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八七年春天，我嫁到了江城。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我随丈夫周长海回到江城机械厂家属院那间五十多平米的筒子楼房。

我翻开婆婆那本红皮账本，第一行映入眼帘的便是：两口子AA制。这不是赤裸裸把钱算在媳妇头上吗？

一九八七年春天，我嫁到了江城。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我随丈夫周长海回到江城机械厂家属院那间五十多平米的筒子楼房。

窗户纸上还贴着喜字，新婚的喜悦还未散去。婆婆刘淑华站在楼道口，身着一件深蓝色的确良上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的表情比三月的天气还要复杂。

＂小梅来了，快进屋。＂婆婆招呼着，语气不冷不热。

房间不大，却收拾得井井有条。墙上贴着几张电影明星的剪报，角落里放着一台＂蜻蜓牌＂收音机，还有一盆绿油油的吊兰挂在窗前。这就是我的新家了。

婆婆是江城拖拉机厂的老会计，六十年代初从财会学校毕业，文革中被下放到车间当了几年钳工，落实政策后又回到厂里继续当会计。或许是职业习惯使然，婆婆无时无刻不带着算盘珠子拨弄的精明劲儿。

＂妈，我和小梅刚结婚，您看这屋里还缺啥？＂长海问道。

婆婆扫了一眼屋子，不咸不淡地说：＂啥也不缺，够用就行。＂

我注意到客厅的柜子上摆着一个木头算盘，旁边整齐地放着几本账簿。其中一本红皮的特别显眼，像是被翻阅过多次，边角都磨得发白了。

刚结婚那会儿，婆婆对我还算客气。早晨起来，她已经煮好了小米粥，切好的咸菜码放在小碟子里。＂趁热吃吧，上班别迟到。＂她说话时眼睛总是看着别处，很少正面看我。

我和长海都在江城纺织厂上班，我在车间当挡车工，他在机修车间当钳工。两人都是计件工资，每月差不多一百来块钱。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婆婆有个怪习惯。每到月底她总要掏出那个红皮账本，记下家用开支。

＂小梅，这个月你跟长海各出八十五块三毛二。＂婆婆戴着老花镜，指着账本上工工整整的小楷数字说。那字迹龙飞凤舞中又透着一股子认真，估计是常年做账养成的习惯。

＂啥？＂我第一次听到这话，以为自己听错了。

＂家里的开销，你们两口子平摊，一人一半。＂婆婆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手指在账本上的数字上点来点去，＂菜钱、肉钱、煤球钱，再加上电费水费，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一时语塞，看向长海寻求解释。长海却像早已习惯，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工资袋，数出钱来递给婆婆。

＂妈，咱家能不能不这么精打细算啊？＂我蹙眉问道，心里直犯嘀咕。

＂老祖宗说过，钱要算明白，亲戚才能走动长。＂婆婆一边接过钱一边说，＂我这辈子看透了，家里的钱要算清楚，不然日子过不长。你是刚进门，不懂这个理儿。＂

长海倒是习惯了他妈这副样子，见我脸色不好，拍拍我肩膀说：＂习惯就好，我妈就这性格。＂

可我哪能这么快习惯？在我家，爹娘从不这么计较。结婚前，妈妈总说＂家是一个锅里吃饭，不分你我他＂。可到了婆婆这儿，连一块钱都要算得明明白白，和搞会计似的。

厂里的同事都知道我这个婆婆精明，时常打趣我，说刘会计连倒茶水都恨不得分毫必算。有次食堂打饭，王师傅还学着婆婆的腔调逗我：＂小梅啊，今天的白菜炖豆腐，豆腐三两二钱，白菜一两八钱，一共五钱，你出二两五，你婆婆出二两五，公平公正哈！＂周围人笑得前仰后合，我只能苦笑，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

回家的路上，我路过供销社，看见柜台里摆着一排崭新的搪瓷缸子，花色好看，才五毛钱一个。我买了两个，回家后递给婆婆：＂妈，给您买了个新缸子。＂

婆婆接过去打量半天，问：＂多少钱？＂

＂五毛。＂

＂记上账，你出二毛五，长海出二毛五。＂婆婆说着就翻开了红皮账本。

我咬了咬嘴唇，心想这本账怎么这么较真，买个缸子也要分得这么清楚。长海看出我的不快，晚上悄悄跟我说：＂我妈就这性格，别往心里去。＂

转眼到了六月，长海表弟结婚。我们去参加婚礼，婆婆翻开账本，一笔一笔算起来：＂随礼一百，车费三块，合计一百零三，你们一人五十一块五毛。＂

我心里直犯嘀咕：这是你亲侄子结婚，凭啥我出一半？可看婆婆那副认真样，我也不好多说，只得从工资里掏钱。表弟婚礼上，我的新衣服被茶水溅了一身，可我连买件新的都觉得肉疼——那得记多少账啊？

七月的江城湿热难当，蝉鸣声不绝于耳。一个周末，街坊邻居聚在小区院子里乘凉，搬着小板凳，摇着蒲扇，天南海北地拉着家常。小区里的梧桐树下，几位老人摆了一桌象棋，小孩子们在一旁追逐打闹。

李大娘笑着夸奖邻居家孙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现在念大学可不容易，学费加生活费，一年没个千八百的下不来。＂李大娘感叹道。

＂可不是嘛，我家那孩子，光买参考书就花了不少钱。＂王阿姨接话道。

话题渐渐转到家庭开支上，王阿姨感叹道：＂现在物价涨得厉害，家里钱老不够用。上月买了十斤大米，就比上上月贵了三毛呢。＂

＂是啊，连肉价都上去了。＂有人附和。

婆婆坐在一旁听了会儿，突然开口：＂要我说啊，日子过得紧巴点没错，就得精打细算。我家就是AA制，一分不差，既节约又省钱。＂

＂啥叫＇AA制＇啊？＂李大娘好奇地问。

＂就是两口子的钱各出一半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婆婆得意洋洋地解释，＂我每个月都记账，算得一分不差。＂

我坐在一旁，脸上火辣辣的。我知道邻居们都在偷瞄我，心里恐怕在想：＂这媳妇嫁得真窝囊。＂

忍不住，我脱口而出：＂钱不花留着长毛吗？＂

院子里顿时安静下来，只剩蝉鸣声和远处收音机里飘来的戏曲声。婆婆的脸色很不好看，她放下手中的蒲扇，一言不发地回了家。

回家后，她把账本重重地摔在桌上：＂小梅，你这是什么意思？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我难堪！＂

长海在一旁打圆场：＂妈，小梅不是那个意思。大家都是闲聊，别当真。＂

＂我就是那个意思！＂我气得浑身发抖，＂咱家条件不差，何必算得这么清楚？像过日子还是像做生意？我听王阿姨说了，她家孙子上学，全家都凑钱。可咱家连买个缸子都要分得清清楚楚，这日子怎么过？＂

婆婆脸色铁青：＂你这孩子，懂什么？我这是为了这个家好！年轻人就知道乱花钱，不懂得积攒。＂

自那以后，家里的气氛更加紧张。八月，我提出要买一台彩电，黑白电视机看久了，眼睛都花了，而且厂里不少同事家都换上了彩电。婆婆坚决反对：＂黑白电视机好好的，才用了五年，换什么彩电？铺张浪费！＂

＂妈，现在条件好了，换个彩电怎么了？＂我不服气地说。

＂不行！等这台坏了再说。＂婆婆态度坚决。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我嘟囔着。

＂你这丫头，就知道攀比！＂婆婆气得直摇头。

长海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成了两头受气的那个。晚上睡觉前，他小声对我说：＂小梅，再忍忍吧。我妈这人就这样，认死理。＂

＂我看她是把咱们当外人。＂我委屈地说，＂明明日子可以过得更好，为啥非得这么抠抠搜搜的？＂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和婆婆的关系越来越僵。工作上的不顺心，再加上家里的不和谐，让我整个人都郁郁寡欢。同事们都说我瘦了，脸色也不好看了。

九月初的一天傍晚，天边还飘着绵绵细雨，我正在厨房做饭，切菜的动作也没有往日利索。。婆婆坐在客厅看报纸，偶尔传来翻报纸的沙沙声。

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沉默。我走去开门，是住在五楼的王大爷，他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满脸焦急。

＂刘会计在家吗？＂王大爷一见我就急忙问道。

婆婆闻声赶来：＂怎么了，老王？＂

＂不好了，李大娘突发脑溢血，送医院了。＂王大爷急得直搓手，＂医院要交住院押金，可她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老伴刚下岗，儿子又在外地打工，这可咋办？＂

我心里一紧，李大娘平日里最热心肠，谁家有事第一个帮忙。前些日子我感冒，就是她送来的一碗生姜红糖水。

婆婆听完，二话不说回屋翻出一个旧皮箱，从里面取出一叠钱。＂这是三百块，先应急。＂她说着，把钱塞进王大爷手里。

我愣在那里，不明白婆婆哪来这么多钱。更让我困惑的是，王大爷接过钱时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好像这不是第一次了。

＂老刘，你这次又帮大忙了。＂王大爷感激地说，＂上次我家小子念书的钱也是你借的，这次李家的事……＂

＂别说这些，快去医院吧。＂婆婆打断他，＂有啥需要再说。＂

王大爷匆匆离开后，婆婆回到厨房，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择菜。我站在一旁，满心疑惑：＂妈，您哪来那么多钱？＂

＂有点积蓄。＂婆婆淡淡地说，不愿多谈。

晚饭后，婆婆去医院看望李大娘，我趁机打开了她的抽屉，想一探究竟。在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下面，我发现了另一本账本，比那个红皮的要厚得多，封面是深蓝色的，已经有些陈旧了。

翻开一看，上面记录着各种名字和数字：张大爷——药费一百二，已还三十；李家小子——助学金五十，未还；王婶——煤钱三十，已还十五……密密麻麻的记录，有的旁边还标注着＂急＂＂重要＂之类的字样。

正翻着，身后传来脚步声。婆婆站在门口，看见我手里的账本，叹了口气：＂看见了？＂

我点点头，喉咙哽咽，不知该说什么好。

婆婆在我对面坐下，脸上的严厉渐渐软化，像退潮后的海滩，露出了本来的样子。她轻轻抚摸着那本蓝皮账本，眼神忽然变得悠远。

＂1958年，我娘得了重病。＂婆婆开始讲起了她的故事，声音低沉而平静，＂那时候家里穷，哪有钱看病？是街坊邻居凑的钱，还有单位的同事们，每人拿出一点，才把我娘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停了，只剩下檐角的水滴声，滴答、滴答，像是岁月的回音。

＂我娘病好后，就立下誓言，说一定要报答大家的恩情。可没过两年，她就去世了。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淑华啊，娘欠的情，你得还。＇从那时起，我就立下了帮助街坊邻里的心愿。＂

婆婆的眼角湿润了，她用袖子擦了擦：＂你以为我是小气？＂婆婆苦笑道，＂我只是想省出更多钱来帮助真正需要的人。咱们省一分，就能多帮别人一分。＂

我坐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原来，我一直误会了婆婆。那个让我讨厌的红皮账本，那些斤斤计较的AA制，背后竟然有这样的故事。

那天晚上，婆婆打开了她的＂宝库＂——几个旧饼干盒，里面装着这些年来省下的钱，全都记录在账本上，准备随时帮助有需要的邻居。

＂五个街坊有困难，我都记着呢。＂婆婆指着账本上的名字，＂他们哪个有事，我得及时帮一把。张大爷的儿子上大学，差学费；王家小子买了新房，手头紧；李大娘的老伴生病……＂她一一道来，如数家珍。

客厅里的老挂钟滴答作响，墙上的日历在微风中轻轻摇晃。我不禁红了眼眶，这个看似精明固执的老人，竟然有这样一颗柔软的心。

＂妈，您为啥不早告诉我们？＂我哽咽着问。

婆婆摇摇头：＂这不是啥光彩的事。帮人家，悄悄地就好，何必声张？再说了，这是我欠的情，和你们无关。＂

＂可您把钱都借给别人了，自己却过得这么省。＂我心疼地说。

＂习惯了。＂婆婆微微一笑，＂再说，能帮人家解决难处，比啥都强。＂

这一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婆婆的话在我脑海中回荡，那本蓝皮账本的画面挥之不去。窗外，蛐蛐儿的叫声此起彼伏，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小城里的千家万户，每一户背后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从那以后，我开始理解婆婆的＂AA制＂。每月结账时，我不再抱怨，反而主动跟婆婆学起了记账。婆婆教我怎么合理安排家庭开支，如何在不影响生活质量的前提下省出更多钱来帮助他人。

＂看，这个月电费可以省一块三，就够给王奶奶买半斤猪肉了。＂婆婆指着账本认真地说。

我点点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动和敬佩。原来，这才是婆婆的初衷——不是小气，而是有大爱。

有一天，我在厂里加班回来，路过医院看望正在康复的李大娘。病房里挤满了人，都是来看望她的街坊邻居，有的拎着水果，有的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

＂要不是老刘及时借钱，我这条命就没了。＂李大娘拉着我的手感慨道，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婆婆心眼好。＂我由衷地说。

＂你婆婆啊，可是咱们院子里的＇活雷锋＇。＂李大娘说，＂前年，她借钱给我家孙子买课本；去年冬天，又给张大爷家送煤；今年春上，还资助了王家小子的学费。这些事，她都不声张，要不是受了恩惠，谁能知道呢？＂

我听着，心里又是惭愧又是自豪。惭愧的是自己曾经那么误解婆婆，自豪的是有这样一位婆婆。

回家的路上，秋风送爽，路边的梧桐叶子已经开始泛黄。我路过供销社，看见柜台里摆着一个红木算盘，做工精细，价格不菲。犹豫片刻，我咬咬牙买了下来。

回到家，我将算盘郑重地送给婆婆：＂妈，这个送您。＂

婆婆接过算盘，手指轻轻抚过那些包浆发亮的珠子，眼睛亮了起来：＂好算盘！但太贵了吧？＂

＂不贵，＂我笑着说，＂以后您教我算账，这个就是我们的＇传家宝＇了。＂

婆婆眼圈红了，拍拍我的手：＂好孩子。＂

从那以后，我和婆婆的关系彻底改变了。她不再是那个在我眼中斤斤计较的老人，而是一位有大智慧、大爱心的长辈。我也不再是那个对婆婆心生芥蒂的媳妇，而是她助人善举的同行者。

十月的一天，长海下班回来，看见我和婆婆坐在桌前，一人拿着一个算盘，正叮叮当当地拨弄着。

＂这是啥情况？＂他惊讶地问。

＂你媳妇在学记账呢。＂婆婆笑着回答，语气中满是自豪。

长海也笑了，这一幕在两个月前想都不敢想。

冬天到了，小区里家家户户的窗户都贴上了防寒的窗花。我和婆婆一起去看望正在康复的李大娘。路上，雪花纷纷扬扬地落下来，给小城披上了银装。

＂小梅，我想过了，＂婆婆突然说，＂咱们何不在小区办个互助基金？这样能帮助更多人。＂

＂互助基金？＂我好奇地问。

＂对，就是大家自愿捐钱，谁家有困难就能申请帮助。比我一个人做要好得多。＂婆婆兴奋地解释，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我紧紧握住婆婆的手：＂好主意！我来帮您管账。咱俩一起，肯定能办好。＂

婆婆笑了，眼角的皱纹像绽开的花。那个曾让我厌烦的红皮账本，如今成了我和婆婆之间的纽带，记录着我们共同的善举和温暖。

年关将至，小区里挂起了红灯笼，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过年的物品。我和婆婆联合小区居委会，正式成立了＂邻里互助基金＂。第一次募捐活动就得到了三十多户家庭的响应，大家纷纷慷慨解囊。

＂谁家有困难，咱们大家伙儿一起帮。＂婆婆在居民大会上这样说，赢得了一片掌声。

我站在一旁，看着婆婆红光满面的样子，心里涌起一股暖流。那个小心翼翼记着账的老人，如今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及时雨＂。

过年前夕，我和婆婆一起在红皮账本上写下了新一年的计划。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婆婆常说的一句话：＂钱不是不花，是要花在刀刃上。＂

寒冬将尽，院子里的腊梅已经开始孕蕾。我和婆婆坐在窗前，一起记录着新一年的账目，也记录着这座小城里平凡人家的温情与责任。

窗外，雪花依然在飘，小区里的广播里传来新年的歌声。我知道，在这个普通的家属院里，在那些平凡的日子背后，藏着最珍贵的情感和最温暖的人间真情。

那本红皮账本，如今已成为我们家最珍贵的宝物，记录着我和婆婆之间从隔阂到理解，从误会到融合的全过程。每一笔支出，每一次计算，都是爱的传递，都是情的延续。

来源：那一刻的思绪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