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正跟着施工队爬在屋顶上补漏。今年夏天雨水格外多,楼顶的防水层老化得厉害。村里人管这种活叫”抹猴皮子”,倒不是真用猴皮,而是用一种黑乎乎的沥青。那股味闻着就晕。
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正跟着施工队爬在屋顶上补漏。今年夏天雨水格外多,楼顶的防水层老化得厉害。村里人管这种活叫”抹猴皮子”,倒不是真用猴皮,而是用一种黑乎乎的沥青。那股味闻着就晕。
“喂,是彭有福吗?”
声音听起来像是城里人,我一时想不起是谁。电话这头,我双手沾满了沥青,刚接过电话,天上突然就飘起点雨丝。
“不好意思,您是?”
“县医院急诊科的,您父亲出了车祸。”
施工队长老廖嚼着从牙缝里剔出来的烟叶,问我:“咋了?”
我一句话没说,从梯子上滑下来,踩踏板的鞋底带下几片屋顶上的青苔。雨已经大了,沥青味和雨水的腥气混在一起,闻起来像是地沟的味道。
骑上那辆一年四季响链条的破电动车,我直奔县医院。路上,一辆卡车驶过水坑,溅起的水花把我裤子全打湿了。说来也怪,上有老下有小的村里人,就怕接到陌生的电话。
县医院急诊室的灯管发出哆嗦的白光,门口挤满了送急诊的家属,还有俩警察站着。我找了半天,才在墙角的长椅上看到父亲。
他右脚打着石膏,左手包着纱布,脸上的皮肤擦破了一大片,看着瘆人。一个身材干瘦的女护士站在旁边填表,看到我来了,递过来一张床单大的单子。
“家属?”
我点点头。
“欠费单,手术已经做了,但费用——”
“多少钱?”
“一共15万3千6。”
我双腿一软,靠在墙上。这几乎是我八年的全部收入。老廖刚才还嘀咕给我加点工钱,最多也就三千块。
“爸,咋回事啊?”
父亲抬起头,眼睛半睁着,像喝醉了酒。
“你大姐呢?二姐?三姐呢?”
我打了个寒战,不知道是因为湿衣服还是父亲的话。有什么不对劲。大姐她们不是应该都到了吗?
护士继续说:“老人家撞上了一辆特斯拉,车主是县里建材城的老板,修车都得二十万。他们也没追究,就让你爸把自己医药费付了就行。”
“知道了,我先去找找我姐。”
我掏出手机,翻出大姐的电话,打过去。响了三声,通了,但对面安静得出奇。再打过去,就提示无法接通了。二姐的电话是关机,三姐的号码显示是空号。
我叹了口气,蹲在父亲身边:“爸,我先去想办法。”
父亲眼睛忽然亮了一下,一把抓住我的手,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好像要说什么,但最后只是摇了摇头。我这才注意到,他枕头旁边有一个半瓶二锅头,上面还沾着消毒水的气味。
医院大厅饮水机旁边有个插线板,四个充电头上全插着手机。其中一个是闪闪发光的苹果13,跟周围破旧的手机格格不入。我借着插头给手机充上电,翻到微信,点进家族群。
群名还是”彭家大院”,是大姐取的,说是显得有格调。实际上我们家就是普通农村砖房,连个像样的院子都没有。我家共六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六,上面三个姐姐都已经嫁到县城,过得不错。四哥和五哥在外地打工,家里就我一个在种地。
我在群里发了条消息:“爸出事了,都来医院。”
信息发出去,显示全部已读,但没人回复。过了大约十分钟,二姐发了一条:“最近手头紧,你先想办法。”然后就没声了。
我在走廊上踱来踱去,看到隔壁床位一个老太太,枕边的保温杯上贴着一张便利贴:“妈,我去接孩子,马上回来。”字迹秀丽,旁边画了个小爱心。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走廊尽头的垃圾桶里塞满了泡面盒和红牛罐子。我的手机屏幕上映出一张焦虑的脸,胡子拉碴,额头上还沾着沥青。
我摸了摸口袋,一共237块钱和几张皱巴巴的发票,是给老廖他们买烟买水的钱。这根本不够看。
走出医院,雨已经停了,但空气里还飘着湿漉漉的味道。便利店收银台前,我看着架子上的红牛发呆。县医院旁边有家小诊所,门口贴着”高价收购血浆”的广告,底下写着”一次800元”。
我犹豫了一下,跨进了小诊所的门槛。
诊所里的空调嗡嗡作响,墙上贴着几张过期的卫生许可证。一个年轻女孩坐在前台玩手机,手机壳是闪闪发亮的粉色。
“我…我想卖血。”
女孩头都没抬:“体检合格一次800,一个月最多两次。身份证带了吗?”
我摸了摸口袋,发现没带。
“那你下次再来吧,反正这个月名额也快满了。”
我急了:“真的很急,家里人住院了。”
女孩这才抬起头,瞟了我一眼:“你这样子,估计体检也过不了。”
我低头看看自己,衣服上全是沥青的黑印子,裤子湿了一大半,的确不像个正常人。
走出诊所,我的目光又落在了路边的小广告上:“急用钱?私人借贷,手续简单,当天放款。”下面有个电话号码,我犹豫了一下,拍了张照片。
回到医院,父亲已经被推到了普通病房。房间里有四张床,但只住了两个病人。父亲的床位最靠里,窗户边上放着一台老式电风扇,扇叶上积了厚厚一层灰。
“彭叔,喝点水不?”对面床的年轻人递过来一瓶矿泉水。我接过来,拧开盖子喂父亲喝了几口。
“谢了,小伙子。”
年轻人摆摆手:“没事,我爸也住院,我能理解。”我这才注意到他带着耳机,但只塞了一只耳朵,另一只耳机垂在胸前。他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本《考研英语词汇》,已经翻得起毛边了。
父亲喝了水,精神好了点,声音还是哑的:“你姐她们呢?”
“她们…”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可能在路上吧。”
父亲闭上眼睛,嘴角抽动了一下:“你奶奶那会死得早,你大姐才十四岁,就帮着带你们几个。你那时候才三岁,尿裤子她帮你洗,半夜发烧她背你去卫生所…”
我打断他:“爸,你先别说话了,好好休息。”
他摇摇头,执拗地继续:“二姐缝过的衣服,你到现在还穿着呢。三姐高考那年,家里口粮紧,她主动说不吃早饭…”
我默默听着,不知道该说什么。照理说,我应该为姐姐们辩护几句,但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
电风扇吱呀吱呀地转着,病房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陈年汗味混合的气息。父亲说了一会,累了,又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像是一场没完没了的马拉松。
我白天去县城打零工,晚上回医院照顾父亲。偶尔能在傍晚抽空回村里照料几亩地和家里的老黄狗。那狗已经十三岁了,走路都打晃,但每次我回去,它还是会摇着尾巴来迎我。
小诊所的卖血名额我排上了,一个月卖两次,一共1600块。但这点钱就像往大海里扔石子,根本看不出效果。我偷偷去找了小广告上的私人借贷,利息高得吓人,但我别无选择。
对面床的年轻人叫刘亮,他爸得了胰腺癌,每天打着吗啡。半夜醒来,我经常看到刘亮在床边写考研笔记,台灯光线很弱,只照亮一小块区域,像孤岛一样。有时候他爸疼得厉害,整个病房都能听到呻吟声,刘亮就握着他爸的手,什么也不说。
一个月过去了,医院催着结清剩下的费用。我已经东拼西凑了7万多,还差大半。房子抵押出去了,地也预付了三年的租金。我甚至卖掉了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母亲留下的一对金耳环。
大姐二姐终于来过一次,各自给了2000块就匆匆走了,连病房都没多待一会。三姐干脆连影子都没见到。我给他们发微信,不是已读不回,就是找各种理由推脱。
出院前一周的晚上,我收拾父亲的衣物时,从内兜里发现了一个皱巴巴的信封。
信封里是父亲的一份遗嘱,字迹歪歪扭扭,应该是他住院后写的。内容很简单:三间老房子和五亩地,全部留给我,大中小姐一分不得。
我手抖得厉害,差点把纸撕了。
这不对啊。按照咱们这的规矩,女儿出嫁后一般不分家产,但父亲一直说要给姐姐们留点念想,说好的是每人一亩地的。更何况我为老房子没什么感情,住在里面总觉得闷得慌。
当晚,父亲突然从梦中惊醒,喊着我的小名:“有福!有福!”
我赶紧过去:“爸,我在这。”
“那遗嘱…你看见没?”
我点点头。
“撕了吧。”
“为啥?”
父亲沉默了一会:“我一辈子没啥本事,就你们六个孩子。你娘去得早,是我没照顾好。你姐姐们吃了太多苦,我没法怪她们…”
我打断他:“爸,别说了。”
“你知道我为啥出车祸吗?”他继续说,“我骑车去县城,是想给你大姐送她小时候爱吃的山楂糕。听说她血压高,山楂糕能降压。结果在他们小区门口,保安不让进,说是业主不在家…”
我喉咙发紧,说不出话来。
“你二姐生日那天,我去她店里,她正跟客户吃饭,看见我就假装不认识。三姐更绝,直接把我的电话拉黑了…”
护士推着药车进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父亲吃了药,又昏昏沉沉地睡去了。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月光洒在病房的地砖上,像一滩凝固的牛奶。
出院那天,我东挪西借,终于凑齐了医药费。花名册上医生照例写着”多观察”,但我知道,父亲的伤基本都好了,剩下的就是在家慢慢养。
收拾东西的时候,对面床的刘亮递给我一个保温杯:“给彭叔带上,这是我爸的,他用不着了。”
我一愣:“你爸…”
刘亮笑了笑:“昨天走的,走得挺安详。”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沉默地接过保温杯。杯子很旧了,杯盖内侧还贴着一张小标签,写着”刘建国专用”,字迹已经模糊不清。
离开医院的路上,父亲坐在轮椅里,突然说:“有福,答应我个事。”
“您说。”
“那遗嘱的事,别告诉你姐姐们。等我走了,你把地分给她们,就说是我的意思。”
我推着轮椅的手微微一颤:“爸,您还有大把日子呢,别说这个。”
“人这一辈子啊,”父亲感叹道,“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这次是看透了,有些事,强求不来。你姐姐们有她们的生活,我们有我们的活法…”
轮椅从医院门口的斜坡滑下去,父亲的声音被风吹散了一些。
回到村里的第一个星期六,我接到了大姐的电话。
“爸怎么样了?”电话那头,大姐的声音有些迟疑。
“挺好的,能下地走路了。”
“那就好…”大姐顿了顿,“有福,我…我那天态度不好,你别往心里去。”
我笑了笑:“没事,我理解。”
“最近公司裁员,我老公也降薪了,家里两个孩子上补习班,真的是…”
“姐,别解释了,都过去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爸说想吃我做的糖醋排骨,改天我回去做。”
第二天,大姐真的来了,带着两袋子水果和几盒补品。她进门看到父亲时,眼圈红了。父亲假装没看见,只是问她最近工作忙不忙。
午饭是大姐做的,有父亲爱吃的糖醋排骨,还有青椒土豆丝和紫菜汤。父亲吃得很香,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大姐一直给他夹菜,嘴上还埋怨他:“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
吃完饭,大姐叫住正准备去地里的我:“有福,15万的医药费,你是怎么还上的?”
我愣了一下:“东拼西凑呗。”
大姐眼睛红红的:“等我发工资,先还你5000。”
我摇摇头:“不用了姐,我有办法。”
“倔什么倔!”大姐突然提高了声音,“你一个月赚几个钱?我知道你打工、卖血,还借了高利贷!”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有些惊讶地看着她。
大姐转身进了厨房,声音从里面传出来,伴随着洗碗的水声:“等我下个月开工资,给你打过来。二姐三姐那边,我去说。”
我站在原地,突然有些恍惚。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板上,像一块金色的补丁。
又过了半个月,二姐三姐也先后回来看望父亲。虽然都没待太久,但气氛明显比以前好了。这期间,我收到了大姐和二姐打来的钱,三姐说月底一定转过来。
父亲的腿好得差不多了,已经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走几圈。那天傍晚,我发现他坐在后院的老槐树下,手里握着那份遗嘱。看到我来,他笑了笑,把纸撕成碎片,扬手撒向院子。
碎纸片在暮色中翩翩起舞,像一群白色的蝴蝶。
“有福啊,”父亲轻声说,“投桃报李本来就是人之常情,但亲情不该用来计较。你姐姐们小时候对你的好,不是为了等回报,我对你们的好,也不图将来养老…”
我蹲下身,帮他把碎纸片捡起来:“爸,我懂。”
“你懂就好。”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日子长着呢,人心都是肉长的。”
我背对着夕阳,看不清父亲的表情,只觉得他的眼睛有些湿润。老黄狗不知什么时候蹭过来,靠在父亲脚边,尾巴轻轻地扫着地。
远处,村口的大喇叭正播着明天的天气预报:“晴天转多云,局部有阵雨…”
村口小卖部的彩灯亮了起来,远远看去,像是夜空中的星星。小卖部门前,邻居家的孩子在追逐打闹,笑声清脆。
我和父亲一直坐到天黑,谁也没再说一句话。有些话,不说也懂。
来源:一颗柠檬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