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蕾：“房思琪”标签的意义旋涡——重勘《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摘要：2017年4月，26岁的中国台湾女作家林奕含在出版长篇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下文以《房思琪》代称）两个月后自杀，引发震动。这部小说正和作家年少时的遭遇有关。小说中文繁体版获评“台湾2017Openbook年度好书奖”，登顶“台湾博客来2017年度畅销榜”。

2017年4月，26岁的中国台湾女作家林奕含在出版长篇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下文以《房思琪》代称）两个月后自杀，引发震动。这部小说正和作家年少时的遭遇有关。小说中文繁体版获评“台湾2017Openbook年度好书奖”，登顶“台湾博客来2017年度畅销榜”。继新闻事件发酵后，小说引起大陆读者的关注，2018年在大陆出版后获得了首届梁羽生文学奖“爱情都市类”大奖，入选“第19届深圳读书月2018年度十大好书”。在“豆瓣读书”平台同时入围“2018年度高分图书”“2018年度最受关注图书”“2018年度中国文学（小说类）”等多个榜单。直到今天，“房思琪”的热度还未消散，继2018年磨铁图书推出“简体中文版”后，2020年又发行了“精装纪念版”，收入了网络上播放量很高的“林奕含婚礼致辞”[1]全文。今年，磨铁图书继续推出了“平装新版”，截至目前，《房思琪》累计销量早已逾百万，成为名副其实的现象级文本。

“改编自真人真事”的《房思琪》涉及两性关系中的敏感话题，“房思琪”已然成为同类事件的代名词，成为一个标签。作为一个现象级文本，对《房思琪》的考察无法回避社会意义在其文学传播过程中的价值和作用。“豆瓣读书”的书评得分虽高达9.2分，但是在热门评论中却出现了不少类似于“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远大于文学意义，按文学性来说，这部作品真的算不上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或许是因为成了社会热点，这本书的文学性被过誉”“只是单纯以文学标准来评价它的话，在我眼里这是一本标准的不及格的文学书”“给多少分都只是对作者本人的同情分罢了”的声音。《房思琪》的高分是否真的只是出于同情，一部虚构作品的社会意义是否真的能够超越文学意义？从新闻发酵到在大陆出版发行，在这个历时性的接受过程中，对儿童、女性性侵害问题的关注成为大多数读者阅读的前奏，因而在传播中，《房思琪》有时被化约为一则令人叹息、愤怒的真实新闻、一种越来越受到大众关注的社会现象、一个厌女症的社会学样本，道德评价甚至代替了审美性的阅读。实际上，《房思琪》是一个在创作/接受过程中意图/感受存在偏差的文本。重新阅读这部小说，我们会发现《房思琪》并不只是一个书写伤痕的文本，对它的评价也不应停留在真相揭秘与道德评价上，它的审美价值不容忽视。而在文学思潮里重勘，会发现《房思琪》的意义不止于文本之内，在大众传媒的助推下，它与“非虚构写作”、新一轮女性主义思潮的应和，都指向当下文学发展的新变。

易碎却不孱弱的文本：不平等权力关系中的侵害与拯救

《房思琪》尽管是个体经验的写作，却指向公共表达层面，被大众传媒持续关注。自林奕含逝世以来，每到作家逝世周年，《新周刊》《新京报书评周刊》《澎湃新闻》《界面文化》等媒体常会刊发书评纪念。微博上几乎每年都会发起相关话题的讨论，其中“林奕含去世三周年”相关阅读量达6.5亿次，讨论达31.2万次；自此之后“四周年”“五周年”“六周年”“七周年”的话题讨论都达千万次阅读量。性和暴力是消费社会人们日常关注的“头等大事”，从多个方面不可思议地决定着大众传播的整个意义领域。[2]性侵话题和社会、文明中的压制、隶属、奴役等问题联系在一起，房思琪遭遇的迫害就是发生在师生、母子、两性关系间由权力不平等造成的伤害，这也是读者对作为事件与文本的《房思琪》关注的原因之一。新闻、话题中对于《房思琪》的援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针对儿童的性侵害，一类是针对女性的性侵害。[3]《房思琪》是一个临界性的文本，少女房思琪经历了从倾向于中性的、无性的儿童，到有明确性别意识的女性的身体、心理的转变过程。[4]在这个过程中，少女作为生理上的弱势群体（儿童），权力不平等关系中的弱势群体（崇拜老师的学生/受妈妈严格管教的女儿/两性关系中相对弱势的女性），遭遇到各种侵害。

其实，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中就有未成年少女被男性权威者（老师）强暴的故事。陈染的《私人生活》中，倪拗拗被她的老师T强暴了。T以折磨、打压的方式在精神上控制倪拗拗，称她为“问题儿童”，而这一切不过是T掩饰自己变态情欲的表现，他极度渴望倪拗拗的身体。他如同鬼魅般手捧鲜花出现在倪拗拗面前，呼吸急促、神情绝望，痛苦而迷醉地倾诉爱意，渴求着倪拗拗的身体。倪拗拗则在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宣告了T的软弱无力。T全线崩溃、庄严尽失。在这一点上，房思琪和倪拗拗有相似之处，她们都在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从懵懂的儿童发展成为女人；在复杂的情感关联中，无论是面对精神的打压，还是爱意的宣泄，都执着倾听内心的声音，对男性话语保持较高的警惕。

倪拗拗曾梦见与自己的尸体并列床上，尸体拒绝与自己对话，只是躁动不安地走来走去，孤零零地走了一阵后，终于朝自己走来，向自己问好。倪拗拗伸手想摸摸尸体的胸口，发现那里胸部平平，没有性别。这一段《墓碣文》式地摹仿，写出了儿童向着女性成长过程中如同置身荒野的孤独，“性”带来的生理上的变化让她感到死亡般的恐惧，她在慌乱中告别了无性的儿童时代。只是倪拗拗的儿童期[5]较长，她有时间去感受身体的变化，并且在对抗男性目光凝视与暴力侵犯的过程中，女性意识逐渐觉醒，而这个过程也加速了她的成长。

但房思琪不同，她的儿童期因为李国华的侵入戛然而止。和T的贬低、打压策略不同，李国华是极其虚伪狡诈的，他利用了房思琪的自尊心，以爱的名义粉饰恶行，让还没有形成完全自我意识的小女孩误以为这就是爱情。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房思琪来不及成长，不得不接受权威者的摆布。陈染的写作淡化了性侵带来的伤害，倪拗拗对于T表现出复杂的态度、拒绝的渴望与排斥的向往，男性的侵入加速了她对于两性关系的认知，在关系中逐渐占据上风，这和90年代特别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前后，女性意识觉醒、主体意识高扬、狂欢式的写作氛围相应。而林奕含的写作则是易碎的，一个尚未来得及确立自我的儿童，在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永远是受害者，无论房思琪如何劝告自己这其中是有“爱”的，也只会在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中愈加洞察欺骗本质，痛苦是无可弥补的，结局只能是悲剧的，这也是小说激起读者深切同情的重要原因。

李国华是捕猎少女的恶魔，步步为营，小心试探，认真地计算代价和后果。他从少女摆放在书架上的文学书籍中阴险地窥探少女的内心。他甚至还利用自己的书架，虚伪地向少女展示自己的灵魂，“一整面墙的原典标榜他的学问，一面课本标榜孤独，一面小说等于灵魂”[6]。他读了房思琪的作文，从作文里断定这样一个极富自尊心的小女孩，不会揭穿丑陋的罪恶，反复权衡利弊后才决定下手。在强制性的权力关系中，李国华不断用伪装成爱的语言去欺骗、规训少女，用暴力让弱势的少女臣服。他如同一个专制的君主，他想得到房思琪，就像“搜罗了清朝妃子的步摇却缺一支皇后的步摇一样”[7]，对未经沾染的纯真肆意破坏，对于美的占有与摧毁，完全是欲望的放纵与权力的膨胀，粗鄙不堪。而刘怡婷作为房思琪“灵魂上的双胞胎”也绝不幸运，她在思琪疯癫后出于赎罪的心理，希望承受同样的暴行，提出让李国华强暴自己，却被李国华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怡婷仅仅是因为长相不美而侥幸免于被迫害。

家境优渥、美丽聪慧的小女孩本该快乐成长却遭遇不幸，巍峨、辉煌的高雄帝宝如同一座监狱，住在里面的人们自觉建立起监督体制，贯穿小说首尾的聚会就是监督的交流会。小说开篇，早慧的怡婷在宴会上的“失言”，让母亲尴尬至极，她一面觉得可耻，一面又不以为然，对女儿采用罚站这种针对儿童的训诫方式。说者无心，在座听者也装作无意，回避式地跳过，满桌的大人合谋绞杀了儿童对于性的探索心，用文明掩盖自己的虚伪。而结尾的宴会上，还是这群成年人，大家一起愉快地开着性的玩笑。对于思琪的疯了，竟然没有人愿意深究真相，只是轻轻地掩藏起来。对于疯癫的禁闭，正是为了避免丑闻。罪恶在某些方面具有传染力，具有制造丑闻的力量，公之于众反而使其无限繁衍。只有遗忘才能制止它们。[8]住在帝宝大楼的人们深谙其中道理，他们有地位、有教养，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对于发生在大楼里的罪恶心照不宣、不愿深究；对于可能对大楼名誉造成损毁的，即使是儿童也要合力围剿。

而即便小女孩们幸运地成长为伊纹那样美好的女性，成了外人眼中幸福的家庭主妇，在婚姻的暗处也难免于暴力的伤害。伊纹作为房思琪的放大版，在权力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身处危机。《女性的奥秘》中，弗里丹用“纳粹集中营”比喻那些看似幸福的家庭主妇，过着极度无聊而空虚的生活，她们在侍奉丈夫、养育儿女中寻找人生的意义而不得。伊纹就是这样“幸福的主妇”，她中断了学业，戴上昂贵的粉红钻项链，进入看似甜蜜的婚姻，也就堕入了深渊。在这个占据了一整层楼的新家里，伊纹没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她唯一的空间就是那面书墙。两个小女孩来拜访伊纹，马上就注意到了这面书墙，隔层做得很深，书推到最底，前面摆着各类艺术品。这些艺术品挡住了后面的书籍，“《窄门》《梵蒂冈地窖》，种种，只剩下头一个字高出琉璃壶，横行地看过去，就变成：窄，梵，田，安，人，伪，如，杜，日。很有一种躲藏的意味。也有一种呼救的感觉”[9]，多么令人心惊、压抑的感受。这一切都是婆婆老钱太太惩罚伊纹的精致苦刑。婆婆明白儿子配不上儿媳，愈加要用精致的刑罚贬低她，让她困在庸碌无为的家庭生活中而放弃高雅的阅读，用生育的任务剥夺她的自我意识。然而伊纹面对的不只是精神的空虚，还有肉体的虐待，看似完美可爱的丈夫不断进行着家暴。

房思琪和伊纹并非社会底层弱势群体，却同样承受身体与情感的伤害，但作者没有停留在对痛苦的控诉、对暴力的谴责上，《房思琪》是一个易碎却并不孱弱的故事。在文本的传播过程中，人们往往关注伤害所带来的痛苦，而忽视处在弱势群体的房思琪、伊纹等对爱与自我意识辨析的精神博弈，这个文本之所以有力量也正在于此。女性即便身陷囹圄，也在为灵魂努力找出口。

小说里，刘怡婷和房思琪这两个早慧而与周围格格不入的女孩总是用无声的唇语对话，这既是与“思想上的双胞胎”的对话，同时也是指向另一个自我的声音。伊纹受制于婆婆，放弃了文学的阅读，过着没有自我的生活，但是她通过朗读经典的方式对怡婷和思琪进行文学启蒙，她深切地意识到，这声音更是读给自己听的。三人虽然年龄差距大，却彼此都享受于共同阅读的经历，追求灵魂的共振。即便思琪和伊纹分别遭受极端的痛苦，她们仍努力追求爱与尊严，仍有关怀对方、拯救对方的勇气。房思琪最后虽然疯了，但这正是她的灵魂从未妥协、自我诘难的结果，她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始终保持警惕，勇敢地向权威者发出质疑，终于勘破了虚伪的爱意。在了解了房思琪经历的一切之后，伊纹告诉刘怡婷，虽然悲剧是无法改变的，但可以选择牢牢记住思琪的思想、感情，记住她的爱、恐惧、失重与荒芜，替她活下去。去写一本生气的书，让那些人“不用接触，就可以看到世界的背面”。[10]虽然悲伤，这本书里仍有爱与拯救，这也是文本的张力所在。

与《洛丽塔》对读：作为超伦理的审美对象而非道德审判之书

有研究者指出《房思琪》是对《洛丽塔》的一次回应和控诉，林奕含完成的是话语权的僭越与抢夺。[11]李国华毫不掩饰的“洛丽塔”情结，让读者很自然地将这两部小说作对读。而房思琪也的确将被捕食少女的情感与思考诉之于口。因为是有切肤之痛的写作，读者常将小说视为道德审判之书，将房思琪的控诉视为作者对犯罪者的宣判。然而即便小说是从作者的直接经验转化而来，也不应视为自传式书写。作为文学作品，《房思琪》是超伦理的审美对象。在这一意义上，林奕含与纳博科夫的观点是一致的。“我既不读教诲小说，也不写教诲小说。不管约翰·雷说了什么，《洛丽塔》并不带有道德说教。对于我来说，只有在虚构作品能给我带来我直截地称之为美学幸福的东西时，它才是存在的；那是一种多少总能连接上与艺术（好奇、敦厚、善良、陶醉）为伴的其他生存状态的感觉”，“有些审稿的加在我头上的还有一个罪名，他们说《洛丽塔》是反美的。这一个罪名比起愚蠢地说淫秽不道德来使我痛苦得多了”。[12]纳博科夫的这段话对于《房思琪》是具有同样意义的，林奕含在访谈中强调这部小说提供的是一种既痛且快的审美快感，比起谴责，更关切的问题是“艺术是否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13]一定程度上，《房思琪》是一本讨论文学的诱惑性的书。

《洛丽塔》中亨伯特为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做出辩解，援引爱伦·坡的《安娜贝儿·李》，用但丁爱上9岁的比阿特丽斯，彼特拉克爱上12岁的劳丽恩为自己的“洛丽塔”情结做解释，辩称自己并不想玷污孩子的天真无邪，是少女精灵般的仙性令自己着迷，“那种超逸的风度，那种使性感少女有别于她们同年龄的女孩的难以捉摸、变幻不定、销魂夺魄、阴险狡黠的魅力”[14]。相比之下，李国华则是一个不加掩饰的亨伯特，渴望登陆洛丽塔之岛。“告诉她她是他混沌的中年一个莹白的希望，先让她粉碎在话语里，中学男生还不懂的词汇之海里，让她在话语里感到长大，再让她的灵魂欺骗她的身体。”[15]

纳博科夫坚持认为，《洛丽塔》不是表扬一个性捕食者的邪恶变态，而是一个关于孩子生活被摧毁的悲剧。然而，洛丽塔的悲剧感，几乎完全被亨伯特那任性的、精致的和阴险的叙事所淹没。[16]亨伯特对于“生命之光、欲望之火”的描述，获得了读者的同情；而作为一个精神失常者，叙述的真实性令人怀疑，叙述的张力也由此产生。李国华高度艺术化的修辞同样也会产生令人心神荡漾的魅惑性，他用华美的语言将少女粉碎在修辞里，将自己的占有欲伪装成超越世俗伦理的爱。他知道要占有少女的肉体，就必须先控制她的灵魂。灵魂被视为培育和形构身体的权力手段，在某种意义上，它充当一种承载了权力，制造并实现身体本身的形式。[17]李国华太清楚对于房思琪来说文学的重要性，他从伊纹手中抢走了对文学的解释权，用修辞的诱惑性让少女误以为这便是爱情。

然而，不同于《洛丽塔》叙述的不动声色，《房思琪》采用全知视角，逡巡于不同人物的内心，以客观却不冷静的态度展开叙述，一面让李国华在房思琪面前构筑一座具有诱惑性的文学宫殿，一面又写出其完全赤裸的、肮脏的内心。当他强暴了犊羊一样的小女孩，看着她静默流泪，心里却在想，“她连哭都没有哭出声，被人奸了还不出声，贱人。小小的小小的贱人”[18]。表里不一的言行彻底暴露出李国华的虚伪自私，叙述的张力便不来自这位虚与委蛇的修辞迷宫的建造者，而来自深陷话语陷阱却不断自我拯救的房思琪。

对于房思琪来说，和身体伤害同样痛苦的，是名实不符的修辞迷宫所造成的精神伤害。作者花了很多笔墨去写一个试图理解、忍受老师的“爱”，到不断生出怀疑、嘲弄终至反抗的少女的内心。在和李国华的相处中，房思琪的日常是失语的，但是内心轰鸣不止，她很快就发现李国华话语里的漏洞百出。当听到李国华在性侵之后自称“我是狮子，要在自己的领土留下痕迹”，房思琪想着一定要马上写下来，他说话怎么那么俗。不是她爱慕文字，不想想别的，实在太痛苦了，脑中开始自动生产譬喻句子。[19]此后的交往，房思琪几乎完全是靠着心中对于语言的玩味与对谎言的拆穿而坚持下来的。她终于发现李国华不过是用文学矫饰自己的庸俗，他用话语修辞构筑的爱情神庙不过是空中楼阁。当他用《红楼梦》里形容黛玉初登场的“娇喘微微”来形容房思琪，思琪几乎要哭了，问他：“《红楼梦》对老师来说就是这样吗？”他毫不迟疑：“《红楼梦》《楚辞》《史记》《庄子》，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这四个字。”一刹那，她对这段关系便全部了然了。[20]

每当遭受侵害时，房思琪便用文学抵御痛苦，自我救赎，她在心中大声指责李国华对于文学的“误读”，做激烈的诘辩。那些挣破沉默的肉身跳脱出来的声音，那些围绕文学诱惑性展开的论述，是小说最精彩的部分。刘怡婷曾在了然事情的真相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辞典、书本上认识一个词，竟往往会认识成反面。她恍然觉得不是学文学的人，而是文学辜负了她们”[21]。这段话由看清李国华本性的刘怡婷发出，似乎谴责太过无力了。但是如果将《房思琪》和《洛丽塔》做对读，将它们都看作“美学幸福”的产物，或许就会理解这句话的分量。以美的笔触写恶的事物，用文字和修辞建构虚构之美，作为深受“房思琪式的强暴”之苦的写作者，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去写作，这种对于艺术的迷醉正与纳博科夫的写作相类似，叙述者不等于作者本人，叙述的声音是比故事本身更为重要的。

虚构的《房思琪》与“非虚构”的“房思琪”的合流

《房思琪》虽是虚构文本，但因作者亲身经历，加上现在时的叙述，读者在绝对及物性的阅读体验中，往往会将叙述者与作者合二为一，将现实与虚构重合，难以保持隔岸观火的冷静。有研究者指出《房思琪》的畅销，焦点在于其真实与修辞举证的力量。这个虚构文本的最大意义，在于其内部以语汇和修辞结构了一种琐碎的“非虚构冲动”，引发人们纷纷参与由这个文本生发的个人真实经历的分享热潮。“非虚构的性暴力记忆逾越了虚构的艺术形态”[22]。在《房思琪》的传播中，将其解读为非虚构的，将作者的经历与房思琪划等号原本是接受谬误的一种。但在另一重意义上，《房思琪》的传播又与此时期的“非虚构写作”有所关联。

自20世纪80年代，董鼎山发表《所谓“非虚构小说”》，到2010年《人民文学》推出“非虚构”专栏，发起“人民大地·行动者”计划，再到2015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非虚构写作”在世界文学中被高度认可，在中国的势力也越来越壮大，并且影响力逐渐从《人民文学》《钟山》等主流文学刊物延伸到网络平台。2015年，《南方人物周刊》《谷雨》《地平线》《人间》等八家媒体平台联合发起成立“非虚构创作联盟”，《房思琪》的广泛传播正是“非虚构写作”在网络平台大显身手的时候。

“非虚构写作”虽从个体经验出发，背后却有较广泛的社会视野与强烈的人文关怀，所述内容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能够引起读者情感共鸣。《房思琪》有关儿童、妇女的性侵害问题正和“非虚构写作”的命题相应和，一些写作平台推出了相关故事，有些甚至直接在标题里就打出了“房思琪”的字眼[23]。这些文章比新闻报道更丰满，能触及人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常能够获得较高的阅读量。在一些“非虚构写作”中，还会刻意强调《房思琪》的教育意义。“天才捕手计划”发布了一则儿童性侵害故事。[24]两个懵懂的女孩与猥亵者同住屋檐下四年，遭遇侵害。女孩们在读了《房思琪》后才终于明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伤害。代入小说结局，终于明白，隐忍只会让自己陷入房思琪式的悲剧，于是联手把坏人送进监狱。这类“非虚构写作”往往语言朴素，文学性不足，但读者反馈是很热烈的，文章评论里，常有类似童年创伤记忆的反馈，读者间互相鼓励、自我疗愈。而在那些记录女性被侵害的文章里，几乎所有当事人都提到了林奕含的帮助，读者也读懂了这个故事。他们在对这些女性的声援里，齐刷刷写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25]

“非虚构写作”关注大众的阅读口味，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写作中可以有思考，但不要过分深刻，讲究最好一看即懂。[26]这些网络写作平台正是在新闻与文学间作一个平衡，从它们打出的口号来看，诸如“只为真的好故事”（网易人间theLivings），“用故事凝视时代”（正午故事），“每天一个打动人心的原创真实故事”（真实故事计划），新闻价值、社会意义和故事性是最为重要的。“真实故事计划”创始人雷磊曾指出，普通读者阅读非虚构文学，不仅仅是为感受文本之美，更是因为人类作为社会动物会不自觉地关注个人和公共议题。[27]有时为了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与阅读趣味，在写作中会有意制造戏剧性的延宕效果，将故事讲述得扣人心弦。虽能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但是无论在情感体验还是审美体验上都难与小说的多义性、丰富性相提并论，久而久之出现同质化倾向。同样是讲述女性故事，“真实故事计划”推出的《真故·女性叙事》毫无反响，“豆瓣读书”评价也不高，“有种高阶版故事会的味道，题材本身不错但写法真的就只是还原一段悲惨的女性生活经历，文笔也不敢恭维”“痕迹颇重的矫饰，还是让人在读的过程中感觉差了那么一口气”“雷同的写作模式，乏善可陈的文字，糟糕的策划，在没有公众号排版配图的加持下，令人审美疲劳”……这或许也是《房思琪》仍然热销，但是不少网络平台的“非虚构写作”已悄然离场的原因。

文学性是“非虚构写作”的表征却并非其终极目标，平台的目的在版权运营、IP孵化、影视改编，实现流量变现。《房思琪》的写作虽与“非虚构”无关，却因其背后的社会意义、新闻价值、公共属性而与“非虚构写作”暗合。“非虚构写作”虽对《房思琪》的传播起到助推作用，但也使得小说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非虚构的变形，小说和新闻的边界变得模糊了，这也是导致《房思琪》阅读谬误产生的原因之一。

但不得不承认，《房思琪》持续受到关注，也得益于影视改编。在《房思琪》繁体版出版的2017年，美剧《使女的故事》上映，在全球范围内带火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同名小说。这本早在2001年就已译介到中国的小说，在电视剧上映后爆火，一年推出两版。甚至阿特伍德本人也在《使女的故事》大热后推出续篇《证言》。从文艺市场现状来看，影视改编为小说传播打开了新的局面，不少作品在影视改编后获得极高的关注度，而一些本身就颇受欢迎的作品在影视改编后又再添热度。像《房思琪》这样关注女性命运与生命体验的作品，也属于当下较为流行的影视改编类型。[28]由《房思琪》改编的电影《童话·世界》、网剧《她和她的她》均在2022年10月上映。2023年，连载于豆瓣阅读的小说《九义人》改编成电视剧，被称为“古装版《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小说作者李薄茧曾在小说结尾致敬林奕含，这些作品继续推动着《房思琪》的传播。一定程度上，《房思琪》的传播又与“非虚构写作”的旨归再度暗合。

“厌女”的文学文本与女性主义图书热潮

自2018年以来，以《房思琪》为原点，女性主义图书出现了新一轮的出版热潮。《房思琪》正式出版的2018年被视为女性主义图书的元年。[29]自《房思琪》之后，磨铁图书以“女性觉醒三部曲”名义陆续推出了《82年生的金智英》《坡道上的家》等女性小说。伊藤诗织的纪实作品《黑箱：日本之耻》出版时就打出了“非虚构版《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标签。2023年法国作家瓦内莎·斯普林格拉《同意》出版，这部书讲述了作者在十四岁时，被四十九岁的知名作家G诱奸、精神控制的往事。在大众媒体发布的书评中，也不约而同提到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30]女性主义理论书籍方面，2022年李银河《女性主义》再版。而这一年更是被出版界称为“上野千鹤子年”，其多本著作接连在国内出版。北京开卷发布的“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指出，2023年零售市场中有13个细分市场出现正增长，其中就包括学术文化类中的女性主题图书《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这类与热点话题相关的图书。

在这些女性主义图书中，上野千鹤子的《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言简意赅地表达了主题，引发了社会性的关注，成为新一轮女性主义图书热潮中的代表作。这本书2015年在国内出版，当时反响并不大，真正引发关注是2019年上野千鹤子的东京大学开学演讲视频在网络上爆火之后。随着对日常生活中女性蔑视、女性嫌恶认知的加深，人们对上野千鹤子所讲述的深植于性别秩序中的普遍的Misogyny（厌女症）感受也在加深。如今来看，《房思琪》的出版虽晚于《厌女》，其内容却正是《厌女》的文学版；在大众的解读中，“房思琪”的故事也正是一个《厌女》的社会化文本。因此，无论在作者的创作意图还是在大众的解读中，《房思琪》都与“厌女”文化相应和，无意中开启了一个以《厌女》为标志的图书出版热潮。

小说中李国华就是一个极度的厌女症患者，他不断在补习班里寻找新的猎物，以年轻的躯体告慰自己人生前半程的辛苦、寡欢，包括饼干、郭晓奇、房思琪在内的女孩们不过是承载他欲望的容器。李国华一边美化自己强暴这些美丽女孩的行为，一边在心里用最赤裸、粗鄙的语言咒骂她们。当男人为了成为性的主体而将对女人的蔑视深植于自我确认的核心，这就是厌女症。[31]以李国华为首的补习班的男老师们以狩猎补习班的女生为吹嘘的筹码，厚颜无耻地聚在一起大谈对某个漂亮女生的占有，建立起性的主体化认同。

厌女症深植于二元制性别秩序的核心位置，在这个秩序之下，无人能够逃脱。厌女症在男人身上表现为“女性蔑视”，在女人身上则表现为“自我厌恶”。[32]《房思琪》里也有来自女性的恶意与伤害。蔡良就是恶魔的帮凶。她一边在那些成绩优异的小男生那里获得满足，一边告诉自己，“每一个嘬吸小女生的乳的老男人都是站在世界的极点酗饮着永昼的青春，她载去老师们的公寓的小女生其实个个是王子，是她们吻醒了老师们的年轻。老师们总要有动力上课，不是她牺牲那几个女学生，她是造福其他、广大的学生。这是蔡良思辨之后的道德抉择，这是蔡良的正义”[33]。住在高雄帝宝的女性们亦是如此，老钱太太既无视儿子家暴儿媳，又不断以生育为理由，粗暴地干涉儿媳一切正当、合理的爱好。张太太的厌女则表现在，当别人开玩笑让她把女儿嫁给钱一维时，张太太愤怒于别人轻视自己嫁不出去的女儿。她既不愿意女儿嫁给家暴狂，同时又认为嫁给钱一维是件体面的事情，她不无得意地告诉李国华，以前老钱先生一直想让自己把女儿嫁给钱一维。女儿既找到了理想的归宿，张太太立刻将伊纹这样美丽优秀的女性出卖给魔鬼。张太太对一切温柔、知书达理的女性都表示了厌恶感。她夸耀自己的女儿念商科才有用，将房思琪的发疯，自以为是地归咎于喜好文学。按照张太太的想法，文学代表着耽于幻想、情感的放纵与轻盈的生活，她骄傲于女儿选择了像男人一样富有理性的生活。扼制敏感、温和、细腻等女性气质，成为男性，这何尝不是一种女性的自我厌弃与自我蔑视？

而房思琪、饼干、郭晓奇正是社会普遍厌女情绪中的被害者。李国华的帮凶如此多，以至于他无需遮掩。出租车司机默默看了一眼年龄差距很大但行为暧昧的李国华与房思琪，没有去阻止；李国华带思琪去买鞋时，服务员见怪不怪而又大献殷勤。还有那些躲在暗处窥伺的大楼公寓管理员和搭讪献殷勤的“貂色西装先生”，他们随时都可以成为下一个李国华。恶魔肆无忌惮地实施暴行，但是由受害者亲口说出被伤害的真相却是大逆不道的。思琪曾试探性地告诉妈妈，有个同学和老师在一起了，妈妈回答“这么小年纪就这么骚”[34]。而在女儿疯了后，她也没有去探寻真相，而是将女儿默默地藏起来。饼干将被老师侵害的消息告诉男友，男友立刻将她甩掉，因为她是“脏掉的饼干”[35]。郭晓奇在认识到李国华虚伪的本质后，在网上公布了他的行为，不仅没得到公正的回应，反而遭遇了网络暴力。甚至刘怡婷在听到房思琪和老师在一起后，第一反应也是质问思琪，师母怎么办，同样的问题，却没有人去质问李国华。男性和女性遭遇的性的双重标准正是社会厌女的普遍反映。

《房思琪》虽和《厌女》没有直接关系，却开启了国内对“厌女”文化的思考。从反性骚扰倡议演变成女性对社会各领域性别不公现象的控诉和抗争，并且由倡议逐渐向“运动”转变。但同时，女性主义也被消费主义觊觎，一些人借女权之名，用资本逻辑加以运作和影响，向广大女性兜售。然而，这种被包装的女性主义只会带来消费的狂欢，沦为被资本操纵的消费主义工具。[36]今天来看，《房思琪》开启的女性主义图书热潮无疑有消费主义的推波助澜，是一次成功的商业运作。随着女性性别意识的增强，女性图书越来越受到市场青睐。在一派喧嚣中，《房思琪》逐渐成为一个符号，一些打着“房思琪”名义的书籍正在利用公众的同情心，进行一种媚俗化的复制模拟。然而物极必反，读者也越来越警惕这种迎合女性消费浪潮的市场行为，反感于对伤痛的利用。事实上，作为商品的《房思琪》，在图书营销上就做了充分的准备，微博上炒热话题、邀请名人荐书、收录“林奕含婚礼致辞”等。然而，因为作者的永远缺席，所谓迎合市场的写作策略便不可能成立，甚至于如此反推作者的意图都成为一种亵渎与诽谤。因此，在图书出版商利用“女性主义”制造众多图书卖点且大浪淘沙后，《房思琪》仍可一版再版。

《房思琪》的热销既和作者的经历相连，也与同时期女性主体意识增强有关。小说虽从私人经验出发，但是在传播与阐释中常被转化为公共话题，文学价值反而成为派生价值。不再在虚构文本中探讨禁忌话题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但是如果这是以文学价值为让渡，那将是一种遗憾。当我们适应了新闻的文学化，满足于特稿式的非虚构表达方式，《房思琪》是否会只以意义标签的形式而存在？所幸这种遗憾似乎又不会发生。北大毕业的女性博主与上野千鹤子对谈遭遇群嘲的事件，或许就反映出人们的态度。女性主义是否能以通俗的方式去表达？事实上，上野千鹤子近年在中国热销的几本书就是以对谈的方式进行的，里面很多都是对女性面临的具体问题的讨论，并非如观众所认为的制度层面的深度思考。这一事件反映了在女性主义的传播上，即便人们在适应了短视频、浅阅读、碎片化的信息接收方式后，仍渴望更具深度的阅读与思考。同理，即便《房思琪》在写作意图与传播接受中存在某种谬误，即便在不经意中与“非虚构写作”的转型合流，开启了新一轮女性主义图书营销的热潮，作为小说文本的《房思琪》仍有独立的审美意义，小说语言在克制与放肆间形成参差的美感仍是值得去重勘细读的。

注释

[1] Bilibili网站上“林奕含婚礼致辞”音频最高播放量已达200万。

[2] 参见[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7-138页、第173页。

[3] 例如在2020年“鲍毓明涉嫌性侵养女事件”和2017年“北京电影学院性侵事件”中都提到了房思琪。前一个案件涉嫌性侵儿童，《新京报书评周刊》2020年4月15日发表《“上市公司高管涉嫌性侵养女”：在不完美的世界里，为何总要求“完美受害者”？》一文，提到林奕含与《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一个案件涉及性侵女性，受害者北京电影学院女生阿廖沙曾在微博中写道：“如果大家对林奕含的惋惜和怜悯不是伪善，那我希望大家也能稍微重视一下我曾经的境遇。”

[4] 按照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18岁以下都属于儿童。房思琪遭受侵害的全过程都可以视为一个儿童受到性侵害的故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性别主体意识逐渐鲜明，因此也是一个女性受到侵害的故事。

[5] 这里的“儿童期”主要是指心理上倾向于无性、中性的状态，个体的性别意识还不够鲜明。

[6] [7][9][10][15][18][19][20][21][33][34][35]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40页、43页、32页、220-222页、43页、57页、56-57页、149页、223页、99页、82页、81页。

[8] [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修订译本），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67页。

[11] 蔡郁婉：《文学修辞、规训与话语权的僭越——评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华文文学评论》2021年第8辑。

[12][14]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500页、25页。

[13] 林奕含访谈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W411L72D/?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fb90c27c1c45d937213c87f86152119e。

[16] [英]芭芭拉·威利：《纳博科夫评传》，李小均译，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页。

[17] [美]朱迪斯·巴特勒：《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李钧鹏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0-11页。

[22] 何谦：《非虚构暴力：〈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及其他》，《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10期。

[23] 比如“真实故事计划”发表的《像房思琪一样，她们在当初甚至没有意识到伤害》，直接将“房思琪”写在文章标题里。

[24] 陈拙老友记：《未成年检察官口述：7岁女孩被“爷爷”养育4年，她的经历可以写成恐怖小说》，公众号《天才捕手计划》2023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