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4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态称，若俄乌冲突中的任何一方“让和解变得非常困难”，美国将停止调解努力。这一声明与其竞选时“24小时内结束冲突”的承诺形成鲜明对比。特朗普曾多次强调与普京的“良好关系”，但俄方实际谈判中坚持条件，要求乌克兰承认克里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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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昊琦

【导读】

2025年4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态称，若俄乌冲突中的任何一方“让和解变得非常困难”，美国将停止调解努力。这一声明与其竞选时“24小时内结束冲突”的承诺形成鲜明对比。特朗普曾多次强调与普京的“良好关系”，但俄方实际谈判中坚持条件，要求乌克兰承认克里米亚及乌东四州归属俄罗斯，并放弃加入北约。或许，特朗普尚未真正读懂普京——更未理解俄罗斯深藏的地缘焦虑与文明执念。

本文认为，俄罗斯的地缘焦虑源于其辽阔疆域带来的不安全感。历史上，俄罗斯不断面临来自东西方的威胁，这种不安全感塑造了其扩张性和防御性并存的地缘战略。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充满矛盾性，既有强烈的宗教性和弥赛亚意识，又对土地和领土有着深刻的依赖。这种矛盾性使得俄罗斯在追求普遍性（融入西方）和特殊性（强调独特道路）之间反复摇摆。

本文指出，普京是“实用主义面相下的理念主义者”，虽然普京主义成为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定型版本，但普京本人“讨厌意识形态这个词”，其核心是由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主义和社会团结所构成的“俄罗斯的理念”。普京认为，与西方的合作并不意味着亲西方，他更不是传统意义的西方派，而是一个具有斯拉夫派底色的欧亚主义者。

本文

俄罗斯的回归年代：

从“民族理念”到普京主义

俄罗斯是一个地缘共同体，也是一个文明共同体，更是一个理念共同体，“始终代表了一种信念”。

在论及民族性格时，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常常将俄罗斯民族与犹太民族相提并论，认为二者在极端性和矛盾性方面可堪比肩，而且都具有强烈的宗教性和弥赛亚意识。但在犹太思想家看来，犹太民族与俄罗斯民族本质上是截然相异的。对于千年离散的犹太民族来说，血缘是它的流动法则。它是“扎根于自身”，“根不在大地上”的血缘共同体。与之对应的则是地缘共同体，“他们对永恒的渴望与土地相连，与对土地的主宰相连，与领土相连”，最终大地依然存在，那上面的民族却发生了更迭。

以此来看，俄罗斯民族可说是地缘共同体的典型。它早期栖身的南俄大草原承载着不断流动的民族历史。某一游牧民族应运而生，出现于这片土地，主宰这片土地，而后又委之于接踵而来的后继者。基辅罗斯之前，金麦里人、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哥特人、匈奴人、阿瓦尔人都曾纵横驰骋于这片土地。基辅罗斯建立后，一些强大的草原部落，如哈扎尔人、佩切涅格人、波洛维茨人，给罗斯定居者造成了极大困扰，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争斗反复上演。最终，蒙古帝国横扫欧亚大陆，俄罗斯大地沦入鞑靼桎梏之下，长达两个半世纪。

但对于俄罗斯这个庞大的地缘共同体来说，“思想”或“理念”是维持它恒久存在的支柱。那些消失在历史烟尘中的游牧民族，即便是建立了庞大帝国的蒙古人，都未能长久统治这片土地，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思想”。俄国哲学家帕纳林曾指出，“欧亚大陆上俄罗斯民族动力最初的源头”就是将“异质性的民族社会文化熔炼成‘思想’”，“俄罗斯民族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含义，而是一个用‘思想’连接和组织起来的整体”。

这里充满了别尔嘉耶夫式的悖论。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广袤的领土，地缘优越感甚至自负支撑了这个民族的心理，但与之伴随的却是无时不在的地缘焦虑和不安全感。它自认为是具有神性的国度，自诩为“第三罗马”，负有世界性使命，但国家的历史轨迹曲折坎坷，与文明自负相伴生的却是无尽的文明焦虑。

俄罗斯的地缘焦虑和文明焦虑贯穿俄罗斯的整个历史，并在苏联解体以来更加彰显无遗。一方面，俄罗斯追求融入西方的“大欧洲”方案最终宣告失败，欧盟和北约的双东扩加剧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国家定位问题一直没有明确，国家发展道路始终处于争论之中。在经历短暂的面向欧洲大西洋方向的努力后，俄罗斯宣称又一次“转向东方”；最后正式将自己定位为“自成体系的文明-国家”，也是想求得这一问题的解决良方。在地缘和文明的双重焦虑中，作为东西方桥梁的乌克兰是一个会合点。始于2014年并在2022年全面升级的俄乌冲突，可以说是这种焦虑的总爆发。俄罗斯试图通过这场“特别军事行动”，来完成地缘和文明的双重突围。政治的乱象，实为观念的乱象。追溯当代俄罗斯的理念轨迹，当有助于理解俄罗斯的行为。

▍叶利钦：寻找“民族理念”

思想的分裂和整合是俄罗斯的民族之累，似乎成为两个世纪以来无法摆脱的宿命。在别尔嘉耶夫的思想图景中，地理是起点，精神的地理与自然的地理是一致的。俄罗斯的广袤领土上始终存在两个大陆之间无形的、不断变化的边界，“东方和西方这两条世界历史之流在此相互碰撞并相互作用，东方和西方两种因素始终在相互角力”。“东西方问题”似乎是俄罗斯的永恒问题，它的本质是俄罗斯帝国疆域在不断拓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历史定位、国家发展道路选择，以及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取向问题。有关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宗教与科学等各种问题，都被纳入这个框架。这个问题最终引发了19世纪上半叶俄国知识界西方派和本土派的大争论，也导致俄罗斯精神和思想的大分裂，其余绪一直延续至今。

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在帝国废墟上建立了一种新的国家形态。虽然身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但它在孤立的国际环境中独自经营，通过代价惨重的农业集体化和国家工业化，在短时间内赶超列强，并且在二战之后一跃成为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影响力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苏联是俄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不仅统合了这个巨大的欧亚空间，还构建出“苏联人民”这一“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的新的历史共同体”，锻造出与传统决裂的“苏联文化”，以一元性的意识形态超越传统的东西之争，似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东西方问题。十月革命后，有关东西方问题及俄罗斯历史命运问题的讨论，主要在海外知识分子中得以延续，在苏联则处于潜伏状态。东西之争是俄国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国家发展道路面临选择的时候会重新凸显。

东西之争再度兴起的契机是苏联后期的改革运动，在戈尔巴乔夫强调“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的欧洲大厦”时，“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他的“新思维”无疑具有向西方看齐的倾向，推动了苏联快速滑向解体的边缘。苏联解体首先是思想的解体，七十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被自我取消，作为其承载者的苏联共产党失去了政权，其后继者俄罗斯共产党一度被禁止活动，由“思想”统合的这个地缘共同体随之分解。

在改革语境下，传统的东西之争重新被激活。改革派立足于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彻底否定苏联历史，要求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俄罗斯，同时也否定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认为传统文化对改革形成了阻碍。本土派内部分歧巨大，尽管对苏联历史看法不一，但他们都诉诸传统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同时坚持走自己的特殊道路，反对照搬西方的价值和制度。新的东西之争不仅停留在观念上，还体现在政治行动中。上世纪90年代叶利钦总统主导的“世纪大转型”是一场规模空前的西化改革，俄罗斯又经历了一次“混乱时期”。激进改革的挫败使俄罗斯社会深感失望，改革派被视为“历史虚无者”，一度占据主流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未能填补马列主义离场留下的思想真空。形形色色的思潮浮沉泛滥，使人无所适从。苏联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西化改革，不仅给俄罗斯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政治动荡、社会失序、物质匮乏，还有大国尊严的丧失和民族精神的失落。普京曾经回忆说：“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虚空之中。”

为了防止共产党卷土重来，叶利钦主导制定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任何思想体系都不得确立为每个公民必须接受的国家意识形态。但是，去意识形态化无助于解决俄罗斯的社会现实问题，越来越多的精英认识到意识形态之于国家的重要性。正如帕纳林所说：“俄罗斯的任何政党迟早都会发现，为了维持政权，就必须采纳民族理念甚至是救世思想。”以“民主斗士”著称的叶利钦既非理论家，也非思想家，而是一个自认为负有使命的政治家。叶利钦主持签署的俄白乌《别洛韦日协议》直接促使苏联解体，他认为其意义在于，“俄罗斯选择了新的全球战略，摒弃了‘半个世界统治者’的传统形象，不再与西方文明进行军事对抗，也不再充当解决民族问题的宪兵角色”。叶利钦善于破而不善于立，他终结了苏联，但对于“俄罗斯应当和能够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能在世界上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却没有明确的概念。激进改革带来的巨大社会代价使他声名严重受损，健康不佳的“病夫”形象也直接关系到他的政治命运。面对社会的全面失序以及精神的漫无归依，叶利钦希望重新树立思想的标杆，凝聚人心。1996年7月，叶利钦在会见自己的选民代表时说：“俄罗斯有过不同发展时期——沙皇时期、专制时期、改革时期，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民族理念，但现在我们却没有，这很糟糕。”总统大选过后不久，他就委派自己的助理萨塔罗夫主持设立一个委员会，寻找当代俄罗斯的“民族理念”（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я），并且在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上发起一场征文活动，要求在几页之内表述精当的民族理念。身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萨塔罗夫保证，委员会绝不会制定强加于全体国民的苏联式意识形态，活动的目的是表述社会都能认同或者早已达成共识的理念。但是征文活动无疾而终。叶利钦寻找“民族理念”的任务，留给了他选定的接班人普京。

▍普京：实用主义面相下的理念主义者

在前两届任期中，重实用主义、轻意识形态，是俄罗斯国内外对普京的普遍看法。普京在执政前夕发表的纲领性文件《千年之交的俄罗斯》，遵循宪法规定，反对在俄罗斯恢复任何形式的国家官方意识形态。国家杜马议员、普京的坚定支持者维·尼科诺夫说，“普京讨厌意识形态这个词”。

2000年普京执政后，俄罗斯社会寻找“民族理念”的热情还没有消散。在涉及“民族理念”问题时，普京基本上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解释和回应的。2000年7月，普京在首次国情咨文中认为，没有必要专门寻找“民族理念”，它会在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成熟。2002年1月，普京接受波兰一家报纸和电视台采访，记者问道：“您经常讲到实用主义，在您的实用主义中是否有俄罗斯理念的一席之地？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理念究竟是什么？这里面是否有传统的道路，例如扩张？”普京以实用主义的方式简单地回答说，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理念是“在经济上开发俄控领土，同时与欧洲及其他文明国家合作，提高俄罗斯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并自然而然地融入文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防卫结构”。此后在多个场合，普京将经济增长、提高各方面的竞争力归为“民族理念”。但是，这些实用主义的表象并没有妨碍他的理念主义者本色。

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他明确谈到了由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主义和社会团结所构成的“俄罗斯的理念”。他虽然反对国家确立官方意识形态，但同时表示，“富有成效的建设性工作不可能在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里进行，不可能在一个主要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信奉不同价值观和不同意识形态方针的社会里进行”。普京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国家主义者。19世纪自由主义史学家契切林始创的国家学派认为，俄罗斯的历史发展道路与西方迥然有别，国家及其活动是俄国历史的发展动力。契切林的思想契合了普京的治国理念，普京几乎重复了他的话：“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

普京不断从俄国历史上的保守主义思想家那里汲取治国的养分。面对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社会的乱象，普京推崇的是帝俄晚期斯托雷平的保守主义改革，以政治高压手段维护秩序，在确保社会秩序的前提下推进经济自由化和现代化，以提升俄罗斯的国家实力。因此，恢复“秩序”是普京进行国家治理的起点，也一直是其着力的重点。

普京执政初期以一个“西方派”的形象示人。他与欧洲的政治家们保持了良好关系甚至私人友谊，给人的印象是带领俄罗斯回归“文明世界”，回归俄罗斯的欧洲本源。在这一点上，被誉为“俄罗斯知识界的良心”的文化大师利哈乔夫给予了他深刻影响。利哈乔夫是一个标准的“西方派”，反对欧亚主义论调。普京认同利哈乔夫的观点：“界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的属性时，文化是首要因素……从文化角度看，俄罗斯毫无疑问是一个欧洲国家，因为它具有欧洲文化。”对于普京的“西方派”角色，一些人认为这是出于实用考虑的选择，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选择；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普京一开始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派，但是西方对俄罗斯居高临下的态度以及无视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做法，最终把普京变成了反西方主义者。普京也不止一次以实用主义来解释自己的“亲西方”行为。2001年普京宣布关闭俄罗斯设在古巴的雷达站和越南的海军基地，俄罗斯内部对他的“退让政策”强烈不满，甚至怀疑他回到了科济列夫的亲美政策上。普京表示，采取这种政策的唯一理由是，它完全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与西方建立友好关系并不是普京的政策，而是俄罗斯的政策”。普京说得非常坦诚，与西方的合作并不意味着亲西方，他更不是传统意义的西方派，而是一个具有斯拉夫派底色的欧亚主义者。

普京在前两任总统期间已经开始了回归俄罗斯历史传统的征程，改变了一些国家象征标志，责成修改俄罗斯历史教科书，对苏联的历史进行重新评价，等等。普京虽然一直强调“将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事实上，他越来越坚持俄罗斯的独特性，思索俄罗斯的独特道路。在这方面，像丹尼列夫斯基、伊里因、别尔嘉耶夫、索尔仁尼琴、古米廖夫这些俄国思想家，在他的思想轨迹中留下了深刻印痕，他在言谈中也不断引用这些人的话语。其中，伊里因和古米廖夫的影响至为关键，伊里因的思想成为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复兴的重要理论资源，古米廖夫的欧亚主义思想为俄罗斯整合欧亚空间提供了理论依据。

伊里因是十月革命后被布尔什维克驱逐出境的侨民哲学家。2004年普京在电影导演米哈尔科夫的推荐下，开始关注他的著作。之后不久，伊里因的遗骨从瑞士运回，安葬在顿河修道院，他的全部档案也从美国密歇根大学重金购回。普京对伊里因的思想推崇备至，在各种场合不断引用，以至一位官员说：“今天俄罗斯对伊里因思想的需求之大，仿佛让人觉得他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伊里因强调国家是“人民的联盟”，国家的核心任务是保护和组织人民的精神生活，其合法性源于能够维护公正的法律秩序。伊里因是一位坚定的保皇派，认为君主制具有精神性和神圣性，能够通过人格化权威凝聚社会，优越于过度依赖理性、消解权威的共和制。因此他反对机械模仿西方式的民主，认为“民主是一条死路”，俄罗斯需在“集体性”（自下而上的自由联合）和“制度性”（自上而下的组织管理）之间“找到自己独特的国家形式”，并与自己的“民族历史相符合”。

普京意欲推进后苏联空间的一体化，欧亚主义特别是古米廖夫的思想对他影响甚大，为他的政策作了注脚。2015年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正式启动，可以说，欧亚主义是它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美国学者巴辛分析了普京前三个任期的公开言论，认为他就是一个“欧亚主义者”。古米廖夫继承了古典欧亚主义思想，认为俄罗斯既非欧洲也非亚洲，而是一个独特的欧亚文化实体；历史上的草原游牧民族，特别是蒙古人的统治，在政治制度、文化融合等方面塑造了俄罗斯的独特性。古米廖夫独特的“激情”学说借鉴了丹尼列夫斯基等人的文明周期论，认为民族的生命周期类似于有机体生老病死各个发展阶段。民族从周期性的宇宙辐射中获得“激情”，随着激情逐渐减弱，民族也会随之衰落。19世纪以来，俄国许多思想家坚持西方文明在衰落，而俄罗斯文明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落后优越”论。普京对此也深信不疑。2021年2月，普京表示，他相信激情理论，因为“俄罗斯尚未达到自己的顶峰”，它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末的艰难考验，仍在发展中。同年10月，普京在瓦尔代俱乐部年会上回答“哪位俄国思想家与你最为贴近”时，再次强调了古米廖夫的激情学说，认为“民族内部自有一种发展驱动机制，一种发展和自我肯定的意志”，并引许多国家以及西欧的“老龄化”作为民族衰落的例证。

第二任总统任期结束时，普京已经接受了寻找“民族理念”的必要性，不再坚持它自发地生成。他在2007年的国情咨文中虽然略带诙谐地表示，寻找民族理念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类似于寻找人生的意义”，是一项永无止境又“有益有趣”的娱乐，但是，如果俄罗斯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就需要一个“道德指导方针的共同体系”。

▍从自由保守主义到普京主义

冷战结束后，美国以自由主义的名义推动了全球的民主化浪潮。除了少数地区和国家成功实现了转型外，大部分国家由于水土不服，转型未能顺利推进，甚至彻底失败。美国以外部干预的方式播撒自由的种子，反而制造了许多“失败国家”。自由主义声名受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强劲的发展。俄罗斯保守主义也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兴起和壮大的，它一开始试图矫正激进自由主义改革的极端发展，恢复社会秩序和稳定，重新树立大国的尊严和地位；后来不断回归历史传统，并且与其他政治理论和思潮相结合，日益激进化；最后则定型为所谓的“普京主义”。普京主义是俄罗斯保守主义发展的自然延续，是当代保守主义的俄国版本。

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普京前两个总统任期和梅德韦杰夫卸任总统之前的大约十年间（2000~2009）。这是自由保守主义阶段，主要特征是将自由和民主的普世价值与俄罗斯国家传统（包括帝俄时期和苏联时期的传统）结合起来。

在激进自由主义改革的90年代初期，俄罗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当时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首先提出“保守主义革命”的口号。90年代中期以后，自由主义思潮日渐衰微，自由主义政治势力被排挤到政治边缘，几乎所有政党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俄罗斯传统保守主义的成分，一些政党甚至宣称自己就是保守主义政党。因此，当时的保守主义芜杂纷陈，表现为一系列复杂且往往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现象。按照保守的价值对象，大致有自由保守主义、苏维埃保守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等类型。进入21世纪后，执政当局试图确立主流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各类保守主义派别基本上都迎合执政当局，与政治主流保持了一致。这一时期的主流保守主义可以称为自由保守主义。虽然自由主义已经衰落，但是俄罗斯1993年宪法建立的政治构架并没有改变，自由主义的价值倾向仍然体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运行中。普京上台后，仍然接受加入“西方文明大家庭”的想法。2002年5月，他在参加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特别峰会时坦率地表示，俄罗斯一直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进行对抗，而现在的俄罗斯“正在重返文明国家的大家庭”。

自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主要是由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下简称“统俄党”）负责制订和推动的。2005年普京开始总统第二任期，“主权民主”概念的适时出现，标志着执政当局从最初几年宣布的实用主义到意识形态回归的决定性转变。当时，统俄党内部的左翼和右翼就实行何种保守主义展开讨论。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右翼主张“自由保守主义”，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则主张“社会保守主义”。两个派别在党内各自建立了智囊俱乐部，相互竞争。不赞成这两派的则主张“国家爱国主义”，强调宗教传统和民族主义。统俄党的一些高层认为普京总统的言行和纲领已经表明，“自由保守主义已经成为俄罗斯的官方意识形态”，“它是自由主义、国家主义、民主和所谓的‘西方主义’的结合——即秩序和自由的结合”。这种保守主义实际上就是欧洲的自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

2007年12月国家杜马选举后，坚持传统和宗教价值观的“俄罗斯保守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2009年11月21日，统俄党十一大通过题为《俄罗斯：保持并增强！》的纲领性文件，明确将“俄罗斯保守主义”作为党的意识形态。根据党的纲领，俄罗斯保守主义是建立在俄罗斯历史、文化和精神基础上的“稳定和发展的意识形态”。这也意味着自由保守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从俄罗斯政治意识形态主流中逐渐下架。这与当时的大背景是息息相关的，普京2007年在慕尼黑公开斥责美国和西方的演讲以及2008年的俄格战争，已经使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越来越脱离正常的轨道。2009年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意欲“重启”俄美关系，但很快因俄罗斯国内的抗议活动而更加疏远。

第二个阶段是激进保守主义（2011~2018），主要表现是不断浓烈的反自由主义、不断强化身份的反西方主义，以及不断自我证成的地缘政治论。

2011年9月，俄罗斯政坛发生了一件虽在很多人预料之中，却具有震荡性效应的事。统俄党大会宣布了“王车易位”计划，普京重新竞选总统，而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将担任总理。紧接着，国家杜马选举中发现了大量造假行为，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政治抗议活动。执政当局指控抗议活动受到西方资助，将反对派视为“外国代理人”，并很快出台了《外国代理人法》，打压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媒体。政治反对派的活动空间日渐缩小，俄罗斯政治精英的反自由共识进一步加强。2013年3月，曾经开启“政治现代化”项目的梅德韦杰夫，明确宣布自己是保守派。可以说，这次抗议浪潮也是俄罗斯意识形态转向激进的分水岭，因此被称为“保守转向”。此前保守主义中的自由成分随着反西方主义色彩的加重而急剧缩减，在身份政治、价值观和传统道德等问题方面变得激进，如Pussy Riot事件（2012），禁止美国公民收养俄罗斯儿童的《季马·雅科夫列夫法案》（2012），以及关于LGBT价值观的宣传（2013）等。其实，从2009年开始，统俄党的意识形态就加速朝着右翼和身份政治的方向发展，关于家庭价值观、传统价值观和文明认同的讨论主要通过国家教会的渠道，逐渐进入官方话语，且出现了惊人的增长。

反西方主义的一个重要托身基础是地缘政治理论。普京曾表示，苏联解体是20世纪的“地缘政治灾难”。地缘复仇主义成为俄罗斯地缘政治学的精神骨干，地缘政治几乎成为可以容纳任何意识形态成分的大篮子。在这方面，新欧亚主义代表人物杜金贡献最大。他把地缘政治作为一种普遍的、解释性的元叙事，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个由文明对抗论、俄国特殊性、经典欧亚主义等元素杂糅的混合体，将反西方主义推向极端，同时将“我们”这个共同体塑造成一个包容万物的帝国实体。在这里，地缘政治论与文明论相互依托，地缘政治计划冠以文明文化的名义，文明项目则往往以地缘政治的方式推进。俄乌冲突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俄罗斯的地缘孤立倾向充分显露出来，“安全岛”论、“大突击战略”最具有代表性。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竖起了高墙”，地缘孤立主义倾向在俄罗斯政治和知识精英中进一步加强，与之相应的独立文明的思想开始进入政治话语。

▍从自由保守主义到普京主义

保守主义的第三个阶段是普京主义（2018年至今）。普京主义集中体现了保守主义的俄罗斯特性，虽然不能说是俄罗斯保守主义的最终定型版本，但保守主义价值观明确进入了2020年宪法修订案。特别重要的是，“上帝”这一宗教性概念明确入宪——第67.1款规定应牢记那些“传递给我们上帝的理念和信仰”的历代先辈。这与世俗化国家的规定是矛盾的，也反映了宗教保守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重大进展。这一阶段的保守主义，将俄罗斯定位为“自给自足的文明-国家”，明确了俄罗斯的独特政治和价值体制；不仅挑战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还要捍卫西方文明之源。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后半期，西方保守主义强劲回潮，反对以政治正确、身份政治、取消文化及极端平权主义为标志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极端发展。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逆全球化趋势加速，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西方不断蔓延，显示出西方自由主义危机的进一步加剧。俄罗斯保守主义顺应了这一趋势，并与西方的保守力量遥相呼应。美国政治家和学者布坎南把普京视为基督教世界和西方文明传统价值观的捍卫者，认为随着爱国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在西方普通民众中日益流行，普京主义会更受欢迎。罗伯特·卡根认为普京已经将自己打造成世界各国“社会、文化保守派民众”的领袖。

“普京主义”这一政治术语出现于普京成为俄罗斯领导人不久，在俄自由主义者及西方人士那里不无贬义。关于这一概念争论颇多，它既可被视为普京执政以来政治和经济制度体系的总和，也可被视为富有争议但相当合理的思想和价值体系，甚至还可被视为普京及其团队的集体心态体系，但毫无疑义的是，它具有相当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2019年2月，普京的前意识形态总管苏尔科夫撰写了《长久的普京国家》，提出了“普京主义”政治模式，并为之正名。这其实是普京主义的宣言。

第一，俄罗斯在建设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新型国家。指引它建设的，“不是进口的幻想，而是历史的逻辑”。俄罗斯“开始恢复元气，回到了自身合乎常理的、唯一可能的状态，即日益强大的、领土不断扩张的多民族一体性”。俄罗斯庞大的政治机器由“意志绵长”者所创建，历史上有四种国家模式，即伊凡三世的国家（莫斯科大公国）、彼得大帝的国家（俄罗斯帝国）、列宁的国家（苏联）、普京的国家（俄罗斯联邦）。

第二，普京的政治机器刚刚启动，虽然面临艰险，但会长久绵延。普京的执政体制以及普京主义是属于未来的意识形态，它不只适用于本国，还具备极大的输出潜力。它会被许多国家研究、借鉴和模仿，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作为“先知”的俄罗斯对目前世界的现实早就发出过警示，比如当前的去全球化、再主权化以及民族主义遍地兴起的事实。

第三，西方国家是内外分裂的“深层国家”，民主的表象下是深暗的权力。俄罗斯不是“深层国家”，但拥有“深层人民”。“深层人民”凭借自己庞大的整体，形成了无法战胜的文化万有引力，将国家凝聚起来，而且决定了国家的形式。俄罗斯国家的现有模式始于信任，亦靠信任得以维持，这是与“传播怀疑和专事批评”的西方模式的根本区别所在。

普京主义强调俄罗斯不会与西方合流，因为西方文化已经变异，只有俄罗斯才固守着真正的西方文明，践行着正确的传统价值。普京曾谈论西方的“取消文化”，认为在进步的名义和旗帜下，反种族主义变成了“反向种族主义”，对种族的强调使人民更加分裂；性别政治简直处于反人类罪的边缘。

2022年俄乌冲突的全面爆发，事实上是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全面对抗。对抗之路首先是观念对抗铺就的。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历程可以看出，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观念思维，俄罗斯走在回归传统的路上。尽管俄罗斯保守主义在西方世界仍有市场，但战争为它贴上了另一种标签。三年战争期间，俄罗斯一直试图从非西方世界着力，来完成这场突围。

▍普遍性的诱惑与特殊性的迷思

从寻找“民族理念”到保守主义回归，再到普京主义的树立，俄罗斯经历了三十年的意识形态探索之路。这是一条由普遍性走向特殊性的道路。自从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俄罗斯一直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徘徊，在面向西方和回归本土之间做出选择，当前似乎是一个新的轮回。这不仅反映了俄罗斯与西方纠缠不清的结构性关系，也折射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矛盾与分裂。2014年乌克兰危机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转折点，苏尔科夫在《混血儿的孤独》一文中发出了俄罗斯在融入西方而不得后，将面临百年甚至数百年地缘政治孤独的感叹。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一年后，他又发表了《北方的诞生》一文，预言俄罗斯在拔掉乌克兰这个地缘政治上的“虚假棋子”后，将与美国和欧洲形成一个“共同的社会文化空间”，即俄美欧三位一体的“大北方”。苏尔科夫的这种矛盾和分裂反映了俄罗斯精英的心灵意态。

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际，统俄党的各级领导人以及地方行政长官收到了克里姆林宫的三本赠书：伊里因的《我们的任务》、弗·索洛维约夫的《善的证成》以及别尔嘉耶夫的《不平等哲学》。这三位哲学家的言论经常被普京引用。伊里因是普京最推崇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其著作自然成为政治精英的精神读物，但后两位的著作却耐人寻味。索洛维约夫和别尔嘉耶夫都撰有同名著作《俄罗斯理念》，前者是普世性的、“欧洲的”，明确反对民族主义；后者是一部俄国思想史，没有任何民族主义色彩。这是不是为了让政治精英们既理解俄罗斯的特殊性，又要认识它的普遍性？

普京主义的传播性是一个关系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话题。一些人认为它的传播范围相当有限，即使有些前集权国家如匈牙利和马其顿出现政治上的“普京化”，埃尔多安被称为“土耳其的普京”，但普京主义主要是一种俄罗斯现象，来自俄罗斯从超级大国之位上跌落所带来的怨愤。另一些人认为东正教是基督教大家庭的一员，普京主义对宗教价值的坚守在西方同道中获得了共鸣。文明论的一种角度认为，俄罗斯例外论有防御和扩张两种表达方式：防御性例外论目的是在固定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边界中保护民族价值观，使其免受外部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影响；扩张性例外论则认为，既有必要也有能力扩散自身文明的“普遍”价值观和思想。

从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似乎是从防御走向扩张，但是这种扩张所缺乏的，恰恰是普遍性的内容。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是既定制度面临重大挑战时，其支持者用来防卫的工具，它本质上是“没有理想的政治”，跟它的对立面激进主义一样，只表示对特定变化的立场和态度，可以用来为任何现存秩序辩护。因此，世界上有各种版本的保守主义。俄罗斯的保守主义自然不同于英国和法国的保守主义，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在各个阶段所保守的内容也是变化的。

俄国历史上一直绵延至今的一些重大思想，不论是11世纪的“神圣罗斯”、15世纪的“第三罗马”，还是20世纪的共产主义，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而且都有强烈的普世性含义。“神圣罗斯”论证了俄罗斯也是神选民族，且后来居上，富有世界性的使命。“第三罗马”是俄罗斯帝国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视野更加恢宏辽阔，面向全世界受苦的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寻找的“民族理念”源自历史上的“俄罗斯理念”。“俄罗斯理念”是19世纪东西之争的产物；俄罗斯思想经历了正题和反题后，最后走向合题，其核心是对普世性和特殊性问题进行综合，确立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使命。这个概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首次提出的：“我们未来的行动应该具有至高至上的全人类性，俄罗斯理念可能成为欧洲民族孜孜以求地加以发展的所有理念的综合，那些理念中的一切敌对因素将在俄罗斯民族中得到和解与进一步发展。”霍米亚科夫的“聚合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普世回应性”，索洛维约夫的“万有统一”和神权帝国，都是这种综合的尝试。对于“俄罗斯理念”，斥之者视它为帝国思想，誉之者把它当成全人类思想，但它们都具有强烈的普世性面向和超越性意识。这些普世性的内容，也是俄罗斯精神特质中弥赛亚意识的体现，普世性的缺失也意味着弥赛亚意识的消退。全球化的消退，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孤立主义的回潮，显示出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兴盛并非孤例，特朗普的回归及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也让美国例外论不再例外。

保守主义政治是一种回归政治，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它可以回到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刻。因此，它没有主干性的内容，或者说，它的主干性内容是适时而变的。在一条保守主义主线贯通俄罗斯政治的二十多年中，我们没有看到俄罗斯精英提出能与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相匹配的新思想、新观念体系；相反，他们很多人还停留在20世纪之前的观念世界中，他们的行为还摆脱不了传统方式。地缘政治学家罗伯特·卡普兰说，除了地理事实外，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没有提出“任何令人振奋的思想和意识形态”。2011年12月，因为应对政治抗议不力而离开总统办公厅的苏尔科夫，曾一语双关地说，“稳定正在吞噬自己的孩子”。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的核心目标便是稳定和秩序，为此动用一切思想资源，拒斥现代性，加强政权的合法性。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守主义的盛行和全球化的衰退显示了整个世界从普遍性到特殊性的回归。赵鼎新以“道家时间”看待这种变局，认为“今天的潮流是昨天潮流的反动，而明天的潮流必是今天潮流的反动”，他预言“保守主义的大潮带来的负面后果势必会让世界回归到某种更为自由和开放的状态”。盈虚有数，盛衰有时。也许，我们对今天充满焦虑的世界不必过于悲观。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5年第2期，原题为《俄罗斯的回归年代：从“民族理念”到普京主义》，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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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化纵横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