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是说，研究文史之人要穷尽地上和地下一切文献和材料，想尽办法找出一点新信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在沈卫荣看来，语文学不仅仅是读书和做研究的方法，还是一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

“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这是傅斯年在1928年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时，为史语所写下的一句工作宗旨。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是说，研究文史之人要穷尽地上和地下一切文献和材料，想尽办法找出一点新信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那为什么说“我们不是读书的人”？

傅斯年招揽到史语所的第一批研究员，如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都是当时极其优秀的读书人，中国现代文史研究正是由以他们为代表的学者开拓奠基的。

当年傅斯年等人最在意的是，中国境内有极为丰富的语言学和历史学材料，欧洲人纷至沓来，或偷或抢，但中国人却坐视不管，像敦煌遗书，几乎都被欧洲人搬走。

因此傅斯年说，他们不能再做书斋里的读书人，要注重田野调查，彻底发掘安阳殷墟这样的重要遗址，一步一步往西域和南洋进发，去敦煌、吐鲁番、疏勒乃至亚细亚的深处，寻找更多的新材料、新方法进行研究，“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2005年，冯其庸邀请青年藏学家沈卫荣回国加盟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筹建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西域史语所”），并担任所长。沈卫荣接信后到北京拜会冯其庸，以这份工作为开端，结束了他16年的海外漂泊生涯。

沈卫荣要创建的西域史语所，不只是研究四书五经和汉文化，更要把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西域，以及与西域产生密切联系的域外各国一并进行研究，倡导一种包括中国所有民族文化传统的“大国学”。

（图/pixabay）

冯其庸与沈卫荣都是江南无锡人，也同样醉心于西域。他们的研究一在西北，一在西南，这两处都是中国域内文化与域外文化交缠之地：冯其庸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十进新疆，追寻玄奘的足迹，实地考察《大唐西域记》记载的路线和城池；沈卫荣从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毕业后，逐渐开展对元代蒙藏关系的研究，进而深入藏学领域。

沈卫荣认为自己这辈子最大的野心，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语文学家。他最新的一本文集命名为《他乡甘露》，这似乎隐喻他的求学之路和对语文学的追求。他从家乡无锡甘露镇出发，到欧洲、北美、东洋等地求学，再带着他乡的甘露回到中国。

《他乡甘露》

沈卫荣 著

凤凰出版社，2024-2

这段跨文化的学术经历，就是一种“语文学”的生活方式。

“傅斯年当年没有完成的目标，我们在努力实现”

《新周刊》：你在2006年回国以后主持西域史语所，持续了将近九年的时间。这些年里，你的感受和收获是什么？

沈卫荣：2005年，冯其庸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国学院并当院长，要筹建西域史语所，荣新江就力荐我来负责这个工作。现在想起来，这样的机会已经很难有了。我回国的时候40多岁，我早年的学生现在也差不多到这个年纪了。我当时却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我应该当教授。

刚接到信的时候，我也有疑惑：怎么让我去国学院？我也不是做这个研究的。

回国以后我去拜访冯先生，才知道他所说的国学是包括西域历史和语言的，我便和冯先生说，要按照傅斯年的方式来做西域史语所。与此同时，我还办了一个《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像傅斯年做《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那样写了一个发刊词——当然不可能有他那样的水准和气概。我在发刊词上概括了我们的宗旨：“我们鼓励采用实证的语文学、文献学，亦即西方所说的philology的方法，来处理、解读西域地区出土的各种不同语言文字的文献和实物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对西域各民族的历史、语言、宗教、文化作出合乎历史事实的描述和解释。”

2023 年1月17日，北京。“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图为“居延汉简”展区的“百家姓”展墙。（图 / 侯宇 / 中新社）

《新周刊》：西域史语所相比海内外其他学院或研究所，特点和优势在哪里？

沈卫荣：我们提倡“大国学”，不仅仅包括四书五经和汉文化，也要把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融合起来。西域史语所就是在这样的理念背景下成立的。后来我们把国内的考古学家王炳华、蒙古学家乌云毕力格，还有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研究系的索罗宁（Kirill Solonin）都找了过来，就把这个西域史语所一下子建起来了。

我和乌云毕力格都是德国波恩大学（毕业）的，所以波恩大学的教授来拜访时就说，我们这是建了一个“波恩大学分部”。甚至可以说，随着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研究所、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阿尔泰学研究中心的衰落，此消彼长，他们的研究水平都比不上我们。

在过去100多年里，谈到汉学，大家都认为西方人永远达不到中国人的水平，但是在虏学方面，中国人就没法跟人家比了。包括现在的敦煌研究，我们最强的是汉学方面，虏学方面比国外还是弱一些。而西域史语所填补了虏学这个空白。在我们所里，我做藏学，乌云毕力格擅长蒙古学和满学，毕波研究粟特，索罗宁做西域研究，荻原裕敏做吐火罗研究，所以在虏学方面，我们至少与西方学术界是平起平坐的，在很多方面还是领先的。

（图/unsplash）

后来我们培养出来的一批学生也非常厉害。以前国外的“新清史”学者说中国学者不懂满文文献，现在乌云毕力格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利用的满文文献，超过国外所有“新清史”学者的总和。在西夏学方面，索罗宁和他的弟子们的学术水平和做出来的学术成果，在世界上也是绝对的第一。

我的学生里面，有做藏学的，有做汉藏佛学的，也在世界上崭露头角了，（我们）不敢说国内第一，但也是绝对的一流。在虏学这个领域，傅斯年当年没有完成的目标，我们在努力实现。

如果要总结我一辈子的学术，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就是筹建西域史语所，这也是我国西域研究的一个亮点，很可惜后来我不得不离开了那里；第二个学术成果就是汉藏佛学研究。

没有语文学，你就会不学无术

《新周刊》：从陈寅恪、傅斯年之后，中国学术界其实已经不怎么提语文学了。你主持西域史语所之后，开始慢慢推动语文学的复兴。语文学曾经在整个人文学科里居于核心地位，后来语文学的衰落是怎么发生的？

沈卫荣：就跟西方的汉学研究一样。美国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汉学研究转到区域研究，汉学就慢慢边缘化了。语文学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本来它是无所不包的，我们学者只要从语言文本入手，研究宗教、历史、文化、哲学、文学、神学等，无论你研究什么，你首先必须是一个语文学家。

今天不是这样了，因为学科已经彻底细分了，你研究文学、我研究历史、他研究语言，大家互不干涉，学科之间的差异和界限也很大。随着学科的分化，语文学就被“肢解”了，乃至于后来“汉学”在这个学科体系里已经没有办法成立。正如列文森所说，汉学家变成了“没有专业的专家”——你什么都懂，什么都研究，应该叫什么学科？

语文学也是如此，它在今天这个学科体系里已经没有办法回到以前的核心地位，因为你没有办法给它一个学科定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印度学家谢尔顿·波洛克（Sheldon Pollock）教授说，语文学是一门“让文本产生意义的学科”（the discipline of making sense of texts）。这个定义太广，在这个划分越来越仔细的学科体系里找不到它的位置。真正让语文学垮台的，就是现代人文学科的分化和细分。

但是，我认为语文学作为一项专业训练，在所有学科里面都必须要有。我们现在设置这么多学科，真的对它们做了很好的界定吗？比如说文学专业，它似乎什么都研究，特别是跟文学经典相关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但是就不研究文学，中文系一开学就告诉学生：我们不培养作家。

2023年6月15日，甘肃甘南。母亲带着孩子到寺庙里转经祈福。当地有闻名世界的藏学府。（图/ 苏峥）

历史专业也很尴尬，它培养的人要写历史吗，历史学者能写历史吗？难道历史不是都在了吗，你该研究什么历史？文学史，是给文学系的人来写，还是给历史系的人来写？法律史，是给法律学者来写，还是给历史学者来写？如果文学学者、法律学者都可以写，那历史学者究竟要做什么呢，难道他们只研究年代吗？

所以我说，要么历史系关门，要么历史系就是整个人文学科回到傅斯年那个年代。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历史学加上语文学，其实就是整个人文学研究。

我们现在没法打破这些学科的分化，但是我们至少在方法上、理念上，应该要回归历史学和语文学的研究。否则就像今天美国的学术体系，细分到连汉学都没有了，汉学被肢解到各个系里，那么他们的学者就没有了语文学的训练。后来美国有很多得了大奖的著作，连一些基本的文本理解都是错的，像何伟亚（James L. Hevia）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戴史翠（Maura Dykstra）的《常规帝国的不确定性》，都被中国学者发现里面的汉文材料理解错了。在语文学上，这根本就是一个垃圾。因为没有语文学的训练，你就会失去理解过去的能力，你就会不学无术。

所以，我们必须回归语文学。我不反对学者搞理论，也不反对宏大叙事和结构主义，但是你至少要把这个文本理解对了，以汉还汉，以唐还唐，不要断章取义，不要故意歪曲。

《新周刊》：你曾经表示，自己最大的学术野心，其实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语文学家。在你的心目中，语文学研究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称得上“优秀”？

沈卫荣：在德国的时候，我说我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语文学家，当时的标准可能就是按照德国东方学研究的优秀传统（也就是狭义的语文学传统），写一篇一流的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取得的学位名称是“中亚语言文化学”，而“语言文化学”几乎就是“语文学”的另一个称呼。其实我的博士论文已经达到那个标准了，但是，现在因为我对语文学的理解更宽泛，标准就变得更高，也更加难以达到。

《新周刊》：因为你开始认为语文学不只是读书和做学问的方法，更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生活方式。对于非学者的普通大众来说，如何过一种“语文学”式的生活？

沈卫荣：我在《回归语文学》这本书里提过，语文学家恩斯特·施泰因克尔纳（Ernst Steinkellner）说，语文学其实是一种理解“信息”的艺术，是一种为了理解“他者”而进行的训练。谢尔顿·波洛克对这个有更为深刻的解释，他提出，语文学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

《回归语文学》

沈卫荣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1

第一个是历史的维度。历史上的一句话，文献里的一个词、一段文字，在它所处的那个历史背景里是什么意思？第二个是传统的维度。这句话出现之后，后人怎样去解释它、传播它？第三个是当下的语文学家的维度。在今天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下，我们怎样去理解那句话？

当你把这三个维度结合起来，你再去理解一件事情、理解一句话，才能够达到一种全面的、道德的理解。陈寅恪说，我们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实就是一种语文学的态度。你要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理解别人发出来的信息，你就要去全面了解各种信息，基于实证研究，才有可能正确解读和应对。否则，你就会被牵着鼻子走，人和人之间就会产生误解、产生矛盾，甚至发生争斗和流血。

所以，不光是学者需要语文学，政治家、外交家以及所有普通人，其实都需要语文学。

来源：梦宇讲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