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爱孤儿院自从去年9月上线，到现在已经更新11篇故事了。喜欢这个系列的老读者都知道，看有爱孤儿院，得先备好纸巾擦眼泪。

有爱孤儿院自从去年9月上线，到现在已经更新11篇故事了。喜欢这个系列的老读者都知道，看有爱孤儿院，得先备好纸巾擦眼泪。

这不，昨晚我们写了一下今天这篇故事的预告，已经16万人看过了，好多人纸巾都准备好了。

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纪良安的故事，总是那么催泪呢？

也许是因为，她总是付出所有，去帮助那些困境里的孩子，那些孩子也争气，没一个躺平的，都在勇敢面对人生。

这种双向奔赴，最后又能成功的例子，在这个时代的太罕见，也太动人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但是纪良安告诉我，不是只有成功，才有意义。真正有价值的事，就藏在一次次拼尽全力的过程中。

2021年10月，我录下20多段录音，像汽车导航那样，指引人向前向后，向左向右。

不同的是，我录下的话，是给一个孩子“导航”。

3、2、1，平复心情和语气，就像平时讲话那样，我提醒自己——

“晓光，吃饭了，你看今天我们吃什么？是不是看上去很好吃，来，抬起头，吃一口”。

“晓光，不要怕，这里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会照顾你，我有空就来看你”。

“晓光，不要怕，我们要量血压了哦。它咕咚咕咚把你吹起来，是为了用这个机器传给我你的照片，你想不想让我看到你的样子呀，想的话，就咕咚咕咚一下下就好了。”

我按照香港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康复科医生的建议，几乎把晓光在医院里涉及到的每一个场景，需要他配合的事情全都录下这样的“语音导航”。他不配合时，护士就会放我的音频，让他安定下来。

前几天，我去香港看望他。我站在门口，他像以往一样，以最快的速度爬行过来。是的，爬过来。

他是一个从出生开始就遭受虐待的小孩，几乎丧失了人类的语言、逻辑分析和社会化的能力。

九岁那年，他被警察解救，寄养在我家。那段时间，我和家里的所有成员陪伴着他，寻找让他重新成为“人”的方法。

最后不远万里，把他送到香港治疗。

医生说：“或许是他被解救后，第一个听到的声音就是你。你的声音在他的认知里象征着安全和新生，与他以往的体验截然不同。

“他即使一开始不认识你的脸，但那个声音，对他来说象征着救赎。”

可是，我想要给这个孩子的救赎，远不止这些。

2015年一个早晨，我接到院长电话，让我去医院看护一个新来的孩子。

通常警察捡到孩子，会通知本地福利院，把孩子送到医院体检，确保没传染病再接回福利院。登报两个月，无人认领就定义为弃婴，户口正式落户福利院。

去医院看护孩子是很平常的工作，我答应下来。

院长说：“他是警方解救下来，被虐待的孩子，有严重创伤，你多注意，有问题给我打电话。”

我在儿童福利院做康复师，超过十五年，照顾过两百多个孩子，却只在新闻和电影里见过虐待，并不了解这对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

去医院的路上。院长发来信息：

晓光，9岁，身体上几乎没有好的地方，都是伤，初步怀疑从出生一直遭受虐待，父母已拘留，孩子由福利院养育。

我到病房，看到一个孩子蜷缩在病床的角落，有些疑虑是不是他，资料里写着9岁，但这个孩子看上去也就三四岁。

我问护士，“他是福利院的孩子吗？”

护士说就是他，“你赶紧把他的胳膊掰过来，我们要抽血，已经折腾好几轮了，他一直蜷缩，没办法抽血。”

护士抓着我，像找到救星。

我走到床边，想看清楚他的样子，轻声喊他：“晓光。”

他没有看向我，蜷缩得更紧了，身体在发抖。我明显感觉到床在动。

可能是面对陌生环境害怕吧，我没再坚持，在网上搜了一个儿童故事，坐在他的床边读，放着冥想舒缓的音乐。

他发抖的状态好一些了，但仍然蜷缩。

期间护士长来催过几次，要我尽快带他完成体检。

我给院长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这个孩子遭受到的虐待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严重，不能按照常规来处理，我想等他适应新环境，自愿接受检查，而不是硬生生地强迫他。

院长也表示同意，告知了医院。

医生查房、护士换药、阿姨送饭，我都暗示他们声音小一点。

他一直蜷缩不能喂饭，我们就趁他睡着，给他埋滞留针，打营养液。

第二天，他仍然蜷缩着，但身子不再抖，我抱起他让护士抽血。他不像昨天努着劲抗争，而是顺着我拉他的动作好好配合。

我怀里的他好轻，比福利院两三岁的孩子更容易抱起。他真的九岁吗？

抽血时他想拒绝，我摩挲他的后背，一直说着“不怕不怕”，又唱了一首摇篮曲：“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

这次我拉他胳膊，不再感觉到他的反抗。我却看到胳膊上全是伤，很多红印的疤痕，还有缝针的迹象和多处结疤，有些一看就很久远了。

护士趁机拉了一把胳膊，让几个人摁住，赶紧抽血。

晓光一直握拳头。抽完血，护士说：“可以放开手了。”

他没反应。我和护士展开他的手，发现手心一大片指甲压出的红印，已经刮出伤痕，大概是指甲长了，又长期握拳留下的。

在医院三天，晓光在夹缝中完成全部体检，没有传染病，最终诊断是：

脑瘫、脑膜炎、发育不全。同时医生确认，这孩子不会说话，不会自己吃饭，不会走路，目前没有骨折，但有多处陈旧骨裂。

带晓光回到福利院，那有一个为他准备的房间。

至此，我还没有看到他的脸。他从没抬起头，一直蜷缩。

我让阿姨照看他，嘱咐别让其他小朋友进房间，更不要在里面说话。

对院长汇报时，我建议先24小时监控几天，看看这孩子是否拥有吞咽、大小便自行完成等基本的生活能力，再做决定。

监控两天，我们发现只要有丝毫的声音，这个孩子就承受不住。

比如阿姨开门声、小朋友在窗户边的说话声，甚至一只比较大的苍蝇在他耳边飞，他都会被吓一跳，把自己包裹得更严实。他把自己的脸埋在腿里，有人进来他就钻到墙角，脸朝着墙面。

每顿饭都是我进去喂他，但他没有配合，没有要扭过来吃饭，更别提张开嘴，只能打营养液。

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吃饭，找了个奶瓶，给他喂奶，发现我和他两个人的时候，我和他说“不怕不怕”“没有人了”“你要不要喝口水呀”以及讲一两个故事之后，再喂奶给他，他不会强行扭过去，也是会喝的。

我们再次开会。阿姨表示，他只要听到一点声音就会极度恐惧，福利院想要完全避免声音太难了，可能寄养家庭比较适合他。

院长认同，但是，晓光的护理难度，寄养家庭恐怕没有这个能力。

不吃不喝不见光，恐怕活不了太久。

想让晓光活下去，必须有一个人，带他回家。

带他回家的人是我。

毕竟在场所有人里，我是唯一一个他见到时，不那么恐惧的人了。

最终我和福利院达成一致，两个阿姨倒班，轮流去我家，和我一起照看晓光，维持他的生存。他会在那里打营养液，换纸尿裤，我们会给他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没有我在场，这两件事基本无法完成，阿姨换纸尿裤时他会极度抗拒，任凭纸尿裤里的排泄物溢出。只有听到我的声音，我在旁边鼓励他，他才能配合。

我当时还租着房子，是三层楼的顶层，有很好的阳光，养了一只鹦鹉，有五十平米的院子。我想让晓光晒晒太阳，但是把他放到院子，他蜷缩更紧了，双手捂着自己的脸。

为了对他进行更好的社会化训练，我得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我申请去他原来的家，和民警到了地方时，我们都被震惊了。

他们家有两层，一楼是昏暗的毛坯房，水泥地，有个没有门，只有帘子的房间，里面摆一张医院病床，有围栏，想必是怕晓光掉下来，把他圈养在这里。

被子是八九十年代的老式棉被，还有张老式书桌，桌子皮掉一半了，随便翻出几个食物，都是过期的。

我看到半个月饼，硬邦邦的外壳，里面红的绿的，是老式五仁月饼。

“不像是人住的地方。”民警感叹。

房子二楼，却格外豪华。墙面都是木雕包着的，是当地人很喜欢的气派风格，还有张老佛爷的床，智能马桶，金色大吊灯。

虐待晓光的大人，已经被警察带走，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暂时没人能回答我。我带着这个困惑回到家，思考下一步如何帮助他。

最终我架着摄像机，对着晓光录制了三天，观察他24小时的行为。

我发现房间昏暗时，他能放松一些，蜷缩得没那么紧。我让他抬头，他也不十分抗拒，但是把他放在阳光下，光线明亮的地方，他明显更紧张。

也许他从没有体验过阳光下的生活，光明的世界，他是陌生的，而陌生让他害怕。

我也不硬要他适应正常生活了，暂时让他以最舒适的方式待着吧。

后来晓光适应了阳光，纪良安经常这样背着他在外面玩

那时的我，也不能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他身上，家里还有另一个特殊的孩子要照顾，她叫真真，是我的养女，患有先天心脏病，身边也离不开人。

鹦鹉是我和真真离开北京那年，同学送的生日礼物，名字叫奥古斯蒂·柏拉图。

真真收到这份礼物特别高兴，一直教鹦鹉说话，拿鹦鹉当成许愿池，最开始还教它“世界和平”，后来净教它一些中二又不劳而获的吉祥话，比如“赐我一百分”。可是这只鹦鹉很蠢，只会说：“你好。”

鹦鹉学不会说话，真真就经常说它，笨死了，结果它愣是学会了最后两个字：“死了。”

晓光刚来我家时，真真给他介绍：“这是我们的鹦鹉，鹦鹉很友善，是我们的家人，你不要害怕，”说完还扭脸看鹦鹉，“对不对？”鹦鹉竟然很配合地嗯嗯叫了两声。

当然，晓光并没有看真真，一直蜷缩着，脸朝墙。

其实那只鹦鹉也在试图学点别的，模仿人说话，但是发不出人的声音，呜呜嘟嘟的。晓光就被这样的声音吓到，老是钻进椅子下面，后来我就不再让鹦鹉和他靠近了。

那段时间，我们仨人一鹦鹉，就这样共存着，旁人看起来可能很奇怪。

我经常和晓光说话，比如要工作了，我就会和他讲：“这是电脑，是工作用的，也可以打游戏，不过我很少玩游戏，也能看动画片，工作完我们一起看动画片哈。”

“真真一会儿放学了，她和你一样都有病，这也没什么，有病，也有有病的活法，她也活得很开心，她有心脏病，要吃清淡一些的，今天我们做一个汤，这里面有番茄、菠菜、虾仁……”

他没有给过我任何回应，我也不期待他有任何回应，我就像是在录生活Vlog，做什么都和他絮叨。从摄像机里看，他确实身体在放松，虽然不直接看我，但逐渐抬起头了。

或许有一天，他能听懂我说的呢？

我以为这孩子真的好转了。

过了几天，我试着喂晓光吃饭。可是阿姨刚把碗筷放在桌子上，就听到晓光突然大叫了一声。这是他第一次发出声音。

我以为他摔倒，赶紧跑过去，什么都没有发生。

大家准备吃饭，他双手一直捂着脸，我强行拿开他的手，让阿姨喂饭。他低着头没动弹，我说：“不要怕，我们吃饭了。你看，阿姨做了很多菜，都很好吃的，来，张嘴，我喂你。”

说两三遍，过了十几分钟，他试探性地抬起头，吃了一小口。

吃完饭，我倒回录像看到，晓光是见到碗筷才突然大喊，双手抱着自己的头。后面几天，碗筷只要在他的视野里，他都是同一动作：手抱头。

我怀疑：他曾经每次吃饭前都要挨打。

因为他见到碗筷，会下意识保护自己，先是一小口一小口，看看吃了会怎么样，没事发生，才大口吃。

此时，晓光父母已经拘留并立案，准备以虐待罪起诉。我把情况反映给院长和民警，问民警，父母为什么这样对孩子，民警怀疑有心理疾病，暴力癖好，就像吸毒，打了就很爽。

我内心的愤怒，只能寄托于司法判决。

晓光在我家住了八个月，养女真真每天都很温柔地告诉他，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自己在学校里过得怎么样。但晓光没任何反应，依旧表现出极度的恐惧和躲避。

只有和我在一起，没有旁人没有光线时，我才能把他的手从脸上拿下。这时，他会爬向我，头埋进我怀里，在更黑暗的情况下，他安静得像婴儿。

这大概就是八个月以来，唯一的变化了。

真真也害怕，她感叹，“虐待会让一个人变异啊！”

虽然提前和真真讲过“一个男孩被虐待，受了很多伤害”，也将法医验伤的结论和她讲过，但她见到晓光的行为，还是无法理解。

那段时间她总是时不时就抱着我，感叹自己很幸福。

“虽然有一颗破碎的心脏，但是有爱我的妈妈，我觉得我不怕死。”

我们这一家人，和晓光相处得越久，越为他遭到的虐待感到心疼。但就在八个月后，我不得不将他送回福利院。

因为真真的心脏病复发了。

我将晓光送回福利院，同时写了非常详细的“说明书”——晓光所有行为背后的原因，以及如何与他相处等信息，我也不时回福利院去看他。

纪良安写给福利院阿姨的“说明书”节选

福利院有一个叫党宁的小朋友，一直和我很要好，常常是我的小帮手，可以说他是最温柔的孩子。

我委托他：“如果有人来参观，你就过去抱着晓光，如果别人要和他玩，他会害怕的，你要陪着他。”

党宁开心地点点头，拍着自己小小的胸膛，意思交给我，没问题。

离开时，我说是去陪真真做手术，党宁先是撅起小嘴，想哭的样子，然后抱抱我，给我比了个心。我知道他在鼓励我。

看着党宁离开的背影，我有点伤感。这位被委以重任的“士兵”，其实是先天脑瘫儿童。

党宁不会讲话，但非常聪明，学什么都很快。有的脑瘫儿童可以和正常孩子一样，只是很可惜，福利院没有建院之前由救助站管理，没能给他适合的教育和学校，导致他无法上学，只能在院里学点东西。

六岁的党宁不清楚，成年以后等待他的，只能是养老院。

晓光也是脑瘫，但我们不能确定是先天的，还是虐待造成的。

从医学上讲，两者都可能存在。他有脑膜炎，可能由于发烧，一直烧没人管，形成脑损伤，恶化成脑瘫。

也有可能就是外力重击导致的，我陪护孩子住院时，遇到过先天健康的小孩滚下床，引发颅内出血，形成脑瘫。

很难说晓光和党宁谁的情况更严重一些。那时我猜测，如果晓光将来真的能恢复正常，还可能走向社会，但是党宁，这辈子终将守在福利院和养老院之间。

送别晓光后，真真的手术按部就班准备着。

做手术前夕，她突然问我，“妈，人的大脑可不可以移植啊？”

我如实地说：“理论上人的大部分器官都可以移植，唯独大脑不可以。”

她很失望，叹了一口气。我说怎么了。

她说：“我还想着要是我死了，可以把我的大脑移植给晓光，让他忘记那些可怕的事，我的大脑里都是和妈妈的快乐时光，他接着这些美好感受，就忘记他过去的生活了。”

他们一起生活了八个月，虽然晓光没有给真真任何情感反馈，甚至是行为互动，但是真真还是惦念着弟弟。她想如果自己不能活着，可以把同样命运、不同人生体验的感受给弟弟，也算是对他残酷人生的一种补偿。

真真手术进行到一半时，失败了，她走了。

真真去世后，我拿出一整年周游世界，让自己走出女儿离世的阴霾，回归到福利院的工作已是2018年，晓光的案件已经进入检察院阶段。

有位书记员找我，希望我提供晓光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录像、他的异常行为，以及那份说明书。

我这才知道，晓光的案子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虐待罪最高刑期不过七年，要想判得更多，还能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但是目前，检方手里仅有晓光的伤情鉴定，以及福利院和我的录像、笔记等资料作为证据。我和福利院都能作为人证，可是我们的证词只是间接的，谁也没有亲眼目睹虐待和伤害。

如果有其他人证，那就不同了。

书记员和纪良安的聊天截图，家暴/虐待所需证据

警察和检方在村里调查一圈，没有找到能形成证据的证词。村民多数都说：“好像是有些声音的，但是训斥小孩也是正常的，我也没多想……”

唯一的希望，是找到当年匿名报警的人。但这个人的身份，是整桩虐待案里，最大的谜题。

早在当年，我就看过警方的资料，其中就包含报警录音。

报警的是一个小孩，录音听上去只有六七岁，但是说话特别清楚，时间、地点，也描述得格外清晰，“我家在xx村，我多次看到xx户门口有个小男孩被用狗链拴着，他胳膊有伤，他不会讲话，你们去救救他吧。”

没等警察问他的个人信息，电话挂断了。

警方又接到这个孩子的电话：“那个男孩，你们有没有去救他？”

警察说，我们去了，他确实被虐待，你叫什么名字？你家在村里几号？

电话又挂断了。

警方找到报警的座机，是村里一家小卖铺，店主说好像是有个小男孩来打电话，她当时在屋里做饭，想着是个孩子就不收他钱，朝外瞅了一眼就说，你打吧。等到她出来，男孩已经不见了，柜台上放着一元钱。

书记员告诉我，这个孩子很重要。

即使儿童的证词有局限，但是如果能表述清晰，且与其他物证是吻合的，可以作为证据，要我留意看看有没报警的孩子到福利院，要是能找到这个孩子，案件就能有突破。

我们查了近两年的监控，都没有进展。

如果那个孩子说得是真的，那么晓光被拴在屋外，应该村里每个人都能看见，为什么报警的是个五六岁的孩子呢？警察问他身份为什么又不说，反而要挂断电话呢？

晓光的智力情况恐怕很难交到朋友，这个孩子，跟晓光又有什么特殊关系呢？

所有关于报警孩子的谜题，都找不到答案。

就在这时，有个朋友向我揭露了晓光的另一种可能，我的愤怒瞬间重燃了。

朋友是美国一家皮纹医学实验室的，他们通过手指、脚掌等皮肤纹路，解读遗传密码，剖析人的先天能力。

趁着她在国内，我给晓光做了测试，结果显示他学习敏锐度、反应能力、决断能力多项都是“非常卓越”。

那家实验室测试过几万人，这样的结果寥寥无几。测试结果，并不是说晓光是个天才，只是说明他在某些方面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或者特长。然而在验伤鉴定里，他是“一级伤残、智力低下、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他所有才能和天赋的可能性，因为暴力被剥夺了。

晓光测试结果节选

我为晓光感到义愤填膺，想着不管怎样也要找到人证。

我突然想起，管辖这个村的派出所，有个退休的老所长，他帮助过很多问题少年，也经常接济老人和穷人，村民打心底都服他。

我不请自来，到他家去看他，和他讲这桩案子，希望他能到村里做做工作，让目击者站出来，提供证词。

老所长答应了，但是涉及到隐私，他不便向我提供信息，只是说会和派出所联系，看看自己能帮些什么。

每到下班时，我就去村里混脸熟，帮老人家拎个菜，假装宣传产品，送个洗衣粉，希望博得村民的好感，还到学校附近的小卖铺，假装等孩子放学，想从阿姨那里套出话。

这正是神秘孩子报警的小卖铺。我和阿姨混熟后，她经常讲家长里短，我假装八卦：“听说这村里最近老友警察调查，是出了什么事吗？”

她说话立刻变得小声，“一家人虐待孩子被发现了。”

“怎么发现的？有人看见了？”我故意引导她。

“有人报警了。”

“那你看见过吗？一户一户挨着这么近，应该知道点什么吧？”

她戛然而止，不想继续八卦这件事，摇摇头说了一句：“我没有见到过，那家人好像有当官的亲戚，也不敢乱说。”就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后来我拉回话题，她却再不愿意多讲。

报警的孩子，到底在哪呢？

寻找人证的同时，我也帮晓光做康复训练。

即使真真离开了，这个家里只剩我一个人，当初的那个愿望也不会变——我希望晓光成为一个正常人，至少，能够适应在有光的环境里去生存，不要继续活在黑暗中。

我首先训练晓光走路，暴力导致他的器官发育异常，加上没人教他日常能力，晓光什么都不会。

康复室有拱桥，起初我拉着他走，他总是身体前倾，要我抱，我就半扶着他走，渐渐地，把他的手放在栏杆上，让他自己扶着，每天几小时，大概三个月，他不扶栏杆也能自己走。

接着我训练他说话，但是语言对他太难了，不管怎样引导，始终沉默。

说话不行，就做些简单的事，比如自己吃饭，穿衣服。

经过一年多训练，没有陌生人的情况下，晓光不再躲着福利院的阿姨和孩子们。他平时虽然还是蜷缩，但那是他喜欢的状态，恐惧感基本没有了。

他能自己吃饭，尽管弄得满桌满地，也能自己脱衣服，但不会穿。

相比刚来时，已经进步很大了。

晓光钻进纪良安怀里，拍照的是党宁

然而，现实总是在我最憧憬希望时，给予我当头一棒。

2019年4月29日，我在福利院给晓光洗澡。起初我和他玩得很好，水盆里有一只小塑料鸭子，我抓着他的手捏鸭子，鸭子嘎嘎叫，他不像以往的被陌生声音惊吓到，我泼他水，他也会笑，那个活在恐惧里的男孩，似乎已经远去了。

突然，他毫无征兆地排泄了，没有给我任何暗示和互动。

我很意外，他就算不会说话，至少可以给我一个手势、一个表情，甚至一个眼神。然而，完全没有。

我想，可能他不懂什么是大便，什么是小便，我视角下的进步，也许仅仅是一种安全感下的巧合。

我叫来阿姨，帮忙一起处理。先把他抱出去，清理澡盆，重新给他洗澡。

这是四年来我第一次认真看晓光的身体。伤疤爬满他的后背，有些硬物割裂的疤痕，能看出非常久远，还有些疤痕像是被烧的样子，不清楚是烧伤的烙印，还是反复有伤造成的。

我给他擦洗后背，抚摸着他身上的伤疤，从后面抱着他，眼泪一个劲掉进澡盆。

这个世界对他无比残忍，然而晓光现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对我露出了笑容。

从这一天起，我仿佛大梦初醒。

过去我寄希望于他能活下来，再一点点变好。这一刻，我不得不面对现实，承认从我见到他的第一天起，晓光就注定不可能恢复成一个正常的人。

早在遭受虐待那些年，他的人生已经不可逆了。

意识到这点，我突然觉得审判很荒唐，即使惩罚再重，晓光都不可能恢复。

我心里不断重复着一句话：审判怎么可能等于讨回公道？

也是从那天起，我不再关注案件的进展。书记员找我了解情况，我就提供信息，除此外不再做任何努力。与其释放愤怒情绪，不如做点实际的，想想我能为晓光做什么？

在儿童福利院年满18岁，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都会被送进养老院（社会福利院），我曾以为，晓光有希望不走进那里，现在看来，养老院就是晓光的归宿。

我突然想起，福利院有位护理员阿姨，她堂姐就是和我们对接的养老院院长，于是游说阿姨，“我们周末去养老院参观一下，毕竟孩子以后会送到那里，我们考察一下，回来帮他们适应。”

这位阿姨是个热心肠的老好人，爽快答应。

到养老院，院长和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我们，阿姨向院长介绍：“这位是我们福利院的顶梁柱，她可厉害了，经常上电视，出过好几本书，让她来给你们院培训培训，她在外面的课收费可高呢……”

以前阿姨要是在别人面前这么说，我肯定会制止她，但是这一次没有。

我听说社会福利院照顾老人和残障儿童不是很细心，仅仅提供生存必需的吃穿住为止。

到了这里，我也的确看到有些阿姨喂饭，人家上一口还没咽进去呢，下一勺就被塞进去了。如果我能混个脸熟，以后晓光到这里，工作人员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对他额外照顾一些。

院长听说我能培训，很高兴，我抓住机会说：“我是学安宁疗护和营养学的，和你们可太对口了，那我们就每个月来做一次培训”。

将近半年，我起初每两周来一天，后来认识得差不多了，每个月来一天。上午培训，下午就在养老院混脸熟。

以前我也做过培训，从来不提自己那些标签，但是在这里，我故意给他们看自己和一些明星的合影，拿出我演讲视频，还“意外”让他们知道我练过拳击，功夫也在行。

半年后，不光这里的领导、工作人员熟悉我，周边派出所、居委会的人都认识我。

案件在这事也宣判了，施暴者被判九年，民事赔偿50万，后续每个月还有几千块赔偿。就在我觉得，晓光以后的生存有了保障时，他的情况突然恶化了。

晓光出现了自残行为。

他没有任何征兆地拿脑袋撞墙、撞桌子，咬自己，还无缘无故地打其他小朋友，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除此之外，他经常大哭狂笑，谁也不清楚是什么激发他这些行为，只能带他去精神病院看看。

我们先是去了云南这边的精神病院，老医生诊断一番，苦笑着摇摇头，话里话外意思是，都到这样的程度还怎么治？最后开了两种精神类药物，用来控制自残的大脑神经。

儿童精神病是个小众的专业，我去翻阅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和论文，发现里面多次提到，香港在这方面的研究很不错。

我找到香港的朋友帮忙打听，是否有能够接收治疗晓光的机构。他此生成为一个正常的人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只能祈祷通过治疗，让他不再生活在恐惧中。

没有我在的时候，他在任何地方，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可以安然地待着。

最终香港一家儿童精神治疗机构同意接收他，我们申请了各种减免和基金会扶持，院方也同意拿赔偿款送他去香港治疗。

疫情过后，大家立刻准备启程。

那时我父亲的癌症走向末期，我必须陪在身边，只能由福利院的工作人员送晓光去香港。为了让晓光尽快适应陌生环境，必须要拿一些他熟悉的物件，可是大家谁也不了解这孩子，只能挑一些生活必需品。

当年被委以重任的“士兵”党宁，这一刻站出来了。

他拿出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又把晓光喜欢的枕头和玩偶、玩具球塞进去。后来等晓光到了香港，大家才发现，果然党宁塞进去的枕头最合适他。

其实这些年，党宁一直坚守使命，照顾着晓光。

早在我周游世界期间，福利院阿姨就和我视频说，党宁就是晓光的专属保镖，每天早上帮他穿衣服，有外人参观时永远牵着晓光，有时两个小家伙还睡在一起。

小朋友们每周固定时间排队洗澡，但是晓光不懂得主动排队，有一回阿姨就遗漏了他，结果那天晚上，党宁堵在门口，双手张开，就是不让阿姨回家，随后指指晓明。阿姨这才明白过来，没有给晓光洗澡。

那天已经很晚，阿姨说，明天再洗吧。

党宁不干，锁上居室的门，拔下平常挂在门上的钥匙，揣进兜里，就是不让阿姨走。

阿姨没辙，只能脱了衣服，换上工作服给晓光洗了澡才走。

党宁不光照顾晓光，也时刻保护他。晓光去香港前不久，有家长带着孩子进院参观，结果党宁咬着那个孩子不撒嘴，差不多得有几分钟。调解时得知，那孩子说晓光是傻子。

他好像有一种天生的责任感，像是班长，和他一个居室的孩子谁没起床，他就去叫人家，谁没分到零食，他就把自己的给他，然后再问阿姨要。

出去玩，每个人胸前会戴信息卡，他都要检查一遍。只不过除了晓光，大家没那么需要他照顾罢了。

市领导视察，问我晓光的情况，我正在如实汇报，党宁一溜烟窜出来，拉着我手，给我使了个颜色，拍了拍自己，我赶紧向领导介绍，“这个孩子就是晓光的专属小老师。晓光的变化有他一份功劳。”

党宁笑着，挺起胸膛，很开心。

福利院里，有些孩子深得阿姨和老师的喜爱，有些孩子擅长讨好访客，明白这样也许能被收养。

唯独党宁，这个脑瘫、不懂得说话的孩子，他的成就感并不源于乖巧伶俐，而是源于照顾、保护一个比他更弱势的孩子。

我真为他骄傲。

党宁知道晓光去香港是为了治病，很开心，但他不知道的是，到了十八岁，他也将被送进同一家养老院，那时两人还会陪伴在一起。

晓光去香港时，我把已知的情况汇总成一份四万字的文档，再配上录音解释，发给香港的机构。大概半年后，我去香港看望他，和医生面谈。晓光的病症终于得到解答。

医生告诉我，自幼的暴力环境使他的情绪、大脑功能都受到影响，只是早期没有显现，到了某个时间和年龄，自残、暴力、情绪时空，这些埋藏多年的症状，一股脑浮出水面。

他在暴力环境的时间太久，也太早，对整个世界的认知都是在暴力环境中形成的，造成永久的损伤，完全治愈是不可能的。这半年治疗，他也不是很配合，频繁自残、撞墙。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我说去看看他。

我走进他的病房时，他是背对着我的，坐在椅子上，面向外面的窗景。我说了句“他好像在看风景，还可以”，他突然爬下椅子，向我这边爬过来。

他没有先扭头看是不是我，而是在听到我声音的瞬间，立刻作出行动，快速爬到我这里，嘴里喊着模糊不清的：“妈妈，妈妈”。

我突然意识到，他比多数人类更善于爬行。明明能走路，却爬得那么快。

医院里有护理员阿姨，全天候在身旁看着他，见他迅速爬行，连忙在后面追，竟然需要小跑着才能追上。

那天，晓光当着我的面拿脑袋撞墙，我说你坐好，看着我。他停止，乖乖坐好。

从照顾他的第一年起，晓光就对我的声音很敏感，就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医生重新翻阅我汇总的资料，尤其是当年他被解救后，送到医院的情景，终于给出了答案。

晓光九岁之前过着极度黑暗的日子，他认为人就是这样活着的，但是解救之后，第一个认真对他说话，给他讲故事的就是我。

对于他来说，我的声音象征着与地狱生活相反的体验，这种体验代表着安全与温暖，往后他听到这个声音就想要靠近。

并不是我对晓光有多独特，而是我恰巧出现在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时间和地点，是一种无法改变命运的救赎。

医生建议我录下很多声音，在治疗遇到困境时播放给晓光。

于是我录下20多段录音，像语音导航，告诉他该吃饭了，怎么吃饭，该吃药了，怎么吃药。

我到北京参加过一个培训，主要是针对特殊儿童的教育，其中有一门音乐治疗课，作业就是小组共同创作一首歌。老师帮我们调整了歌曲，我们都觉得很治愈，我就让一个唱歌好的朋友帮我录下来。

每次晓光有情绪波动，或者感觉紧张，我就给他放这首歌，他能平静下来。我也把这首歌发给了香港医生。

写给孤儿,天才捕手计划,1分钟

医生告诉我，晓光不配合时，护士就放这些音频，他配合了许多。

直到今年，香港医生传来消息，说能做的，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继续治疗，也不会有太多进展。晓光现在的自残和暴力已经下降很多，没有遇到陌生的环境和人，基本都能控制，回去后，可以给他找个毛绒玩具，靠在墙面上，即使他想撞，也不会伤害到他。

医生还告诉我，以他的器官状况，他可能不会活太久，也许就是二三十岁。

我点点头，内心没有任何波澜。

纪良安看望晓光

洗澡排泄事件那天，我认命了，他能到今天这样，我已经很满足了。

自从养女真真心脏病复发，我必须接受“这一次，她可能会死”。

从那以后，我变得不喜欢“奇迹”这个词。

奇迹是什么？没有科学逻辑，突然变好。能突然变好，就能突然变糟，要是都遵循规律能也行。

真真从一出生起就注定有一颗破碎的心脏，晓光从出生起就注定了他的命运，来到福利院前，他生活在暴力环境中九年，一朵花被撕碎，谁都很难轻易把它拼回去。

我想，让他在已成既定事实的命运里，体验稍微好一些，大概就是我与他的相遇的意义。

去年，我和真真生前的男友见了一面。

自从真真去世，我就把那只叫奥古斯蒂·柏拉图的鹦鹉送给他，想让他有个情感寄托。是的，就是那只一直试图学会说话，但发不出人的声音，呜呜嘟嘟的，常常把晓光吓得钻进椅子的那只鹦鹉。

真真男友告诉我，鹦鹉已经会说：“长命百岁。”

真是搞笑，需要它说长命百岁的时候，它只会说：“你好。”

命运是一只傻鸟。

我常常在想，自己还能做什么，让稍微好点的晓光，能一直不活在恐惧里。

我希望看到有一天，他被送进养老院，整个人悠闲地躺在轮椅上。

他现在做不了这动作，即便是和我在一起，他也习惯性地蜷缩着，说白了，他是“一坨人”，而我希望他变成“一条人”。

由于过去长期被铁链拴着，他的手习惯性地抓着领子，即使我放下他的手，片刻后他还是拿回来。他必须牢牢抓着什么，如栏杆、沙发把手，或者我的衣服，总之没有办法自然地放下。

如果有一天，他能做到“葛优躺”那种松弛，就是他人生最理想的状态了。

当然，也是我的理想。

有人问过我，不是幸福的结局，那么这一路走来，是否有意义。

从我的视角看，我们是给他带去过微光的。比如我抱着他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他是有安全感或者相对松弛的。但是在他的视角里，我不知道，这点微弱的光，能否穿透他曾经的漆黑世界？

我们当然可以说，他和之前的生活有截然不同的体验，但是这种体验，和他曾经的世界相比太微不足道了。我并不觉得这点微光能够改变什么。

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沉浸在对这个世界的恐慌中，我对他而言，可能就跟医生说的一样，是个短暂的梦。

记得多年前，真真要去做手术，我不得不把晓光送回福利院。

临走那天，他坐在床上，身体依然蜷缩，我半蹲着，拉着他的手说：

“我知道你无法给我任何回应，但我还是想知道，你是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的。你恨这个世界吗？你可以恨它，这个世界对你来说是地狱，我也替你恨过这个世界。

“但是至少，我无条件地爱过你，我努力在非常、非常有限的可能里，尽量让你感受到哪怕一毫一厘的，与你那九年体验不同的世界。

“当你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如果还能记得着一毫一厘，我就毫无怨言了。我现在必须要把你送回福利院，但是，我会一有时间就去看你，你好好的，等我。”

直到现在，距离晓光被解救已经十年，我写下了这个故事。我不得不思索这一路走来的真正意义。

我思索好了，有一句话要对晓光说：“谢谢你。”

这份感谢里，不光有我，还有真真和党宁。

因为有你，我平静地接受女儿心脏病复发，有勇气与她走上那条搏命的路；因为有你，真真更确信，自己是幸福的，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展现出惊人的善意；也因为有你，哪怕在福利院中，也是边缘群体的脑瘫儿党宁，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因为和你在一起，我祈祷降临在你身上的那束微光，已然照过我身上。

来源：左右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