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父亲陈建国走的那天，是1989年最冷的一个冬日。整个北方被冰雪覆盖，县城的暖气时断时续，家家户户都在火炉旁搓着手取暖。

未归的嘱托

＂老三，大姐还是没来？＂母亲拉着我的袖子，眼里带着模糊的期盼。

我摇摇头，轻声说：＂也许，路上堵车了。＂桌上的搪瓷缸子里，父亲生前最爱喝的枸杞茶已经凉了。

院子里那台老式喇叭广播正播放着《东方红》，铿锵有力的曲调与眼前的悲伤形成了强烈对比。

父亲陈建国走的那天，是1989年最冷的一个冬日。整个北方被冰雪覆盖，县城的暖气时断时续，家家户户都在火炉旁搓着手取暖。

北风刮得院子里的柿子树＂咯吱咯吱＂直响，像是在为这个朴实的老工人送行。老柿子树是父亲三十年前亲手栽下的，见证了我们全家的喜怒哀乐。

父亲走得很安详，只是眼睛一直望着门口，似乎在等什么人。那双因长年在机械厂车间劳作而布满老茧的手，最后还在被子上抓了几下，像是要抓住什么。

我叫陈国强，排行老三。我们兄妹四人，大姐陈秀英比我大十岁，早年靠着父亲加班加点挣来的学费考上省城大学后留在那里工作，成了家里第一个吃＂商品粮＂的人。

在那个还需要粮票布票的年代，这是多少人羡慕的事啊。村里老人常说，秀英命好，投了个好胎。

二哥陈国华在县里供销社当会计，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制服，每天骑着二八大杠往返于单位和家之间。小妹陈丽华嫁在隔壁公社，夫家是开拖拉机的，在当地也算殷实人家。

父亲病重时，我们都赶了回来，只有大姐，电话里说会来，却一直未见人影。

＂电话是打到她单位去的，她说一定回来。＂母亲不停地看向院门，仿佛下一秒大姐就会推门而入。

每一辆路过的自行车响铃声，每一阵风吹动门栓的声响，都让母亲激动地抬起头，又失望地垂下眼帘。

父亲的追悼会上，院子里挤满了前来吊唁的工友和乡亲。空气中弥漫着香烛的气味和压抑的悲伤。

堂屋里摆着父亲的黑白遗像，那是他穿着厂里发的蓝制服照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目光坚定而慈祥。

邻居王大婶拉着我妈的手絮叨：＂林大姐，想不到秀英这孩子，竟这么绝情啊！自个爹去了都不回来送一程。＂

＂可不是嘛，当初可是老陈同志省吃俭用，才把秀英供出来的。＂另一位大爷摇着头，用大拇指搓了搓眼角。

县城里的人都知道，父亲为了供大姐上学，连厂里补助的冬衣钱都省下来了，自己穿着补了又补的棉袄，硬是挺过了好几个严冬。

母亲林桂花没说话，只是抹了抹眼泪。我知道，这泪里有对父亲的思念，也有对大姐的怨恨与失望。

我的心里也涌起一阵怒火：＂大姐怎么能这样？爸爸待她那么好！＂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怕刺痛母亲已经伤痕累累的心。

那晚安顿好宾客，母亲坐在堂屋的小板凳上，望着父亲的遗像发呆。屋外的月光透过窗户的花格子，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妈，睡吧，明天还要早起。＂我轻声劝道，生怕吵醒了角落里已经睡着的小侄子。

＂你大姐，她会有什么事耽搁了吧？＂母亲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询问。

我不知如何作答，只能帮母亲掖了掖被角，看着她布满皱纹的脸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显得异常憔悴。

那年之后，母亲再没提起过大姐。每逢春节，大姐寄回的汇款单和问候信，母亲都交给我处理，自己从不过问。

二哥每次看到那些信封，都会冷哼一声：＂现在知道孝顺了？爸走的时候在哪呢？＂说完便重重地放下搪瓷碗，碗底与桌面相撞发出＂咣当＂一声响。

小妹倒是心软些，有时会小声问我：＂三哥，大姐的信里都说些什么？＂我通常只是摇摇头，含糊地说：＂没什么，就是问候几句。＂

实际上，那些信里总是充满了对家乡的思念和对母亲健康的关心，字里行间透着愧疚和遗憾。但这些，我从没对家人提起过。

我和二哥、小妹心里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大姐的问候电话变得越来越少，我们的回应也越来越冷淡。

时间一年年过去，我从县机械厂的学徒工，慢慢成了技术骨干。母亲的黑发渐渐被白霜覆盖，脸上的皱纹也一道道加深。

一家人就这样，被时间推着向前走，推着走进了新世纪。电视机从黑白变成了彩色，院子里的柿子树又结了十几季的果实。

2019年三月的一天，春风还带着丝丝寒意。我正在厂里车间忙活，接到省城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位女士，声音温和却略显疲惫：＂请问是陈国强同志吗？＂

＂我是，您哪位？＂我一边应答，一边用抹布擦去手上的机油。

＂我是省人民医院的护士长王芳，您姐姐陈秀英是我们医院退休的老同志。＂她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陈同志，您姐姐秀英昨天晚上去世了，是肺炎引起的并发症……＂

那一刻，车间里的噪音似乎全都消失了，只剩下电话那头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三十年的怨气突然散去，剩下的只有震惊和痛楚。

我匆忙请了假，带着母亲赶往省城。母亲八十有三，腿脚不便，却执意要去，一路上不发一言，只是两手紧握着放在膝上的手帕。

那是一条粗布手帕，边缘绣着细小的花纹，已经褪色，是大姐小时候绣给她的。母亲一直珍藏着，尽管这些年从未在大姐面前拿出来过。

坐在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上，车窗外的景色由乡村渐渐变成了城市。穿过拥挤的街道，我看到了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与记忆中的省城大相径庭。

大姐的住处是个老式单元楼，红砖外墙已经被岁月磨得暗淡无光。五楼没有电梯，我搀扶着母亲一步步爬上去，听着她急促的喘息声，心里又酸又痛。

房门是王护士长来开的，她见到母亲，眼睛立刻红了：＂林阿姨，秀英经常提起您，说您是世上最好的母亲。＂

母亲只是轻轻点头，眼泪无声地滑落。我们走进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家，家具陈旧但整洁，墙上挂着几幅淡雅的国画，像极了父亲生前的品味。

角落里的柜子上摆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正是父亲当年在厂里立功换来的那台。大姐竟然一直保留着它，尽管收音机的外壳已经泛黄，旋钮也有些松动。

临终前，大姐嘱咐同事联系我们，说有东西要交给家人。那是一个上了锁的木箱，同事说钥匙藏在大姐床头抽屉里。

抽屉里还放着一个旧钱包，翻开后里面夹着一张全家福——那是我十岁生日时照的，父亲穿着新做的中山装，母亲戴着难得一见的笑容，大姐刚考上大学，眉宇间写满自信。

＂秀英一直把这张照片带在身边，无论搬了多少次家。＂王护士长轻声说道，递给我一把小钥匙。

木箱不大，漆面已经斑驳，但上面的铜锁擦得锃亮。打开后，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叠照片和几本装订好的日记本。

翻开第一本，扉页上是父亲熟悉的瘦长字迹：＂秀英，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了，是咱陈家的血脉，不能丢。＂字迹有些颤抖，应该是父亲晚年所写。

我的心猛地一跳，继续往下翻阅。日记本里夹着一张张泛黄的照片，记录着一个男孩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历程：穿着蓝白相间校服站在校门口的小学生，参加知识竞赛捧着奖状的中学生，身着学士服笑得灿烂的大学生……

照片背后都有大姐工整的笔记，记录着日期、地点和简短评语：＂小鹏今天考试第一，要买《十万个为什么》奖励他＂、＂小鹏青春期叛逆，和老师起了冲突，明天去学校一趟＂、＂小鹏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比父亲当年还高兴＂……

＂原来是李家那个孩子。＂母亲突然出声，拿起一张照片，手微微颤抖。

我恍然大悟，这是父亲工友李师傅的孩子。李师傅和妻子在我小时候一场车祸中双双离世，留下年幼的儿子李小鹏。

那时正值八十年代初，单位里的人虽然都很同情，但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没人愿意承担抚养孤儿的重担。父亲和李师傅是老战友，常说过命的交情，看不得老友的孩子无人照料。

＂你们还记得吗，那年爸爸经常往省城跑，说是去看大姐。＂我翻着日记本，声音有些发颤。

＂怪不得。＂二哥不知何时已经站在门口，他取下眼镜，用手帕使劲擦拭着，遮掩泛红的眼眶。得知消息后，他也从县里赶来了。

原来父亲那时瞒着我们，将李小鹏托付给了在省城工作的大姐照顾。而大姐，默默接下了这个责任，独自抚养着这个与她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

翻到日记本最后几页，是大姐去年写的：

＂小鹏已在北京站稳脚跟，这是父亲托付的最后一件事，我也算完成了。只是没想到，当年不能回去送父亲最后一程的愧疚，会跟随我一生。＂

＂那年冬天，小鹏突发高烧，在医院昏迷不醒，医生说情况危急。我不能离开，父亲知道后在电话里说：＇秀英，你做得对，孩子要紧。＇那是我们最后的对话。＂

母亲的眼泪滴在日记本上，洇开了一小片墨迹。她颤抖着说：＂你父亲临终前一直念叨秀英的名字，原来他知道，他都知道啊！＂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父亲走时眼睛一直望着门口，为什么他的手在被子上抓了几下。他是在牵挂着远方的大姐和那个孤儿，是在确认他们是否安好。

在大姐的遗物中，我们还发现了一封未寄出的信，信封上写着＂家人＂二字。拆开来，里面的信纸已经有些发黄，但字迹依然清晰：

＂亲爱的母亲、弟弟妹妹们：

三十年了，我不敢回家，怕面对你们的责备和失望。父亲走时我没能送他，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但我知道，他会理解我，因为我在完成他的嘱托——照顾李叔的孩子，这是他生前最放心不下的事。当年小鹏病危，医生说如果离开24小时，后果不堪设想。我只能在电话中听着父亲最后的话语，却不能见他最后一面。＂

＂这些年，我不敢告诉你们真相，怕你们觉得我多管闲事。时间久了，我更不知道如何开口。每次想起父亲安详的脸和您日渐苍老的音容，我都痛不欲生。＂

＂如今小鹏已成家立业，我终于可以卸下这个责任。我想回家看看，看看母亲，看看你们，看看那棵院子里的柿子树是否还在……不知你们可还记得我？可还愿意接纳这个不孝女？＂

信的末尾，是一个地址和联系方式，是李小鹏在北京的住所。

读完信，屋子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窗外的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低诉着三十年的误会与隔阂。

＂我就知道我女儿不会无缘无故不回来。＂母亲的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却重重地砸在我们心上。

二哥一拳砸在桌上，木箱里的照片被震得跳了一下：＂我们冤枉大姐了！都怪我，从来没给她机会解释！＂

小妹赶来后，在听闻一切来龙去脉，禁不住抱着大姐的遗像痛哭：＂大姐，对不起，我们不该怪你……＂

王护士长默默地为我们倒了一杯开水，轻声说：＂秀英同志一直很想念家乡，经常对我们讲你们小时候的事。有一次喝醉了，抱着我哭，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揪住，痛得说不出话来。我们这些年的怨恨与责备，对大姐而言该是多大的伤害啊！而她，却独自扛下了一切，没有任何怨言。

晚上，我们守在大姐的遗体旁，轮流讲述这些年家里的变化。尽管知道大姐已经听不到，但我们仍希望她能在天上看到家人团聚的场景。

母亲抚摸着大姐已经冰凉的手，低声呢喃：＂秀英，妈对不起你，妈不该不给你机会解释……＂

大姐的面容安详，嘴角似乎带着一丝微笑，仿佛在说她已经卸下了心头的重担。

半个月后，我们终于联系上了李小鹏。他已是一位成功的建筑师，在北京有自己的工作室。得知大姐去世的消息，他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赶了过来。

见到我们时，这个高大的男人眼圈通红：＂秀英阿姨就像我的母亲，＂他哽咽着说，＂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

他告诉我们，大姐这些年如何省吃俭用，将微薄的工资用在他的学费和生活费上；如何在他生病时彻夜不眠地照顾；如何在他叛逆期耐心开导；又如何在他每一个人生重要时刻给予支持和鼓励。

＂每年过年，阿姨都会给我讲你们家的故事，说她有个很疼她的父亲，很慈祥的母亲，还有三个聪明能干的弟弟妹妹。＂李小鹏擦着眼泪说，＂她说她对不起你们，但从没后悔照顾我。＂

听着这些话，我们不禁泪流满面。大姐一直将我们挂在心上，而我们却辜负了她的牵挂。

初夏时节，我们带着李小鹏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县城已经扩建，许多熟悉的街道都变了模样，但我们的老院子依然故在。

院子里的柿子树依然挺立，只是树干更粗壮了，枝叶更繁茂了。树皮上的沟壑仿佛是岁月留下的皱纹，见证着这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母亲颤巍巍地走到柿子树下，仰头望着枝头初绽的花朵，眼中含着泪水：＂秀英小时候最爱吃这树上的柿子，每年秋天都要你爸爸摘好多给她。＂

李小鹏蹲下身，轻轻抚摸着树干上的一道疤痕：＂阿姨经常说，她最想念家乡的柿子树，说那是她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就像小时候一样，听着蛙鸣虫叫，看着满天繁星。李小鹏给我们讲述了他与大姐相处的点点滴滴，那些我们不曾知晓的三十年。

第二天，我们带着李小鹏去了父亲和大姐的合葬墓前。墓地在一片青翠的山坡上，视野开阔，能看到远处的田野和村庄。

母亲站在墓前，轻轻抚摸着墓碑上的照片，微笑着说：＂秀英，你做得很好，比我们都好。你爸爸在天上一定很欣慰，看到你完成了他的嘱托。＂

李小鹏跪在墓前，献上了一束白菊花：＂阿姨，我来看您了，也来见见我的＇爷爷＇。谢谢您这些年的养育之恩，我一定会好好活着，不辜负您的期望。＂

那一刻，我明白了真正的亲情不在于形式，不在于场合，而在于心中始终不变的牵挂与责任。大姐用她的方式履行着对父亲的承诺，完成着家人之间无言的嘱托。

也许正是这份责任，让她在悲痛与愧疚中坚持了下来；也许正是这份嘱托，支撑着她度过了孤独的三十年。

夕阳西下，柿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仿佛是通往远方的一条路，连接着我们与那些离去的亲人，也连接着过去与未来。

母亲握着李小鹏的手，柔声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陈家的孩子了。秀英阿姨养育了你，你就是我们的亲人。＂

李小鹏泪如雨下，点头应允：＂谢谢奶奶，我一定常回来看望您。＂

回家的路上，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母亲走得很慢，但步伐却比来时坚定许多。

＂知道吗，＂母亲突然说，＂你大姐小时候，最喜欢在这条路上等你爸爸下班。每天傍晚，她都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远远看见你爸爸的身影，就高兴得直跳。＂

我鼻子一酸，不由得想象起那个场景：穿着蓝布褂子的父亲，骑着吱呀作响的老自行车，车后座上坐着扎着羊角辫的大姐，夕阳下，两人的笑容那么灿烂。

如今，他们在天上团聚了。而我们这些留在人间的人，也终于解开了心结，重新联结起这份被误会隔断的亲情。

回到家，我将那个木箱小心地放在了堂屋的八仙桌上，那里曾经是家中最重要的地方，父亲生前总是在那里写信、算账、教我们做作业。

＂这个箱子，以后就放在这里吧，＂母亲说，＂让它提醒我们，亲情的珍贵，和误解的可怕。＂

我点点头，心中默念：大姐，您放心，您的嘱托，我们都收到了。您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勇敢前行。

窗外，院子里的柿子树在夜风中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责任、亲情与和解的故事，一个关于未归的嘱托终被完成的故事。

来源：隔空思亲人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