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的科学领导地位正受到质疑，尤其是与中国等研发总支出超过美国的国家相比。美国创新体系的基础政策，可追溯到二战时期。当时，由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领导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SRD），使用联邦资金来协调战争所需的科学研究。布什撰写的“科学

研发创新模型：

大学－政府－产业的三螺旋关系

伊丽莎白·纽伯里

美国的科学领导地位正受到质疑，尤其是与中国等研发总支出超过美国的国家相比。美国创新体系的基础政策，可追溯到二战时期。当时，由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领导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SRD），使用联邦资金来协调战争所需的科学研究。布什撰写的“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报告，成为“美国战后科学的蓝图”。

布什假设了一种线性创新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研究人员，通过进行“基础”研究来创造知识。然后，产业将这些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这个模型被称为三螺旋模型（Triple Helix Model），因为它将三个关键参与者（大学、政府和产业）结合在一起，创造了科学创新的“DNA”。

01 大学

在三螺旋模型中，大学是研究的核心。第一次学术革命始于普鲁士（Prussia）首创的研究型大学，它将大学从知识的传播者和保存者，转变为知识的生产者。美国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NCSES）数据显示，在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术界完成了超过40%的基础研究。

第二次学术革命始于美国创业型大学的兴起。作为教学机构，大学一直具有经济和社会发展效益，但创业型大学将这些效益与其研究使命联系起来。

进一步复杂化的是，推进研究往往需要国际投资。大学的其他发展也反映了这种趋势。美国越来越依赖国际STEM（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学生，国际学生的数量超过了美国本土研究生数量，而外国出生的人占美国博士STEM工作者的43%。正如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所说，其他国家为其学生投资K-12教育，“我们偷走他们来这里，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地培养自己的学生。”

02 政府

二战前，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支持几乎为零。二战期间，科研机构开发了雷达和原子弹等对盟军胜利至关重要的技术。这些研究工作由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SRD）协调，该办公室还促成了多个民用和国防研究机构的成立，其中包括海军研究办公室、原子能委员会（后来演变为能源部）等。这也促成了195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成立，这是联邦政府资助科学事业的重要工具。

与布什最初提出的模式非常相似，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了技术、创新和伙伴关系理事会（TIP），以促进大学和产业界之间的合作，将技术从实验室推向市场。然而，一些专家担心，联邦资金并不总是公平的，可能会损害国内研究人员的利益，因此主张加强国内科学劳动力队伍的建设。

03 产业

在布什报告发布时，联邦政府是主要的研究资助者。现在，产业界主导着美国的研发。产业界的研发投资在1981年超过了联邦投资，此后持续增长。慈善事业也通过基金会、非营利组织和大学捐赠基金等，成为基础研究的重要支持。

二战结束后，美国出现了封闭的、垂直整合的大型企业研发实验室（IBM、GE、杜邦、贝尔实验室），并采用了线性研发方式，即优先考虑内部科学而不是外部知识产权许可，但这种结构在1980年代再次发生了变化。私营企业简单地将研发外包，几乎没有动力在内部投资长期的基础研究。

2001年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报告显示，在大学进行的公共资助基础研发与产品研发之间，存在“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数据显示，产业部门完成了63%的应用研究。企业的目标是盈利，因此它们更多资助与市场结果直接相关的应用研究。

文章来源：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官网，作者伊丽莎白·纽伯里为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严肃游戏计划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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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客户端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