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同日本人作斗争的社会基础不应该缩小。党应该提出一个主要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和第[新]四军应该全力开展斗争，把中国军队和广大民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党应该在日本人和傀儡政府所建立的各种群众组织中，特别是在中国傀儡军队和倾向投降派的国民党组织中加强自己的

如果国民党投降和国共合作破裂将成为事实，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抗日？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就应该号召中国人民、中国军队和一切忠诚的爱国者及国民党群众在各处继续同日本人展开游击战。

同日本人作斗争的社会基础不应该缩小。党应该提出一个主要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和第[新]四军应该全力开展斗争，把中国军队和广大民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党应该在日本人和傀儡政府所建立的各种群众组织中，特别是在中国傀儡军队和倾向投降派的国民党组织中加强自己的工作。党应该号召人民为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和1938年4月国民党非常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主要决议而斗争。

特别是：1.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向中共七大提出，但是在七大召开之前，必须同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这些问题。为此目的，为了直接作出通报和研究干部方面的一些问题，必须紧急邀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施平（即陈云，引者注）同志来莫斯科。安排他们来莫斯科应考虑到，使他们最多在一个月内就能返回延安。

2.在七大上必然会提出李德的作用问题，直到现在人们仍然认为他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毛泽民（毛泽东的弟弟）同志在与我的一次谈话中明确地说，1932到1935年间，大家都认为李德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但是他同博古实行了这样一条路线，使大量党的干部和三分之二的红军有生力量被消灭了。毛泽民认为，只是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重，李德、博古等人才没有受到惩罚。七大召开之前，必须对李德的问题进行专门的调查并作出决定。

这是一份绝密级报告的第四部分，报告是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时间为1939年8月19日，报告人为莫尔德维诺夫（1938年至1940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整个报告的内容是共产国际中国问题小组的工作和建议。这份绝密报告的出炉是有特定时代背景的，因为对于彼时的苏联来说，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中的不利因素引起了斯大林的警觉，使他担心出现“东方慕尼黑”。

中共七大召开在即，

共产国际为什么紧急邀请毛泽东去莫斯科

自1939年初开始，日本企图在政治上拉拢中国国民党，建立傀儡政府，在军事上截断国际交通。蒋介石所谓“抗战到底”是指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实际上是承认割让东北。而且，日本提出的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对中国一方面是政治诱降，一方面是军事进攻，竟然得到了国民党江浙一带资产阶级的附和。

怎么办？毛泽东指出：现在是尽一切力量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在游击战争中发展我们的力量，准备反攻。针对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的“摩擦”，搞“四面包围，中间破坏”，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方针”（即“一步不让”）和“两条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他在不同场合和会议上反复强调，现在有新的慕尼黑协定和国民党“反共”投降的主要危险，国民党“反共”就是投降的准备。他分析认为这是由于日本的诱降政策、国际的压力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动摇三个因素造成的。针对国民党存在的投降与继续抗战的两种可能，毛泽东指出要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积极帮助蒋介石与督促蒋向好一边走，但是“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还指出，“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第一个，统一于抗战”；“第二个，统一于团结”；“第三个，统一于进步”。

1939年7月24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与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在东京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这是英国牺牲中国主权、与日本妥协的产物，成为“东方慕尼黑”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号召全党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在舆论上、行动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反对英日共同声明，反对英国首相张伯伦的妥协政策。

8月4日至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听取周恩来对两年来抗战和国内外时局的长篇分析报告。周恩来指出：“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是目前的两大主要危险”“克服危险的主要任务便是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全国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8月23日，苏德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9月1日，毛泽东就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问题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日本对中国正面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可能性，或者不很大了；但是，它将更厉害地进行其‘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而在其占领地则将继续疯狂的军事‘扫荡’；并想经过英国压迫中国投降。”中国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已经到来，“从现时起，全国应以‘准备反攻’为抗战的总任务”。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同一天，德军向波兰发动了进攻。

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8月16日，周恩来的形势报告一结束，中央政治局继续召开会议，讨论党的七大、党的工作路线、陕甘宁边区等问题。根据各地代表的选举情况和当前形势，会议决定当选的七大代表于1940年1月15日到达延安。在这一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对七大各类报告的准备和分工作了明确安排。此外，会议还决定就有关地区和门类的工作邀请个别负责同志在七大上发表演讲，具体如下：（1）陕甘宁边区问题（高岗），（2）晋察冀边区问题（聂荣臻），（3）国民参政会问题（博古），（4）东北工作（由东北工委准备），（5）文化政策（未指定人选），（6）政府工作问题（林伯渠），（7）汉奸托匪问题（康生），（8）农民工作问题（任弼时、王若飞）、少数民族问题（邓发）。会议还决定七大会议的经费上调至2.5万元，各种技术准备由康生、陈云和李富春负责。应该说，这是中央政治局继7月21日发出“第三号通知”之后再一次对七大召开作出的部署。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份绝密书面报告上来。8月19日，共产国际中国问题小组给季米特洛夫的这份绝密报告，不仅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处于危机边缘，而且西方也存在着巨大风险。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问题小组特别建议“必须紧急邀请”毛泽东和陈云去莫斯科。

周恩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撰写《中国问题备忘录》

从目前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来看，在公开出版的毛泽东传记及其年谱中，均没有发现共产国际正式邀请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记录，也没有看到中共中央、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这份绝密报告有过任何回应。但是，历史却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巧合，中共中央确实派了一个高级人物前往莫斯科。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

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应邀去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马儿受到惊吓，周恩来坠地而受重伤。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治疗，右臂粉碎性骨折的伤情依然不见好转，有成残废之虞。

其间于8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恳请速派一架飞机来延安，把周恩来接到莫斯科去治疗他的手臂，或者速派飞机运送骨科专家和外科医生以及做外科手术所必需的技术设备来延安。

8月11日，季米特洛夫回电：同意周恩来前往苏联治疗，并已派医生乘汽车去延安接周恩来到兰州。

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赴苏联医治。

19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坠马，致使右臂粉碎性骨折。 8月赴苏联莫斯科治疗。图为赴苏前和刘少奇合影

从时间上来看，8月19日，共产国际的绝密报告建议“必须紧急邀请毛泽东”来莫斯科；第二天，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赴苏联。这样的机缘巧合，不能不让我们产生联想——是否是中共中央在接到共产国际的紧急电报后，经过商量，决定由周恩来代替毛泽东前往莫斯科，恰好还可以治疗他的骨折，一举两得。

更重要的是，在这份绝密书面报告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非常值得研究——因为毛泽民的建议，共产国际决定在中共七大召开之前，“必须对李德的问题进行专门的调查并作出决定”。周恩来、邓颖超、王稼祥一行是8月27日乘坐道格拉斯专机离开延安，经兰州转乌鲁木齐于9月中旬抵达莫斯科的，而在其同行的人员中就有李德。

事实上，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季米特洛夫曾就李德的问题征求周恩来的意见。随后，共产国际监委主席弗洛林根据中共的意见，确实对李德问题进行了审查，最后审理的结论是“李德有错误”，但“免予处分”。

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后，经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的安排，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悉心照顾，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10月8日，季米特洛夫电告中共中央：周恩来已于9月19日做完手术，并称：“一周之后刀口愈合得很好。现在正在进行治疗程序。手臂的弯曲程度可能比预期的要大。但是手臂的活动不可能完全恢复。”

10月12日，收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后，中共中央回电：“我们打算于明年1月15日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请您就所有问题给我们作出指示并及时让周恩来和陈林（任弼时的化名）回到我们这里来。”

10月14日，季米特洛夫在这封电报上作出批注：“告诉陈林同志和周恩来同志。”

从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的这封电报来看，周恩来此次莫斯科之行，肯定不仅仅是治疗伤情，而是担负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任务。同时，我们可以在这份电报中发现七大的会议时间又发生了变化，变成了1940年1月15日，这也是8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各地代表抵达延安的时间。也就在这期间，共产国际发表宣言，表示“日本帝国主义毒害中国已达两年之久，中国正为独立而战，共产国际援助为解放而战斗的弱小民族”。18日，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表社论《拥护共产国际宣言》。

12月下旬，周恩来正式出院。然而，他还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使命——全权代表中共中央、毛泽东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问题。29日，周恩来完成了为共产国际撰写的长达5.5万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即《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特点、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最后介绍了中共七大及其准备工作。

中共七大代表、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秘书的师哲，亲身经历并见证了周恩来为此付出的努力。他回忆说：“周恩来一向是不停地工作。住在医院里，治疗过程要忍受极大的痛苦，有时疼得晕死过去，醒过来仍然是工作、工作。这次在医院，他主要是准备了一个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文稿有5.5万字。出院后，他就向国际执委会作了这个报告，题目是《中国问题备忘录》。”

1928年，师哲在莫斯科

师哲是在1925年由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派往苏联学习军事的，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他听从组织安排，在苏联学习保卫工作。所谓学习，其实就是参加实际工作。1938年，苏联突然决定像保卫机关这样的核心机密部门不再安排“非基本民族”的人员工作，师哲被为之工作了9年的保卫机关扫地出门。无奈之中，他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担任了任弼时的秘书。

已在苏联工作15年的师哲，对苏共把持的共产国际的运作模式非常清楚，以欧洲各国共产党为主要成员的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对中国和中国革命问题总是弄不明白。他们虽然有不少人来过中国，但并没有一个真正了解中国的人，因此对中国革命的意见，往往是从自己国家的国情出发，而不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所以行不通，可他们却不明白为什么行不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帮助他们了解中国，作了很多努力，周恩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完成的这份《中国问题备忘录》，就是这些努力中的重要部分。

季米特洛夫告诉周恩来：

“我相信，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正如师哲所见所闻的一样，周恩来为了这份《中国问题备忘录》，做了认真、周密的准备，再配合一些地图和图表，向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汇报了整整两天，加上翻译，每天要讲8至9个小时。周恩来一边讲，师哲一边翻译。两天下来，季米特洛夫笑眯眯地走到师哲跟前，摸摸师哲的脑门子，一脸惊奇又关心地问道：“你是活着的还是死的？你头不晕吗？”师哲摇摇头，笑着说：“不晕，不晕。”

季米特洛夫不仅对师哲的翻译十分满意，而且十分理解他工作的紧张和思想的高度集中。其实，34岁的师哲并不十分担心自己的翻译，而是担心周恩来的这份报告能否让季米特洛夫他们真正了解中国。

散会后，一位共产国际的执委走到周恩来的面前，风趣地说：“恩来同志辛苦了！你讲的我们全知道了，但又全不明白。”

师哲听了，内心很受震动。的确，这位共产国际执委的话极具代表性，他们看中国仍然像雾里看花，似懂非懂。但周恩来和他都相信，这次汇报达到了一个重要目的，就像一位西班牙代表在听完《中国问题备忘录》所说的：各国的事情只有各国人自己才能解决。师哲感叹道：达到这个认识真不容易！而且确实从此以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不再对中国革命指手画脚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

鉴于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复杂的斗争条件，季米特洛夫责成卡里利奥、迪阿斯、弗洛林、周恩来等组成的委员会，同中国同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及其他部的工作人员一起讨论，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拟定相应的建议。1940年1月29日，季米特洛夫专门致信斯大林：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近日在其秘密会议上听取了来自中国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同志的报告。报告的主要论点在所附材料中作了简要叙述。近期在中国将举行共产党代表大会。鉴于中国的局势和共产党的特别复杂的斗争条件，中共中央需要在两个基本问题上得到建议：（1）为了防止中国统治集团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和措施。（2）为了在目前条件下继续进行斗争，特别是鉴于国民党领导集团实行迫害共产党和消灭特区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政策，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和措施。

2月至3月间，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和主席团就中国问题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作出了一系列决议。

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作出了《关于中共组织和干部问题的决议》；3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了《关于中共组织和干部工作的决议》；同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经飞行表决通过了《中共中央为即将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拟定的基本政治方针》，认为：目前民族统一战线分裂和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危险，是中国人民最主要和直接的危险。因此，动员千百万人民克服投降危险乃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决议要求在继续搞好国共合作的同时，针对国民党的摩擦与冲突，中共不应接受导致消灭或孤立边区，削弱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力为条件的妥协。

而在3月3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赞同中共领导为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拟定的基本方针，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认为“共产党在日中战争期间为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起来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坚决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近来在自己队伍的成长方面也取得了成绩，成了国内一个巨大的政治因素”。

3月11日，共产国际主席团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注意到中共中央领导的团结和党内有一些久经锻炼和战斗考验的干部，同时提请党的领导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中共没有彻底执行布尔什维克式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内民主原则（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共所处的极其困难的斗争条件造成的）。党有11年未召开代表大会了，这期间也未举行过一次全党代表会议，因此，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80％的委员和候补委员是自行遴选的；六大关于吸收无产阶级分子参加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未得到履行（在目前的中共中央组成中工人只占11％），如此等等。

第二，中共对考察干部问题和把他们提拔到党的领导机关的问题尚未给以应有的重视。对干部工作（即对干部的登记、考察、提拔和教育）的组织还不令人满意。以前进入党的领导机关的人员中出现不少叛徒，这证明，在选择领导干部时，没有切实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审查，没有保持足够的警惕性。综上所述，中共应该提出以下几点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

1.中共领导机关应该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内民主原则，为此，可以利用现有一切手段。必须提拔经受过考验的新干部，特别是来自工人当中的新干部担任领导工作，同时要更重视对他们的培养、对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布尔什维克式的锻炼。

2.为改进中共干部工作，中共中央最好设干部部，其任务应是挑选、考察和经中央书记处或中央政治局批准提拔党的领导干部。干部部的领导应由一名中央书记担任。

3.鉴于即将举行中共七大和改选党的领导机关，要认真注意选拔经受过考验的诚实的人参加党的领导机关。

4.中央政治局要成立一个小型委员会，审查现有有关某些中央委员活动情况的材料。

1940年2月25日，周恩来伤愈离开莫斯科，经阿拉木图启程回国。临行前，季米特洛夫把决议的草稿亲自交给周恩来，并说这是在斯大林亲自主持下讨论和草拟的。

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还是采取了比较审慎的态度，希望在决议完成表决之前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于是周恩来把它的中文译本随身携带回国。同时，季米特洛夫特此致电中共中央，告知周恩来会亲自通报共产国际就中国问题所讨论和协商的所有情况，如果中共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请速告共产国际并说明理由。电报末尾特别交代：周恩来抵达后请立即电告。

1940年初，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莫斯科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等合影。 右起：蔡畅、张梅、任弼时、陈琮英、邓颖超、周恩来、孙维世

3月26日，在苏联停留了5个多月后，周恩来返回延安。途经西安时，他从胡宗南、蒋鼎文那里要回了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一批薪饷。当晚，在欢迎大会结束之后，周恩来为大家放映了他从苏联带回来的影片，并亲自将俄语对白翻译成中文。这一次，他从莫斯科带回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夏伯阳》《高尔基的青年时代》等5部苏联电影胶片和一架电影放映机。当时，延安还没有人会放电影，周恩来就亲自担任电影放映员和翻译解说员的工作。

对于中共七大，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高度重视，认为这是了解中国和中国革命的极好机会，所以决定派代表参加中共七大。但考虑到中共当时处于非执政党地位，而且受到国民党监视，因此又不敢派一个外国人来，季米特洛夫遂决定派师哲代表共产国际参加中共七大，会后返回共产国际汇报。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中共中央从3月底至5月上旬接连举行会议，听取他的汇报，讨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对包括召开中共七大在内的各项工作进行调整，作出具体部署。

尽管周恩来右臂骨折的伤情此后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恢复，留给人们的永远是右臂提在腰际的形象，但他十分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交代的历史使命，同时也达到了共产国际“必须紧急邀请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特殊目的。

周恩来告诉毛泽东，在他回国之前，季米特洛夫特此举行了家宴，为他饯行。席间，季米特洛夫请周恩来向那些战斗在前线和后方的抗日战士们问好，举起酒杯高兴地说：“我相信，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来源：红色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