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九世纪风云变幻中，中国的乡村世界是什么样的？正史中详细记载的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等“大历史”背后，普通人的生活是怎样的？从农田耕作、经济作物种植到小商品贩卖，从饮食、穿着到关系、人情，从时空感知到读写实践，从仪式展演到政治体验……

小人物与大历史

《程允亨的十九世纪》分享会

嘉宾：

刘永华（本书作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铮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时间：2025年4月19日（周六）14:00—16:00

（包含讲座、观众提问、签售等）

地点：纯真年代书吧·宝石山店

（杭州市西湖区北山街保俶塔前山路8号）

线下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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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年代书吧朱锦绣

十九世纪风云变幻中，中国的乡村世界是什么样的？正史中详细记载的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等“大历史”背后，普通人的生活是怎样的？从农田耕作、经济作物种植到小商品贩卖，从饮食、穿着到关系、人情，从时空感知到读写实践，从仪式展演到政治体验……

多年前，刘永华在徽州地区偶然发现了程允亨一家三代的“排日账”（农民日记），由此带我们深入历史细微之处，看见一个普通家庭的兴盛与衰败。这些记录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小人物的生活有了直接的认知。

本书是当下微观史写作的代表作品，有读书博主称之为“乡村版、学术版的《红楼梦》。”透过程允亨的生活，我们可以窥见19世纪中国社会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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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暨作者简介/

刘永华

吴铮强

/精彩摘录/

19世纪的乡民生计与乡村经济

文｜刘永华

＊本文节选自《程允亨的十九世纪》第1章

有删节，注释从略

光绪二十六年（1900）阴历十月二十五日，对于程允亨来说是个不平静的日子。当日，一位邻居前来讨债，负债累累的允亨无力偿还，只好眼睁睁看着这位邻居带来的一位绰号“烟鬼人”的帮手，强行扛走了自己辛苦养大的一头猪。两日后，允亨将房子作为抵押，借入一笔钱，同时当掉一批布料。几天后，又出售田产两处，抵押菜园一处。但债务仍未偿清。很明显，他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生计危机。

对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感兴趣的读者，很自然会追问：这次生计危机是如何发生的？这个事件应如何解读：是近代小农破产的缩影，还是另有原因？在这场悲剧中，各种宏观、微观因素—大至国际市场动向、国内政经变动，小至这个农户所在地域的经济状况和家长的个人决策—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尽管19世纪距离我们只有一个多世纪，但历史环境的变动和文献相对匮乏等原因，还是在今日世界和那个时代之间划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那个时代普通民众生活世界的诸多侧面，都已笼罩在迷雾当中。作为史学工作者，笔者将征引今人所能掌握的材料，充分运用与历史学这个职业有关的技艺，并借鉴社会科学的某些方法，尝试去拨开迷雾，复活那个已经逐渐远去的世界。

本书不仅计划回答程家生计危机的原因，还希望以程家为个案，追问一系列问题：中国近代乡民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吃什么？穿什么？住得如何？他们的生活跟市场有何关系？他们的生活圈子有多大？平日跟哪些人打交道？他们是如何感知时间、空间的？参与哪些宗教仪式？文字在他们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他们如何体验王朝国家的统治？ 19世纪发生的历史进程，如国内外市场的整合、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的两次农民运动，是否、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

笔者希望基于历史学者对史料的审慎处理，透过近距离观察徽州一个乡民的生活世界——从农田耕作、经济作物种植到小商品贩卖，从饮食、穿着到关系、人情，从时空感知到读写实践，从仪式展演到政治体验——及其变动，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小人物的生活获得较为感性、相对整体的认知，也尝试透过他们的眼光与体验，观察19世纪中国社会的变与不变。

19世纪的乡民生计与乡村经济

19世纪横亘于明清与现代两个时代之间，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主流历史分期中，这一时期在政治上处于帝制的最后阶段，明清时期建立的各种制度，多数仍在继续运行；同时，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这一时期又被视为不同于明代至清前期的一个历史阶段，具备了某些近代的特性。这就赋予该时期某种“居间”（in-between）的时代特征，给把握这一时代带来了困难。同时，跟民国时期相比，这个世纪近代意义上的量化数据、调查材料相对匮乏，故而在重构这一时期乡村史时，我们还面临着严峻的史料方面的难题。由于19世纪的“居间”特性与史料造成的难题，这一时期的乡民生计与乡村社会难以进行明确的定位，不少看法似是而非，一些问题的讨论难以深入。

19世纪的乡民生计，是明清以降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但很大程度上由于上述原因，对这个课题的讨论在很长时间内不够深入。从事明清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很少讨论此期乡村经济的变动；而从事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又难以找到堪与民国时期量化、调查材料相配合的史料，因而在讨论中对此期社会经济状况多一笔带过。结果，这一时期处于尴尬的灰色地带，它有时被视为明清史的一个阶段，有时被当作20世纪乡村经济演进的一个开端，学界提出的重要理论与看法，要么立足于19世纪以前的历史经验，要么是基于民国时期的统计、调查数据。

资本主义萌芽论，是20世纪明清史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范式之一，在20世纪中后期曾长期主导明清史研究乃至整个与明清史有关的人文学科研究。这一范式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主要面对的是16—18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这三个世纪的经验事实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与讨论。 萌芽论者参照西方古典经济学模型，梳理了这几个世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动，考察了乡村经济商业化程度提高、分工扩大、市镇兴起、城市经济繁荣与海外贸易发达等社会经济动态，探讨了手工业、农业、矿业等领域雇佣关系的出现，甚至在社会经济演进的历史脉络中，对思想启蒙问题进行过探讨。

萌芽论者对明清社会经济的评判总体较为乐观，对16—18世纪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评价较高。同时，他们考虑到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基本事实，又对列强入侵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若干限定，认为王朝国家、地主阶级的剥削和乡族势力的干预等因素，制约了乡村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总体而言，萌芽论较少触及19世纪，不过就社会经济发展而言，这一时期也没有被视为一个有别于前几个世纪的独立历史阶段进行处理。

对19世纪进行更正面、系统讨论的，是一批从事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他们对这个世纪提出了与萌芽论不尽相同的理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推进近代社会经济史的教学与研究，严中平、李 文治、章有义、彭泽益等老一辈经济史学者，先后编纂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等多种资料汇编。这些汇编不仅纂辑了较为丰富的社会经济史资料，编者对资料的编排也隐含了对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重要看法，对后来的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这些资料集汇编的内容，上起清朝建立，下迄1949年，重点呈现了鸦片战争爆发至1949年之间中国社会经济几个重要部门的发展状况。但它们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资料汇编，事实上相关资料被纳入一个叙事框架当中。这个框架的核心是，随着五口通商，官僚、官绅、商人及资本主义各国对农民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租佃率提高，超经济强制也得到加强；苛捐杂税不断增加，农民负担日益加重；随着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提高，乡村手工业受到冲击；商业资本空前活跃，高利贷剥削加剧；灾荒的扩大，进一步导致农业生产的衰退；其结果是乡民生活的贫困化与农民反抗斗争的出现与扩大。在这种叙事框架下，19世纪农户生计被抹上一层暗淡的灰色，在封建王朝、官商、外国势力等各种力量的重压下，乡民必然是生计日蹙，生活难以为继。

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也提出了几种有关19世纪中国乡村经济演进的看法。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是伊懋可（Mark Elvin）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论。伊氏认为，14世纪中叶以降，中国历史发生了转折。边疆的开发，而非技术进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闭关锁国政策，减少了中国接触新思想、新技术的机会。思想上，对自然的态度发生了变动，对科学发展至关重要的观察不被鼓励，反省、直觉开始占了上风。在伊氏提出的理论模型中，从14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在土地相对恒定的状态下，土地产生的剩余，逐渐被日益增长的劳动人口消耗；剩余的消耗，不仅减低了民众的市场购买力，也导致无法进行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匮乏，又导致生产率的低下。结果，中国经济陷入“量的增长，质的停滞”的僵局。西方列强的出现，才最终让中国经济走出恶性循环。

伊懋可提出的均衡论，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就对他的观点进行了商榷。黄宗智也承认，近代中国乡村经济较为落后，但他认为伊懋可将人口因素从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中孤立起来，忽视了社会、政体、经济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黄氏自己提出的解释模型，综合了经济学的形式主义、人类学的实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将乡村经济困境置于综合的社会系统进行解释。他指出，为了养活家庭，贫农可能在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下继续投入劳动力，从而导致“自我剥削”的出现。但对于经营式农场而言，人口压力带来的影响较小，农场自身在扣除消费外仍有剩余，不过他们并不进行资本积累和技术革新。这是因为社会上存在大量廉价劳力，没有积累资本、革新技术的必要，而且一旦土地积累达到一定数量，他们就转变为租佃地主，因为租佃地主无须参与劳动，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其结果是，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下，乡村经济难以走出困境，黄宗智称这一过程为“内卷化”（involution）。黄氏认为，内卷化开始于清代前期，一直延续至集体化时代。改革开放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劳动生产率才得到实质性的提高，中国的乡村经济才真正走出“内卷化”的困境。

大致而言，黄宗智对19世纪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估计，与五六十年代国内经济史学者和伊懋可的看法不尽相同，但他们对这个世纪乡村经济演进路径的理解，却有值得注意的相似之处：尽管各自主张的原因不同，他们都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乡村经济状况逐渐恶化（或是延续了此前逐渐恶化的趋势）。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对19世纪中国乡村经济走势的判断，也与此相似。

彭慕兰提出的大分流论，是21世纪初明清史领域提出的最有影响的理论。彭氏对明清时期中国（主要是江南地区）的乡村经济提出了较为乐观的估计。他系统比较了1800年以前江南与英格兰的人口、资本积累、技术、土地、市场、消费模式、企业组织、社会结构等不同面向， 认为江南与英格兰在诸多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时的中国与欧洲一样好。彭氏否定19世纪前的中国乡村经济出现过“内卷化”。他运用速水融和德弗里斯（Jan de Vries）提出的“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概念，讨论了江南的乡村经济，认为1800年以前江南地区乡民的劳动配置，与欧洲的勤勉革命颇为相似，都透过调整劳力、闲暇与消费的关系，提高了生活水平。只是从18世纪末开始，英格兰由于颇为偶然的原因，经济发生突破性的变动，中欧历史才出现分岔。由于彭慕兰探讨的重点是19世纪以前的乡村经济，他的《大分流》一书基本上没有触及19世纪中国乡民的生计问题。不过，他将1800年前后视为中欧历史的分岔点，其潜台词是，19世纪中国的乡村经济如果不是走下坡路，也是处于相对停滞的状况，与欧洲工业革命之后经济的迅猛发展形成了强烈对比。

近年来，马德斌及其合作者系统比较了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欧各地以及日本、南亚等地区的实质工资、人体测量数据的长期演变趋势。他们的研究发现，中欧大分流发生的时间需要推后，具体时间应是19世纪中叶。这种认识实际上沿袭了彭慕兰的说法，只是将分岔点推迟至西方列强入侵以后。然而，由于他们关注18世纪中叶开始长达两个世纪的长期变动趋势，他们的研究一改以往相对刻板的线性理解，提供了更为丰富、立体的有关19世纪经济局势的数据。他们对这一世纪的讨论，有助于更深入、具体地了解此期的经济周期及其对乡民生计的影响。

“二战”结束后，另有一些西方学者对近代中国经济持相对乐观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一时期乡村经济虽然无法观察到明显的改善，同时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恶化迹象，马若孟（Ramon H. Myers）、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就是提出、支持这一看法的两位学者。

总体看来，伊懋可对14世纪中叶以降中国乡村经济演进路径的判断，主要基于近代西方经济学模型，他的研究基本没有触及19世纪中国乡村经济的实况，而马若孟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马氏系统利用了抗战期间日本南满洲铁路组织（简称“满铁”）的调查人员对华北乡村的调查，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北、山东的乡村经济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在收获正常、没有战乱的年份，近代华北乡村经济并未出现明显的衰退和危机迹象，相反，农业产量得到提高，村庄数量增加，有些村庄的规模扩大了。他认为，华北乡村经济之所以得不到显著的发展，主要原因不是租佃制度和高利贷，而是因为农业技术没有提高，政府也没有对农民提供必要援助，结果农民无法有效地经营土地。这样，马若孟提出了一个与当时的国内社会经济史学者以及后来的伊懋可、黄宗智等都不一样的看法。

费维恺对1870—1911年中国乡村经济状况做出了类似的估计。他认为，尽管这一时期人口有所增长而人均耕地有所降低，但通过种植产量更高的农作物，粮食总产量可能有所增加，足以养活更多的人口。种植国际市场需要的经济作物，农业与非农业活动兼顾的生计策略，都有助于缓解人口压力。此外，这一时期中国的手工业也没有遭受严重的破坏。总之，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一时期乡民生活水平出现了急剧而长期的下降。

顺便提一下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对同治年间经济动态的看法。芮玛丽对同治中兴进行了全面讨论，尽管她探讨的重点是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但其中也包括了对中国经济的总体认识。芮玛丽对同治中兴时期经济发展的评价较低，她指出，“同治中兴没有为现代经济奠定基础”。中国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状况，谈不上有什么发展。不过她还是认为，由于这一时期政府的努力，中国经济从战乱中恢复过来。

八九十年代，国内学者也对近代乡村经济进行了重新审视。章有义对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人口与耕地数据做了重新估计。他提供的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期内，人口与耕地都在增长，但耕地增长速度总体稍快于人口增长速度，因此在这百年时间里，人均耕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稍有提高。从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一书，也对近代粮食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状况进行了讨论。作者认为，19世纪中后期，由于战乱和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冀鲁豫三省粮食生产均趋降低；但八九十年代以后，农业逐渐复苏；20世纪初至20年代末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粮食生产持续增长，农业效益较好。同时，手工业发展势头也不错。以在乡村手工业中最为重要的棉纺织业为例，鸦片战争前夕，华北三省进入长距离运销的商品布不过三百万匹，清末达到二千万匹的规模，民国以后增长更快。乡村经济凋敝的情形，并没有普遍出现。

吴承明也对近代生产力进行了重新估计。他对近代人口与耕地数据的估计与章有义相似，认为近代耕地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他检视了现有粮食单产数据。单产下降是清中叶以来的长期趋势，不过考虑到耕地增长率较高，即使在单产下降的情况下，满足民食仍不成问题。他还讨论了近代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趋势，认为黄宗智所谈的内卷化在理论上有道理，但事实上近代耕地面积是增长的，传统农业也并非纯粹的劳动密集生产，劳力的追加有一定限度，“小农经济是精打细算的经济，它不浪费资本，也不会浪费劳动力”，“以为人口压力会迫使农民将剩余劳动力无限投入土地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尤其在近代，他们还有到外区域或城市佣工、从事家庭手工业等其他出路”。最后，近代农业技术也有一定改善。因此，在吴氏看来，无论是陷阱论还是内卷化论，可能都无法切实把握近代中国乡村经济的发展动向。

在19世纪中国乡民生计的研究中，海外因素与乡民生计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课题，国内学者与海外学者曾经就此提出过针锋相对的看法。对徽州程家生计危机的讨论，就牵涉国际茶市与乡民生计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学界的相关讨论稍作回顾。

…………

总之，由于时代的特殊性与资料相对匮乏，目前学界对19世纪乡民生计的认识还存在不少争议。这一时期乡村经济的发展，是否进一步内卷化？乡民生计是否持续恶化，还是有所好转？外国势力的介入带来何种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还远远没有达成一致看法。总体来说，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研究，对19世纪的农业生产力和乡村经济状况进行了较为客观的估计，对这一时期乡村经济的讨论，也放弃了以往相对线性的认识，更倾向于将这个世纪的乡村经济，理解为包含若干经济周期的曲线式的发展。近年马德斌及其合作者进行的两项研究，将这一探讨引向深入，值得注意。不过由于讨论的是城市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他们提出的结论对乡民是否适用有待证实。本书希望在这些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一个徽州农户的生计活动，重构其生计模式及其变动，系统重建与此相关的米价、茶价等数据系列及其变动趋势，估算其家庭收支的历时性变动轨迹，从国内外市场、王朝制度、区域经济、家庭结构与个人决策等方面，思考乡民生计的运作与变动逻辑，力图在更贴近经验事实的基础上，讨论这一时期中国乡村经济的演进趋势与内在动因。

↑往期活动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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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向上滑动阅览详细目录

表格、插图与地图清单

度量衡和货币单位

第一章 导论

19世纪的乡民生计与乡村经济

19世纪的乡村社会与文化

个体层次的整体史

基本史料

第二章 沱川及其周边

山乡生态

工商传统

村落、姓氏与寺庙

第三章 父辈

发开一家

太平天国前的生计

第四章 “长毛”来了

出生

少年时代

“长毛”来了

第五章 劳动安排与阶级关系

农田耕作

茶树种植与茶叶生产

山货采集与贩卖

阶级关系

第六章 生计模式的调整

成亲

生计模式的变动

茶叶生产

土地开发

第七章 生活水平、商业化与交易形态

生活水平估计

农家经济的商业化

交易形态

第八章 饮食、穿着及其他

饮食

穿着

家具、燃料及其他

第九章 行动空间

生活空间研究

粮食种植、茶叶生产与亲戚往来

集市贸易与食盐贩卖

生计模式与行动空间的变动

第十章 家与家人

家人

盖房

分家

第十一章 宗族与村落

宗族组织与宗亲关系

村落与仪式

“小姓”

第十二章 关系与人情

人际关系的类型

强关系、弱关系

人际关系的新动向

第十三章 时空感知

年节行事

聚落空间

居住空间

第十四章 进香、治疗与娱乐

齐云进香

疾病与治疗

闲暇与娱乐

第十五章 读与写

读写能力

文书

书籍

第十六章 乡民与王朝国家

都图组织与钱粮缴纳

乡约组织

约族与纠纷调处

社坛、厉坛与神庙

第十七章 危机

国事与家事

危机的应对

去世

第十八章 身后事

附录一 程氏排日账基本情况及相关说明

附录二 沱川主要村落、姓氏情况表

附录三 婺北及周边地区的粮价数据

附录四 程家历年猪肉购买情况表

附录五 程氏排日账所见银钱比价表

附录六 程家耕地与粮食产量的估算

附录七 程氏排日账的地名记录

附录八 婺源县乡里都图统属表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礼仪下乡：

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

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前传”

探讨明清时期儒教礼仪进入乡村，融入乡民仪式生活的社会文化史过程

#“礼下庶人” #明清乡村社会文化转型 #宗族

刘永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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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装，定价：68元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6月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