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谭婶子从山上挖回来那棵怪树苗的时候，我正好在她家门口等我爹。那天我爹借了谭婶子家的斗车去拉沙子，说是回来就还，结果一去就是半天。刚入夏，阳光烤得人头晕，我就坐在谭婶子家门前那个水泥台阶上，看她艰难地从背篓里掏出那棵树苗。

那年谭婶子从山上挖回来那棵怪树苗的时候，我正好在她家门口等我爹。那天我爹借了谭婶子家的斗车去拉沙子，说是回来就还，结果一去就是半天。刚入夏，阳光烤得人头晕，我就坐在谭婶子家门前那个水泥台阶上，看她艰难地从背篓里掏出那棵树苗。

“谭婶，这啥树啊？咋这么丑？”我问。

谭婶子没理我，只顾着找个破水桶把树苗栽进去。确实丑，干巴巴的，黑不溜秋，树干扭曲得像条瘸腿的蛇，树枝也稀稀拉拉的，上面还长着一些奇怪的疙瘩。

“这你也拿回来？长得跟鬼爪似的。”我爹终于推着空斗车回来了，路过谭婶子门口时说了这么一句。

“就是看着奇怪才拿的。”谭婶子抹了把汗，“山后头山崖下，就长这一棵，怪得很。”

我爹笑笑没说话，接着推车走了。我跟在后面，回头看谭婶子还在摆弄那棵怪树，心想这老太太真是闲得慌。

谭婶子五十多岁，十年前男人出外打工就再没回来，后来听说在广东跟别人组了家。她一个人带大两个孩子，如今孩子都出去了，大的在县城做生意，小的去了省城上学。谭婶子就一个人住在老宅子里，平日里种点菜，养几只鸡，做点零工。日子过得倒也安稳。

那棵怪树谭婶子一开始栽在院子里，后来不知怎的又挪到了门前。树长得慢，一年下来好像只高了一点点，但形状越发奇怪，主干弯成了”S”形，侧枝像章鱼触角似的伸展开来，树皮黑里透红，干裂处露出黄褐色的纹路。最奇怪的是那些树干上的疙瘩，不规则地分布着，大的如鸡蛋，小的似花生，表面粗糙，摸上去硬邦邦的。

村里人路过总要评论几句，“这什么树啊？长得这么难看。”

“不知道，就是喜欢，好玩。”谭婶子总是这么说。

到了第二年春天，那树竟然开花了，花朵极小，淡黄色的，没什么香味，平平无奇。谭婶子却高兴得不行，每天早晚都要给树浇水，偶尔还跟树说话，远远看着像个疯婆子。

老李头路过时，看着那树皱眉：“谭家婶子，你这树不吉利，你看它长得多怪，还结这些疙瘩，跟个瘤子似的，多不吉利。砍了吧？”

“要你管。”谭婶子头也不抬，继续给树松土。

“那树说不定有毒，叫虫儿咬了，招蛇招虫的。”老张婶也来劝。

谭婶子不理会。

我那时上初中，周末回家经常路过谭婶子家，看那树慢慢长高，枝条越发狰狞。有次放学路上碰见镇上的王教授，他是个植物学家，退休后回家乡养老，看见谭婶子的树，站在那儿看了好一会。

“小朋友，这树是谁家的？”王教授问我。

“谭婶子家的，她从山上挖来的。”

王教授点点头，写了什么在小本上，又拍了几张照片。我没在意，后来想起来，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有些变化悄悄发生了。

那年夏天，村里准备修路，刚好要从谭婶子家门前过。乡长来看过路线，说那棵怪树挡路，得砍掉。

“不行。”谭婶子一口回绝。

“谭婶啊，这是为了村里的发展，你不能太自私了。再说那树也不值钱，长得这么丑，砍了还能多块空地。”

“说不行就不行，路绕着走不行吗？”谭婶子双手抱臂站在树旁。

村里人都来劝谭婶子，有说好话的，有吓唬的，甚至村委会主任都亲自上门做工作，谭婶子就是不松口。僵持了几天，最后乡长一摆手，“算了，弯一下路就弯一下吧，别难为老人家了。”

就这样，那条通村公路硬生生在谭婶子家门前拐了个弯，大家伙都笑话谭婶子固执，连条破路都要跟政府对着干，说她老糊涂了。

那树长到第三年，树身的疙瘩越来越多，连枝条上都长满了。村里的孩子编了顺口溜，“谭婶怪树多疙瘩，摸一下手要烂掉。”吓得谭婶子不得不在树下围了一圈篱笆，免得熊孩子们去招惹。

那年冬天，一场大雪压断了树的一根主枝。谭婶子心疼得不行，用布条把断枝绑了回去，又用塑料布围了一圈防寒。村里人更觉得谭婶子神经病了，对一棵丑树这么上心。

“那树要是结果能吃，也就算了，关键是啥用没有，就是占地方，还丑，咋就这么喜欢呢？”几个老太太在村口闲聊，看着谭婶子忙前忙后，摇头叹气。

我上了高中，只有周末才回家。有次路过谭婶子家，看见一辆外地牌照的车停在她家门口，几个穿着正式的人在那棵树前指指点点，不停地拍照。我好奇，就停下来看了一会。

“这确实是乌木黄檀，非常罕见。”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说，“尤其是这种自然生长的瘤状突起，更是难得。”

另一个人拿着仪器在测量什么：“树龄至少有三十年了，能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真是奇迹。”

我听得一头雾水，只知道那些人是从省里来的专家。谭婶子站在一边，脸上带着我从未见过的骄傲表情。

消息很快传遍了村子。谭婶子那棵怪树，竟然是什么稀有树种，专家们都来研究。村里人的态度开始变了，路过时不再嫌弃，反而多了几分好奇和尊敬。

那年夏天我高考结束，闲得无聊，有一天在谭婶子家门口遇见她拎着水桶在浇树。我问她：“谭婶，您早就知道这树值钱吧？”

谭婶子放下水桶，望着那棵怪树，树已经有两人多高了，疙瘩长得更加密集，阳光照在上面，显出一种古怪的光泽。

“不是因为值钱。”谭婶子说，语气平静。

“那为啥这么护着它？”我问。

谭婶子没有马上回答，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华子，递给我一根。我愣了一下，接过来，她又给自己点了一根。我从没见过谭婶子抽烟。

“你知道我为啥从山上挖这棵树不？”她吐出一口烟，眼神有些飘忽。

我摇摇头。

“那天我上山去找你谭叔。”

这话把我惊着了。谭婶子的男人，村里人都知道早就在外面有了家，十年没回来了。

“那天是你谭叔生日，我总念着，就想着上山看看。他以前说过，要是哪天不想活了，就上后山的悬崖那边去。”谭婶子的声音很平静，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我到了那边，看见崖下有块红布，心想完了，你谭叔真跳了。结果走近一看，是件红衬衫，挂在这棵树上，你谭叔那件过年穿的新衬衫。”

我不知该说什么，只好用力吸了口烟，呛得直咳嗽。

“当时我就想挖了这树，”她继续说，“反正家里也没人，种着玩儿。其实我知道，他肯定是来过，看了我和孩子们一眼，又走了。”

“您…怎么确定？”我小声问。

谭婶子笑了笑：“我认得那件衬衫，那天他没带走，说嫌太扎眼。树上的衬衫是新的，没穿过。”

我突然理解了什么，但又不敢确定。谭婶子见我发愣，继续说：“后来听说这树怪，说不定我死了能值点钱，给孩子们留着。结果还真让那教授给看上了，说是珍贵树种。”

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那些疙瘩在阳光下显得不那么丑陋了，反而有一种粗犷的美感。

大约是第六年的春天，镇长亲自带着省里的专家来了。这次阵仗大了，来了十几个人，车子停了一排。

“谭大姐，恭喜啊！”镇长热情地握着谭婶子的手，“你这棵乌木黄檀被列入省级保护名录了，以后政府出钱保护，还给你补贴呢！”

谭婶子点点头，脸上没什么表情。

“这树太珍贵了，”一个戴金丝眼镜的专家激动地说，“尤其是这些瘤状突起，是制作高档工艺品的上等材料，市场价值非常高。现在全省范围内野生的不超过二十棵，而且大多都没有这么多瘤状组织。”

接下来的几天，村里热闹非凡。工人们来给那棵树围上了铁栅栏，安了监控摄像头，挂上了”省级珍稀树种保护基地”的牌子。甚至还有记者来采访谭婶子，问她是如何发现并保护这棵珍稀树种的。

谭婶子只是简单地说：“看着特别，就留着了。”

文章写得天花乱坠，说谭婶子有着朴素的环保意识，是民间植物保护的典范。村里人看了都笑，说谭婶子运气好，碰上了块宝贝。

那年我考上了大学，临走前去谭婶子家道别。她正坐在树下的小板凳上择菜，旁边放着个旧收音机，播着不知哪个台的评书。那棵怪树已经很高大了，枝繁叶茂，那些疙瘩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

“谭婶，我来跟您说声再见，明天就走了。”

谭婶子抬头笑了笑：“考上哪所大学了？”

“省城师范。”

“不错，好好学，以后回来教书。”她说着，从兜里掏出个红包塞给我，“见面礼，拿着。”

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坐了会儿，我鼓起勇气问：“谭婶，那树真的只是因为特别才留着的吗？”

谭婶子看了我一眼，继续择菜：“不然呢？”

“就是…您不会是因为谭叔才…”

“小孩子，别瞎想。”谭婶子打断我，“人这辈子，总得有点执着的东西，不然活着有啥意思？”

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谭婶子坐在树荫下，背影显得很平静。

那天晚上我从谭婶子家回来，绕路去了村后的小卖部，想买瓶水喝。小卖部老板娘是村里有名的话痨，见了我就开始唠叨。

“听说了吗？谭婶子要搬走了，说是去县城和她儿子住。”

“啊？那她那棵树呢？”我问。

“树归政府管了呗，听说每年给她不少补贴。哎，这老太太命真好，守着棵丑树都能发财。”

我想起谭婶子那平静的眼神和飘忽的烟圈，不知怎的，心里有些酸涩。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行李准备去车站。路过谭婶子家，看见她正在院子里收拾东西，几个大纸箱堆在门口。那棵怪树上挂着红绸带，树底下放着几炷香，青烟袅袅。我没打扰她，悄悄走了。

多年后我回村探亲，听说谭婶子的树已经成了当地的一个小景点，甚至修了条专门的参观路。我特意去看了看，树更高大了，茂盛得不成样子，树身的疙瘩被专家们用塑料膜保护起来，据说是为了防止风化。

树下立着块石碑，上面刻着”省级珍稀树种——瘤状乌木黄檀”，下面是关于这种树的简介，说什么生长环境苛刻，寿命长久，木质坚硬，纹理优美，是制作高档工艺品的绝佳材料。

碑的右下角刻着一行小字：“感谢谭氏家族对本树种的发现与保护。”

我站在树下看了很久，不知为何，总觉得这树看起来有些孤独。

“你看这树，多奇怪。”站在我旁边的一位游客对他的同伴说，“这些疙瘩，长得真丑。”

“丑什么啊，”他同伴反驳，“这是珍稀树种，值大钱的！”

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点上，轻轻吐出一口烟圈，让它缓缓上升，最后消散在那棵怪树的枝叶间。

那天晚上，我去了县城，打听到谭婶子的住处。她住在儿子开的小超市楼上，还是一个人住一间。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墙上挂着一幅用树根做的工艺品，造型扭曲怪异，却莫名好看。

“这是…”

“那树上掉下来的一截枝条，我留着做个纪念。”谭婶子笑着说，眼角的皱纹更深了。

临走时，我忍不住问：“谭婶，您后悔吗？把那棵树留下来。”

谭婶子给我倒了杯茶，茶几上放着一个旧钱包，露出一角发黄的照片。我不经意瞥了一眼，是个年轻男人的侧脸，穿着红衬衫。

“不后悔，”她说，目光平静，“那树活得好好的，我也活得好好的。有些事，不就这样吗？”

我没再多问。那年夏天特别热，谭婶子家的电风扇嗡嗡响着，吹得窗户上的布帘一鼓一鼓的。楼下有人在喊价钱，应该是在买东西。隔壁传来孩子的哭声，然后是大人的训斥。生活就这样继续着，平凡而普通。

离开县城那天，天气阴沉，好像要下雨。出租车经过一家花店，我让司机停了一下，进去买了一束花，不是什么名贵的品种，就是路边常见的那种野花，朴素但生命力顽强。

“送人？”花店老板问。

“不，是送给一棵树的。”我说。

回村的路上开始下雨，雨点打在车窗上，模糊了窗外的景色。我想起谭婶子说的话：“人这辈子，总得有点执着的东西，不然活着有啥意思？”

或许，那棵怪树对她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等待，更是一种坚守。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自己愿意守护的东西，哪怕它在旁人眼中丑陋不堪，但在自己心里，却是无可替代的珍宝。

我把花放在那棵树下，雨水冲刷着花瓣，也冲刷着那些被称为”珍稀”的疙瘩。不知为何，在雨中，那棵树看起来不再怪异，反而有一种倔强的美，就像谭婶子一样，固执地生长，固执地等待，固执地守护着那份属于自己的记忆和情感。

回到城里后，我才知道谭婶子的故事在网上流传开了，有人拍了纪录片，美其名曰《守护者》，讲的是一个农村妇女如何无意中保护了珍稀树种的故事。片子拍得煽情，配乐悲壮，谭婶子成了环保英雄，那棵树也成了生态保护的象征。

我看着网上那些评论，人们赞美谭婶子的坚持和勇气，我却想起她屋里那张发黄的照片，和她说话时眼神中的平静。有些故事，或许只有当事人才知道真相，旁观者再如何揣测，也只能窥见冰山一角。

“谭婶子种了一棵怪树，村里人劝她砍掉，六年后镇长带着专家来挂牌保护！”这个标题现在还挂在村口的宣传栏里，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成了游客们津津乐道的传奇。

而我知道，那只是谭婶子生命中的一个小小的守候，一段无人知晓的等待，一份执着的、不愿放手的情感。就像那棵怪树上的疙瘩，看似丑陋，实则珍贵，因为它承载了太多旁人无法理解的故事和情感。

雨，还在下。我想象着谭婶子坐在县城的小房间里，可能正透过窗户看着远方，思绪飘向那棵她亲手种下的怪树，和树下那件再也没有人穿过的红衬衫。

来源：一颗柠檬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