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时，九都杨村共有三个土圩子，东西排列，建筑都很坚固，自称是“固若金汤”的堡垒，其中就有杨耕心家的一个。杨耕心的父亲杨兰亭曾是范军门出钱办的私立崇实完小校长。军门就是提督，清代在重要省份设提督统辖全省水陆各军，为武职最高的官。那时候阳谷还没有中学，只有两个公立

当时，九都杨村共有三个土圩子，东西排列，建筑都很坚固，自称是“固若金汤”的堡垒，其中就有杨耕心家的一个。杨耕心的父亲杨兰亭曾是范军门出钱办的私立崇实完小校长。军门就是提督，清代在重要省份设提督统辖全省水陆各军，为武职最高的官。那时候阳谷还没有中学，只有两个公立完小，一个私立完小。完小校长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本来就很高，崇实完小是声威显赫的范军门办的，遇事有范军门这块大牌子撑腰，所以杨兰亭是县里说一不二、人人敬畏，阳谷城中一跺脚四面城墙都落土的人物，他还是九都杨村的头号大地主。

当我们暴动队伍占领坡里之后，九都杨村的地主就以杨兰亭为首，自动纠集起来和我们对抗，他们计划从古历元旦的晚上开始，严密设防，并想凭借这三个土圩子不分昼夜的轮班守卫。这些工作并不是由他们自己干，而是强迫全村的群众联合起来，为他们当看家狗。当时杨耕心正在被他的父亲监视在家不得自由，他父亲的筹划，杨耕心是完全知道的。当我通过在杨耕心家扛活的我院中王金河二叔，找到我的表姐（杨耕心的妻子），见到杨耕心时，我就把曹万年叫我送给他的信交给他，他把他父亲的反革命措施及布防情况，写成详细的书面材料叫我带给曹万年。

我暴动队伍根据杨耕心的信，决定打击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走在他们的前头。于是，就在古历除夕的凌晨向他们发动了进攻，我们分成三个进攻队，每一个进攻队担任攻击一个土圩子，同时进攻。就在地主们冷不防的情况下，我军的枪声一打响，三个土圩子同时被攻破，地主们吓得各自奔逃。按照杨耕心提供的情况，曹万年等率领暴动队伍逐家清查，缴获步枪十三支、弹药百余发，银元一百零八包等，这一胜利，壮大了暴动队伍的声势。

与此同时，为了打击土豪劣绅，消除他们可能对暴动力量造成的威胁，在杨耕心、宋励华等人的积极建议和组织下，暴动队伍派出小分队到附近一带村庄，协助四乡的农民协会，领导群众斗争地主，收缴枪支，分粮分款。在九都杨、杨皋、徐庄等周围四乡村庄收缴了三十多家地主枪支，肃清了暗藏的敌人，还分了他们的衣服粮食，解决了贫困农民冬季的衣食问题。

一次，我暴动人员带领几百名农民群众，到坡里南面的青杨李村去分地主的粮食，当他们走到定水镇时，地主就派出他们的代表迎上前来。这两位代表中有一个是阳谷县的头号大地主、大绅士申集磐 ，他就是暴动队伍里的宣传科科长申仲铭的父亲，另一个代表是当地有名的“青皮”（即地方混子，流氓头儿）盛思本，这人能说会道，平日江湖，公私两面均有交往，他认识一些匪首，说票架案，只要有利，什么都干。他们二人当时表示恭顺的样子，说他们绝不抗拒，只不过是商量一下分粮的方式。

所谓“协商”是在一家药铺中进行的，在协商过程中，盛思本表现得异常狡猾，他们是想拖延时间，阻碍分粮工作的进行。我方看透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就给了他们一个最坚决而又最现实的惩罚，把盛思本当场枪毙了。当天的分粮工作未能进行，但枪毙了盛思本，给人民群众出了口气。韩建德还命令逮捕了韩庄恶霸地主韩丕显、韩丕厚等。

在头一天晚上攻进去后我就到了政治处，王寅生、申兰生、胡廷连、胡守正、宋子美、冯德华都在政治处，政治处有胡楼的胡守正、胡廷连为领导。第二天早上，胡廷连派我到胡楼，给胡承修的父亲去送信，我也当他们的通信员。

我们为了发动群众，扩大政治影响，壮大革命力量，打击这一带的土豪劣绅，建立农村政权。在四乡打击土豪劣绅、收缴地主枪支，分粮分物的同时，在教堂也开仓放粮赈济百姓。不送信时我就跟着政治处活动，政治处专管分粮分钱等事项。教堂内的粮食在一排北楼房里堆得满满的，究竟有多少？反正一屋子一屋子的，不知几千上万石（一百五十斤为一石），到底有多少？这样说吧，当时我们除了发放给群众的几百石以外，在占领教堂的25天里，暴动队伍最初由100多人，很快地发展到近300人，我们吃的全是白面馒头，上下级一致。

直到退出时，始终没谈到过粮食的补给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多得很！”我们除了吃的是白面大馒头以外，吃的菜没有一顿不是白菜炖猪肉的，从没吃过别的肉，别的菜也很少吃。吃饭的时候分队分组，用大盆盛菜，每人一个大碗自盛着吃，馒头不限数量。由于经常吃肉，哪一顿饭都剩下一部分菜，一直到我们退出教堂。他们驱使大量的农奴，为他们饲养了多少牲畜、猪羊之类，也可以肯定地说：“多得很！”

我们把粮食一袋袋用小车运到教堂外打谷场上，鸣锣叫喊：“开仓放粮啦，不拘多少，自带袋子或筐篓来领啦！”在放粮的头一天，来领粮的群众不多，一天只放了几十石，第二天传开了，领粮的群众由四面八方涌上来，成群结队像赶集一样热闹。我们一不限人，二不限粮，能拿多少就给多少。领粮的群众有的用肩挑，有的用背扛，还有的几个人合推一辆小车来领粮，路上来往的车辆络绎不绝，盛况空前未有，领粮的群众都喜笑颜开地说：“这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大喜事啊！”。第三天多得拥挤起来，场面非常热闹，我们有四五十人经管发放，还有一小队武装士兵在场内外警戒。

暴动队伍发布了“枪毙盛思本宣言”，同时组织了宣传队若干人，在放粮现场做口头宣讲，控诉洋人及反动统治阶级的罪行，阐明共产党的主张，号召民众动员起来，一齐为推翻黑暗的统治添一份力量，群众听得热血沸腾，有的青年当场就报名参加暴动队伍。暴动影响日渐扩大，声势大壮，几乎使群众有改朝换代之感。不几天，各地农协会员及一些会道门已在坡里聚集了近三百人。我们几天的时间估计放出去的粮食，最少有几百石，或者可能更多些，大家正在高兴，还准备扩大发放。但到第五、六天头上，来的群众忽然减少，后竟然断绝了。

敌军在对我包围之前，提出与我方和谈，他们采取了边和谈边包围的缓兵之计。敌方对我方的要求是：叫我方接受他们的改编，由他们发给枪支、弹药、给养，并“保证”我方的很多人升官。我方对敌方的要求是：他们撤出聊城，把鲁西作为我们的活动地区。这种和谈大约在十天之内就进行过三次，三次的谈判内容都一样。

第一次，是由谍报科长郭庆江带随行人员到他们约定的崔庄进行的。郭庆江和敌方相见时，他们的几个人正在喝酒，当时他们很客气，并于临别时叫武装人员把郭庆江等送出村来。这就是后来盛传了很久的所谓：“坡里下战表”。第二次，是敌方七八个人到坡里天主教堂院内进行，我方对他们也做到了客气和有礼貌。第三次是聂子政同志到坡里东的张寨进行的。因双方的条件差距太大根本无法接近，和谈失败了。紧接着，暴动武装又公布了“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宣言”。

东昌道尹陆春元对坡里暴动很是惊慌，惊呼是“赤党叛乱”，决心要平复叛乱。陆春元他一边叫人与我方和谈，一边命令阳谷县知事王家桢速作处理，王家桢是个鸦片鬼，平时就多病，现在他管辖的地方出了这么大的祸事，加上又受了他顶头上司陆春元的斥责，很是惊慌，上马时不小心，一下子摔死在地。陆春元于腊月二十六日，调集东临道所辖12县的警备队来包围坡里，陆续进来了千多人。可是我们鸣锣打鼓，虚张声势，号称一万，外人也多不知底细。陆春元又勒令各县民团助战，民团总团长是申集磐。这时，包围教堂的总兵力估计不下四、五千人。一时间，敌人住满了教堂四外村庄，把教堂团团围住，断绝了教堂内外交通，村民进不来了，放粮不得不停止。随后我们就与阳谷及东临道（聊城地区）军警团队开战。

过了春节，从古历初四起，陆春元就开始进攻。各县民团人数虽多，但战斗力不强，因为民团中成份不一，领导中的政治倾向不同，加上和教堂内暴动人员的关系也各不一样，顶多起个助威作用，不中大用。官方进攻教堂打前锋的自然是阳谷县警备队。有一天傍晚，警备队约一百来人冲到教堂寨边，来势很凶。当时我们立即组织了七八十人的突击队，采取了隐蔽方式，从几个方面逐步向敌人接近，他们进入到敌人身边，近距离发起猛攻，一刺刀插入一个敌人的心窝，吓得其他敌人只顾四处逃命，生擒警备队队长郭敬修及其勤务兵一名，得步枪、手枪各一支，暴动队伍首战告捷。其余的县队和民团闻风丧胆，更不敢靠近教堂的边沿了。

这可惹火了东临道尹陆春元，他继续调动军队，向教堂大举进攻。一次敌人从青杨李发动进攻，暴动队伍在徐庄埋伏，等敌人靠近，出其不意，迅猛冲出，一举俘敌连长两名，士兵几十人。

坡里东北方向的焦集，有一民团局子，大约有二十多人，配备有步枪和弹药。我侦察人员汇报情报后，暴动部队在正月的xx日，向这个民团局子发起了进攻。我军本来打算要进行一次实验性的攻坚战，以便在战斗过程中锻炼战斗意志，进一步积蓄作战经验。但当我军迫近该局子时，局子里的所有头目和士兵都惊吓得成了一群呆子，他们派人出来迎接，要求我军无需向他们进攻，他们情愿献出步枪8支和适量的弹药，并承若，不对我军进行抵抗，在相当时期内，听从我军的调遣，这当然是假的，但为我方开辟了一条敌人自动来归的新途径，我军验收了他们交来的枪支，就回到教堂。

陆春元无奈之下向大军阀张宗昌求救。1928年1月27日（古历正月初五），张宗昌又增派配有钢枪、钢炮、迫击炮、机关枪等先进武器的一个守备旅——邢旅约2000人的队伍，开到坡里附近，决心实行武力围剿。暴动队伍鉴于大敌当前，遂命外围部队撤至教堂，以教堂为核心，凭借民房顽强抗拒。敌连连向教堂发动强攻，有时一天进攻数次。

1928年1月31日（古历正月初九），敌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数百名敌人从坡里南三里地的定水镇向我方扑来，他们利用炮火强和人数众多的优势，在前进中只要一发现我军的影子，就连发密集的炮弹。我军只用了三、四十人，除步枪之外以长矛为主，对来犯的敌人反击。我军避开敌人正面进攻，在敌人前进的斜角方向，选择有利的地形隐蔽起来，任敌方炮声隆隆，枪弹如雨，我方并不还击，等敌人迫近到不足百米时，从敌背后忽然发起冲锋，向敌人扑去，亮出长矛，搅入敌群，敌人措手不及，仓皇溃退，各自逃命，最后被我方生俘一人，并获步枪一支，而我军无任何损失。

敌人随即又选择坡里东南方向的一座土窑作为炮兵掩体，构筑炮火阵地，先在土窑后面集结，准备在这里发起进攻。这种情况被我方侦知后，立即组织了近20人的突击队，机警地顺着一条干枯的河沟逼近土窑，暗暗地摸到土窑顶上，控制了制高点，然后从窑顶上压了下来，经一小时的激烈搏斗，胜利地击退了敌人。

冠县东北五十余里地的甘官屯教堂，被迫于当夜解散。曹万年率领的我们这一路暴动队伍，撤到临清东北一带被击退，因寡不敌众，被迫于夜晚突围解散。轰轰烈烈的坡里暴动失败了，暴动人员的花名册也被敌人得去。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极大地震慑了反动统治阶级，使饱受欺压的劳苦大众看到了希望，为鲁西地区的武装革命斗争播下了火种。

坡里暴动失败后，洋人返回教堂，勾结反动官府，在阳谷大肆捕捉“共产党”和所谓坡里“教匪”，凡是参加坡里暴动人员的家里都被反动当局查封，门上贴上封条。参加暴动的人员及家人，因暴动时局紧张在家不能存身，便四散奔逃。整个阳谷一片白色恐怖。

1928年4月，奉系军阀张宗昌的残余部队由聊城撤往临清作最后挣扎时，聊城县曾一度陷入政治军事的真空状态。赵以政等同志曾准备调集博平袁楼的革命武装力量前往攻占，但国民党反动派的地下组织——王慕桥、刘培誉、宋志先等人，已预先纠合了一部分封建地主武装抢先占领。

他们利用土豪劣绅集团，组成所谓“农民协会”，举出所谓“民选县长”，迎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孙良诚部第十八师程心明部队入城，并打出“中国国民党聊城县党务指导委员会”的招牌，公开进行反对共产党的罪恶活动。不久，日寇抢占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省委委员王寅生同志被捕杀。同时，党内又有了叛徒哈相越等投敌告密，敌人已掌握了聊城地区三十几个共产党员的名单。聊城县委获悉这一紧急情报，立即决定聊城地区所有党员迅速转移，但赵以政同志接到党让其迅速转移的通知认为，如本人当即离开，会给工作带来不利，因而推迟了转移日期。

不幸，于六月八日上午，赵以政同志在聊城姚家园子自己的家里，被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地主武装“聊城县人民自卫预备队”团总王慕桥和杨芳亭等人所率领的“聊城县警备队”逮捕。同时，聊城县还有舒连景等共产党员也被敌人逮捕。赵以政同志被捕后，被关押在“鲁西剿匪司令部”内。起初，敌人采用种种诱降的软办法，要赵以政交出组织关系和党员名单，要他在准备好的“自首书”上签字，就立即释放并授予高官厚禄。

赵以政同志严词拒绝，并大骂敌人无耻。敌人见利诱无效，便采用了严刑拷打的硬法，甚至用蜡烛烧得赵以政同志两腋流油，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这时，赵以政同志虽然被敌人打得皮开肉绽，血迹斑斑，但始终威武不屈，他回答敌人的话只有两句：“爱国无罪，革命无辜！”使狡猾的敌人狼狈万分，手足无措。最后，恼羞成怒的敌人对赵以政同志下了毒手。

1928年6月19日凌晨，聊城四个城门和城中心的光岳楼等处，都张贴了屠杀共产党人赵以政同志的大幅布告。7时左右，赵以政同志从“鲁西剿匪司令部”被绑出来，由一排敌兵押送着。赵以政同志一路上，昂首阔步，旁若无人，沿途大骂国民党反动派，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赵以政同志大义凛然，临难不苟，显示了共产党员的坚贞气节。沿路两旁聚集的群众都对他表示敬仰，有的竟低头掩泣。当赵以政同志被押着走到南关城门外，吊桥以南，南关北头关帝庙以北的大路上，被敌人残忍杀害。年仅24岁的共产党员，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悲壮口号声中，为了家乡人民的翻身解放而壮烈就义。

阳谷参加坡里暴动的邢二及其儿子被陈二杠子逮住，邢二被陈二杠子以牵牛驾户、劫路的罪名活剥。据说：陈二杠子叫人把邢二绑在阳谷火神庙门外西十米远的白杨树上，面向西方。陈用杀猪刀先割了邢二的左、右乳房，刀离肉白，邢二骂不绝口，陈一刀将邢二的嘴豁开，鲜血淋漓，接着一刀一刀地零割了。

后陈二杠子又想油炸邢二的儿子，以斩草除根，提差时，阳谷县知事吴铎标说：“小孩子别杀了，换一个吧！”于是将“通匪”的孙二憨拉出去服刑。油炸时陈二杠子亲手先用铡刀将其两腿铡断由护兵放入油锅（大铡放在火神庙路南坑边上，油锅设在坑下），接着铡两手和臂。铡头时，陈已筋疲力尽，再加颈软难铡，几次未能铡断，陈令护兵找来一捆麻杆塞到头里开铡，结果仍未完全铡断，最后由另一个护兵两手抱头一脚蹬肩，猛力将头拔掉放入油锅，过油后头大如斗。油炸之后送进火神庙内，祭奠“剿匪”作战死去的兵士。真是残忍至极，惨不忍睹。

赵以政同志等壮烈牺牲后，聊城地区国民党进行清党，我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认为参加坡里暴动的人员在阳谷县活动已无条件，决定凡参加坡里暴动的党员，各自离开原地，隐蔽起来，以保存骨干力量。杨耕心趁春天大批难民出关谋生的机会逃往东北。

1928年7月间曹万年告诉我说：“像咱这样的在周围村庄东躲西藏的不行了，都得走，外出吧，咱们分散活动吧，你先上天津隐蔽一个时期，互相通个信，以后信上见吧。”还嘱咐我：“穷人者都有穷骨头，无论搞什么事别忘了你是穷人就行，时时刻刻别忘掉为穷人着想，要团结穷人，要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要掌握‘土匪’，他们基本是咱武装斗争的武器。革命工作是艰苦的，为了革命、为了人民要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

曹万年在传达了党的指示后，也外出躲避起来。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通过信，也没有见过面，万没想到那一次的见面竟成了我们的永别。（王风芝整理）

来源：江右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