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就是改变中国粮食命运的禾苗！＂父亲激动地握住那株与众不同的水稻，而我只看到一个瘦高男人站在烈日下，满手泥泞，额头上的汗水汇成小溪。

袁老的稻花香

＂这就是改变中国粮食命运的禾苗！＂父亲激动地握住那株与众不同的水稻，而我只看到一个瘦高男人站在烈日下，满手泥泞，额头上的汗水汇成小溪。

我叫孙志明，那年是1961年，十二岁的我第一次见到了袁隆平。

父亲是安江农校的后勤员，常带我到实验田帮忙。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粮票本子，我们家那本皮都翻卷了的红色本子，每月能换的粮食总是不够吃。

记得那天，天气闷热得像蒸笼，知了在树上拼命嘶鸣，像是在抗议这难熬的酷暑。袁老却不顾满身的汗水和泥泞，趟在水田里，弯着腰，仔细观察着每一株禾苗。

他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蓝布裤子，上身的白衬衫已经湿透，贴在背上。那双因长期在田里劳作而粗糙的手，轻轻拨弄着水稻的叶片，眼神专注得像是在解读天书。

＂小明，过来看。＂袁老朝我招手，声音里带着掩不住的兴奋。

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生怕踩坏了那些娇嫩的秧苗。裤脚很快就湿透了，泥水往里灌，但我一点也不在意。

袁老蹲下身子，指着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眼里闪烁着我从未见过的光芒：＂这是自然杂交株，咱们的希望。＂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不明白为什么一株普通的禾苗会让大人们如此激动。

＂小明啊，你知道吗？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袁老摘下草帽，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这株稻子，将来能让每个中国人的碗里多添一勺米饭。＂

那时的我还不懂饥饿的深刻含义，只知道每到月底，母亲总要把米缸刮得干干净净，才能煮出半锅稀粥。

从那年起，我便成了袁老的小助手，亲眼见证了他十年如一日的执着。无论寒冬酷暑，他总是第一个到实验田，最后一个离开。

早晨五点多，当广播站的大喇叭刚开始播放《东方红》，袁老已经踩着露水去了田间；晚上十点多，当家家户户的煤油灯都熄灭了，实验楼的灯还亮着。

＂袁老，您就不能歇歇吗？＂有一次，我给他送晚饭，看他伏在桌前记录数据，忍不住问道。

＂哪有那么多时间歇啊。＂他笑了笑，＂全国还有多少人吃不饱饭呢。＂

屋里只有一盏昏黄的台灯，照得他疲惫的脸上一片黄色。桌上摆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泡着剩了又剩的茶叶，还有一个笔记本，密密麻麻记满了数据。

1964年冬天，天气格外冷。那天，实验田里的水结了薄冰，袁老却坚持要去看看。我跟在他身后，看着他用竹篙小心地打碎冰面，然后弯腰检查水下的禾苗。

＂志明，你说这禾苗像不像咱们中国人？＂他突然问我，＂再冷的冬天也挺过来了。＂

我缩着脖子，搓着冻红的手说：＂袁老，我看您也挺像这禾苗的，风吹不倒，雨打不垮。＂

他大笑起来，笑声在寒冷的田野上回荡：＂好小子，嘴挺甜的。＂

那时候的袁老还不到四十岁，头发已经开始花白，但精神矍铄。他常说：＂一个人活着，总要做点有用的事。＂

1965年那个初秋，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代表来到安江农校，邀请袁老前往美国工作，待遇是国内的十倍。当时国内条件艰苦，许多人都议论纷纷。

＂这么好的机会，谁不想去啊？美国的实验室肯定比咱们这强多了。＂食堂里，一位姓赵的老师一边扒拉着粗粮饭，一边说。

＂咱们这苦啊，专家的月工资才六十多块，人家给六百美金呢！＂另一位师傅感叹道。

我在院子里擦拭自行车，听见办公室里袁老和那位外国人用英语交谈。虽然听不懂，但从来访者频频点头的样子看，对方是真心实意要请袁老过去。

等外国人走后，我偷偷从窗户往里看，只见袁老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的实验田出神。窗外，秋风吹拂着稻田，泛起金色的波浪。

＂小明，你怎么在这儿？＂他转过身，看见了我。

＂我...我来送茶。＂我慌忙端起放在窗台上的茶杯。

＂进来吧。＂他笑了笑，示意我进去。

办公室里很简朴，一张办公桌，几把木椅，墙上挂着一幅全国地图。桌上摊着几份手稿，还有一个皮面的笔记本，那是他记录实验数据的本子，从不离身。

＂袁老，他们说美国条件好，您要去吗？＂我忍不住问道。

他摇摇头，拿起桌上的笔记本翻了翻：＂我是中国人，中国的禾苗需要我。＂

他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在我心里，这句话的分量比泰山还重。

＂小明，你说我这辈子能看到中国人都吃饱饭吗？＂他突然问我，眼神中透着期盼和忧虑。

我不知如何回答，只能用力点点头。

那一年，我们家添了件稀罕物—一台上海牌收音机，每晚吃完饭，全家人都围坐在一起听新闻广播。父亲说，袁老的研究，是要让全国人民都能吃上大米饭，不再挨饿。

现在想来，那一刻，他肩上扛的不只是一项科研任务，而是亿万中国人的温饱期盼。

1968年，我快毕业了，却赶上了上山下乡。许多同学被分配到偏远山区，我因为父亲在农校工作，得以留在本地。但即便如此，我也不能再天天去实验田了。

那段日子，全国上下都在闹革命，许多科研工作被迫中断。袁老却仍然坚持做他的实验。有人说他＂搞白专＂，有人说他＂不识时务＂，但他仿佛对这些闲言碎语充耳不闻。

记得有一次，我路过实验田，远远看见袁老一个人在田里劳作。他戴着一顶草帽，身影在阳光下显得有些单薄。我悄悄走近，看见他在仔细地给水稻授粉。

＂袁老。＂我轻声叫道。

他抬起头，看见是我，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志明啊，好久不见了。＂

我递给他一个自制的竹水壶，里面装着冷开水：＂您喝点水吧，天这么热。＂

＂谢谢啊。＂他接过水壶，咕咚咕咚喝了几口，＂你最近怎么样？还上学吗？＂

＂不上了，在公社里当知青。＂我说，＂但我还是想学农业，以后做您这样的农业科学家。＂

他拍拍我的肩膀，眼里流露出欣慰：＂好啊，国家需要懂农业的年轻人。＂

他看上去比以前瘦了许多，脸上的皱纹也深了，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如昔，闪烁着对未来的坚定信念。

1972年夏天，南方遭遇了特大洪水。那场雨连下了七天七夜，河水漫过了堤坝，农田被淹，房屋倒塌，许多人无家可归。

实验田也未能幸免。我和父亲冒雨赶到田边，只见一片汪洋，昔日金黄的稻田已经变成了浑浊的湖泊。

袁老站在田埂上，雨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坚强的男人如此脆弱。

＂十年心血，一朝尽毁啊。＂他喃喃自语，声音被雨声淹没。

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说不出安慰的话。我们都知道，这次洪水摧毁的不只是农田，还有袁老多年的心血。

三天后，雨停了，水也渐渐退去。我们开始清理淤泥，抢救可能幸存的稻苗。大部分人已经放弃了希望，认为不可能有禾苗在这样的洪水中存活。

但袁老没有放弃。他每天天不亮就来到田边，一寸一寸地翻找淤泥，希望能找到幸存的种子。

＂袁老，您别太劳累了，明年再重新开始吧。＂我劝道。

＂不行啊，志明。＂他摇摇头，＂一年耽误，就是亿万人多挨一年饿。＂

就在大家几乎放弃希望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在一片狼藉的稻田角落，袁老发现了几株幸存的水稻。那几株稻苗倒在泥里，但根茎还是绿色的，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

＂找到了！找到了！＂袁老激动得像个孩子，声音都变了调。

我们赶紧围过去，小心翼翼地将那几株稻苗挖出来，移植到事先准备好的花盆里。

＂命运给我们留了一线希望。＂他紧紧握着我的手，眼中噙着泪水。

就是这几株稻苗，最终帮助袁老取得了重大突破。他把它们称为＂生命的奇迹＂，精心培育，最终培育出了新一代的杂交水稻。

七十年代末，随着杂交水稻在全国推广，袁老的名字渐渐为人所知。全国各地的农业技术员都来向他学习经验，我也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那时候，我已经成了县农业局的技术员，经常有机会和袁老一起下乡推广杂交水稻。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偏远的山区村庄。那里的土地贫瘠，山高路远，村民们世代在山沟里种地，收成常常不好。

村口的大广播喇叭播放着欢迎我们的歌曲，村民们排着队等着见袁老。有个满头白发的老大爷，拄着拐棍颤颤巍巍地走到袁老面前，双手捧着一把玉米递给他。

＂这是俺家的种子，种了几十年了，请您帮忙看看能不能改良一下。＂老人家说，声音里充满期盼。

袁老接过那把玉米，仔细端详，然后郑重地收进了自己的包里：＂我一定带回去研究，争取给您培育出更好的品种。＂

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连连鞠躬致谢。

晚上，我们住在村长家的堂屋里。那是一间土坯房，屋顶是茅草铺的，墙上挂着几幅农民画，一盏煤油灯照亮了简陋的房间。

＂袁老，您累了吧？早点休息吧。＂我铺好草席，对他说。

袁老却掏出白天收到的那把玉米，在昏黄的灯光下仔细检查每一粒种子：＂这种子有问题，不适合这里的气候。明天我要和村民们好好谈谈。＂

第二天一大早，袁老就召集村民开会，详细讲解如何选种、育种和管理农田。他的话很朴实，但充满智慧，村民们听得入迷。

＂土地是有生命的，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他说，＂种子是农民的命根子，一定要选好种。＂

从那以后，这个村子的收成年年提高，村民们逢人就说：＂多亏了袁老师。＂

名气带来的不只有赞誉，还有质疑和非议。媒体开始报道袁老的事迹，各种传言也随之而来。

记得有次，我陪袁老去北京开会。路上，他给我看了一份报纸，上面有一幅漫画，将他画成了秃顶加小辫子的滑稽形象。画家辩称这是＂艺术创作＂，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在丑化他。

＂袁老，您不生气吗？＂我问道，心里很是愤慨。

＂有什么好生气的？＂他笑了笑，＂我这人本来就长得不好看，画得丑点也正常。＂

几天后，一位记者拿着那幅漫画找到袁老，请他签名。大家都为袁老感到愤怒，认为这是对他的不尊重。

袁老却只是笑笑，接过画笔，在画像上签下：＂愿天下人都有饭吃。＂

记者愣住了，支支吾吾地说：＂您不生气？＂

＂不误国事便好。＂袁老平静地回答，＂我这一生，只做两件事：让种子长得更好，让百姓吃得更饱。＂

记者羞愧地低下了头。

这件事在科研圈子里传开后，大家都钦佩袁老的宽容大度。但我知道，袁老的心里也是有委屈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一个人坐在宾馆的阳台上，望着远处的灯火出神。

＂袁老，您还好吗？＂我轻声问道。

＂挺好的。＂他回过头，笑了笑，＂只是想起了我父亲。他常说，人要学会忍耐，大事不糊涂。＂

我知道，袁老出身于湖南湘潭一个普通的农家，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是个勤劳善良的家庭主妇。他们赓续着中华民族勤劳朴实的传统美德，深深影响了袁老的为人处世。

1980年，我考上了农业大学，成为一名真正的农业科研人员。毕业那天，袁老特意从远方赶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志明，恭喜你。＂他紧紧握住我的手，眼中满是欣慰，＂你是看着我的杂交水稻长大的，现在终于也要成为一名农业科学家了。＂

那天，他送给我一个木盒子，里面装着一包种子。

＂这是新一代杂交水稻的种子，希望你能把它种得更好。＂他语重心长地说，＂记住，咱们做科研，最终是为了老百姓能吃饱饭。＂

我接过那包种子，感觉沉甸甸的，仿佛装着袁老毕生的心血和期盼。

从那以后，我开始了自己的科研之路，虽然成就比不上袁老，但我始终牢记他的教诲，把改善农民生活作为自己的使命。

九十年代初，我有幸再次与袁老共事。那时，他已经是全国知名的农业科学家，获得了无数荣誉和奖项。但在我眼中，他依然是那个在田间劳作的朴实长者。

有一次，我们去东北考察。东北的冬天特别冷，零下二三十度是常事。袁老已经七十多岁了，却坚持要去田间看看。

＂袁老，太冷了，您就在屋里听我们汇报就行了。＂当地的农业局长劝道。

＂不行啊，眼见为实。＂袁老笑着说，＂况且，老农民都能在地里干活，我这把老骨头怎么就不行了？＂

于是，我们给他穿上厚厚的棉袄，戴上皮帽子，陪他去了田间。寒风刺骨，我们的眼睫毛上都结了霜，但袁老却像个孩子一样兴奋，仔细查看着土壤和作物残茬。

＂东北的黑土地真是宝贝啊。＂他蹲下身，捧起一把黑土，让它从指缝间流过，＂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这片沃土。＂

晚上，我们住在农家院子里。院子的主人是个五十多岁的农民，姓李，家里种了几十亩地，靠种水稻为生。

＂袁老，我们这儿用的就是您培育的杂交水稻，产量高着呢！＂李大叔热情地说，＂以前一亩地打不到四百斤，现在能打八百多斤。＂

袁老笑得合不拢嘴，像是听到了世界上最动听的赞美。

李大叔还专门杀了一只老母鸡，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招待我们。酒足饭饱后，全家人围坐在炕头上，听袁老讲述他的科研故事。

＂最难的时候是六十年代初，那时候条件太艰苦了。＂袁老回忆道，＂有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但实验不能停啊。＂

李大叔的儿子，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听得入迷：＂袁爷爷，我也想学农业技术，以后做您这样的科学家。＂

袁老拍拍他的肩膀：＂好啊，国家需要更多懂农业的年轻人。＂

临走的时候，李大叔送了袁老一袋自家种的大米。袁老接过来，珍而重之地放进了自己的行李箱。

＂这可是咱们的心血结晶啊。＂他说，声音里充满了自豪。

2000年，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粮食生产已经不再是问题。从缺粮的年代走过来的人们，很难想象当年的艰苦。但袁老对粮食安全的忧虑从未减轻。

＂志明，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他经常对我说，＂中国有13亿人口，粮食安全永远是头等大事。＂

他依然每天清晨就去实验田，亲自查看水稻的生长情况。有时候我和他一起走在田间小路上，听他讲述他的新发现和新想法。

＂你看这株水稻，叶子的角度多好，能最大限度地接受阳光。＂他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如果我们能培育出更多这样的品种，产量还能再提高10%！＂

2021年，袁老离开了我们。送别那天，天空阴沉沉的，似乎也在为他的离去而悲伤。我站在他曾经工作过的稻田边，金色的稻穗在风中摇曳，仿佛在为他送行。

六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个懵懂的小男孩已经花白了头发，而袁老的脚印，永远留在了中国的泥土里。

我回想起那年他在洪水中拯救的那几株水稻，想起他在恶劣条件下坚持不懈的研究，想起他面对诱惑时的淡然，面对误解时的宽容。

这一切，构成了一个伟大而朴实的灵魂。

每当金秋时节，我走进稻田，闻着那沁人心脾的稻花香，总会想起袁老常说的话：＂人类要永远和大自然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

如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其中有袁老的一份功劳。他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以国为家＂，什么是＂春蚕到死丝方尽＂。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袁老，中国的粮食安全会是怎样？如果没有他那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会有多少人依然吃不饱饭？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但我知道，正是有了像袁老这样的人，我们的国家才能一步步走向富强。

如今，我已经退休了，但我依然会去看望那片实验田。每到稻子抽穗的季节，我就会想起袁老那双粗糙的手，想起他专注的眼神，想起他对土地的那份深情。

袁老走了，但他的精神如同金色的稻浪，永远在神州大地上起伏、传承。那片片金黄的稻田，是他留给我们最好的纪念。

在夕阳西下的田野上，我似乎又看到了那个瘦高的身影，弯腰察看着禾苗，时不时拿出小本子记录什么。那沁人心脾的稻花香，伴随着晚风，飘散在广袤的大地上，也飘进了每个中国人的心里。

来源：坠落到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