了许多官方抗日文告及报社相关评论，刊发了大量苏区（及白区）群众抗日活动消息，连载过瞿秋白（笔名“维嘉”）的《中国能否抗日？》这一长文。此外，该报还经常报道国际、国内反日反帝斗争的消息。除《红色中华》外，中央苏区还有《斗争》《红星报》《青年实话》等党政刊物，军队系统、群众组织、文化团体各自办的出版物更是不计其数，加之各种文艺样式的街头、广场演出，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动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是由各级党部和苏维埃政府、群众组织发起的示威、募捐、抵制日货、赈济灾民等抗日救亡活动此起彼伏。客观来看，此时中央苏区虽然远离抗日前线，未能直接对日作战，但它开展的各式抗日救亡活动，依然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社会上，乃至军事上，对局部抗战及以后的全民族抗战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抗日先遣队的派出，可谓是一次大规模、长时间的抗日运动。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中央为先遣队准备了160万份以上的宣传品。可见抗日先遣队的派出，绝非所谓中共在抗日问题上“虚晃一枪”，其建立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更是成为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

令人愤慨和抱憾的是，国民党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置中共和红军的抗日主张于不顾，一味地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围剿”阻挠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以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庄严而悲壮地宣告：“只要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接收（受）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那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毛泽东随后就此事接受《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时又指出：“红军的主力虽因国民党五次‘围剿’挡住了北上的路，正在也只有在彻底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之后，才能大举北上，却在此时派出了自己的先遣部队。”从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军主力随时准备“全部出动”“大举北上”以抗日救国，那么撤出远离抗日前线的中央苏区也只是迟早的事。

红军长征想要得到的结果，就是北上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以作为领导抗日救亡斗争和继续推进民主革命的大本营。所以，中央红军历经一年多、行程二万五千里，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后，历任中革军委第2野战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中央纵队第1梯队司令员兼政委、陕甘支队第3纵队政委的邓发，喜不自禁地说道：“二万五千里追求之目的——北上抗日的阵地已经达到了，红军从中国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到了北方的革命根据地。”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那便是红军长征初时并没有以陕北为落脚点，而是到湘西与贺龙所部会合。后来队伍才偶然得知陕北有红军有苏区，这才选定落脚陕北。对此，笔者以为应以唯物史观及辩证法予以解释——

首先，北上抗日是中共的夙愿，长征开始后党中央更是把北上抗日作为“原订计划”，以及红军政治动员的着力点。

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并把战火烧向华北后，中共中央就将红军奔赴抗日前线直接与日军作战的战略方向确立为中国北方，不断发出北上抗日的强烈信号并制定实施计划。尽管红军长征初期有去湘西的打算，但当国民党堵死了这条路，尤其是日本侵华出现新动向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便及时地不断地修正行动路线，确立了北上方针。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分清“北上”和“落脚陕北”的不同指向。

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随之攫取了中国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6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欲达此目的，红军必须北上。以下几个节点可以体现：

6月25日，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大会在四川懋功北部的两河口举行。次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即两河口会议），与会者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北上意见，决定红军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

6月28日，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儿盖召开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在目前具体的敌我情况之下，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

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红一、红三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

9月18日，陕甘支队占领哈达铺。得知陕北有红军和苏区后，毛泽东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对团以上干部作报告说：“现在正面临狂风暴雨的情况，民族的危机一天天加深，我们坚决主张国内和平统一，停止内战，使我们可以达到抗日前线，完成我们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

是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在《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中指出：“英勇的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不管蒋贼之阻碍堵击，现终究在艰苦的斗争中很胜利的到达他们预定计划，对日宣战的目的——陕甘青宁晋等，以图配合中国反日群众和反日游击队义勇军，共同实行对日直接的武装抗日神圣战争收复失地。”

可见，中共中央把北上抗日作为红军长征的目的，是一贯的、坚定的、毋庸置疑的。也因此，红军的政治动员工作将实现这一目的列为重要内容，红军指战员则以此互相激励。

其次，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机关的一系列实际行动，进一步证明其长征的目的就是北上抗日。这些行动归纳起来有：

（一）党中央和红军领导机关、领导人继续以宣言、文告、谈话等方式，再次表明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抗日救亡的一贯立场、态度与决心；敦促国民党认清形势和民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界人士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创抗日新局面。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11月25日，《红色中华》报发表毛泽东与该报记者的谈话，批驳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所谓对外方针的演说。谈话指出：“我们中国人有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暴侵略与并吞……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全国唯一反帝的主力工农红军，并号召全国民众总动员起来，武装起来，抗日反蒋。”

此外，1935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1935年11月，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联名发表了《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等，均一再申述上述宣言、谈话精神，使中共及红军的抗日救亡之心日月可鉴。

（二）向国民党党、政、军各界要人及社会贤达致信，吁请他们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运用各自关系与优势，助推全民抗战。其中1935年11月至1936年年底，仅毛泽东个人（或联名）就先后致信国民党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第十七路军司令杨虎城、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东北军全体将士等。信件内容大义凛然、言辞恳切，令人动容。如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杨虎城信中说：“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

（三）主动调整（改变）苏维埃的政策策略，使之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受到日本侵华阴谋的刺激，国内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报告还指出，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是要扩大革命阵营。接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改变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对富农、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等。七七事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改组为陕甘宁特区政府。这一切，无不显示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救国救民为重。

（四）力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全民族抗战打下重要基础。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押蒋介石，逼其抗日。西安内外一时风云骤起，“杀蒋”和“惩办张、杨”之声不绝于耳。中共中央应张、杨请求参与调停，力主和平解决，并为之多方奔走商谈。在中共努力下，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我党主张全民抗日之真心真情更为国人共见而信服。

除上述外，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机关将红军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创办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红军东征奔赴抗日前线等，都表明其抗日救国救民之决心。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时，深刻阐明了红军长征的意义。他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静宁以北的将台堡胜利会师。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结束了史无前例的长征，对于开展抗日战争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诚如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军委的贺电所言：这一会合，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在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起一个决定的作用”。

上述报告与电报的内容，为我们揭示了红军长征和北上抗日两者间互为作用的关系。简言之即：

（一）红军长征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无比顽强的革命意志及无比强大的组织、纪律和精神力量。这一切，既是红军北上抗日的底气与保证，又是中共和红军在全民族抗战中取得重要地位的优势条件。因此，蒋介石才不得不在西安事变后，承认中共和红军的存在，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国内各界，以至国际上的进步力量，也才能认识到中共和红军对于中国的抗日斗争、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性。

（二）北上抗日既是红军长征的政治旗帜，又是红军长征的终极目的。它有利于动员沿途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争得他们对党和红军的理解与支持。同时，也有利于揭露、声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卖国殃民的罪恶行径。

总之，无论李德出于何种原因与动机，否定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两者间的关系，都是错误的，有违史实的。而以之为据，绳绳相继，则是不可取的。所谓“北上抗日”只是红军长征的“宣传口号”之类的论调，也是偏执、不可信的。我们要做的是深入、系统地对长征的历史加以研究，认真梳理与阐述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两者之间的关系，从中体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把革命先辈开创的宏伟事业、培育的革命传统，更好地继承下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