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4月19日，《人民文学》在四川古蔺郎酒庄园举行了年度颁奖仪式，并授予了董宇辉以“传播贡献奖”，一度成为争议焦点。这个专为他设立的新奖项，目的是表彰其通过直播两度助推《人民文学》杂志创下销售纪录：单场直播4小时卖出99.2万册，成交额1785万元。颁奖词称他“释

一、当带货主播捧起文学奖杯

据媒体报道，4月19日，《人民文学》在四川古蔺郎酒庄园举行了年度颁奖仪式，并授予了董宇辉以“传播贡献奖”，一度成为争议焦点。这个专为他设立的新奖项，目的是表彰其通过直播两度助推《人民文学》杂志创下销售纪录： 单场直播4小时卖出99.2万册，成交额1785万元。颁奖词称他“释放文学魅力，以文学唤醒热望”，但争议随之而来：“文学奖为何颁给没作品的带货主播？”

这场风波背后，实则是在讨论在当今的流量时代下，传统文学与商业边界应该如何界定。

热爱文学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一直以来，文学的纯粹性与商业化仿佛就像鱼与熊掌，两者不可兼得。脱离商业化，传统文学往往很难长久生存，而一旦掺杂了过多的商业化，传统文学又容易变得不那么纯粹。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坦言，纯文学期刊读者流失、销量下滑是“现实的生存问题”。董宇辉的直播间，成了杂志社打破圈层、触达年轻群体的“救命稻草”。当文学需要靠网红“带货”续命，究竟是文学的悲哀，还是传播的革新？

二、争议核心：流量与文学的“等价交换”

反对者也有理由痛斥：2024年由胡玫导演的电影版《红楼梦》，因选角不当、剧情混乱而引发观众不满；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的电影改编为迎合市场，简化叙事视角、弱化人物复杂性，导致原著文学性被消解。

一系列失败案例引起了文学热爱者的不满，痛斥说“传播贡献奖是流量置换奖项的典型案例”，甚至嘲讽“人民文学奖不如改名人民币文学奖”。这类批评直指本质：文学奖的尊严是否被资本和流量侵蚀？

但支持者认为，董宇辉的贡献在于“让文学重回大众视野”。

在董宇辉之前，纯文学期刊普遍面临生存危机，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发展，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快消费时代，文学领域也一样，普遍面临读者流失、资金短缺的情况，近几年甚至有大批量的期刊停刊。《人民文学》虽背靠作协，但仅靠“国家队”光环难以抵御市场寒流。

在信息碎片化时代，严肃文学早已不是主流选择。《人民文学》的直播成绩单证明： 仍有895万人愿意为文学停留4小时 ，而董宇辉的共情式表达，恰恰架起了“精英文学”与“普通读者”的桥梁。正如作家梁晓声所言：“文学需要被看见，而非束之高阁。”

三、深层逻辑：传统期刊的“破圈”困局

《人民文学》的尝试并非孤例。《收获》等老牌刊物也纷纷与董宇辉合作，试图用“网感”重塑文学生态。这种转型暴露了纯文学的尴尬： 内容吸引力不足、读者老龄化、传播渠道单一。董宇辉的直播间，本质是传统期刊对新媒体规则的妥协与试探。

但风险同样明显：若过度依赖流量，可能模糊文学评价标准。有网友尖锐指出：“若销量决定奖项，明天诺贝尔奖是否也能卖给薯片商？”《人民文学》必须回答：如何在“破圈”后守住内容底线，避免沦为“营销号文学”？

董宇辉事件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没有传播的文学是孤独的，没有文学的传播是空洞的。传统期刊的出路或许在于“双轨制”：

1.坚守内容品质，确保奖项如长篇小说奖、诗歌奖等“硬核奖项”的公信力；

2.借力新媒介，将直播间、短视频转化为文学普及的“新阵地”。

正如董宇辉在获奖感言中所说：“文学有跨越时空的治愈力。”但治愈力的前提，是文学必须“活着”走进人群。当《人民文学》用奖项拥抱流量时，它也在试探一条危险而必要的生存之路——与其让文学在孤高中等死，不如在喧嚣中寻找生机。

结语：

董宇辉的奖杯，映照出这个时代的悖论：我们既渴望文学的纯粹性，又无法抗拒流量的冲击力。这场争议或许没有绝对的对错，但它撕开了文学转型的阵痛与希望。未来的答案，或许藏在《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的一句话里：“优质内容与创新形式的融合，能让文学持续奏响乐章。” 关键在于，流量是手段而非目的——文学可以借船出海，但绝不能丢掉自己的罗盘。

来源：烽锐有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