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鼓楼其实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那道缝隙。在缝隙中间，有什么条件，就去怎么做事，门被封上了，大家从窗户进。在世界的一切变化中，一点点地去凿自己的路。

詹涵淇，《东四十条》电影导演

鼓楼其实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那道缝隙。在缝隙中间，有什么条件，就去怎么做事，门被封上了，大家从窗户进。在世界的一切变化中，一点点地去凿自己的路。

在鼓楼这道缝隙里，

长满野草

2025.4.12 杭州

大家好，我是詹涵淇，是个野生的导演。

有多野生呢？我没有学过电影，也没有相关经验。但是在过去几年里，我和我的邻居们通过胡搅蛮缠、不择手段的方式拍出了一部电影，就是《东四十条》。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北京鼓楼的故事。“鼓楼”是北京的一个区域，也是我生活了十年的地方。所以要说清楚什么是鼓楼，就得从十年前说起。

卡住的一代

十年前我大学毕业，并没有搞清楚自己想做什么，于是回老家找了一份稳定工作。

那年我22岁，特别迷茫。周围的人说：不要迷茫，听我的，你要抓紧时间在三年内完成所有人生大事，买房、上岸、结婚、生子。我的其他朋友们都适应得很好，于是我成了一个卡住的人。

他们问我：不结婚你想干什么？

我说我想写小说。

他们说，别想那些不切实际的。

在长时间的自我怀疑中，我有幸看到一部电影叫《独自等待》，讲一群生活在北京的年轻人追求梦想和爱情。他们过得一点儿也不顺利，但却总提着一股劲儿。

《独自等待》电影剧照

这部电影对我影响很大，原来在现实生活与理想之间，还有“独自等待”这个选择。我想，我要去北京看看，听说那里年轻人很多，可以晚一点结婚。

初入鼓楼

刚到北京的我感到很陌生，就像玩游戏开了一张新地图，上面的一切规则都是新的，我就自己在地图上乱走。有一天，我走到了鼓楼。

这里是北京的老城区，没有高楼大厦，整个城区呈现出一种比较悠闲的氛围，比如大爷从下午3点就开始在路边喝酒。

我当时很惊讶，为什么在中国如此中心的位置上，会坦然存在着我们老家县城一般的景象。

但后来我知道我惊讶得有点早。随着夜幕降临，我看到了鼓楼完全相反的一面。

天黑之后，突然间我身边经过了一匹马，上面坐着一个音乐人，要去胡同里一个小livehouse演出；随后一群穿着1920年代衣服的男男女女们从我身边跑过，他们拖着音箱，开始在胡同里举办他们的摇摆舞会。

我继续走，走到了一个安静的胡同里，突然看见两个人穿着全套的击剑服正在练习击剑。而且他们的狗也穿着击剑的衣服，在旁边跳来跳去。

我想这难道就是鼓楼吗？绕了一圈之后，我回到了白天大爷喝酒的地方，发现它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大爷消失了，年轻人占领了这里。

于是我也买了瓶酒坐了下来。其实我有点社恐，但他们像原本就认识我一样，跟我聊起天来。随着夜越来越深，陌生人不断加入，人群变得越来越大。

当时我特别感动。因为我在家乡待了三年，是没有同类的，很孤独，有时甚至需要花些力气来抵抗外界。但来到鼓楼突然有一群人愿意坐下来跟你发生真正的交流，这件事我实在是期待太久了。那时候我就哭了，好像我走了这么久的路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和大家一起坐在这的瞬间。

那天晚上我们抱头痛饮，促膝长谈，分享歌单，交流喜欢的诗歌，畅谈自己的理想，结拜了一次又一次。

第二天酒醒，鼓楼又变回了白天的样子。我意识到我们并不知道彼此姓什名谁，从哪里来，在哪里工作。

后来我发现，鼓楼就是这样。

鼓楼不是“楼”

现在由在鼓楼住了十年的我，再来说说何为鼓楼。

这是鼓楼，位于北京二环内的中轴线上。

但我们说的鼓楼并不是这个楼本身，而是以这座楼为精神地标所展开的一个社区。过去这里曾是房租洼地，无数的北漂音乐人、艺术家漂到了这里，繁衍出一种极其蓬勃的青年文化生态，又不断吸引着后来人。

于是鼓楼社区就形成了。那些年鼓楼被《纽约时报》称之为“北京布鲁克林”。

这个社区由老北京和无数的外来年轻人构成。它的边界是模糊的，人群是混杂的，于是日常与奇观交织在一起，和谐又冲突地发生。

比如50米一个的公共厕所。鼓楼的厕所图景是很震撼的，千奇百怪，每个长得都不一样。有个App叫“下厨房”，当时我们想做一个“上厕所”，把鼓楼每个厕所的通风、采光、隔音、气味全部做一个评测。

你不要以为厕所只是厕所。它是胡同里重要的社交场所，就像武侠小说里的茶馆，很多八卦在这里得到交换。有一次深夜，我甚至听到一个男女厕所正在联机玩王者荣耀，隔着中间的气窗喊话。

在胡同里，家和公共空间的界限比较模糊。有很多家里放不下的东西会向外延伸，形成社区面貌的一部分，比如这个“爱笑会议室”。

有时候会形成一些胡同边的小展览，像这种展览是比较温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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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胡同的展览就诡异一点。所以你知道为什 One Night In Beijing里有一句歌词叫“不敢在午夜问路”。

这家人可能缺一些石狮子，就用别的东西代替了。

胡同里经常会有这种装置艺术，大概在表达一种乐观。人们希望冬天的土地也能长出假植物，死去的植物也能开出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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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鸦是很常见的。在我刚来鼓楼的时候，风靡着一个兔子涂鸦。风靡到什么程度呢，曾经有人专门发起过一个“找兔子大赛”，看看谁能在一个下午的时间找到最多的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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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这是当时一个英国留学生创作的。我会很好奇地去想象一个英国人在许多个清醒或喝醉的夜晚穿过胡同，用他的方式建立着他和鼓楼的关系。

另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涂鸦是2018年左右流行的“午夜心碎”。

我也不确定这个喝酒的大爷是否真的看见了它，但他俩形成的画面就叫“鼓楼”。

当时胡同有丰富的地下音乐场景，虽然它们都在地上。

这个livehouse叫 DDC，当时每个月会举办一次超级大jam。在这一天，无论你是谁，都可以到舞台上去参与即兴。你可能是个籍籍无名的年轻乐手，但一回头发现与你一起即兴的人是崔健。

印象最深的一次，一曲演到最后，小小的舞台上站了十三个人，最边上的人边吹长号边往下掉。

这里叫 SOS救命小酒馆，是个很随意的小酒馆。

酒馆的天花板上挂着一个天狗。

有人说，不行，这样影响风水。

老板说，那必须要风水平衡。于是在旁边挂了一个天猫。

更随意的是，有一天凌晨，一帮无处可去的年轻人路过了酒馆，发现没开门。于是他们打开窗子爬了进去，自给自足。有人负责调酒，有人喝酒，有人负责收钱。最后他们喝高兴了，把垃圾收拾了，把钱留在吧台上，然后又翻窗离开了。

这个院子叫 鼓楼园，是当时最重要的精神家园，院子里分布着很多当时的经典地标——在DADA每天都有迪可以蹦、在Temple每天可以收获一个免费演出。有可能这个乐队没有名气，但刚好你特别喜欢。

向左滑动查看：鼓楼园和Temple（摄影 @周圈圈）

还有pil，做快闪式展览的小空间，它声称只在夜晚开放，并且只做年轻艺术家的展览。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需要从窗户爬进去。我信以为真，爬进去后我发现原来那头有门。

这个院子里汇集了当时非常多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期待今晚是不是会有大事发生。所以当时这个院子里每个夜晚都是黏黏腻腻地不愿意结束。

鼓楼园的那些夜晚（摄影@杨炸炸；向左滑动查看）

当时的鼓楼包容一切，所有人都在试图打破常规，在日常中填补更多的想象，用自己的行动去撕开现实与理想之间的那道缝隙，让它大一点、更大一点，大到足够让交流发生，大到可以对生活质疑、追问。所以各种艺术、文化、音乐像这道缝隙中的小小野草一样，汹涌澎湃地长出来。

这种生命力得以一直深深刺激着我。以至于多年之后我再回溯22岁时，别人对我说“别想那些不切实际的”，我开始质疑，到底是谁定义了实际和不切实际？

鼓楼经验不断地提醒我，无论在别人看来多不切实际，能实践出来的，就是实际。

为鼓楼做点什么

但乐园没能永远存在。从2017年开始，因为胡同改造，鼓楼的很多地方都关停了。每一周我们都要告别一批店，每隔一段时间，“鼓楼”就会坍塌一次。

一直持续到2020年，疫情来了，坚持到最后的一批地方也结束了营业。鼓楼园彻底地拉上了它的门，当年的那些夜晚仿佛没有存在过。

所有的鼓楼人重新变得无家可归，生活进入了一种新的停滞。

疫情开始后 （向左滑动查看）

当时我就在想，我能为鼓楼做些什么呢？

有一天，我路过家附近的河边，看到有一艘假船，有人在上面默默支起了一个屏幕，正在放《独自等待》。偶尔有路过的陌生人，就默默坐下来一起看。

当时我觉得两个时空重叠了，10年前给我力量的电影，10年后还在影响新的年轻人。于是我想，我能不能拍一部电影，它不讲大道理，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但是它可以给那些和我同样卡住的年轻人一个来自鼓楼的拥抱，就像鼓楼当年拥抱了我一样。

我和邻居阿毛一拍即合，剧组就地成立了。我俩都是导演，除此之外剧组没有别人了。

两位导演：詹涵淇和覃牧秋（阿毛）

我们开始在胡同里喝酒溜达，寻找灵感。

灵感这就来了。

我们看到了这张寻🐦启示。失主说他的鹦鹉走失了，彼此有默契，十分想念。

阿毛说，这也太荒诞了，他不是找一只猫找一只狗，而是找一只在天上飞的鸟，太不切实际了。

这四个字简直是触碰到了我的逆鳞。

于是我拍案而起，我说：“这是鼓楼，就应该有人去干这种不切实际的事！”

于是我们电影的主线出来了：名贵赛鸽走失，悬赏10万元。两个住在鼓楼的北漂年轻人东四、十条，为此展开了长达一年的寻找。过程中他们漫步在鼓楼的各个角落，有时候聊一些废话，有时候又叙述自己的生活。

《东四十条》电影剧照

当我们把这张道具贴到胡同里的时候，每一个路过的大爷大妈都会驻足观看，因为这个金额实在是太诱人了。而我们最后也没有告诉他们这是假的，所以有可能他们现在还在找。

当我俩决定拍电影的时候，我们知道拍电影是一件门槛很高的事，需要很多人的配合，需要大量的资金，也需要集中脱产大约一个月的拍摄时间。这些我们都没有，但我们有鼓楼。

于是我们到处打听鼓楼有人拍电影吗，有没有什么特殊经验。

朋友说有的有的，有一个人打算拍僵尸片，现在正在家里尝试养僵尸。

鼓楼还是有点太实验了。

事情进行到这就停滞了。秋天到来的时候，我和阿毛都有点悲观，果然凭我们拍电影还是一件“不切实际”的事吧。

就在那天，秋风刮来了我们上海的朋友世俊，带来了新的转机。

世俊（监制）

世俊是个广告导演，但他人生最重要的履历，就是在那个北京的深夜丢失了他的苹果手表。他拉着我和另一个朋友小迪，一起在鼓楼寻找手表。手表的定位一直在飘，一会儿在公共厕所，一会儿又飘到了一个杂院里。

我们仨鬼鬼祟祟，像侦探一样游走，最后在深夜敲响了陌生人的房门。里面正睡着，问：谁啊？

“我看到我们的苹果手表在你家里。”

“滚！”

后来我们坐在便利店前喝酒。我说，今晚就像我和阿毛写的剧本，你的手表就像剧本里那只鸽子。

世俊说，这个故事特别好，你们应该马上就拍。他指了指小迪：“他是摄影师，刚买了自己的摄影机。我们明天就把合适的演员叫到合适的场景去试拍吧。”

小迪（摄影师）

团队就这样获得了监制和摄影师，又增加了两个朋友来扮演东四和十条，6人团队至此成立。

项目再次启动，我们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开机仪式。路上，我踩中了一坨狗屎。朋友说：这事儿能成。

盛大的开机仪式

草台班子开始拍了

先写剧本嘛。那时正值疫情，扫码进店就可能遭遇团灭。去哪写剧本呢？

我们苦思冥想，想起了一个完美的地方：

感谢大爷大妈，我们的大部分剧本都是在这个会议室完成的。

因为各自都有工作，没有办法脱产拍电影怎么办呢？于是我们想了一个很极端的方式：把整个拍摄周期拉长到一年，用一年中的7天去拍摄，剩下的时间用来干中学。

剧组的大小飘忽不定。这是最庞大的一次，整整有12个人。

《东四十条》电影剧照

这场戏我们想表达胡同里排了一个很长的队，所以整个剧组都排进去了，摄影师按了开机之后也排了进去。

这时候，东四和十条并不相识。但因为同样无聊，排进了这个不知道在排什么的队伍。东四很自来熟，不断跟十条搭讪。十条不想理他，但是因为排在这个队伍里实在太久了，他身不由己。

突然，他们发现他们的裤子是一样的，于是两个人变成了朋友。因为有同样的时尚品味嘛。

从此他们结伴而行，发现告示，开始寻鸽。其实他们也没有真的在找，这更多是一场等待戈多式的旅程。只不过，是鸽子的“鸽”。

时间晃晃悠悠来到夏天。两人坐在河边钓鱼，一条鱼都没钓上来，却钓上了各种莫名其妙的玩意儿。

《东四十条》电影剧照

大家知道京杭大运河吧？他们钓上来的所有东西都是沿着这条河漂过来的。

这是一张美容美发卡，叫“西湖神剪”，是从杭州漂过来的。

这是青岛啤酒，从山东漂过来的。

这根毛笔上写着“石家庄毛笔协会”，是从河北漂过来的。

于是东四就问十条：

“为什么这河里全是外地的东西？”

十条说：

“北漂啊。”

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是一部比较抽象的电影了。我们拍完后自己剪了一下，拿给一位前辈看，问他，大佬，我们能逐梦演艺圈吗？

他说，嗯，看得出来你们的成本很小，应该不超过50万。

我说，我们花了5万。

要用5万块钱拍摄90分钟的电影，可想而知过程中充满了困难。比如春天飘杨絮的场景，我们只能硬等。等到全北京都飘满了杨絮，唯独我们要拍的那条胡同里没有。

后来我才知道，要有杨树的地方才会飘杨絮啊。

所以我只好在拍摄前一天，提着袋子满胡同地收集杨絮，路过的人都以为我疯了。

和杨絮赛跑

拍摄时，我躲在这辆车后面，把杨絮一点一点吹出来。

春天等杨絮，冬天又等雪。其实北京并不是一个每年都会下雪的城市，我们也没有造雪机，很焦虑，甚至在b站上学习了一些人工造雪的土方法。

正学着，突然天降大雪，下得很漂亮，这是大自然的馈赠！

结果下午，广场上来了一群志愿者，把大自然的馈赠铲除了。

我们只好深夜拿着铁锹，从花坛里把积雪一点一点铲出来，硬生生地造了一个景。

为了防止大爷大妈滑倒，拍摄结束后又将雪铲回花坛（向左滑动查看）

在电影里看起来是这样的，其实还是比较白雪皑皑的感觉。

《东四十条》电影剧照

但是如果拉到全景的话......

过程中我们还经常使用共享单车进行转场，使用胡同的邻居当人肉遮光板。

草台班子的场务

具体的微操还有很多，阿毛因为今天没能来到现场，所以特意制作了一个短片供大家体会。

晃晃悠悠地前行

我们逐渐把鼓楼的一些人事物也加到了电影里。

比如这只熊。我在街上遇到他时，他正试图和狗交朋友，但所有的狗都很怕他。我加了他的微信，发现他的头像也是熊，表情包也是熊，朋友圈发的全是他作为熊的生活，那怕是参加铁人三项，他也没有脱下这身衣服。

我想或许他也在找他的“鸽子”吧，找那个离他忽远忽近，有时触手可及，转眼又远在天边的理想生活。我们把它加进了故事，让他在秋天和东四、十条互相慰藉。

《东四十条》电影剧照

一年后，我再找他来补拍。他说我就不去了，我已经很久没扮熊了。我问，为什么？

他说：“去生活了。”

鼓楼熊最终也离开了鼓楼，就像那些坍塌的我们曾经的乐园。电影中，东四刚被裁员，离开了他正常的人生轨道，来到鼓楼。而十条在鼓楼住了七年，艺术理想没有实现，也许明年就要离开。

鼓楼像一个架空的世界，给所有暂时无法前行的人以停留。有一天，我们不可避免也会离开，到时候，又会怎么看待自己和鼓楼的这段旅途呢？

于是我们在片子中，借由十条之口，提出了我们的疑问：是不是鼓楼人的青春只是比别人延长了几年，早晚都要结束的。

片子最后一次拍摄时，我找到了答案。

这是我们电影里年纪最大的演员，在片子里饰演一个流浪汉。他已经快70岁了，没人知道他以前具体是做什么的，但现在他是胡同智者。他会在自己租来的小平房里做菜，很多年轻人去他那吃饭，一人付30块钱。但他说吃饭只是借口，跟年轻朋友们聊天的借口。

胡同智者

我找他来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他问我们在拍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说，电影讲两个年轻人，一个刚来鼓楼，一个不知什么时候要离开，他们一直都卡在理想和现实之间。

他说，这不就是我的故事吗？我二十几岁来到这里，当时的朋友陆续都走了，只有我还待在这里。

有一次我去找他，透过窗户看到他在练小提琴。他很开心地接待了我，把他的被褥从六张拼着的椅子上挪开，拉出一张椅子让我坐。他说：“前两天遇到两个漂泊的人，他们只有一个包，能到处走。我在想我是不是也该卖掉我的书，出去走走了。”

那一刻，哪怕他白发苍苍，我却觉得他也是个年轻人，还在拥抱他不确定的生命。也许鼓楼就意味着，在缝隙中独自等待，在永恒的不确定之中晃晃悠悠地前行。

在长达一年的拍摄中，我们剧组有人失业，有人失恋，有人被集中隔离了两次，有人每个项目最后都黄了，但是电影居然拍完了。

在一次拍摄的间隙，东四弹起了吉他，十条吹起了口琴，那一刻我有点想哭。我明白我们不只是在拍一个关于“卡住”的电影，我们同时跟电影中的的东四、十条一样，在互相陪伴着去度过卡住的这几年。

一起出去走走吗

电影拍完后，有一次我骑车路过了鼓楼园，发现不知何时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曾经Temple的舞台也已经变成了财神爷。那些涂鸦早已被新的油漆覆盖，那些会在胡同里击剑的人也不知去了何方。

如今的鼓楼园（向左滑动查看）

但我已不再为此惋惜。因为拍电影，我真正理解了鼓楼。

其实鼓楼也不是那个楼，也不是那些地下音乐场景，也不是那些荷尔蒙，更不是一个乌托邦。鼓楼其实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那道缝隙。

我最近看了《为什么长大》这本书，它指出成长意味着你会不可避免地看到，在应然世界和实然世界之中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你可以选择完全生活在实然里，也可以像彼得潘一样拒绝长大。但无论你在哪一端做到再完美，也没有卡在中间寻找平衡的人勇敢。

鼓楼的人其实一直都在这道缝隙中间，面对现实，也不放弃寻找理想，有什么条件，就去怎么做事。门被封上了，大家从窗户进。在世界的一切变化中，一点点地去凿自己的路。

鼓楼最近又有了一些新的店，有几个乐队一起开的合作社酒馆，也有小小的实验音乐的隐秘场地。新的涂鸦“戈多明天准来”，又开始流传在街头巷尾，就像那些缝隙里重新长出来的小小杂草。那些见过上一代的表达的人，就像我们，也会在别的地方展开自己的创作。

只要还有人愿意卡在这条缝隙里，带着不确定性满怀热忱地开展生活，就永远有鼓楼。

只要待在缝隙里继续“找鸽子”的人足够多，缝隙就会足够大，鼓楼就会生生不息。

谢谢大家，我是詹涵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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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四十条》现在正在全国上映中。朋友你如果想来鼓楼走走，就可以先来这部电影里面走走。它可能不太常规，但是又有点浪漫。就像一个大停电的晚上，你的手机也没电了。突然，一个老朋友走到你家楼下，喊你出去走走。

那你要不要跟他出去走走呢？

文章结合演讲稿及演讲整理而成

策划丨阳子

剪辑丨大凯

来源：一席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