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有日月星辰，岁有万物成熟；日有东升西落，月有阴晴圆缺。在早期天人关系的实践中，先民发现，尽管与时间从无约定，但天象和时令变化总是如约而至，天象物候的变化带来的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先民“观象授时”的意识和行为也随之产生。为了掌握这种富有规律性的天象和物候
天有日月星辰，岁有万物成熟；日有东升西落，月有阴晴圆缺。在早期天人关系的实践中，先民发现，尽管与时间从无约定，但天象和时令变化总是如约而至，天象物候的变化带来的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先民“观象授时”的意识和行为也随之产生。为了掌握这种富有规律性的天象和物候，先民通过对时空体系的建构，完成这一意识和行为的表达，时间上重在时序时令的变化，空间上重视日月星辰的变化。不仅距今6500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原始宗教遗址表明，先民通过立表测影完成对时间和空间的划分，而且《尚书·尧典》记载着“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这些都是先民“观象授时”的明确体现。
以时间和空间互为表里的“观象授时”，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准确的时间服务，也是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的基础，并且逐渐融入王权政治和王朝治理体系中，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观象授时”的基础上，天文历法日益发展，逐渐融合阴阳五行学说、天人感应学说、谶纬学说，衍生出一系列月令文献，如《夏小正》《诗·豳风·七月》《逸周书·时训解》《管子·幼官》《管子·四时》《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月令文献的内容结构也随之稳定下来，主要记述夏历一年十二个月的时令以及与此相关的天子诸侯祭祀等事，并将各类事物归并于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系统中，故孔颖达称：“月令者，包天地阴阳之事。”月令文献与王朝政治息息相关，发挥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教化功能，长期以来备受统治者重视，正如《史记·历书》云：“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
在王朝治理与过程中，作为“王化”的月令文献日益推广，逐渐为社会普遍接受，进而形成高度的观念认同，民间的月令文献应运而生，如蔡邕《四民月令》、宗懔《荆楚岁时记》。与《礼记·月令》等偏重于“王化”功能不同，这类民间的月令文献也重视“民时”的表达。虽然蔡邕《四民月令》、宗懔《荆楚岁时记》以《礼记·月令》为纲，但这类民间月令文献将各种官方的、民间的每月节日和禁忌一体纳入，在“王化”之余还有诸多“民时”的记载。“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是万物复苏的表征，元日、人日等节日就是万物复苏的“王化”表达。“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带来的是禁忌，正月“忌器破”之类的禁忌正是这种观念的“民时”表达。
然而，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文化多元，作为“民时”的月令文献既要顺天应人，又要观其会通，作出统一的规定无疑存在很大的困难。尤其是长期对立鼎峙的南北朝时期，月令文献在南方与北方已呈现较大的差异，当时“先儒所说《月令》，互有不同”，“略检三家，并疑不尽”。面对这种情况，隋杜台卿编纂《玉烛宝典》，以期兼收众家之说，努力化合一些差异，从而使月令既能“类万物之情”，又能实现“义利之和”。杜台卿依据《尔雅·释天》“四气和谓之玉烛”，《周书》“武王说周公，推道德以为《宝典》”的说法，以《玉烛宝典》作为书名。书名蕴含作者对此书的定位和期待。“玉烛”不仅指四时之气和畅，还兼具太平盛世之征，而“宝典”显示了月令文献“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教化功能。《玉烛宝典》集“王化”与“民时”为一体，以期为王朝政治和社会秩序提供基本依据。
《玉烛宝典》出现的时代，正是南北朝结束、隋统一天下前后。该书以《礼记·月令》、蔡邕《月令章句》为纲，将其内容按照月份分别编排在篇首，各月之下，兼采众说，史传百家之语，亦一并收入，增广其流。对其异同、疑误、不确之处以“今案”“正说”的方式进行辨析和揭示。又触类旁通，将经史中的相关记载摘录援引作为“附说”。另有“序说”“终篇”，括其首尾。从整体上看来，《玉烛宝典》是当时集大成式的月令文献，并深刻地影响了杜公瞻《荆楚岁时记注》等的编撰。吉川幸次郎指出：“盖中国上世之俗，《礼记·月令篇》书之，宋以后近世之俗可征之于《岁时广记》以下诸方志。独魏晋南北朝之俗，上承秦汉，下启宋元，舍此书无由求之，此其所以尤为贵。”可以说，《玉烛宝典》在中国古代月令文献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玉烛宝典》成书后，逐渐在东亚流传，并对日本岁时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公元751年，日本第一部书面汉诗集《怀风藻》收录的原不比等《元日应诏》曾引用《玉烛宝典》中的典故。据藤原佐世《本朝见在书目录》记载，《玉烛宝典》至迟在8世纪中叶已经传入日本。在稍后成书的惟宗公方《本朝月令》一书中，就有多处称引。《本朝月令》是日本古代记载岁时习俗的重要著作，书中称引《玉烛宝典》说明当时日本将《玉烛宝典》视作岁时习俗的典范之作加以学习仿效。此后，日本岁时典籍如《年中行事秘抄》《年中行事抄》《师光年中行事》《明文抄》《释日本纪》等书亦多引用《玉烛宝典》。由此可见《玉烛宝典》在日本岁时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遗憾的是，《玉烛宝典》在中土却逐渐失传。虽然该书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以及《宋史·艺文志》中都有著录，或在子部杂家类、农家类，或在史部时令类，但宋元之际可能已难见全帙。《太平御览》引用不多，而元明之际陶宗仪仅摘编一卷，收入《说郛》，此时该书应已散佚。此后，《玉烛宝典》在中土虽然仍偶见著录，但不少学者遍寻此书却不复可得，往往无果而终。
直至清光绪年间，杨守敬在日本发现《玉烛宝典》钞校本十一卷（缺卷九），黎庶昌将之影刻辑入《古逸丛书》，甫一出版立即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玉烛宝典》不仅是重要的月令文献，又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该书称引的古籍十分丰富，有儒家经典、史部书籍、子部文献，大抵多存古籍原貌，与今本有诸多异同，尤其是征引的谶纬之书、月令文献，今十不存一二，弥足珍贵。光绪十二年（1886），李慈铭在日记中写道：“其书先引《月令》，坿以蔡邕《章句》，其后引《逸周书》、《夏小正》、《易纬通卦验》等，及诸经典，而崔寔《四民月令》盖全书具在。其所引诸纬书，可资补辑者亦多。”因此，不少学者利用《玉烛宝典》或辑佚，或校书，或研究，其文献价值逐渐彰显出来。
《玉烛宝典》被重新发现后，国内长期以来以钞本影印面世。然而，《玉烛宝典》钞校本含有大量俗字，或类化，或简省，或增繁，尤其是日本汉字、俗字等俯拾即是，文字又多有讹脱衍倒，有时甚至无法卒读，颇不便于利用。山东大学朱新林博士充分认识到《玉烛宝典》重要文献价值，多次前往日本全面调查和搜集现存版本，再结合国内《古逸丛书》本诸传钞及经史子集诸征引，对该书进行细致标点，校其讹谬，理其淆乱，撰成《玉烛宝典校理》，为学界提供了一部底本精良、校本该备、校勘审慎、可读可靠的整理本。
《玉烛宝典校理》一书有三大特点。其一，版本齐备，精校精注。作者通过细致调查，厘清了日藏《玉烛宝典》钞本的版本系统，指出日本1096年至1345年写本即“日本旧钞卷子本”，旧藏于日本旧加贺藩前田侯尊经阁文库，现藏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是现存《玉烛宝典》钞校本的祖本。在此祖本上又衍生出毛利高翰影钞本，森立之、森约之父子钞校本、依田利用《玉烛宝典考证》。国内黎庶昌、杨守敬影刻《玉烛宝典》的底本并非其牌记标识的“影旧钞卷子本玉烛宝典”，实际上是森立之、森约之父子的传钞合校本。经过系统比勘和翔实分析，作者最后确定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前田家旧钞卷子本《宝典》为底本，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毛利高翰影钞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依田利用《玉烛宝典考证》，日本专修大学藏森立之、森约之父子合校本，《古逸丛书》本为校本，并吸收依田利用《玉烛宝典考证》和时贤的部分校勘成果，实现了全面调查诸版本基础上的校勘与董理。
其二，发明体例，复原文本。读古书，重在明体例。杜台卿在编纂此书时，有明确的编纂指导思想和体例，但在传钞过程中逐渐湮晦不显。朱新林博士在整理过程中，尤其注重阐发该书体例，通过较为妥当的层次和段落划分，较为充分地复原和保持了《玉烛宝典》的文本原貌。他指出，其书体例，首“序说”，明《月令》岁首之别。于每月之首录《礼记·月令》之文，次蔡邕《月令章句》，又于四季之首，总释季名与季时，附于《月令章句》之后。总释季名多引《礼》《春秋》《尚书》《释名》等书，总释季时则称引《皇览·逸礼》、诸纬书、史部和子部等相关文献。之后则“录及众说”，按经、史、子、集的顺次排比材料，次第分明，其中经部按《诗》《尚书》《周官》《春秋》《尔雅》等的顺序排列。若有不同说法，则以“今案”的形式加以阐述。又有“正说”，主要是订正前闻疑误，援引相关文献加以辨析。尤其是文献记载和民俗实践之间存在一些不同，后代又出现一些违反本义的岁时习俗，杜台卿均加以纠正、评论。还有增广异闻的“附说”。其文多载古今琐事，颇涉闾巷俗习，有不少是他书未载的时令、民俗文献。在这部分中，杜台卿将每月中的节日一一加以解释，并引证相关文献，明确其源流演变。书末附以“终篇”，阐述朔闰之说。杜台卿《玉烛宝典》既引证文献以明月令源流，又驳斥谬说异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类书，也并非简单地撮钞文献，而是目的明确，体例谨严的月令著述。
其三，考证扎实，屡有发现。作者在古籍整理基础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所著《日藏〈玉烛宝典〉钞校本论考》《日藏尊经阁本〈玉烛宝典〉校勘札记》等论文附录在书后，对《玉烛宝典》的文本性质、版本流传、保存古籍佚文、保存古本面貌等进行了扎实考证。该书在校理过程中，有不少重要学术发现。例如，《玉烛宝典》卷子本中多有“之也”连用，或多个“也”字重复的情况，作者指出，“之也”语助连用，本书多见，为古钞本之原貌，正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书证》中指出的那样“‘也’是语已及助句之辞，文籍备有之矣。河北经传，悉略此字”。这对我们认识当时的著述习惯很有帮助。
总之，《玉烛宝典》集“王化”与“民时”月令资料为一体，是研究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月令民俗等的重要月令文献。作者整理该书时从古籍整理的文本层次出发，灵活处理，一方面注重保持卷子本的原有面貌，另一方面注意对讹脱衍倒的纠谬整理，实现了两种文本层次校勘的有机结合，不仅为学界提供了一个精校可读的上佳版本，也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了《玉烛宝典》在月令文献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唐刘禹锡有诗云“玉烛调寒暑，金风报顺成”，诗人所描绘的盛世景象，是中华民族一直以来所赞美和希冀的。希望作者在现有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其中蕴藏的文献价值和文化价值，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精神滋养。
来源：古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