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文化运动为什么在北京登场，而不是更为现代化的上海？1904年至1918年的北京承载了中西文化的终极冲突与嬗替。知识分子由“士”转变为以舆论为工具、与政府相抗衡的一群新人，他们通过报刊，传达知识界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关系，塑造了北京的舆论环境，使北京在五四运动前夕

《五道庙与沙滩：舆论启蒙下的北京1904-1918》杨早 著 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新文化运动为什么在北京登场，而不是更为现代化的上海？1904年至1918年的北京承载了中西文化的终极冲突与嬗替。知识分子由“士”转变为以舆论为工具、与政府相抗衡的一群新人，他们通过报刊，传达知识界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关系，塑造了北京的舆论环境，使北京在五四运动前夕已经完成了新文化的“登场”。

清末民初北京的舆论版图

1941年12月26日，已经沦陷的香港，宵禁中的黑夜格外漫长。两位滞留在港的朋友只能在黑暗中长谈，等待黎明。其中一位是知名报人、《光明报》经理萨空了，当时他正在读英国报纸发展史，于是顺便谈到了中国“最早的报纸”。令人惊异的是，他对话的朋友、知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告诉他，《启蒙画报》的创办人彭翼仲是自己的姻伯与启蒙老师。小时候，梁漱溟几乎目睹了每一期《启蒙画报》与《京话日报》的印刷。

萨空了的感慨正好描绘了一条路线图：《启蒙画 报》“灌输 了许多科学常识”——彭翼仲“办报指摘当道”“用通俗文字，在报纸上述说大道理”——他的名字“渐渐在中国社会被遗忘”。这正是清末民初北京启蒙运动与舆论版图的变化轨迹。

北京的报业，清末时期基本集中于琉璃厂，尤其是五道庙一带。1904年，彭翼仲愤慨于“人民无教育，不明所以爱国之道”，从儿童教育入手，渐及民众启蒙，先后创办《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此时的北京，称得上现代报纸的，无非是日资的《顺天时报》（1901年创办）、德资的《北京报》（1904年创办），前者馆址在北新华街，后者馆址在琉璃厂，彭翼仲创办的三种报纸（包括他自办的“蒙养学堂”），馆址在五道庙路西。此外，还有黄中慧创办于1901年、停刊于1902年的《京话报》，馆址设在琉璃厂工艺厂。

这几种报纸里，又以《京话日报》影响最大，“流布北方各省，大为风气先导。东及奉、黑，西及陕、甘，凡言维新爱国者莫不响应传播，而都下商家百姓于《京话日报》则尤人手一纸，家有其书，虽妇孺无不知有彭先生”（《桂林梁先生遗书》）。如果以京话日报馆为起点，向西北则有早年位于安徽会馆的强学报馆旧址，向西南则有位于魏染胡同的京报馆，以及创办《公言报》《社会日报》的林白水住地。《顺天时报》馆址虽然在城内的北新华街，但它是“进了和平门，望着靠东边第一家”，离靠着南新华街的琉璃厂与五道庙并不算远。因此，绘制清末民初北京的舆论版图，当以琉璃厂五道庙为中心。

《京话日报》的曲折路

琉璃厂五道庙成为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版图中心，与彼时北京的文化格局大有关系。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是琉璃厂成为北京文化中心的主因。这项大工程导致全国的图书都涌进北京，涌向琉璃厂。当时四库全书馆将琉璃厂书店当成图书馆来使用：“每日清晨诸臣入院，设大厨供茶饭。午后归寓，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是时江浙书贾，奔辏辇下。”（翁方纲《复初斋诗集》自注）

《京话日报》领衔的清末北京启蒙运动，也继承了这一公共空间既有的形式与路径。当彭翼仲1913年从发配地新疆回到北京，试图重办《京话日报》时，他发现北京的舆论版图已经截然不同。版图中心仍在宣南，但领头的报纸已经变成《群强报》，以刊登戏单供给大众娱乐为特色。1904年蔡元培、林白水等主办的上海《警钟日报》赞叹京师“担夫走卒居然有坐阶石读报者”，到1913年已不是新鲜事，只是报业的下沉是以去政治化、增娱乐化为代价的。

复刊后的《京话日报》不复往日风采，而紧接而来的是北洋政府对全国报业的全面打压与控制，史称“癸丑报灾”。至1913年底，全国出版的报纸仅剩139家，比1912年减少了三百多家，北京一百多家报纸仅剩下二十多家。《京话日报》毫不意外被勒令停刊，复刊只是昙花一现。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京话日报》再度复刊，一直办到1922年停刊。

沙滩舆论新阵营的崛起

1917年，陈独秀受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并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印刷发行仍由上海群益书社承担），由此形成“一校一刊”的结合。1918年12月，《每周评论》创刊，与《新青年》承担不同的时效与功能。几乎同时，北大部分学生主办的《新潮》创刊，《新潮》将受众下调至“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中小学生”，与《新青年》《每周评论》构成立体的传媒矩阵。

这三家刊物的编辑部地址均在沙滩一带，再加上外围受新文化影响的《国民》、反对新文化的《国故》（均由北大学生创办），《京报》创始人邵飘萍也应邀加入北大，担任新闻学研究会讲师。如此一来，以沙滩为中心的舆论新阵营成形，并与琉璃厂五道庙为中心的旧舆论阵营形成某种对峙的态势，标志着北京公共空间权力的分化与转移。

来源：子清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