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与平衡：奥格斯堡城市宗教改革研究（1518-1537）

摘要：首先，奥格斯堡的宗教改革政策经历了一个以中间道路政策为主导的动态的变化的过程。本书将之分为三大阶段，即第一阶段1518—1524年，保守政策阶段；第二阶段1524—1530年，部分转向新教以及应对早期教派多元化阶段；第三阶段1530—1537年，新教改革决议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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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考察奥格斯堡的宗教改革的历史进程，探究影响改革进程的诸多因素，以及奥格斯堡作为个案研究能够带给我们的在史学观点以及研究范式上的验证与推进。

首先，奥格斯堡的宗教改革政策经历了一个以中间道路政策为主导的动态的变化的过程。本书将之分为三大阶段，即第一阶段1518—1524年，保守政策阶段；第二阶段1524—1530年，部分转向新教以及应对早期教派多元化阶段；第三阶段1530—1537年，新教改革决议与实践阶段。在第一阶段，代表城市世俗权威的市议会由于与罗马教会、皇帝以及城市驻扎主教的关系，公开表示坚守传统阵营，持相对保守的政策。与此同时，鲍丁格作为城市书记官，为城市制定了以坚持对哈布斯堡皇室家族的绝对忠诚，保证城市的经济繁荣以及以人文主义为理想的适度教会改革三原则为指导的“中间道路”政策，指导了16世纪20年代奥格斯堡的主体政策方向。在这个阶段，市议会出台了一系列言论监督，出版审查等制度；为解决民生问题进行了具有新教色彩的救济金制度改革；为保持社会稳定，打压了激进的布道以及下层民众的社会动乱。在第二阶段，以中间道路政策为主导的市议会也随着改革大潮进行了部分的适度的改革，如聘请新教牧师、允许新教布道、圣餐礼改革、解散部分修道院、收管修道院财产、允许修女还俗以及教士结婚等。这样的改革符合鲍丁格所推崇的人文主义的适度教会改革，也契合了城市内部对新教的呼声。在第三阶段，与奥格斯堡关联最为密切的纽伦堡、乌尔姆以及斯特拉斯堡都先后进行了宗教改革，城市内部改革的呼声与来自皇帝和传统势力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原本倾向于保守的中间道路政策愈加难以维持。为了避免政治上的孤立，随着外部环境的逐渐解压，市议会决议进行新教改革，并进行了改革实践。

其次，奥格斯堡的改革从来不是城市自身的事件，它始终处在帝国政治层面。影响奥格斯堡宗教改革决策与进程的因素，本书总结一共有帝国上下、城市内外九种，也即城市内部的城市民众、信徒牧师、决策阶层（城市权贵），帝国政治层面的城市联盟、帝国皇帝、驻扎主教、改教家、周边诸侯以及新教联盟。在奥格斯堡，帝国政治层面因素始终发挥主导作用。1500—1555年，在奥格斯堡召开了七次帝国议会，包括在宗教改革的历史上特别有分量的事件，反映了奥格斯堡这个城市对帝国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也限定了市议会作为市民决策者的政治框架。作为帝国城市，奥格斯堡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但皇帝仍然是城市的最高君主；主教的驻扎为奥格斯堡赢得中世纪的荣光，然而在新教改革事件上却成为莫大的阻力；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奥格斯堡也需要考虑巴伐利亚大公与周边诸侯的利益；而经济贸易的需要也使得市议会与其相邻的城市进行区域间政治合作。因此，在宗教改革过程中，外围政治关系是极为重要的。有趣的是，同时代的改教家以及政治家无一例外地意识到奥格斯堡的改革是关乎整个帝国的大事，都积极地参与到它的改革进程中来。此外，民众与牧师们的改革呼声是影响市议会决策的重要内在因素，这一点在16世纪30年代体现得尤为明显。

再次，奥格斯堡宗教改革折射了帝国政治层面与城市自身多元力量博弈与平衡。由于影响奥格斯堡宗教改革的因素之多元与复杂，乃为帝国之最，决定了这个城市的宗教改革进程复杂、迟缓的步调。早在一开始，奥格斯堡的宗教改革的推进就受到多方政治势力与政治共存的影响。经济上的发达、与帝国政治核心关系匪浅的城市大家族的存在、帝国的政治属性、驻扎主教的存在等要素，使得奥格斯堡在帝国政治、经济上都占据重要地位，而这种重要的地位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了它的改革进程，因此，奥格斯堡的改革只能等到周边局势变动相对稳定下来后才能顺利进行。无论是早期的“中间道路”路线还是后期的改革决议，都取决于这一点。20年代初期，新教仍处在初期的发展阶段，奥格斯堡也坚守着相对保守、警惕的政治策略。在“中间道路”政策的影响下，奥格斯堡在20年代大的政治决策上始终保持保守态度。1526年、1529年的施拜耶尔帝国会议，奥格斯堡始终没有参加新教联盟，而是接受了帝国议会的保守协议。虽然奥格斯堡尝试循着哈布斯堡家族在经济与政治上的利益方向，通过部分的教会改革来达成某种平衡，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这种平衡被打破。一方面与南德诸城难以达成一致；另一方面来自城市内部改革的呼声与来自皇帝和传统势力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这种矛盾终于导致1530年市议会拒绝在帝国议会 “宗教事务” 决议书上签字。这个事件也标志着奥格斯堡最终放弃了“中间道路”政策。此后，为避免政治孤立，奥格斯堡着手转向新教阵营。1531年，施马尔卡尔登联盟成立。然而在施马尔卡尔登联盟之后，皇帝也在积极构建自身的传统信仰阵营，奥格斯堡对皇帝的效忠关系，此时又成为改革的阻力，奥格斯堡再次陷入来回拉锯的局面。此后长达几年的对改革合法性以及改革计划的讨论，可以看出影响奥格斯堡宗教改革的最重要的还是权力关系问题。1533—1534年在联盟的谈判中，折射出了不同公爵、地区、城市不同层面的政治—外交利益，谈判进行得不顺利并不是因为其他，而是因为奥格斯堡的利益并不被放在首位，相反那些位高权重的大领主的利益，尤其是哈布斯堡家族、乌腾堡大公以及黑森伯爵被优先考虑。1534年2月施瓦本联盟解体给改革营造一个轻松的外部环境，于是市议会领导进行了部分的新教改革，即除了主教势力范围外的城市新教改革。1536年市议会找到了途径加入施马尔卡尔登联盟，作为政治回报，他们帮助奥格斯堡应对皇帝与主教的阻力，改革为纯粹的新教城市，于是1537年市议会领导进行了一场完全的新教改革。由此可见，奥格斯堡的宗教改革进程完全是建立在整体的外部帝国政治环境之下的，是帝国政治层面与城市自身多元力量博弈与平衡的结果。

复次，如何评价市议会的改革决策？本书认为，市议会的政策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政治平衡政策。在以上论述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市议会作为决策者始终在多元力量博弈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对于市议会来说，真正的难题在于，城市内部的改革声音与外部的政治环境从来不是统一的。城市内部的改革呼声以及新教力量的变化并不以外部环境为转移，而如何平衡与协调这二者之间的张力，是市议会从改革开始以来始终面临的巨大挑战。从1518年新教思想传入奥格斯堡开始，以行会、社区为代表的城市的中下层民众很快接受了新教福音。随着局势发展，一些贵族阶层，包括把控城市政治经济的四大家族的绝大多数，乃至市议会的领导成员也接受了新教思想。到了1530年帝国议会召开前夕，城市在民众层面实质已经转变成了新教城市。正是出于这种压力，之前市议会的“中间道路”政策维持的平衡被打破，由此，市议会在政策层面逐渐转向新教改革。从1530年到1534年漫长的新教改革决议的过程也是市议会努力构建新的内外平衡关系的尝试。其间，外部四城联盟、施瓦本联盟、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皇帝的传统阵营等已经是焦头烂额，内在还有主教驻扎的阻力、改革合法性的讨论、新教牧师们的急切推动、民众的秩序维护、改革方案的完善等种种问题，可以说是挑战巨大、举步维艰。所以说，奥格斯堡的市议会本质上采取了一种积极的政治平衡策略，向内触及城市社区的改革，向外触及帝国政治的层面。因此，奥格斯堡的政策从来不是单一的在要么支持民众们要么支持权贵，要么支持皇帝等简单的叙事中，而始终处在多重维度、多种力量之间。奥格斯堡无论是前期的“中间道路”平衡政策还是后期正式转向宗教改革的政策，为与不为、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何时可为何时不可为，都是试图在寻找这诸多力量中的“最大公约数”，也即寻找一个“平衡的度”。鉴于奥格斯堡的教派和平建设结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和评价市议会的政策，我们可以说：市议会的政策是一种积极的、有效的政治平衡政策。

最后，如何用一句话来概括和理解奥格斯堡的宗教改革？从奥格斯堡的宗教改革进程来看，无论是1518—1530年市议会以“中间道路”政策为主导，还是1530—1534/1537年市议会开始和缓地进行新教改革，奥格斯堡的宗教改革始终处在大的帝国政治历史场域之中。在代表民众宗教诉求的“信仰”与世俗的“权力”之间，“信仰”引导了改革的方向，世俗权力之间的博弈与平衡决定了改革进程的快慢与范围。因此，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奥格斯堡这个城市的宗教改革，我们大概可以说：奥格斯堡宗教改革是一场以“信仰”为导向的多元力量博弈下的改革运动。基于奥格斯堡的个案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这二者的关系明显地走向分离。在力量对比上，“信仰”所代表的教会的力量渐弱，“权力”所代表的世俗力量渐强。具体来说则是滋生于信仰的教会体制把控“世俗权力”的力量渐弱，而“世俗权力”把控教会事务的力量逐渐增强。

《博弈与平衡：奥格斯堡城市宗教改革研究（1518-1537）》

吴愁著

定价：108.00元

16世纪的宗教改革标记了一个复杂的转型时代。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在查理五世意图建立统一大帝国以及大航海贸易的宏大叙事背景下展开。奥格斯堡作为帝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是这一动荡与变革的时代缩影。本书意图向读者展现奥格斯堡如何在城市上下、帝国内外诸多的力量博弈之中寻求平衡，最终走向改革的复杂的动态历史图景。

作者简介

吴愁，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哥廷根大学博后、现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要研究方向：宗教改革史、德国史、欧洲近代早期与中世纪晚期史、全球史、数字人文。主要开设课程《德国史》、《全球史导论》。主要学术外语：德语、英语、拉丁语。在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Reformation and Renaissance Review、《世界历史》等期刊发表中、英、德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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