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4月7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裁定，允许特朗普政府援引1798年制定的《外敌法》（Alien Enemies Act，该法原用于战争时期，历史上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用于监禁日裔等交战国关联之外国公民），针对特定移民群体进行驱逐行动。

正文

4月7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裁定，允许特朗普政府援引1798年制定的《外敌法》（Alien Enemies Act，该法原用于战争时期，历史上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用于监禁日裔等交战国关联之外国公民），针对特定移民群体进行驱逐行动。

面对禁令，特朗普政府遂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请求解除地方法院的禁制命令。

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推翻了博斯伯格法官的临时禁令。但裁决指出，即便行政部门基于《外敌法》执行驱逐措施，被拘留者仍应在合理时间内收到书面通知，并有机会依法向关押地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以确保其权利不被剥夺。此案的法律程序仍在进行中。最高法院在裁决中明确表示，尚未就《外敌法》本身的实质适用性做出结论，仅针对程序与审理地点进行判定。

本案中，保守派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与三位自由派大法官共同持反对意见。自由派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在撰写的异议书中指出，政府的遣返计划可能绕过司法审查，削弱对移民的法律保护。巴雷特部分加入该异议，显示她对程序正当性仍持保留态度。

《外敌法》和亚裔

当19世纪到20世纪初，亚洲移民威胁到白人劳工时，他们是“被人看不起的少数族裔”。然而到了冷战期间，他们又被描述为“模范少数族裔”，以便稳定美国学术界精英的信心。这种标签变换的随意性，显示出亚洲人不可靠的社会地位是怎样取决于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功能：廉价劳工、敌侨、乃至令所有其他肤色的社区都相形见绌的超级书呆子。

今天，随着贸易战开打和中美脱钩风险剧增，或引发了新一轮反亚裔的种族主义浪潮。早在其第一任期，特朗普总统曾于2020年3月16日在社交媒体推特的推文中首次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后又称之为“功夫流感（Kung-Flu）”。亚裔尤其是华裔美国人在街头被吐口水，受到骚扰和侮辱。亚裔家庭受到的病毒威胁不亚于任何家庭，然而其他美国人却将病毒归咎于亚裔，甚至连儿童也遭到了袭击。

对于这个国家的亚裔美国人来说，这并非黑暗期第一次降临。80多年前，日裔美国人被迫离家，关进荒凉的集中营。无论他们在这个国家住了多久或做了什么贡献，他们仍被视为外国人——对左邻右舍构成了危险，而且是一种必须加以遏制的威胁。

日裔美国人在二战时的遭遇

二战期间最有名的迫害平民事件莫过于举世震惊的纳粹集中营。据统计，德国法西斯主义者杀害了近600万犹太人。事实上，在当时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建有这种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集中营地，他们不是战俘却遭受了与战俘同等的遭遇。1942-1945年美国政府对一代和二代日裔移民的拘禁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然而这段历史在二战之后就被尘封与忽略，直到70年代末期才有学者重新关注日裔这次悲惨的经历。经过日裔近十年的努力，1988年里根政府终于通过公民自由法案（Civil Liberties Act of 1988），正式向日裔道歉并进行赔偿。

1、起因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的大熔炉。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几乎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二战前在美日裔也毫不例外地遭受如此待遇。从1868年第一批日本劳工来到夏威夷群岛开始，日本移民开始逐步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阿拉斯加州等地，且主要集聚于加州。日本劳工的勤劳努力使他们中的部分人很快就转变成土地所有者或是租地农场主。日本移民甚至还以其出色的园艺技术闻名加州。然而正是这种迅速的成功遭致当地白人的不满与排斥。美国一些有实力的农业工人组织就曾公开表示，为了其自身利益，希望日本佬滚出加利福尼亚州。不只是农民对日裔的存在表示抗议，由于日裔租地农场主需要付出较高的地租，这就严重威胁了白人农场主的利益。

因此，加州参众两院全票通过《1913年外籍人土地法》(The Alien Land Law of 1913），禁止非美国公民租借同一块土地超过三年。而这项法律很快推广到其他日裔集中的西南各州。不过十年多的时间，美国政府颁布《1924年移民法》（The National Quota Act of 1924)，不仅几乎完全限制新移民的到来，更阻塞了日本移民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道路。所以，这个法案又被称为《排日法案》。而大部分日本一代移民（Issei）因此无法获得合法的美国身份，只能把自己购进的土地挂在自己孩子即二代日裔（Nisei）名下。更糟糕的是，在对日裔歧视最严重的西海岸，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参选连任参议员的政客甚至打出‘让加利福尼亚只有白人’这样的竞选口号来反对日裔的存在。

日军偷袭珍珠港

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偷袭美国珍珠港军事基地。持续一个小时四十九分钟的两轮轰炸让美国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同一时间针对马尼拉、关岛和吕宋美军军用港口和军事基地的袭击使得美国将太平洋的制空权拱手让给了日本。日本的偷袭行为令美国政府和人民震怒，当天即拘押了几千名外国公民，其中737名为日裔。偷袭发生的第二天美国即对日本宣战，即刻启动战时机制，至1942年1月，FBI共逮捕日裔5,534人、德裔4,769人、意裔2,262人。此时被捕的日裔主要是一些组织的领导者及日语学校教师等。当时全美国都在传言：是渗透到美国的日裔“第五纵队”向日军提供了准确情报。

虽然美国对日裔及其他亚裔居民的偏见和歧视早已有之，珍珠港事件的发生骤然引起整个美国的震惊与对在美日裔的仇视。在国会进行了一次关于日裔美国人的大讨论中，参议员托马斯（Elbert D. Thomas）就表示 “这是西方文明与日本野蛮主义发生冲突，基督教与神道教、无神论和无宗教信仰者的冲突，更是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种族战争。” 众议员约翰·兰金（John E. Rankin）更是对日裔无理中伤，他称“在日本人居住太平洋沿岸充斥着日本间谍和第五纵队，一旦有日本血统他就是日本人。我要逮住在美国大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的每一个日本人，送进集中营，尽快把他们送回亚洲。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太平洋永远不会太平，夏威夷、阿拉斯加、华盛顿州或加利福尼亚将永无宁日”。

军方对日裔的仇视态度更是甚嚣尘上。美国陆军西海岸防卫司令部司令约翰·德威特中将（Lt Gen John DeWitt）表示，“日本民族是与我们相敌对的民族，虽然有很多第二代和第三代日裔出生在美国国土，拥有美国国籍，并且已然‘美国化’，但是种族烙印无法抹去，你不能指望发出一纸文件就能改变他们，种族间的紧张情绪仍未有减弱。”

二战期间在加州张贴的隔离令，要求撤走日裔侨民

《洛杉矶时报》在社论中将日裔聚居的加利福尼亚州称为危险地区，“一切机警而目光敏锐的公民应同军事当局合作，共同对付间谍、颠覆者等第五纵队分子”。时任加州州长卡伯特·奥尔森（Culbert Olson）宣布，对本州的日裔居民采取“限制措施”：开除所有担任公职的日裔美国人，取消那些从事律师和医生职业的日裔美国人的执业资格，那些以捕鱼为生的日裔居民也被禁止出海。时任加州总检察长厄尔·沃伦（Earl Warren)在向华盛顿汇报时称：“土生土长的美籍日本人，比日本侨民更加危险。”

因日裔大都聚居在夏威夷及美国西海岸，以至美国军方一度猜想日本可能希望通过日裔控制夏威夷，怀疑日裔落户在西海岸海军基地附近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意在战时协助日军。1941年12月19日，德威特将军向美国政府建议，将日本侨民从太平洋沿岸军事区迁出。1942年2月11日，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在电话中，向罗斯福汇报了由司法部和陆军部共同负责执行对日侨和日裔实行“再安置”计划。罗斯福表示同意，并指示要“尽可能做到合理”。这也就是美国决定管制日裔的起因。

其实美国军方对日裔的怀疑由来已久。因日裔大都聚居在夏威夷及美国西海岸，以至美方一度猜想日本政府可能希望通过日裔控制夏威夷，怀疑日裔落户在西海岸海军基地附近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意在战时协助日军。

事实上，日本政府也确曾在日裔美国人中扩大影响，发展情报人员。如外务省在Nisei（指第二代日裔美国人，他们大都拥有美国国籍）中招收30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的青年，许诺毕业后让他们做外交官。在选拔中，英语论文题目包括《关于东亚新秩序》，并要求使用打印机答题——方便以后监听广播时做记录。后来这些Nisei很多进入外务省无线电室，负责监听欧美盟国的广播；战时对美军的欺骗性宣传广播，如著名的“东京玫瑰”等，也都是由Nisei任广播员。麦克阿瑟率军占领日本后，曾清算过一些Nisei的叛国行为。

在管制国内日裔的同时，美国还帮助南美国家驱逐日裔人士。1940年后，秘鲁盛传诸如“日本人走私武器”“日本人的花店里藏着8000挺机枪”之类的消息，秘鲁官方甚至向美国提供情报说，1942年初，日本人尝试收买秘鲁士兵，从事间谍活动。被这些信息误导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向罗斯福汇报，“有可靠情报显示，秘鲁的日裔将袭击……战略据点，从而破坏美国正在那里建造的重要基地”。④战时状态下，这些情报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为防患于未然，美国加大了对日裔人士的管控。

2、隔离

1942年2月19日罗斯福签署9066号行政令（Executive Order 9066），拉开了拘禁日裔行动的序幕。该行政令确定美国某些地区为“战区”，政府可以对生活在“战区”内的人进行任何必要的限制，甚至可以把他们驱逐出“战区”以外。

根据总统指示，德威特将军借口日本军队入侵和“颠覆的威胁”，先是对西海岸各州所有日裔居民实施“宵禁”。随后便展开了强制再安置行动。在设立拘留营问题上，美国政府遭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当时那些日裔美国人被视为是“烦恼制造者”，很多州不愿意接待。拘留营只好设立在各州的为联邦政府所有的土地上。

1942年3月20日，美国西海岸日裔居民的大迁徙开始了。一大早，各州的军警和联邦调查局特工就来到日裔居民的家门前，城镇的许多街道上回响着诸如“日本鬼子，出来”的喊声。每个成年人只允许携带150磅（约为68公斤）重的行李，他们的资产被“全部充公”，并且没有上诉或者抗议的权利。在大约三个月内他们全部“搬迁”到了加利福尼亚等8个州的11处拘留营中。这次战时拘禁一共关押了约12万名日裔，其中2/3为拥有美国国籍的二代（Nisei）。

1942年，一个日裔家庭在加州等巴士前来将他们运往“集中营”

拘禁行动是由隶属军方的战时人员重置局（War Relocation Authority）主持。这些拘留营位于各州最贫瘠、荒芜的土地上，四周围着铁丝网和瞭望塔，从外观上看，与德国纳粹的集中营并无二致，罗斯福都不止一次地把它们称为“集中营”。在拘留营内，分配给一个6口或7口之家的住房只有30平方米，房间里没有独立的煤气炉和自来水，数个家庭共用一个洗衣间、一个餐厅和一个厕所。露天的淋浴间也是数个家庭共用的，瞭望塔上的哨兵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淋浴间里洗澡的人。联邦政府规定，拘留营内，每人每天的伙食费为50美分，糟糕的食物更是难以下咽。此外，不少被认为“可疑”的日裔居民，还遭到了“隔离审查”。据调查，这些日裔被囚者在带刺的铁丝围栏内度过的平均时间是三年。

拘禁对日裔多年的努力与奋斗更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离开他们原先居住地时，他们仅被允许携带一些随身必须品。换言之，所有的固定资产，比如房屋、土地、或是捕鱼船只根本无法得到妥善处置。他们不得不仓促卖掉这些固定资产，而白人则趁火打劫以低价买进。不仅因为时间有限，根据9055号行政令（Executive Order 9055），外国人资产监督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Alien Property Custodian）还冻结了日裔的资产。而当日裔重回家园，那些未来及处置而被冻结的资产早就因为战时的物资与供应稀缺被白人私自侵吞了。这就意味着他们花费了几十年的心血因为拘禁事件的发生付诸东流。

据1983年战时迁移与拘禁公民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在这次大迁徙中，日裔美国人损失了价值7000万美元的耕地和设备、价值3500万美元的水果和蔬菜，以及接近5亿美元的收入。储蓄、股票以及债券的损失更无法计算。虽然，战时人员重置局对日裔进行了回归美国社会的重新安置，但这种政策安置十分有限。在重回美国社会时，他们不得不倚靠他们认识的白人朋友或是一些慈善机构寻找落脚之地。有些家庭在最初不得不借住在教堂里。如何维持生计也令日裔家庭感到发愁。拘禁事件让他们失去基本收入与消费能力，这使得许多家庭在战后初期大都挣扎在贫困线上下。

然而，这一切都比不上拘禁事件对日裔造成的心理创伤。当大多数日裔汇聚在集中中心的时候，很多日裔家庭的家长都必须接受FBI的隔离审查。因此，他们曾近半年与自己的妻子儿女失去联系。而其他的家庭成员一直在担心他们被带走的父亲或是丈夫们。更令人们害怕的是，在其他未接受隔离审查的日裔被送往拘禁营地的途中，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是封闭式的。人们开始对未知的将来产生恐慌：或许他们会被带到国境边上，然后迎接他们的会是屠杀般的扫射。当日裔最终被集中到营地后，他们开始接受24小时的军事监视，整个群体在此时陷入了一种对命运无力感。

很多日裔都承认，拘禁事件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噩梦。在之后的20多年里，大部分日裔都不愿意多谈任何关于拘禁的话题。在针对父母中至少有一人被拘禁过的日裔三代进行问卷调查时，数据显示他们中40%的人第一次听说拘禁事件都不是通过与他们家庭中被拘禁的人直接交流而得知，反而是从书籍或是电影中接触到关于拘禁的信息。日裔也是希望通过这种集体社会遗忘（collective social amnesia）去回避自己内心的痛苦。

与缴获的德军军旗合影的美军日裔第442步兵团士兵

至1942年10月，美军已在太平洋战场上夺回主动权，日军登陆西海岸的可能不复存在，同时，在舆论压力下，美国政府也意识到，继续拘禁日裔人士，剥夺他们的自由，将引发更多争议。1943年初，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到关键一年，美国在各条战线上的作战和后勤人员吃紧，当时拘留营的费用也很大。于是美国政府逐渐放松了管制，遂开始逐步允许一些日裔人士离开拘留营，去工作、上学，乃至参军。

超过3万名日裔美籍男性在美国陆军服役，当中很多都是隶属一个叫做“第442步兵团”（442nd Regimental Combat Team）的隔离兵团。整个二战期间，在442步兵团服役的日裔美国人前后超过14,000人。二战结束时，美军的这支“日裔军团”伤亡率达到了惊人的370%，这样高的伤亡确实值得任何人尊敬。

3、赔偿

事实上，对于美国政府将日裔美国人隔离起来的做法，当时即引起很多反对的声音。在美国最高法院以6:3确认以上做法在军事上是必要之举时，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仍明确抗议，认为拘禁日裔美国人的行为是对宪法权利的侵犯，且带有种族主义的丑恶污点。

1945年，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后来担任约翰逊政府的副国务卿尤金罗斯托，发表了题为《日裔美国人案件：一大灾难》的著名文章，文章认为，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持拘留日裔美国人的决策，政府此举是对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自由精神“最沉重的打击”。

由于本身承受巨大的冤屈，加上受到美国国内舆论转向的鼓舞，从1945年开始，日裔美国人陆续对二战中遭到不公正待遇提起诉讼。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日本人重新安置索赔法》，开始修正战时特殊政策。不过，到1962年，美国付出的赔偿仅有3600万美元。1976年，福特总统发布文告，为当年的日裔平反，称“那时的撤离是错误的，美国日裔那时和现在都是忠诚的美国公民”。

1983年，一项调查报告指出，“9066号行政命令的颁布并非出于正面的军事需求，且此后的各项决定也受迫于军事条件，造就这些决定的明显的历史原因是种族歧视、战争的狂热和政治领袖的失误。”

1987年10月，美国国会又给予日裔总额不超过5亿美元的赔偿。1988年4月，又通过决定将赔偿总额提高到不超过13亿美元。1988年8月10日里根总统签署文件，就二战中日裔美国人的拘留营一事正式道歉，承认当时将日裔居民看成“外来的敌人”是出于战时的狂热和偏见，宣布给予曾经被关在拘留营中且仍在世的日裔美国人每人两万美元的补偿。2006年12月23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法案，拨款3800万美元，用于维护日裔美国人拘留营的旧址。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共同参观了珍珠港亚利桑那号纪念馆，并一同向死者献花

经历过二战拘留营的一代日裔美国人已经逐渐老去，对于这段历史的集体记忆也在被慢慢淡忘。也有研究指出，美国在战时的拘禁政策让日裔损失了财产，且受到身体和心理的创伤，但也并非毫无积极作用。一方面，拘留营的设立的确有效地切断了日本的情报源。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曾批量向外国有计划移民，日本军方在移民中安排了长期隐蔽潜伏的谍报分子，搜集情报，效忠天皇。珍珠港偷袭之所以能够得逞，夏威夷日侨的间谍活动起了很大作用。

另一方面，战前这些日裔与美国社会仍存在很大的隔膜，这也是美国政府对他们难以放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多数日裔在拘禁过程中证明了自己对美国的忠诚，逐渐打消了美国社会对他们身份的疑虑;撤离和拘禁过程中，很多日裔家庭切断了和日本的联系，在重置中心里的日本孩子，接受的是完全的美式教育，加速了这一群体融入美国社会的进程。

如今美国有140万日裔美国人，但2000年至2013年，日裔美国人的人口增长率只有12%，小于美国的平均人口增长率22%。由于缺少新移民，年轻一代的日裔美国人很多是混血或是只有四分之一的日裔血统，他们对于日裔身份的认同也在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泛亚裔的身份认同。

根据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日裔仅占美国亚裔人口的7%，相比之下华裔占比23%

华裔应清醒面对现实

和八十年前一样，今天的亚裔美国人也不知道如何应对。前总统参选人杨安泽呼吁亚裔群体积极参与抗疫，“展示我们的美国意识”，并提出以日裔美国人曾作出的事迹为榜样——他们通过自愿参加“二战”证明了他们对美国白人的忠诚。然而，这样做似乎并不管用，昔日被称为模范少数民族的亚裔历经几代人证明其“美国人特质”甚至在战场上做出巨大牺牲！但是直至今

天，他们仍然被视为“外人”。

在中国快速崛起并被美国视为头号地缘政治对手的今天，轮到包括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在内的在美华裔被贴上”坏人“的标签了！

根据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的数据，自3月中旬以来，被吊销签证或终止联邦记录（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国际学生和学者人数已攀升至近1,000人。美国移民律师协会估计，自特朗普就职以来，国际学生被终止记录的人数可能更高，至少有4，700人。数十所美国大学表示其在读中国学生遭无故吊销签证，包括斯坦福等顶尖院校。

结语

近代以来，在战争时期，驱逐或拘禁国内敌侨，是一种通行做法，如1789年美国颁布的《敌侨法》，即授予总统驱逐及管束敌侨的权力。“一战”期间，英国曾要求德侨在7日内退出国境，逾期未出境的成年男子即被统一拘禁；法国则禁止17-55岁男性德侨离境，将他们收容在指定地区。二战爆发后，国际红十字会提议，各国依照1929年签订的《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各项规定，保护国内敌侨，得到广泛响应。

1949年，各国缔结了旨在保护平民的《日内瓦第四公约》，正式规定了战时敌侨的地位及权利。按照公约，战争开始后，参战国国内敌侨有权携带财物离境，不愿离境的敌侨依旧享有和平时期的各项权利。但在对本国安全有绝对需要时，可将敌侨拘禁或安置于指定地点。可见时至今日，在特殊情况下拘押敌侨，仍为国际法所允许。

抗议种族主义的华裔美国人

美国精神是基于“自由、平等、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话语的“堂皇叙事”(Grand Narrative)。来自不同种族、宗教、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的族群只要接受这些美国核心价值，就成为伟大的美国故事的一部分。绝大多数亚裔美国人接受了这些核心价值，相信了美国的承诺(the American Promise)。

近年来，美国极端的右翼势力和种族主义者致力于摧毁二战之后全球的和平秩序和美国民权运动以来的法治成就，已经成功扭转平权，建立一个符合极端意识形态的新秩序。少数民族和移民，特别是华人（无论是否持有绿卡或计入美国籍），似乎正在成为这场斗争之中的牺牲品。

如果有朝一日中美发生冲突，美国会故技重施吗？

参考资料：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48999377

来源：米高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