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代书坛以“复古”为旗，赵孟頫无疑是这一潮流的标杆人物。他的书法以晋唐为宗，圆融秀逸，被后世奉为“元人冠冕”。元代行草领域，另一位书家的成就却常被低估——鲜于枢。其代表作《襄阳歌》不仅展现了元代行草的高峰，更在艺术表现力与个性表达上，隐然超越赵孟頫的同类创作。

元代书坛以“复古”为旗，赵孟頫无疑是这一潮流的标杆人物。他的书法以晋唐为宗，圆融秀逸，被后世奉为“元人冠冕”。元代行草领域，另一位书家的成就却常被低估——鲜于枢。其代表作《襄阳歌》不仅展现了元代行草的高峰，更在艺术表现力与个性表达上，隐然超越赵孟頫的同类创作。

相较之下，赵孟頫书写的《襄阳歌》（如三希堂刻本）虽笔法精熟，却更显法度森严，秀逸有余而豪迈不足。这种差异源于二人对“古意”的不同理解，赵氏追求晋唐法度的还原，鲜于枢则更重情感与古法的融合。

鲜于枢的书法以唐人笔法筑基，上溯二王，尤重中锋运笔与悬腕作字。其《襄阳歌》中，藏锋起笔、衄挫顿按的技法，使线条兼具沉稳与灵动，显露出“浑雄朴茂”的独特气质。

赵孟頫虽以“用笔千古不易”为圭臬，但其行草多偏侧锋取势，线条秀润却稍欠骨力。

明代王世贞曾评鲜于枢“以骨力胜，而乏姿态”，赵书则“姿态有余，骨力不足”，这一论断在《襄阳歌》的对比中尤为明显。

鲜于枢的性格豪放不羁，常于酒后挥毫，其草书《醉时歌》即被称“奇态横生”。这种性情投射到《襄阳歌》中，表现为字势的跌宕起伏与章法的疏密对比。字形大小错落，牵丝引带如行云流水，毫无刻意安排之迹。

反观赵孟頫，因其宫廷书家的身份，作品多受“雅正”审美约束，即使书写狂放诗文，仍难脱端庄之气。鲜于枢的“真率”与赵氏的“谨严”，实为两种艺术性格。

赵孟頫曾直言：“余与伯机（鲜于枢）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这一自谦之词并非客套。从书法史看，赵氏的影响力确更深远，但其成因复杂。一方面，赵孟頫身居高位，作品流传更广；另一方面，鲜于枢传世墨迹少，且多藏于海外，客观上限制了其传播。

鲜于枢对“古法”的坚守更具纯粹性。他批评黄庭坚草书“大坏古法”，主张回归张旭、怀素的一气呵成，这种理念在《襄阳歌》的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

来源：汉府古文化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