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一轮贸易战开始的第一周，中文社交网络上流行起来一个容易理解的类比：甲方要逼乙方重签合同。极其复杂的地缘政治、货币财政、金融历史被简化为交易中的权力关系。

“建立消费大市场需要回归常识，让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这一轮贸易战开始的第一周，中文社交网络上流行起来一个容易理解的类比：甲方要逼乙方重签合同。极其复杂的地缘政治、货币财政、金融历史被简化为交易中的权力关系。

有人觉得美国是甲方，因为 4.2% 的人口每年的消费额占全球的 1/3。白宫似乎也是这么想的，特朗普的新闻发言人最近断言，每个国家都会寻求和解，因为所有人都想要美国的消费者。

但中国生产了全球 1/3 的商品，当中有不少无可替代。于是当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放弃报复，与美国谈判的同时，中国坚定还击，对等追加关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 4 月 17 日回应说，“关税战、贸易战没有赢家，中方不愿打，但也不怕打。”

对等关税从 34% 涨到 125%，已经足以说明买方与卖方的简单权力关系。

7 年前，特朗普第一次对中国发起贸易冲突时，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提出短期可以用货币、财政政策应对，但长期需要给中国的消费者减负。

这也是他长期以来的政策主张之一。在 2013 年出版的《渐行渐远的红利》一书中，彭文生就建议随着政府财力和整体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应当扩大和增强社会保障体系，再结合其他制度调整，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全民的消费意愿。

现在，中国如何让自己的国民更有能力消费被更多提及。今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 “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重点任务。在诸多问题上有分歧的国内学者们普遍呼吁公平分配、促进消费。

既然 3.5 亿人能成为消费的 “甲方”，14 亿人的统一大市场应该诞生更多的富足的消费者，而不只是全世界最高效率的工厂。

4 月 13 日，我们再度拜访彭文生，谈论美国成为最大消费市场背后的特殊性，以及中国如何才能成为最大消费市场。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来源：中金公司。

中美是两个甲方，冲突很严重，但大概率不会变成大萧条

晚点：有挺多人用 “甲方”“乙方” 形容这次贸易冲突里的权力关系，你觉得谁是甲方？

彭文生：不是说买方就一定是甲方，最终双方会达成妥协。特朗普认为，美国是最大的市场，你们都把东西卖给我，所以我是甲方，你们都有求于我。但问题是不是这样简单？

经济学有一个价格弹性的概念，中美谁是甲方谁是乙方，就看商品需求和供给的价格弹性哪个大。

如果价格稍微上升就导致消费需求大幅下降，就是需求的价格弹性大，意味着需求方是甲方，但如果供给的价格弹性大，也就是价格稍微下降，就没有企业愿意生产，供给就消失，这时生产者就是甲方。

而价格弹性取决于商品的不可替代性。如果双方都不能接受，交易可能会消失。就国家之间而言，消费和生产的规模很重要，规模越大，想从其他市场寻找替代的空间就越小。消费端，美国的市场份额最大；但生产端，中国的份额最大，所以本质上两个都是甲方或者互为乙方。

这也是为什么其他相对较小的经济体难以和美国抗争的原因。

晚点：相比 2018 年贸易摩擦，这次新冲突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彭文生：这一次最大的差别是范围广、幅度大。现在加征关税超过 100%，可能直接导致需求和供给都消失了。

关税本质是为了实现对自己更有利的贸易条件，比如美国为了使自己的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上涨，就通过关税让中国的出口商降价。然后美国政府收走差额，反过来可以对内减税。

一般出口企业利润率很薄，哪怕退完税，有 20%-30% 就很不错了，有的可能也就 5%-10%。如果温和加税，中国企业承担一点，美国消费者承担一点，还是可能的。

现在罕见的高水平关税，如果真的导致中国的商品卖不出去，那么美国消费者也买不到中国的商品了，美国政府也就收不到税了。两边就看现在谁能扛得久一点。

总体来讲可能中国相对好一点，最起码东西在你手里。实在不行自己多发点钱，自己多消费一点。

晚点：自由贸易持续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是现在撑不住了？

彭文生：现在讲的比较多的是两个原因，一是公平，自由贸易虽然提升效率，但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不同人群、不同区域之间社会矛盾积聚，二是安全，供应的稳定性。但是不是因为这些考虑就不要自由贸易，比如分配问题可以通过内部机制调节，我认为不应因噎废食。

同时，还有更微妙更深层次的维度，在今天地缘经济新形势下需要我们重视。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李嘉图讲的 “比较优势”——人与人之间、甚至国家之间做自己相对擅长的事情，通过分工和贸易，大家都受益。

我在学生时代学国际贸易理论时，有一个常用的例子，教授和秘书，教授不仅会写论文，打字也比秘书快，而秘书只会打字，那是不是说教授应该自己都做了，不需要秘书？不是的，教授有绝对优势，但秘书有比较优势，秘书打字虽然慢些仍然可以节省教授的时间，教授因此可以聚焦写论文。

比较优势理论的大方向是对的，但理论和现实往往有偏差，有时候这个偏差还非常重要。首先是不能静态地理解比较优势。上面的例子，秘书可以通过学习提升技能，不一定永远打字。1990 年代中期我在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和世界银行一位专门研究国际贸易的知名英国教授争论中国要不要发展汽车产业。

他认为中国不应该发展造车行业，因为造车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低，应该做纺织行业、服装行业等一些轻工业，出口轻工业品，进口汽车，大家都受益。直觉告诉我这不对，比较优势不应该是静止不变的，落后者的技术可以进步。

回头看，为什么这么多市场经济的后发国家，过去 30 年只有中国快速追上了？技术进步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规模经济。比如说，年产 5 万辆和年产 100 万辆的汽车厂，后者单位成本低。规模做大不仅仅降低成本，还可以促进技术进步——更多资源做研发，工程师红利等。

而中国的人口众多和经济体量大，意味规模经济在中国的空间大。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其新地理经济学阐述了规模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更贴近现实，比如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之间有那么多贸易，为什么全球产业链分工那么细，背后是规模经济的作用。

那么从没有规模到有规模经济，会不会自动发生？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提出，在某些情形下，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和关税来扶持本国的产业发展，由此带来很多争议，什么是合适的度，如何避免腐败，像这一次特朗普关税对一些特定的产品豁免，背后的游说是不是有利益输送？更重要的是，如果贸易伙伴报复反制、两败俱伤，就难以达到初始的目的。

晚点：这次危机，有什么可能的结局？

彭文生：那要看接下来的局势发展，我个人的看法，最终会达成一个协议，因为很显然，经济可能承受不了这么大幅度的关税增加。但即使最终有一个妥协，估计也难以回到原点了，损害已经造成。有几个方向的变化需要关注，虽然其变化幅度还有待观察。

第一，全球贸易额萎缩。今天全球贸易量这么大，是因为分工细。关税是会重复征的，比如说有一个配件一开始在中国生产的，出口到墨西哥，要交关税。配件在墨西哥加工完，再到美国，还要缴一道关税。所以哪怕每个国家只多收 10%，影响也可能很大。全球贸易量缩小，消费选择的多样性降低、商品价格提高，最终影响所有人的生活质量。

其次，分工便不会没那么细了、全球产业链变得粗线条一些，意味着今后每个细分行业的规模缩小，通过全球分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的空间下降。

第三，每个经济体内循环的比例上升，小型经济体受害更多。小型经济体内循环的空间小，面临细分赛道规模要求和消费需求多样性的矛盾。但即使中美这样的大型经济体也面临从可贸易转向不可贸易品带来的问题。要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成功、要想赚钱，真得靠质量高或者成本低。

但在不可贸易领域，可竞争性弱，效率必然下降。所以，新形势下，首先还是要重视对外开放，重视国际贸易，这不仅是短期的需求问题，更是长远的效率问题，其次是促进内部市场竞争更重要了。

晚点：100 年前，美国的大萧条带垮了全球经济。今天第一大消费市场如果再次出现大萧条，会是全球灾难么？

彭文生：历史不会简单重复。1930 年代贸易大幅下滑，最终的体现是大萧条。但当时的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受金本位的约束，当时也没有宏观调控的概念和机制。贸易量大幅萎缩不仅有关税的影响，也有危机爆发后货币需求上升、货币供给不足导致的紧缩效应。

现在如果全球贸易大幅下滑，必然意味着全球经济衰退。理论上讲，如果财政货币政策应对得当，比如美国经济衰退，美联储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能够避免所谓的大萧条。

但仅靠财政货币政策是否足够？假设资产价格下跌或者消费价格上升导致美国需求下降、进而引发经济衰退，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张提振需求，但仍然面临关税导致的供给不足的问题，提振需求很快就导致通胀上升，反过来约束宏观政策的空间。

从这个意义讲，宏观政策可能避免大萧条，但难以解决关税带来的滞胀问题。这可能是美联储现在对降息比较谨慎的原因。换句话说，美国还是得在关税问题上寻求妥协，宏观政策解决不了供给不足的问题。

美国的消费力很大程度来自全球贸易体系

晚点：美国人口不到全球的 5%，但消费规模占全球三成多。这被很多人认为是它能打贸易战的前提，为什么它会是这么大的消费市场？

彭文生：美国 GDP 占全球的比例最高，当然它的消费占全球的比例也是最高的。

美国的消费还是有它一定的特殊性。美元是国际货币，大家需要美元。但是你拿什么跟美国换美元呢？只能拿商品、服务和美国换美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贸易逆差一部分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向美国支付的美元铸币税。

另一个原因是资产价格带来的财富效应。过去几年美国股票涨得最多的是七个大的科技公司。为什么是这七个？一种解释说，美国的创新能力最强。另外一个解释就是，科技企业现在是对全球收租，像 Meta、Google、苹果实际上现在都带有垄断属性，而且它的垄断一旦形成以后有网络效应，难以撼动。随着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些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还会增加，这些预期体现在当下的股票价格上涨上。这些股票大部分还是美国人持有的。

也就是说美国的消费率之所以能长时间维持在高水平，有两个其他国家没有的因素的支撑，一个是收美元的铸币税；一个是科技服务业收租，这是垄断性的。这两个其实都主要体现在资产价格估值上，美元的铸币税不仅体现在美国的国债收益率较低上，也就是一般讲的美国更有能力承受对外负债，还体现在美国的金融行业的盈利和股票价格上。

消费支出不仅取决于当期的收入，更受永久收入（也就是财富）的影响。

晚点：美国消费占 GDP 比重显著高于欧洲，也主要因为这两个独特性么？

彭文生：美国来自外面的收入很强，所以美国消费相对 GDP 的比例很高。因为 GDP 是国内生产总值，没有包括这些外部的收租收入，而这些外部收入更多体现在资产价格的上涨。要是把这些都算进去，它的消费相对于财富其实没那么高。

两个人，一个人有财富也有工资，一个人没有财富只有工资，肯定是有财富的人更愿意消费，他把工资全花了都可以，而没财富的人要储蓄，要为未来做准备。GDP 是个生产的概念，消费应该是相对整个社会的财富，而美国的财富远大于生产。

因此，尽管美国政府对外负债增加，但美国家庭部门的净资产对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呈现长期上升的趋势，这是他们愿意消费的大前提。表面上看美国的家庭部门消费率高（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但消费相对于家庭部门的财富比例并没有那么高，说美国人非理性消费是不符合现实的。这就是美国的特殊性。

晚点：美国贸易逆差如果真的下降，是不是很可能意味着它将放弃当全世界的甲方？

彭文生：特朗普近期的关税政策从根本上动摇了我刚才讲的这两点。第一个就是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债收益率表现是一个早期的迹象。还有一个迹象，欧洲已经讲了，如果美国坚持对欧洲商品征税，欧洲就对美国科技企业的利润征税，甚至可能通过监管手段打破美国科技公司在欧洲的垄断。其他国家也会学习。（注：4 月 15 日，日本监管机构宣布对 Google 发起反垄断调查。）

所以，美国科技服务业的收入就会减少，它的股票估值就没那么高了。最终可能会实现特朗普的目标，让美国的贸易逆差下降，但背后的机制是其在全球收租的能力下降，财富也小了，美国人没那么大的消费能力了。但这是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所得就有所失。

晚点：但特朗普的草根支持者会不会无所谓？有一半的美国人没有 401K 退休金账户（主要投资股票和债券基金）。

彭文生：这里确实不仅是国家之间的博弈，还有内部分配的平衡问题。所以也不能说特朗普完全没有道理。这是一个选择，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选择。但既要又要的逻辑有问题，美国贸易逆差高，财富多的人受益，财富相对少的人受损，这还是内部分配问题。但他现在把这个责任都归罪给外面。

另外，理想的愿景可能很好，但从现实到理想的愿景这中间可能涉及重大的利益调整，这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的。最终，可能还是美国的富裕群体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注：访谈当日晚些时候，美国商务部宣布豁免手机、个人电脑相关产品关税。两天后，特朗普说自己给苹果 CEO 库克 “打了电话”“帮了忙”。）

如果分配更公平，中国就可以成为消费的 “甲方”

晚点： 短期内，需要补贴外贸行业吗？

彭文生：如果中美最后谈妥了，回到这一次关税战之前的原点，补贴有助于度过暂时的困难。如果脱钩，我们的经济结构要有重大调整，出口占比高的行业就不应该补贴。现实可能在这两极的中间，但总体来讲，大方向是经济结构会发生变化。

补贴企业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是合理的，但是不能长期如此。因为长期来看，当经济行为、经济结构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就不应该再补贴企业。在很多情况下，政府事先不知道被补贴的行业未来是否应该存在。

规模经济和国际贸易的结合，意味着相当多的行业规模都很大，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出口企业。假设以后因为贸易战，产业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有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就可能不应该存在了，政策应该帮它们调整，这个帮助应该是促进消费需求，让消费需求引导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

出口转内销，关键是国内的人得有消费能力才行，所以关键要提高居民的收入。

我们应该通过一些制度的设计，制度的变革，让规模经济的收益更公平的分配给普通人，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内部的市场就会更大，我们在全球的影响力也会更大。现在人家想到中国就想到竞争，觉得你成本低。但如果我们的分配更加公平，我们的市场比现在大，我们就比美国还要厉害，因为我们既有供给，又有需求。

晚点：近期不少政府会议和文件提到要政策发力，以提振消费、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包括你也多次呼吁应该尽快改善这一局面。消费不足的原因有哪些？

彭文生：消费不足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理解，但从根本上讲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结构性的，也是比较根本性的问题；另一个是周期性的，比如经济下行阶段。

关于结构性问题，我比较认可马克思的观点：生产过剩的核心在于贫富差距大，即收入分配不均衡。

比如农村养老金现在每个月大概接近两百块。这几年确实也涨了一些，但是相比城市养老金还是偏少。

和过去连社保都没有还要缴农业税的时代相比，现在确实有所进步，但城乡差距依然很大。当然，这只是导致消费不足的众多原因之一。

另外，在经济有压力时，我们更多先考虑 “保经济主体”，减税或补贴等方式优先帮助企业，倾向认为只要保住企业，就有就业，就会有消费。比如 “以旧换新” 实际上也是更多在帮助企业。

但问题在于，企业本身并非最终需求方，消费者才是最终需求方。企业的需求是投资需求。下行周期里，可能你给他减税他也不愿意投资。即使愿意继续投资或者生产，又可能加剧需求不足，产生我们常说的产能过剩问题。

晚点： 如何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彭文生：2008 年的金融危机被称作 “大衰退”，而不是 “大萧条”，原因在于战后在两个方面都有重大变化：一是针对马克思提出的贫富差距问题，战后西方国家建立了福利社会，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我们今天所说的失业救济、医疗保障等基本保障，虽然在此之前也有，但系统化主要是在战后建立起来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些共同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参考。有很多关于福利社会的经济学研究，认同要有基本保障，而且保障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进步、社会发展的变化而改善。

比如在工业革命早期，童工是合法且常见的，甚至被视为给孩子一个不饿死的机会；在那个年代，这似乎是帮助他们。然而后来，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童工就不再符合现代社会的文明与道德标准了。

晚点： 需要给所有人发钱么？

彭文生：以我们的社会保障水平，现在还不到谈发钱的地步。欧美在疫情期间直接发钱是因为他们基础的社会保障已经做得比较好了。

因为收入分配涉及两个环节：第一是在生产环节，关系到劳动者权益保护，如不得剥夺休假、不得过度加班，以及工会的力量、最低工资、劳动保障、医疗保障等。

第二是二次分配，要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这个 “增加收入” 不是简单给他发钱，而是通过制度设计来达到调节收入的效果。当下来讲，一个可能是降低社保缴费。

目前个人与企业的社保缴费总共约 24%，且社保基数一般按当地平均工资的三倍封顶，超过部分不计入缴费基数。这就意味着，对于月收入仅几千元的人而言，实打实地交了 24%。而对高收入者来说，实际比例可能仅为几个百分点，导致其呈现累退性质。

理想的收入分配调节应采取累进制度，收入越高，税率越高。可以想见，如果社保缴费降低 10 个百分点，对于一个月拿 5000 块的人来讲，就相当于多了 500 块收入。

晚点：财政怎么激励消费信心？

彭文生：从周期视角来看，是凯恩斯的观点。凯恩斯在 1936 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的标题就很有意思，“就业”“利息”“货币” 三个概念紧密相关，书名中间的 “利息” 既与实体经济相关，也与货币相关，但凯恩斯最终落脚在货币上，从货币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大萧条为何如此严重。

在《通论》中，凯恩斯实际上接受了马克思关于贫富差距是问题根源的看法，但他也指出另一大原因——货币的角色。逻辑很简单：在今天，我们称货币为 “安全资产”；在凯恩斯那个年代，叫 “货币需求”。

当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时，往往将现金存入银行而不进行消费或投资，也不愿持有风险资产，如房产、股票或实体投资。这样一来，货币的角色就被 “异化” 了：从个人角度看，在信心不足时少花钱多存钱是理性的选择，但若人人都这么做，就有合成谬误，经济就会陷入困境。

晚点：但人们贷款意愿也和信心有关。信心不足的时候，凯恩斯的办法是不是失效了？

彭文生：货币有两种投放方式，当前银行的存款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银行发放贷款。银行给企业贷款后，企业将资金用于发工资或支付原材料等，货币便流入经济体系，大家口袋里的钱就多了。第二，政府支出也是货币投放，税收则相当于货币回笼，赤字是货币净投放。

在经济不景气或者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时，通过贷款投放货币的效力会降低。就像现在，不少银行虽然提供低利率贷款项目，但许多人并不想借，因为对未来没信心或因为经济情况不好，不愿承担还款压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贷款本身具有顺周期性：经济越差，越难贷出去；经济越好，反而更容易放贷。因此，用一个顺周期的手段（即贷款）来做逆周期调控，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正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应对之策是发挥财政投放货币的作用。

按照历史，我们的子孙后代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债务负担

晚点：你建议提高社保保障，但现在社保收支压力已经比较大了。

彭文生：这其实是一个理念问题。财政上应对这种担心可以有两个手段：第一，划拨部分国有资产。这本质上是一种会计处理，相当于将资产记入社保体系；第二，政府发债。

有人担心政府债务过高，但本币债没有违约的问题，因为有央行的货币发行可以稀释债务负担，但这可能带来通胀压力，所以通胀而不是违约才是政府债务的根本约束。当下我们没有通胀问题，相反，我们面临需求疲弱导致的价格下行压力。

政府的债务概念也要琢磨一下。任何债务都有对应的债权人，比如我向银行贷款，我是债务人，银行是债权人；我向你借钱，你就是债权人。那么，政府债务的债权人是谁？实际上，是我们普通人。即使你个人名下没有资产，但如果你持有的基金中包含国债，或你直接购买了国债，你就是政府的债权人。很多人的退休基金、企业年金也会投资于国债，这些都代表着你对政府的债权。

因此，政府债务增加的同时，也意味着居民部门的资产增加。但问题在于：债务的最终责任人是谁？政府作为一个代理人，其债务在持续滚动的过程中，最终转嫁给的是下一代人。也就是说，政府债务的本质，是在增加当前居民的资产的同时，将债务责任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我们是否应该提前透支子孙后代的资源？为什么要把他们未来的钱用在今天？

晚点：那不就是美国年轻人现在反对 “战后婴儿潮” 一代的原因吗？美国政府大笔举债，但下一代人需要还这些钱。

彭文生：按照历史的经验，我们的子孙后代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债务负担。因为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今天的债务在三十年后可能根本不是问题。原因在于，债务的名义价值是固定的，而经济规模会不断扩大。比如，今天的一笔 1 万亿元的债务，在三十年后的 GDP 面前可能微不足道。

退一步说，假设未来没有这么乐观，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没有那么快，政府的债务需要多发货币来稀释，带来通胀，问题是通胀环境下谁受益谁受损？年轻人受益，因为他们付出劳动获得的工资随着通胀而上升，而老一代人持有的国债的名义价值是固定的，通胀会导致其贬值。

从更广的角度看，通胀上升，推动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导致资产价格下跌，比如房价和股票价格，老一代人的财富缩水。也就是说今天政府负债要么促进增长，让当代人和下一代人都受益，要么当代人现在收益未来要付出代价。

美国的问题在于，其政府债务建立在一个高度全球化和金融化的经济基础上上。如果不打破这一平衡，这种状态可能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现在美国试图打破这一平衡，而任何改变都意味着有所取舍。

但即使这样，我不认为美国政府的债务有显性违约的问题，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所谓股债汇三杀，对此我的解读仍是它反映投资者对关税导致滞涨和美元优势下降的担忧。

晚点：提到财富缩水，房产价值下跌长期是好事还是坏事？

彭文生：从个体角度来看，确实会感到不适。对于已经拥有房产的人而言，资产贬值带来的心理落差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年轻人，尤其是那些仍在成长、没有父母资助购房的人来说，房价下行反而是一件好事。

从宏观角度看，在新的地缘形势下，促进内需是关键，但要防止具有垄断属性的不可贸易品行业对效率的损害。比较理想的情形应该是房地产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 先有经济好转，就业和收入增加，带来房地产需求增加，这样的价格上涨才是健康和可持续的。

晚点：今天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是不是也是这种矛盾的体现？

彭文生：任何事物都有相对价格。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年轻人数量减少，但社会对年轻人从事的工作的需求依然存在甚至上升，因此年轻人就有更多选择的空间。这种现象是由人口结构变化所决定的，是一种必然。

此外，上一代积累的财富让部分年轻人可以暂时不用工作，但这本身就是一种动态调整。年轻人不工作，意味着财富的回报率会下降；如果大多数人都不工作，财富本身可能就会失去价值，最终变得毫无意义。

要维持生产，就需要提高工资。工资上升后，生产规模可能会缩小，但劳动者的收入将增加，消费也会随之上升，从而带来通胀压力，通胀导致资产价格下降。

美国也是一样，上一代的财富会面临价值下调。当然，美国有其自身原因，例如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会加速这一过程。

晚点：在中国的规模经济作用下，企业即使维持较低的毛利率也能生存，这是否意味着员工更难获得高收入？

彭文生：没有必然联系。关键还是收入分配的机制，如果规模经济的收益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劳动者，消费需求会增加，企业的毛利率增加，劳动者收入也增加。

这背后也与社会保障体系有关。有一个概念叫 “保留工资”（reserve wage），即你愿意接受工作的最低工资。如果保留工资较高，企业必须支付超过这个水平的薪酬才能雇到人。以美国为例，最低工资与社会保障制度构成了一个基本底线。

而在我们这里，由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保留工资自然也较低。要提高这一水平，从制度设计的层面推动改革。但最关键的还是改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共同富裕，从而促进消费需求，形成一个良性的闭环。

晚点：但也有人反对说，如果政府提高最低保障要求，会损害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彭文生：这种说法是相对的。社会始终有一个基本的伦理底线。童工曾经也是合理的，因为能增加劳动力、提升效率。但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是一个社会逐步形成共识的过程，没有一个绝对的比较标准。

任何社会最终都会形成一定的社会压力，总会有一些声音发出来。就目前观察，要求提高农村老年人养老金的呼声正在不断增强。人类历史经验表明，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社会整体变得更富裕，人们也会变得更慷慨，更愿意帮助弱势群体。一个人当基本温饱都无法保障时，自然不会去考虑帮助他人，这是很朴素的道理。

当然，这也需要由政策来推动。

晚点：你现在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彭文生：目前最受关注的还是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中美双方是否会谈妥，什么时候达成协议；第二，政策应对的具体措施是什么。

一开始特朗普希望通过强硬的姿态迫使对方让步，但现实是并未奏效。但贸易摩擦没有赢家，我们应高度重视其对经济的影响，需要大力促进内部的消费需求，财政政策是关键。

题图来源：《阳光普照》

来源：晚点Late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