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鲁伊村，一群手持AK47的武装分子冲进正在举行守灵仪式的村民中，子弹穿透布帘，哀嚎声与枪声交织。

2025年4月，尼日利亚高原州的雨季尚未到来，但空气中已弥漫着血腥味。

在鲁伊村，一群手持AK47的武装分子冲进正在举行守灵仪式的村民中，子弹穿透布帘，哀嚎声与枪声交织。

这是高原州自2023年以来第17次大规模屠杀，累计死亡人数超过250人。

州长卡莱布·穆夫旺愤怒地控诉：“这不是冲突，而是有计划地灭绝原住民、掠夺土地的恐怖主义！” 而矛头直指的，是一群曾被称作“圣战者”的富拉尼游牧民。

从宗教极端主义到土地争夺，这场持续20年的仇杀，撕开了尼日利亚最深的伤口——族群对立、资源枯竭，以及被遗忘的历史创伤。

富拉尼人是西非最大的游牧民族，以牧牛为生。他们曾因虔诚的伊斯兰信仰被称为“行走的圣战者”——19世纪，富拉尼帝国曾以宗教名义统一尼日利亚北部。

但21世纪初，这群“圣战者”逐渐褪去宗教外衣，成为高原州农民口中的“杀戮者”。

2015年，“博科圣地”宣布效忠“伊斯兰国”，其分支“伊斯兰国西非省”迅速扩张，成为全球最活跃的极端组织之一。

富拉尼游牧民中的激进分子开始与极端组织合流：通过提供牲畜运输通道换取武器，甚至将袭击伪装成“宗教圣战”。

一名被俘的武装分子曾供述：“我们告诉年轻人，杀死‘异教徒’农民是为真主而战，但实际上是为了牧场。”

高原州被称为“非洲粮仓”，其肥沃的土地下埋藏着锡、铅等矿产。随着人口激增，牧场与农田的边界日益模糊。

富拉尼牧民的传统迁徙路线被农田阻断，牲畜啃食庄稼引发冲突。

政府报告显示，2010-2025年间，因牧草短缺导致的牲畜死亡率上升了40%，牧民生存压力直接转化为暴力。

早期冲突以冷兵器为主。牧民在夜间驱赶牛群践踏农田，农民则设置带刺栅栏报复。

2008年，博科克镇一名农民因射杀闯入玉米地的牛而被割喉，首次出现“灭门式”报复——牧民烧毁6户农宅，杀害23人。

利比亚内战导致大量武器流入萨赫勒地区。牧民开始配备冲锋枪，甚至从极端组织手中获得火箭筒。

2016年，曼古村遭遇摩托车队突袭，45分钟内107人死亡。幸存者回忆：“他们先扫射，再纵火，最后用弯刀砍下头颅。”

从那时起，暴力转向战略化，攻击时间多选在播种或收割季，通过制造恐慌迫使农民弃耕。

2020年11月，博尔诺州110名农民因反抗勒索遭集体屠杀，尸体被堆成“人墙”警示反抗者。

牧民武装甚至建立“征税系统”，要求农民缴纳收成的30%作为“放牧税”。

最新袭击呈现出占领意图。

2025年3月，赫蒂村遭袭后，武装分子在废墟插上写有“富拉尼土地”的木桩，并驱赶幸存者：“要么成为我们的奴隶，要么永远离开。”

卫星图像显示，近两年高原州12%的农田已变为牧场。

尽管尼日利亚政府于2025年推出《国家饲料与牧草政策》，试图通过扩大牧场缓解冲突，但政策被批“纸上谈兵”——80%的规划牧场位于原住民保留地，实际沦为土地掠夺的借口。

军队则被指控纵容暴力：一名退役军官透露，牧民将武器藏在岩洞中，而军方“收到情报也拒绝搜查”。

英国殖民时期“间接统治”政策埋下祸根：北方豪萨富拉尼族群被赋予特权，南方族群则被边缘化。

1967-1970年的比亚法拉内战导致200万人死亡，伊博族至今仍被排除在权力核心外。

历史学家指出：“当前的土地战争，是殖民分治与内战创伤的延续。”

萨赫勒地区年均气温较20世纪上升1.5℃，牧场承载力下降60%。牧民被迫南迁，与农民争夺资源。

联合国报告显示，尼日利亚约40%的农牧冲突直接关联于极端干旱。

美国每年向尼日利亚提供数亿美元反恐援助，但75%的装备被用于镇压农民抗议而非打击极端组织。

中国企业则深度介入矿产开发：2024年，某矿业公司与牧民武装签订“安保协议”，用武力驱逐农田上的原住民。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欧洲超市货架上“公平贸易”认证的尼日利亚牛肉，可能产自被血染红的牧场。“当我们吃牛排时，刀叉上沾着高原州农民的血。”一名人权活动家痛斥道。

在尼日利亚，农民被称作“国家的牲口”——他们喂养众生，却像牲畜般被屠宰。

这场仇杀的本质，是全球化时代资源掠夺的缩影：当土地沦为资本、极端主义和气候危机的角斗场，弱势群体永远是第一个祭品。

正如小说《半轮黄日》所警示：暴力的创伤不会随时间消退，只会改头换面重现。

来源：非遗手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