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庄家炽在《追系统的人》中通过深入田野调查发现，数字化平台管理系统对快递员劳动过程的嵌入既是一个技术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快递员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其劳动过程中发挥着二重作用：既使工人在劳动中获取了更多更大的自主性，也提供了一种科学管理手段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庄家炽在《追系统的人》中通过深入田野调查发现，数字化平台管理系统对快递员劳动过程的嵌入既是一个技术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快递员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其劳动过程中发挥着二重作用：既使工人在劳动中获取了更多更大的自主性，也提供了一种科学管理手段之外的隐蔽管理方式。

近日，庄家炽与《我在北京送快递》的作者胡安焉、资深媒体人燕舞，围绕新作《追系统的人》，共同探讨了数字管理系统如何重塑劳动形态，以及劳动者在技术与效率挤压下的生存策略与人性力量。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整理发布对谈的部分内容。

对谈｜庄家炽、胡安焉

主持｜燕舞

《追系统的人》，庄家炽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

以“学徒”身份

跟着快递小哥送快递

燕舞：关于外卖员、快递员这些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群体，这五六年来的社会学研究成果非常丰硕。比如，武汉大学张扬波教授写的《熟悉的陌生人》，庄家炽老师的师弟、中国农业大学陈龙老师的《数字疾驰》，以及中国社科院大学孙萍老师的《过度劳动》，以及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追系统的人：快递员的劳动过程与社会关系网络》。

庄家炽老师的这本书虽然是最近出版的，但你开始这项研究的时间更早。最初你是出于什么原因进入这样一项田野研究的呢？

庄家炽：我相对来说比较更早地介入这个话题的研究，但其实并不是说当时就想好了，其实也是机缘巧合，不是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有一个完美的设计。2016年的夏天，我博三已经结束，马上进入博四了，时间很紧迫，而我当时还没有定好博士论文的题目。当时，我看到北京街头有很多快递小哥，骑着电瓶车走街串巷，然后我跟我的博导刘爱玉老师商量能不能研究快递小哥的劳动过程。刘老师当即拍案说可以，说这个群体值得研究，因此我非常感谢刘老师这种敏锐的判断力。

但是，快递员只是一个研究对象，怎么去找到研究问题，这就陷入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一般来说，你得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看既有的研究推进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看，还有哪些不足。但是，当时对快递行业的研究真的非常少，有的也只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怎么对这些新兴职业人群进行更好地管理。另外，媒体报道探讨的问题也比较浅。这些研究或报道都没有更好地深入到他们的劳动过程。在没有文献的情况下，只能先去做田野研究，到田野中找研究问题，于是我想，要不我就自己去送快递。

庄家炽，《追系统的人：快递员的劳动过程与社会关系网络》作者，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劳动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研究领域为劳动社会学、金融社会学。

当时我找到了一个在北京开公司的朋友，因为他的公司经常自己发快递，有一个固定的快递发货商。我跟发货商打了个招呼，通过这样的方式开始了我田野调查的过程。

很快我就发现，快递跟我设想的可能还真不太一样。我刚开始去的是一个快递站点，那里把快递员分成了两个工作组，其中一个工作组就专门负责快递分拣。因为从转运中心到下面的分公司站点，然后在分公司站点到各个派送区，中间还需要再一个分拣的过程，需要把转运中心到他们站点的快递，分拣到各个不同的片区上。我在分拣组的工作相对比较轻松，早上上班差不多7点多，分拣差不多到八点半、九点钟就可以下班了。下午从1点多开始分拣到下午两三点，一天上两次班，晚上如果有件的话再分拣一次。快递公司以为我是在体验生活，于是就把我分配在分拣组了。当我熟悉了分拣快递的大概流程后，我就想进入下一步，跟着快递小哥，骑电瓶车一块去送快递。

我当时采取的策略是尽可能地观察快递员的劳动过程，所以我没有选择自己去送快递，而是以学徒的身份观察他们如何跟消费者、收件人互动。我跟着一个快递员两三天，大概了解他的整个派送方式和流程后，我会换另一个快递员进行参与式观察，之后再换一个，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不断扩展自己的研究对象。这就是我最初进入这项田野调查的过程。

快递行业的算法系统是如何运行的？

燕舞：胡安焉老师在2023年出版了自称为“打工自传”的《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书迅速成为一本畅销书，很快售出超过10万册，媒体报道甚至戏言这本书让胡老师迅速有了6位数的存款，可以安心去写作。胡老师近年来还有其他几本新书，比如《我比世界晚熟》和《生活在低处》。你能分享一下阅读《追系统的人》的感受吗？

胡安焉：我最佩服这本书的一点是，书中的细节都很准确、很真实，跟我自己在快递行业的从业经历能对应得上。我认为做到这点是挺难的，我自己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去观察、去分析、去问、去打听，然后去思考，这些其实都是一种学术锻炼出来的能力。

这本书虽然书名叫“追系统的人”，但快递员并不是书的全部内容。书中有一半的篇幅在描述快递的行业生态，他们是怎么存在的，包括加盟制是怎么运作的。比如说，快递员的快件可能百分之七八十集中在早上，这个细节很少人知道，但是家炽就提到了，因为他亲身参与，接收到快递员反馈的信息。还有书中提到，当时家炽所在的通达系快递公司的站点是一天两班货，而当时顺丰这类的直营公司为了追求高时效，一天是5班货，半夜到的货我早上送，早上到的货中午就送，中午到的货下午送，所以我们就要为此疲于奔命，实际上很多时候会增加很多的重复劳动。我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比如，我接受了一个客户的订单，假设他有三个件，第一个件是早上那一班，第二个件是中午那一班，第三个件是最后晚上的那一班，正常情况下我只能一班班地跑，一天跑这一家就跑了三次，这样的效率怎么会高。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作者，非虚构写作者。

这本书就谈到，在这种情况下，快递员需要通过人际关系来解决问题。比如说，你在一个片区做久了，跟客户混熟了，你就跟他们商量：哥/姐，你送的快件比较多，每天都有两三个，我以后每一次都晚上给你送，但前面的那些我先帮你签收好不好？只要你处好关系，大部分的客户都会点头同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快递员不容易。这就是这本书探讨的一个独特的主题，通过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建立人际关系来解决一些工作中的难题，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当然快递行业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我认为《追系统的人》是一个路标，对研究今天的快递行业有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基础。包括今天菜鸟驿站的业态，它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取代了快递员的“最后一公里”，这些话题都可以从这本书里边得到一些借鉴，所以这本书的受众群是很广泛的。

燕舞：我想请教一下庄老师，快递公司的算法机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庄家炽：其实从2016年到现在整个快递行业算法的应用程度，可能真没有像外卖行业那么普遍和深入，但是它用的是同样一套系统。我认为可以用数学公式的方式去理解这套算法系统。我们可以把这个算法理解成是一道数学公式，分成几个不同的部分，比如a+b+c+d=e，那么快递的算法系统就是把整个物流过程拆分成不同的部分，然后评估每个部分所需要花费的时间，最后再把不同部分的时间组合起来，这样普通的消费者在下单的时候就能够知道自己从下单到收货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这中间可以拆分成关键的环节：第一个是商家发货的速度，第二是交通运输的方式，空运、陆运还是航运，然后是转运中心快递分拣的速度，最后是快递员派送的速度，这就是整个物流的过程。

快递跟外卖不同的地方是，这个算法系统怎么实时地反馈到系统里呢？外卖骑手有一个手机随时跟踪定位，能够实时反馈位置，而快递公司通过快递物件上面的条形码，去实时捕捉快递信息。所以你会发现快递从发出到送到你手上，中间可能经过二三十次这样的扫描。通过这样不断地扫描条形码的方式，快递的实时信息被反馈到大系统里面，方便后台的公司去跟踪、包括事后的追责。

燕舞，资深媒体人，《社会科学论坛》兼任编委，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问学者。

“先熟络，再互惠”：

快递小哥的社会关系网络

燕舞：庄老师这本书探讨一个核心问题是快递员的劳动过程是怎么嵌入到社会关系网络的。胡安焉老师刚才也提到，他在当快递员时为了搞好人际关系，会去便利店买点饮料，顺带跟人聊聊天。我认为这几个环节很有意思，就是说快递员的人际关系至少涉及与公司的老板、营业点、同事之间，甚至与小区保安和公司前台的相处。对于这一点，庄老师在田野中有什么值得和我们分享的观察吗？

庄家炽：说到做田野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先问问自己，你认为在送快递这件事情中，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很多人不会想到送快递的环节中，最重要的其实是与整个物流过程中没有直接关系的第三个人。小区物业、保安、公司前台，他们其实跟快递物流没有任何直接关联，但是在我调查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他们对送快递这件事实在太重要了。

比如，保安不让快递员进大门，前台不让快递员放在某处，那就会影响后面快件的派送。有时，他们都不让快递员骑电瓶车，快递员只能拎着一个大布袋，背着快递走着进小区，快递员会很累而且浪费时间。所以当时我的感触是做田野太重要了，很多问题你单看这些资料或新闻报道是发现不了的。

如何与公司前台、小区物业和保安搞好关系，这些都是快递小哥们的智慧。比如，他们会帮这些人免费发快递，或者给他们塞烟，以实现互惠互利。在一些高档的商务型酒店里，酒店前台经常需要帮助客人发快递，因此平时和他们熟络的快递小哥更容易接到单子。

当然互惠的前提是双方要有熟识的过程。你得先和人打个照面，可能这就是胡老师所说的自己比较痛苦的地方。快递员在清闲的时候，往往会聚在一起聊天，这时候他们也会叫上物业的保安或酒店的大堂经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立社会关系的过程。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这让我想起电影《一代宗师》的情节，我递给你烟，你接不接？如果不接，会不会给人感觉你看不起我？接了之后，你点不点烟呢？然后，下次你是不是也应该主动给我递烟？这可能是人情社会中比较复杂的方面，也是“i人”比较恐惧和痛苦的地方。但是没有办法，这是中国的人情法则，全世界很多文化中也都有类似的人情法则。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不可避免地需要这种你来我往的社会互动。所以，先熟络，再互惠，就是快递员构建起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

燕舞：胡安焉老师，有读者提问，他认为人生的牢笼无处不在，无论是在哪条赛道哪个行业，其实都有一个大系统在笼罩着我们。你觉得我们可以如何怎么尽可能地从容地生活或者写作呢？

胡安焉：我觉得因为这个问题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尽量试着回答。无论是算法或是AI，它们本来作为一种社会生产的工具而出现，因此算法或AI带来的问题应该是从社会层面去考虑，而不是想如何从个人角度化解它。社会终究是由人组成的，这些新技术的出现，本身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最终的目的不能让大多数人过得更好，那么任何新技术都是无意义的。规则政策的拟定者需要更早地警觉到新科技带来的生产形式产生的问题。这正好是《追系统的人》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价值所在，官方获取的数据和信息可能是不全面的，而家炽这样的学者型人物就在做这样的工作。

《我在北京送快递》，胡安焉 著，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3月。

燕舞：谢谢两位老师。最后，我想引用一段胡安焉老师去年在网络媒体专栏上的一段话作为收尾。胡老师说：“几年前人们对我喊‘小哥过来一下’，现在却礼貌地称呼‘胡老师，这边请’，对于这种变化我虽不至于感到羞愧，但也没有觉得荣幸，而只是感叹世事无常。因为对我人格起塑造作用的不是最近两三年的顺利和满足，而是过去十几年的不堪和窘迫。我对人生有些消极的观念和想法，并没有因为过上好日子而改变，有两种矛盾的意志同时作用在我身上，一种是对现实的深刻敌意和对社会的本能梳理，另一种是当必须与人打交道时，内心难遏地想要迎合和满足对方的冲动，正因为难遏而要遏制，有事难办，用力过猛，突兀而出力，冒犯到别人，自己也愧疚，总之横竖心里都不舒服。”

快递员这样一个庞大群体的生存现状值得我们关注，无论是胡安焉老师非虚构、自传性的写作，还是庄老师社会学的结构性分析和田野调查，相信读者能够切身感受到他们作出的“殊途而同归”的努力。希望以后我们再和快递员小哥打交道时，哪怕快递的时间稍微慢了一点，我们也可以多一点耐心，沟通时多一点和气，多一份平等的尊重，这也是我们向陌生人传递的一点善意和美意。

嘉宾/庄家炽、胡安焉

主持/燕舞

整理/李永博

校对/卢茜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