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将军对南街村的看法，引人深思

摘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改革的浪潮席卷大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个体化经营模式成为主流，人民公社制度及其所代表的集体化道路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在河南省临颍县，一个名为南街村的村庄却做出了一个与时代大潮相悖的选择。

红旗下的独特选择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改革的浪潮席卷大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个体化经营模式成为主流，人民公社制度及其所代表的集体化道路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在河南省临颍县，一个名为南街村的村庄却做出了一个与时代大潮相悖的选择。

他们没有跟随“分田单干”的步伐，而是明确地选择继续高举基于毛泽东思想的集体主义旗帜，并将其作为指导思想，致力于探索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南街村的领导者们公开提出，他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共产主义小社会”，核心理念在于坚持集体主义原则，认为这是带领全体村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他们将这一理念贯彻到乡村治理的方方面面，从经济发展模式到社会组织结构，都围绕着集体主义展开。在当时“包产到户”成为普遍共识的背景下，南街村的这种坚持显得尤为突出和另类。

正是这种独特的坚守和实践，使得南街村迅速吸引了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的目光，关于其模式的讨论、研究和争议也随之而来，“南街村现象”由此产生并持续引发关注。

工资不高福利凑

南街村构筑其“共产主义小社会”理想的核心支柱，是其建立的一套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紧密配套的、覆盖广泛的福利体系。在这种体制下，村民的就业与生活紧密地与村集体联系在一起。绝大多数有劳动能力的村民都在村集体直接管理的行政机构或者村营企业中工作，成为集体经济的一份子。

根据已有资料记录，村民们从村集体领取的货币工资水平并不高。按照不同的工作岗位和内容，村民每月获得的固定工资大致在150元到200元人民币之间。该村通过提供一系列全面且免费的福利待遇，极大地弥补了现金收入的不足，构成了村民实际生活保障的主要部分。

这些福利具体涵盖了：基本生活物资方面，村民可以按需免费领取村里统一分配的粮食、肉类、食用油等；住房方面，由村集体统一规划、建设并免费分配给村民居住；教育方面，实行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至大学的全程免费教育，村民子女若考上大学，其学费也由村集体承担；医疗方面，村民享有免费的医疗服务；此外，就连村民家中的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所需费用，也由村集体统一安排和承担。

南街村为村民提供的这些福利，折算成经济价值，平均到每位村民身上，每年大约相当于6700元人民币。这种“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模式，是南街村平均主义经济体制最直观的体现。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拉平村民之间的生活水平差异，确保集体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每一位成员，构建一个基本生活需求得到充分保障的社区环境，以此支撑其“共同富裕”和“共产主义小社会”的实践目标。

南街村的故事也跨越了国界，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浓厚兴趣。根据资料记载，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超过二十个不同国家的数十家新闻机构，都曾派遣记者团队深入南街村进行实地的采访和报道。

这其中包括了日本的主要报纸之一《朝日新闻》，以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美国官方对外广播机构美国之音（VOA）。这些国际媒体的介入，从不同角度审视和解读南街村的实践，将其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探讨其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独特性和可能启示。

电视机前的漫长等待

南街村这种独特的集体主义实践模式及其取得的经济成就，也吸引了来自中国高层领导和军方人士的高度关注。根据记载，先后共有3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官员，以及超过200位的将军，曾到访南街村进行视察和指导工作。在这些高级别的访问者中，包括了朱镕基、乔石、宋平、李岚清、曾庆红、李长春、罗干、刘云山、曹刚川等党政军领导同志。

而在众多关注南街村的军队高级将领中，张爱萍将军与南街村的故事尤为具体和深入。1994年，张爱萍将军已83岁高龄，卸任军职多年的他，仍保持着对社会民生的敏锐关注。那年夏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语气恳切，请求中央电视台播放一部关于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的纪实片。

7月30日晚，张爱萍早早守在电视机前，期待着纪实片的播出。从下午五点到深夜，他一直等待，却始终没有等到节目播出。据了解，当时的电视台因节目安排或其他原因，未能如期播放这部片子。这一细节虽小，却让人感受到老将军对南街村的深切期望。他曾拉着老伴李又兰说：“看这南街村，家家富裕、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们去走动一下也好。”

张爱萍将军乘坐的黑色轿车驶入南街村时，这位八十四岁的老将军执意要打开车窗，混合着泥土气息的空气涌入车内，让他想起三十年前在苏北方巷公社与农民同吃同住的岁月。陪同的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轻声提醒："老首长，当心着凉。"张爱萍摆摆手，目光已被道路两旁整齐划一的六层住宅楼吸引——每户阳台上晾晒的棉被都叠成棱角分明的方块，恍若军营里的内务展示。

在考察中，他格外注重细节。他让警卫员悄悄数过村民家里的米缸，确认粮食是否充足；他走进村办企业的车间，观察工人们的表情。当他看到流水线上的女工一边包装方便面，一边哼唱《咱们工人有力量》时，紧锁的眉头才渐渐舒展。将军甚至还询问村支书王洪斌：“你们干部家里有没有多占一间储藏室？”南街村的所见所闻，让他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熟悉感——那是大公无私、共同富裕的理想在现实中的延续。

张爱萍对南街村的关注，与他早年的革命经历密切相关。1936年西征战役期间，时任红军骑兵团政委的张爱萍因战术分歧与上级发生争执，被暂时撤职，调往红军大学学习。这段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任何决策都需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这种求真务实的性格，贯穿了他的一生。

改革开放后，面对集体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交织，张爱萍始终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力。南街村的实践，让他看到了革命年代共同富裕理想在新时代的回响。在考察南街村时，他特别询问了村民的工资水平——每月250元是否够用？集体食堂的菜谱是否每周更新？

考察结束时，张爱萍心潮澎湃，挥笔写下诗篇：“山穷水尽焉无路，柳暗花明南街村。各尽其劳同富裕，美好未来奋勇奔。”这首诗既是对南街村的赞美，也是对集体经济模式的肯定。

发展路上有起伏

南街村以集体主义模式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支撑其独特福利体系和维系其社会模式运转的关键基础，这条发展道路并非一路坦途，同样经历了显著的起伏和挑战。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依托于村集体创办和经营的一系列企业，南街村的经济实力实现了快速增长。其年产值成功突破了人民币一亿元大关。

经济快速扩张和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南街村也面临着严峻的财务风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南街村的资产负债率一直处于偏高的水平。除了财务风险，南街村在社会结构层面也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为人称道的福利体系，主要覆盖的是拥有南街村户籍的本村村民。

随着村办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吸引了大量的非本村户籍的外来劳动力前来工作。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虽然为南街村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通常情况下无法享受到与本村村民同等的福利待遇。这就使得在南街村内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基于户籍身份的“二元结构”，一边是享受全面福利保障的本村村民，另一边则是主要领取工资、福利有限的外来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