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是西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的学生，文革后通过高考有幸进了大学门。回想读大学本科的四年，仿佛是小树经过霜雪重新舒展开枝叶，迎向无限宽广的天空。我们在学校主楼前的草坪上植树，在紫藤园里读书，在中心礼堂里演出话剧举办歌咏比赛，组织文学社团，编印文学刊物，充分享受到时代

我是西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的学生，文革后通过高考有幸进了大学门。回想读大学本科的四年，仿佛是小树经过霜雪重新舒展开枝叶，迎向无限宽广的天空。我们在学校主楼前的草坪上植树，在紫藤园里读书，在中心礼堂里演出话剧举办歌咏比赛，组织文学社团，编印文学刊物，充分享受到时代转折所鼓荡起来的自由之风。而我们当时并没有直接感觉到在自己的身后，有一棵大树默默地为我们遮挡着烈日和风雨，他护卫着校园这一片绿荫生机。四十二年过去了，直到我读到郭琦校长的这部口述史，才看清楚当年自己身后的这棵大树的形象，嗅到他的气息，摸到他的根须，听到他的心灵的乐章。

我和郭校长并没有过直接的交流，仅有两次近距离的感触。第一次是在1975年的夏天。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搞起来。上边给各地分派了评注历代法家著作的任务。陕西省被分到的是评注《商君书》。陕西省委宣传部和出版局按照“工农兵、专业工作者、领导干部和老中青两个三结合的原则”组织开展了《商君书》的新注工作。这个新注工作主要由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和工农兵学员承担。[1]郭校长当时是“解放干部”，带领陕师大师生住在咸阳招待所里撰写评注。我作为陕西省印刷厂的工人理论队伍骨干被选去参加了评注研讨。主持评注工作的省委宣传部吴钢副部长对郭校长格外尊重。郭校长在会上多次阐述了他对历史和理论问题的见解，他操着川音讲的都不是在当时报章上流行的话语。例如他讲到马克思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其中论述农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的利益，只能通过王权国家来代表其利益，他用这个观点来说明商鞅变法和秦王朝推行农战的社会基础。他也讲到了要正确评价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会下我在资料室里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这本文革前出版的理论文献集，找到了郭校长观点的源头。这算是对我的历史知识的启蒙吧。第二次和郭校长的近距离接触是本科快毕业的时候。那时他是西北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那年学校接待了美国著名汉学家周策纵教授。周先生先在大教室给我们师生开了一堂讲座。讲座之后中文系老师通知我作为学生代表到“红楼”（校领导办公的行政楼）参加校领导会见周教授的活动。郭校长谈笑风生，当场拿出一副水墨国画请周教授题诗。周先生吮毫搦管，赋诗七律一首在画上题款，郭校长喜不自胜连连夸赞。这个出其不意“考”美国名教授的插曲令人难忘，周先生的敏捷才情，郭校长的旷达博雅，可谓相映成趣。

我没有和郭校长说过话，我想郭校长也不认得我。但是郭校长的口述里却提到了我的名字，而这已经是我们毕业六七年之后的事了，这很是让我惊讶又感慨。口述史里和我直接间接有关的实有两件事。一件是郭校长当年处理历史系同学罢课的事件。这件事情的起因先是地质系毕业班里个别学员殴打我们中文系的勤工俭学同学，我当时出于义愤在校园里贴了好几张标语，要求校方严肃校纪惩戒打人肇事者。第二天历史系同学在饭堂排队时又因为地质系这几个人加塞和他们发生冲突，引起历史系罢课抗议。后来学校严肃批评处理了打人的学生，也促成了同学之间的谅解。看了口述我才知道当年郭校长是如何亲自和历史系同学对话，责成学校有关部门妥善处理了这次事件。另一件就是郭校长支持我们办《希望》杂志的事情。

今天看来《希望》文学杂志的创办，是当时全国思想解放运动浪潮中的一朵浪花。史称“光荣的1978”，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一个极其关键的转折点。这一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发表，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6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8月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的卢新华同学创作的短篇小说《伤痕》在《文汇报》发表，唤起人们对四人帮肆虐时期的心灵创伤的控诉。9月，上海的工人业余话剧团排演了宗福先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以1976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为背景，从正面讴歌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坚决反抗和思想觉醒。当时尽管四人帮已经垮台，但是文革流毒并未清除，“两个凡是”的“左”倾教条主义阻碍着党和国家彻底结束错误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以开辟现代化的前景。不能告别历史的错误就无法解除人们精神的枷锁。1978年11月，正是我们大学一年级的下学期。这个月上旬中央电视台转播了上海工人业余剧团《于无声处》的演出实况。记得我们班将中文系唯一一部黑白电视机搬到宿舍，同学们紧紧围坐在一起观看。当晚一些同学就激动地表示我们也要像上海工人业余剧团那样排演这个四幕话剧！照着《文汇报》上发表的剧本，我们班很快排练出了全剧，开始在校内外巡演，引起巨大的轰动。也就是在这个月中旬到12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正是在这个会议上，以邓小平、陈云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带头鲜明提出了平反文革乃至建国以来的冤假错案，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起来向前看。有关这个会议的信息当时没有公布，而各方面的迹象表明，从上到下正在迅速形成一个思想解放的大浪潮，其特点就是打破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解除“两个凡是”的紧箍咒，彻底结束文革的错误，结束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思想解放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起来。我们班的《希望》文学杂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我们中文七七级这个班里，有一些老三届同学[2]，知识基础扎实，又经历了十年基层锻炼，对社会思想和文化问题有较深的体察。特别是北京知青，上山下乡到陕北插队，他们的视野和交往，将首都思想文化界和我们大西北高校紧密联系在一起。方兢同学首先发起倡议成立文学社，办一个我们学生自己的文学刊物。他联络了我、陈学超、王晓安、沈宁、葛岩、邢汤风和吕明智，组建了杂志编辑部，大家推举方兢为主编。又联络了吴然、梁建邦、杨德生、李亚军等同学负责社团活动和期刊发行等事务。期刊是以文学社的名义主办，其实文学社并没有明确的成员边界，全班同学都可以自愿参加活动，自由写作投稿，参与交流。记得当时给杂志起名字的时候，大家有过各种建议，方兢提了“希望”。他在《希望》第一期上赋诗道：“你看那无边无际的火海/你看那海天相连的远方/亮了/亮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希望之光”，可见“希望”是体现出这一代心声的名字。《希望》杂志办刊启事称：本刊为内部交流的综合性文学刊物，欢迎同学和校外读者投稿。欢迎思想解放、尖锐泼辣的各体文学作品，“特别欢迎在思想上、艺术上突破‘禁区’的作品。特别欢迎反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这场革命中的新的矛盾、新的斗争的作品。”同学们给杂志写稿非常踊跃，编辑部选稿也非常认真公正。《希望》于1979年2月创刊，到1979年底结束，存活了一年，共出版了4期（3、4期为合刊）。作家史铁生、贾平凹、和谷曾在上边发表了新作以示支持。在全国“右派分子”还没有得到平反的情况下，我们重新刊载了当年王蒙因此被打成右派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并配发了我写的一篇评论。在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主要是西大中文系及其他系的同学和教师，这些作品一扫假大空的恶劣文风，突破禁区，大胆选题，控诉文革政治迫害，伸张民主正义，体现了感怀世事、顾念苍生的真挚情怀，在校内外引起强烈的共鸣。当时全国各大学中文系都办了不少学生刊物，如北大的《未名湖》和《早晨》、武大的《珞珈山》、中大的《红豆》、吉大的《红叶》、川大的《锦江》、山大的《沃野》等等，汇成一股清新的文学新军。各校领导对学生办刊的态度和措施各有不同。西北大学党委对学生办刊承担了思想政治领导的责任，不是仅仅在口头上支持，还拨出经费资助印刷。作为校园内部刊物，让学生自由创作自主编辑，不横加干涉。党委和学生工作部门领导与杂志主编保持经常的沟通予以指导。这是郭校长为首的西大领导的大智慧，从推进思想解放、珍惜学生创造性的大格局出发，以鼓励支持为主，循循善诱，因势利导。我们这些学生尽管在文字上显现锋芒，但在大的政治原则上仍是自觉地和党的路线方针保持一致。郭校长在口述史中回忆道：当时出了个《希望》刊物。办这个杂志的几个学生的名字我都还记得。他们办《希望》，我认为是个好事情，在学校经费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我给批了2万块钱，当时不少了。这几个学生把杂志办出来，送给我看，我也都看了。杂志办得不错，里面的文章还好。据说杂志在社会上也有影响，是好的影响。我碰到周培源、韩天石[3]，他俩都知道西大有个《希望》杂志。

大学生办杂志凭着一股子思想解放“冲决罗网”的勇气。但是对出版物管理各种规定并不了解。当时我们体谅到学校经费紧张，为了持续出刊，编辑部同学们商议将给校外读者的“赠阅”改为每本收取0.35元的成本费（三四期合刊0.55元）。没有想到这就让有关部门误解为“销售非法刊物”，遂将我班一位同学扣押了。这样一来班上同学不服，群情激愤，都跑到西安大街上去叫卖《希望》，一个下午仅三小时就卖出了两千多册。没过多久，听说被扣押的同学放回了，于是大家“鸣金”返校。如今看了郭校长的口述，我才了解到原来是郭校长保了我们大家。郭校长对有关部门的同志说，不让学生到街上卖杂志是可以的，但是这件事还是要由学校来处理，公安一插手就把问题复杂化了。郭校长顶住压力，我们杂志保住了，同学保住了，开放自由的读书环境保住了。我们并不知道，直到1982年毕业时，郭校长还一直在保护我们，关心我们每个人的前途。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郭校长在全校的分配工作会议上专门为我们讲话，叮嘱说不能因为这些学生办《希望》杂志而影响到毕业分配，还要特别分配好。结果我们这八个人都分配得不错，两人分到省党政机关，一人留校，两人到省内高校，两人到省电视台，一人考取研究生。《希望》杂志是一朵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泛起的浪花，她终将汇入大海，这是她的命运。《希望》杂志因为生长在西北大学的校园里则又是她的幸运。当时不是所有大学都像西大这样处理学生杂志的事情。多年后我们才了解到，有的北方重点高校在毕业时给办刊的学生开过批判会，要求作检讨，取消入党培养对象资格，档案里给加上犯了“自由化错误”的记录，直接影响其工作分配，可见文革整人的恶劣影响并未消除。相比之下，我们没有受到任何不利的影响。这不能不归于郭校长和当时西大党委的更加成熟的思想政策水平和领导艺术。对我们每个经历过那段特殊的独立思考自由创作时期的青年学生来说，这种精神体验在一生中都难以磨灭。

处理好历史系罢课和《希望》杂志问题，在郭校长的治校生涯中并非个案，还有处理张维迎文章风波[4]这等更加复杂棘手的事情。1983年张维迎同学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为“钱”正名》，不想引来全国一些大媒体的猛烈批判。上级主管部门一些领导要求学校跟上形势，将张维迎同学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典型予以开除。郭校长据理力争，坚决拒绝这样做。他讲，一不搞批判但可以展开讨论，二要允许学生有自己的观点想法，不要把学生的嘴巴堵上，不要让学生做检讨，更不能为了学校和上级“保持一致”而将学生开除。既然文章已经发表出来了，大家可以把讨论继续下去。他还当面跟张维迎说：“就我个人来说，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们可以评论它。”他分析说，张维迎的观点中讲经济效益、按劳取酬、市场价值规律，是必要的“正名”，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提倡个人私欲，还要提倡共产主义劳动，这一半是不应该被“正名”的。郭校长以一位坚定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风范，来对待青年学生的学术观点，决不搞“因言获罪”，决不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决不用粗暴的政治手段打压正常的学术讨论。郭校长为什么能够在拨乱反正的关键阶段把稳学校的航向，这是和他的精湛的理论修养、仁厚的心胸和坦荡无私的人格分不开的。郭校长说，搞高等学校的管理工作，校长书记，你得把时间舍得给学生，经常和学生对话。不管学生多么激烈，都去对话，要反应快，迅速对话。他不仅是在发生问题时对话，更注意在日常生活中对话，以一个过来人、一位师长和有担当的负责人的真诚态度，平等地和学生交流，保持渠道畅通氛围和谐，既坚持原则，又包容差异，无论怎样都把握住一条底线，就是“决不再整人”！郭校长深刻总结了历次运动过火斗争的教训，包括57年反右扩大化的后遗症，坚持实事求是，尊重人，尊重人权，尊重知识分子人格，尊重持不同观点的人的表达权，尊重教育规律，在对人的管理问题上将辩证法用活了，使党在高校的领导充满了人情味，深入人心，更深得人心。

“仁者爱人”，这是先哲孔子的至理名言，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最光辉的凝结！郭校长的回忆里面虽没有明载这四个字，但我觉得他的一生都身体力行了这四个字。郭校长和陕师大高斌老师的交往是口述史里一段动人的故事。高斌老师因为对整胡风有不同的看法和他本人耿直的性格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郭校长为当年想尽办法终未能保护到他深感遗憾。后来就大胆启用高老师这样所谓有问题的老师出来加强中文写作教学力量。为了打消高老师的顾虑，郭校长亲顾茅庐，劝慰鼓励，“让他心里不能戴一辈子帽子”。高老师上课之后，郭校长还亲自跑去听课，在学生面前格外表现出对高老师的尊重，表扬高老师的教学，又多方奔走设法早些为高老师摘帽子。文革动乱中宁折不弯的高老师含冤自尽了，这一人间悲剧犹如刻在郭校长心头的难以愈合的创口。郭校长在回忆中表达出深深地自责和痛惜，这不仅仅是出自人性之善，也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反思精神的体现。作为一所高等学校的领导者，郭校长当然无力抵御各种政治运动风暴的冲击，大树有冠，毕竟冠盖有限。但是郭校长在他的每一任内，都尽一切可能地信任新老教师，为每一位读书人和学者遮风挡雨，尽量创造条件解除他们的心理负担，排解他们的生活困难，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郭校长意识到像我们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要振兴发展起来，不珍惜人才，不培养好人才，一切都是空谈。对教育事业的责任心与对人的真挚情感融化在郭校长的治校理念和行动中。郭校长不断为知识分子的地位呼吁，为受冤屈的同志鸣不平，却没有一字提及自己在文革当中受到的冲击和揪斗。他将个人的安危荣辱置之度外，而面对由于观念偏差和政策失误给事业和人心带来的伤害，却是刻骨铭心。这充分表现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以人民利益为重“不诿过不惮改”的光明磊落。郭校长以他的人格为党重新赢得了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拥戴。孙达人教授曾经给郭校长一个评价，说他是“学者型领导”。我想孙老师与郭校长共事多年，一定是有充分理由作出这个评价的。学者型领导，固然指的是郭校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历史学、高等教育学等方面的丰富知识、深厚理论修养和独立创见，证明他具有作为优秀学者的本色和本事，而我以为更重要的是指他有一颗真正的学者之心，崇尚科学真理，以天下为己任，知行合一，致良知之心。秉良知而言，无言不恰；秉良知而行，无行不通。在高校里以学者之心行领导之责，就容易找到共振的频率和共鸣的旋律。

郭校长的这部口述史分为上编和下编两部分。上编主要叙述他的身世和革命生涯；下编是他从1957年起从事高校领导工作的经历。我是先从下编读起的。重新认识老校长，我想从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开始看他听他。我在高校里搞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已有四十多个年头，对老校长所述的办学的甘苦，越读越有体会，不禁为他的睿智高明而深深折服。他主政陕师大之初提出以科研为办学抓手形成全校凝聚力，用高水平有特色的科研成果破题，“要面对东方，出潼关，上北京，争取全国发言权”；到西大主政提出要有忧患意识和紧迫感，振奋信心，发扬西北联大的传统，促使老校新生，“再来一个少年西大、青春西大”。这些都不是空头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抓特色学科、重点学科，牵牛就牵牛鼻子，牵一发而动全身。陕师大的历史地理学、古典文论、汉语语言学，西北大学的秦汉史、思想史、唐史、唐代文学、考古学、理论物理学、地质学等都在郭校长的鼎力支持下培育发展起来了。郭校长回忆道，在60年代初期陕师大的任务是培养中学教师，一度史念海先生的“历史地理学”几乎要被取消。但郭校长力主这个学科不仅要保留，还要当做重点学科去搞，就是因为史念海是顾颉刚先生开创的历史地理学派的三大传人之一，他走遍了陕西的山山水水，将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结合起来，将历史研究和现实建设结合起来，其研究成果在全国居于前列。因此郭校长提出了“因神设庙”的学科建设思路：“庙里这个神一定要找准，庙才能立得起来，自然香火就兴旺”，“一所学校关键是得有几个或十几个一流学者，那么整个学校就提起来了”，同时“光是一个孤立的学者，没有后续的队伍，没有梯队，这也不行。”作为一校之长，他心里有一张人物谱，老中青、文理工，从一流学者到骨干中坚再到青年才俊，构成了他的学术殿堂。他自己朝思夜想，忙忙碌碌的就是如何帮助这些人才解决好安家问题、经费问题、资料设备问题、工作场地问题、国际交流问题。文革当中郭校长被打倒了，专政他的人要他交代都重用了哪些人，他如数家珍地“交代”出他心中的这些宝贝，一个也没拉下。专政的人说他记性好，郭校长说：“我办学校全靠这些人，没有他们学校咋个办？”一个杰出的校长，内心里真正装着的是人，大写的人！

我把郭校长的这部口述史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本启示录。它的思想价值超过了个人的历史回忆。口述是回顾，更是总结和反思。在郭校长看来，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学校在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方面，成功的经验不少，但也有许多错误和失败的教训。“相比较而言，错误和失败的教训，更应该让我们记住，能起到一个警醒的作用，尽量不重复犯错误。”他也非常沉痛地指出，能做到不重复犯错误，其实很不容易。“我们有些时候，总是在犯同样的错误。”他历数了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各次政治运动，大运动套着小运动，一环套一环地反复折腾，归根到底是在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依靠什么人来培养人这些根本问题上，陷入到“左”倾的思想轨道中，“大家比着往‘左’的道路上狂奔”。因为“左”，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评价发生180度的大转弯，刚说“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很快又说“大多数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进而出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这样偏激的指示，不断“插红旗拔白旗”“批白专道路”。由此我想到，极“左”思潮蔓延到文革，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论”“臭老九”“白卷英雄”等种种愚昧荒诞的东西堂而皇之招摇于世。建国以来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习惯对知识分子进行排队，那些在思想行动上和民国旧政府划不清界限、和欧美文化割不断脉络的知识人（如胡适派），被当做首恶分子，要批倒批臭肃清流毒；保留“主观战斗精神”的胡风一类，哪怕是革命的同道者也被判为“暗藏的反革命集团”予以坚决镇压；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一个个被整得灰溜溜的，动辄挨批受训；中青年知识分子中有独立思想和创造才华的，经不起历次运动筛网的过滤，被当作异己分子戴上帽子打入另册“控制使用”；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在精神和肉体上接受彻底的改造。这种所谓“文化革命”，否定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优秀传统，否定了从孔夫子以来的优秀民族文化，否定了学习借鉴世界先进文化的必要，呵祖骂殿，佛头著粪，成了彻头彻尾的文化虚无主义。在愚昧窒息了智慧，疯狂覆盖了理性的潮流中，郭校长是较早恢复清醒的人。与其说这是出于他的善良，不如说是出于他的文化信念。我丝毫不怀疑在历次运动中坚决地照上级指示办事的那些领导同志、政工干部和基层骨干，都是带着对党和领袖的虔诚，来投身各项政治运动的，对“敌”斗争毫不手软，与“封资修”决裂绝无后顾，对感觉“异味”的人高度警觉，互相监督检查不留余地。在这样的氛围里，一个人要保持正常思维，以常识判断是非，以良知对待人和事，该是何等的不容易！郭校长说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文革中为什么要把他美化校园的做法批判成“把社会主义校园搞成地主庄园”？一旦大学成为火药味十足的阶级斗争阵地，那还有文化气息吗？今天我们这些西大的老毕业生，魂牵梦绕都离不开对紫藤园、雪松和草坪的眷恋。校园文化如水如雾一般沁润着学子们的精神成长，使人包容、理性、温润，而不至于丧失基本的人性和美感。

割裂文化根脉会比政治偏激造成更深远的危害，而超越政治局限自觉赓续文化则是莫大的德政。“洞口桃花易见，源头活水难寻”，郭校长在西大提倡发扬西北联大的传统，并不是空穴来风权宜之计。郭校长在回忆中特别谈到民国时期任叔永先生主政四川大学的经验对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任叔永先生是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派的人物，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中央研究院秘书长、总干事长。任先生秉持“科学救国”的理念，当年在川大大力引进“当代新学问”，引入傅斯年、李济、丁燮林等名学者，搞学分制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改革，打通文理，强调基础教育，广博兼通，短短两年一改老川大封闭保守的状态，使之迅速跨入民国名校之列。我看郭校长引述当年川大中文系开设的三十多门课程中，竟有一大半我们上西大时也是没有开设过的，如文字学、声韵学、经学通论、诸子通论、训诂学、词学、曲学、史传文、辞赋研究、校勘学等等。我们在文革后上大学时，老先生们有的去世了，有的病倒了，有的被整怕了，主要是由50到60年代留校的中年老师来教。这些中年老师恰都是从50年代以来历次运动走过来的，他们自己的学习阶段也差不多被运动冲击掉了。郭校长意识到这个文化断档，力所能及地试图弥补。他说：我们共产党办高等教育，不能比任叔永这种自由知识分子办得差。我们不是孙悟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欧美的、苏联的高等教育优秀之处，要借鉴，甚至要有所传承。这不会影响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办学本质和发展方向。如果认为借鉴、传承了些解放前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办高等教育的一些东西，就不得了，那只能说明我们太缺乏自信心，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在其本质认识上不免会陷入肤浅的境地。确实如此，无知导致肤浅，肤浅导致盲目，盲目导致迷信，迷信导致发疯，无知者无畏的破坏性必然酿成文化劫难。如此深刻的历史教训是发人深省的。我们的校长、我们的老师以及我们自己都在不同层面上感知到文化断档的危机，焦灼于心便加劲儿努力，抓紧补课，想把浪费的时间夺回来，如此成就了80年代那个痴迷读书废寝忘食的岁月。

拨乱反正就是历史辩证法给人们的严重的教训。当人们庆幸云开雾散之时，智者往往能够拓开一层想问题。郭校长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犯同样的错误？是啊，谁能够保证将来不再犯同样的错误？造成这种恶性循环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郭校长谈到一个原因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出了偏差。不只是表现在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政策失误，也表现为对党内知识分子的某种不信任。政策偏差反映的是认知错误和情感疏离，这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体制根源的。我从郭校长口述史的下编回到上编，从他投身革命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历程中去领悟他提出问题的答案。

我们过去所学习的历史都是总体性的宏大历史，抽象逻辑和权威话语笼罩了历史的面貌。新历史学起来以后，个人口述的价值凸显出来，个性化的生动记忆和叙述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也将历史反思从理念返回到人之切身。郭校长有惊人的记忆力，他讲的故事极富场景感，各类人物个性分明细节典型，时代风云和个人命运交织跌宕。他清晰地描述出一个热血青年寻求救国之道，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全身心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历程。非常有趣而耐人寻味的是，郭校长追述自己真正认识到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我们走上民族独立解放的道路，从而成为自己有意识地寻找党组织的思想和行动的缘由，竟是源于1935年国民党政府组织的高中学生军训。这场军训是由蒋介石的心腹干将、复兴社和三青团总干事康泽亲自督导的。当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之时许多知识青年被抗日爱国的激情所鼓舞，国民政府在抗日救国的名义下，试图用三民主义统一人心，通过多种活动吸引控制青年。像康泽这样的黄埔精英，“忧国忧民，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样子”，私下里却极力兜售德意法西斯主义，讲国家内忧外患，出路只有“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说日本的侵略是疥癣之疾，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攘外必先安内”。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八一宣言》，提出各党派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与掌权的国民党相比，人力、财力、武力都远不如，却为何能够更有力地进行抗日宣传，对广大知识青年有更大的吸引力呢？这不能不归于中共的路线政策更加顺应民心和国家民族大义，不能不归于共产党人无私无畏奋勇献身的英雄人格的感召。郭校长在那时作出自己的毕生抉择：矢志不渝笃认马克思主义，永远跟随共产党。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五四运动、北伐大革命运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都是感召大批热血青年投身中共的重大契机。这是中共前赴后继不断壮大的生机所在。中国共产党不是历史上的会党，更不是资产阶级政客的议会党或工团组织，而是按照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和解放全人类为使命的彻底革命党。为了保证党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始终保持严格的纪律性和坚韧的战斗力，必须不断地对党内的异己分子和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清理以保持思想组织的纯洁性。对这一点，可以说当初以一腔热血投入党组织的知识青年们普遍是缺乏认识，没有思想准备的。加入党的组织，不等于立时片刻就成为无产阶级的中坚分子和职业革命家了，而是意味着漫长的精神历练的开始，这包括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用党的先进理论武装头脑，不断清理自身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格格不入的那些小资产阶级作风情调，彻底断绝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情感联系，彻底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完全将个人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革命事业中去。这一精神锻造的过程就是一个人的改造过程，使信仰化为血肉，行动无条件服从组织，成为完全的“新人”，即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这个过程是脱胎换骨、自我重塑的痛苦过程，几乎贯穿了郭校长他们这一代人的一生。郭校长记述了车耀先这样忠贞的共产党人对他的教育和榜样作用，记述了他参加党组织以后在延安的学习生活、参加延安整风运动的全过程。他生动地回忆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陈云、王明、凯丰、叶剑英等领导同志对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的教育，回忆了在革命队伍里的实践锻炼。陕北岁月和在四川从事地下学运工作的历练，将他这个热血青年一步步磨炼成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骨干，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更系统更深厚，组织管理能力和宣传鼓动能力更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紧密，党性更强，组织观念更牢固。这一切主要是通过党的思想理论教育以及党内生活中不间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取得的。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重要转折点，不仅系统地总结了建党以来历次机会主义错误的根源和教训，在全党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使得革命队伍里的每一个成员都经历了一番思想的洗礼，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为此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这个结合的光辉典范，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进而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为取得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的基础。郭校长在充分肯定延安整风对自己成长的深刻影响的基础上，对延安整风的缺点以及后期审干工作严重偏差也进行了客观描述和反思。这些内容我们很少在老同志的回忆录中读到，因此成为这部口述史具有独特思想价值的内容，这也表现出郭校长对党坦白忠诚和不违背良知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郭校长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和马列学院学习期间，一度研读马列原典的风气很浓，但是到了整风阶段，毛泽东同志尖锐提出批教条主义以后情况变得复杂起来。总的说毛泽东从党的历史教训的方面深刻批判教条主义耽误人贻害革命事业是非常正确的，但是由于执行的矫枉过正，引起了不正常的紧张空气。一些在党内颇有些理论地位的同志竟然反教条反到干脆烧掉马恩的书，连着自己的著作一起烧掉，还不惜写出自污文章，发表在《解放日报》上。郭校长说他这一生亲眼见过三次烧书的事情，第一次在延安整风期间，第二次是50年代初党外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把自己过去的著作烧了，第三次就是文革时红卫兵大烧“封资修”的书。烧书这样极端的反文化行动一再出现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和教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等于不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只读党的领导人的指示。林彪曾经用实用主义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称“天才”“最高最活”，编语录体红宝书漫天发行，大搞“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制造个人崇拜，败坏党风学风贻害无穷。

郭校长回忆中另一个让我注意的反复出现的细节，就是党内不断有好心的领导和同志告诫他要“少讲话”。郭校长本是一个磊落坦荡的性情中人，又有四川人的那种豪爽直率的特点，爱好歌咏富有艺术气质，加上爱读书肯思考，又没有任何历史污点疑点，在党内朋友多敢讲话，然而这也就成了他的短处和软肋。在延安，老革命李富春同志告诫他：“少说话，少写文章，长着一双眼睛，多看，长个脑袋，多想问题。”老资格领导张闻天同志也告诫他：“你记住我的话，不能因为兴趣读了些书，就要说话，发表议论，要吃亏呢！”郭校长说自己在上级机关工作时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喜欢“发表意见”，这样的性格通常在政治机关里轻则被看作“不成熟”“书生气”，重则要犯“大错误”。读到此，我想张闻天当年这样苦口婆心地告诫青年人，他自己能够做到吗？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张闻天同意彭德怀对形势的看法，主张防“左”纠偏。当时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专门打电话劝他“少讲一些”，但他还是把他想讲的话都讲了。胡乔木后来回忆说，“这表现了他忠实于党的事业而不考虑个人得失安危的崇高品质。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他遭到了狂风暴雨式的错误批判，说他陷进‘军事俱乐部’里去了。”[5] 在党内历次运动中倒下的这一类忠诚耿直的“书生”还真不少，邓拓、田家英等等。为什么在党内讲真话就这么难呢？毛主席曾经基于延安整风的经验，在1957年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里专门写了一段话，希望通过整风运动“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段名言，成为党和国家追求社会主义政治理想氛围的经典表述。问题是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这一理想得到切实贯彻了吗？毛主席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透彻地讲过民主集中制，他的名言是：“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如果这样正确的观念能够在制度上有切实的保证，在实践上成为全党的行动，那怎么会发生反右扩大化、错误反右倾以及十年文革动乱这样不断重复又越演越烈的错误呢？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哪个时期党内和社会上的民主空气好，政治局面就比较开明，就较少犯错误，即便出现了错误也容易改正。如果党内都不敢讲真话实话，社会上也不可能听到真话实话，党的领导就会陷入到自设的迷雾中，不能明智地做出正确的判断，不知不觉就会脱离群众，背离实事求是的路线，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遭到损失。问题在于不能仅仅指望领导人自己开明，而要建立起良好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制度和机制。郭校长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并没有像老领导们那样继续嘱咐我们“少讲话”，而是千方百计地保护我们讲话写文章的自由，这真是令人感慨的事啊！

胡乔木同志在8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试图回答“建国以来为什么会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这个问题。他给出了五大原因。其中第五条归结为“是中国的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缺乏”。他总结说：“在革命战争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的直接贡献确实比知识分子大得多。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加入共产党并在党内具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时有许多人对革命丧失信心，而在革命复兴的过程中，又有一批人成为极端‘左’倾的教条主义分子，使毛泽东和其他革命家的有成效的努力遭到严重损失，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和党的相当数量的干部形成对于知识分子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本身的长期的轻视和偏见，这就使文化和经济处在容易被摧残的境地。”[6] 这是党的权威理论家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失误的根源和贻害的解释，是有道理的。但是，也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在革命事业陷入低谷的时期，不只是党内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动摇现象，党内大量的农民成分的动摇也并不见少。为什么对党的事业的危害没有那么显著？这也是因为在一个落后的中国搞革命，中共党内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他们在党内承担的责任和影响要大得多。我们在郭校长的口述里看到像车耀先、罗世文、余硕卿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党忠贞不渝，忍辱负重，视死如归，为党和人民献出了一切。知识分子并不存在“阶级烙印”的原罪，关键还在于信仰的坚定性。反过来我们倒是要意识到，中国曾经是非常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是一个小农（小生产者）如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中国革命的主体人群是农民，小农（小生产者）的世界观和文化观不能不渗透到共产党内来，不时左右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党内反复出现的“左”倾思想正是这种世界观和文化观的政治表现。广大贫苦而脆弱的小农，在革命风暴中可以迅速凝结成推翻反动统治的暴烈的力量，但是小农的封闭落后、狭隘自私、压抑自卑、盲从迷信等局限性，并不会随其政治地位的提升而自然消除；如果换一个场景，又会变化成家长作风、狂热空想、妄自尊大、作威作福的另一幅姿态。相反相成，左右摇摆，万变不离其宗。可见以科学和民主为主题的文化启蒙也应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中国的责任和使命。更加重要的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成为整个国家的领导党，她不能永远处在坐在火山口上的那种紧张的阶级斗争感觉中，不能草木皆兵似的将阶级视野过分放大，以至于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颠覆性错误，忽视了民主和法制的系统建设和坚定贯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党必须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建设和思想组织锻造才能保证党的先进性。民主与法制的建设直接关系到根除党和国家机体上的腐败危险，关系到党心民心和长治久安。

高等学校本是科学探索的殿堂，传承中外优秀文化，保障学术自由百家争鸣，是创造性的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高等学校是知识分子比较密集的地方，大胆信用知识分子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高校里思想活跃，学派纷呈完全是正常的现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生动的比较为广大师生和学者心悦诚服的接受才是真正牢靠的。改革开放以后，焕发出“科学的春天”，今天的高等教育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可以说当年困扰着郭校长办学的那些物质上、经费上的困难已经基本不存在了。但是，高等教育还是新老问题并存。高教管理的衙门化、教学科研的功利化变得相当严重。知识分子并不是在真空管里讨生活的人。知识分子在解除了政治上的屈辱烙印之后，如果未能坚守明德奉公、亲民至善、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其照样可能贪欲膨胀侵染学术殿堂。郭校长当年要求师范大学的学生都要背诵韩愈的《师说》，想重新弘扬“传道受业解惑”的优良传统，但他不会想到在今天的大学里，老师竟然被称作“老板”“大佬”，学术寻租、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现象屡见不鲜。尽管这不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本质和基本面貌，但是也不能不予以正视并加以克服。如果思想的禁锢和利益的诱惑双向作用，那么建设得富丽堂皇的高等学校怎么能够避免不成为培育“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温床呢？我们民族复兴伟业所需要的那些有思想有担当的“民族的脊梁”、真正的书生又从何而来呢？

作为郭校长当年的老学生，今天能够读到老校长的口述，是比当年与他短暂接触时更感亲近的。阅读这部口述，如同和老校长进行一番精神的交流！非常感谢这部口述的整理者，原汁原味地保留了老校长的思绪、口吻和风格。非常感谢母校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将是西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校史馆里最宝贵的文献资料，更是一部跨世纪的高等教育的启示录，定会给广大读者特别是更年轻的高校管理者和师生们带来很多思索与回味。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诚哉，斯言！（文 吴予敏）

写于2024年12月31日深圳

[1] 《商君书新注》编辑组：《商君书新注》后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59页。

[2] 老三届，指的是1966、1967和1968年毕业的高中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实际上一共是六届中学毕业生。1966年文革发生后高考停止。1968年12月毛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随之历时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中学毕业生全部中止学业，城里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农村学生回乡劳动。

[3] 周培源，著名物理学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韩天石，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时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4] 张维迎，著名经济学家。1978年至1984年在西北大学经济系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1983年5月5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报道，报道五四青年节时首都举办了有500多名个体青年劳动者参加的座谈会，座谈会上有的发言者表示要坚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反对“向钱看”。张维迎从经济学角度认为“钱”是货币经济的产物，其本身不是“罪恶的根源”，便写了一篇长文投寄该报为“钱”正名。《中国青年报》编辑部从张文中摘登了其中几节，以《为“钱”正名》为题，发表在8月9日的“问题与讨论”专栏中，并加编者按称：“该文就‘向钱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对不对呢？欢迎大家讨论”。

[5] 胡乔木：《回忆张闻天同志》，见《胡乔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页。

[6] 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见《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267页。胡乔木总结的五大原因是：

1、企图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速度更高的超速度来推进中国经济，并认为这个速度是可能的；

2、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

3、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

4、1950-1970年代的国际环境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

5、中国的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缺乏。

来源：国际在线陕西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