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吴玉章学者讲席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新编）中国通史》撰修工程《史前时代》卷核心作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5期咨询专家组成员，享国务院政府特

人

物

简

介

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吴玉章学者讲席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新编）中国通史》撰修工程《史前时代》卷核心作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5期咨询专家组成员，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国新石器考古、夏商周考古以及中国上古史、环境考古与人地关系、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比较等研究，出版《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华文明的形成》等专著和论文集近30部、发表论文200余篇。

●中华文明当然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形成之前还有个漫长的起源过程

●中国“一元”的敬天法祖的观念信仰，恰是文化上的中国最终能够融为“一体”，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根源所在，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根基所在

● 中华文明能够发展到今天，除了自身不断有很多伟大的创造之外，文化交流、兼收并蓄也是重要原因，文化交流使中华文明充满活力

●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五千多年绵延发展至今的原生文明，我们理应从五千年甚至更久的中华文明中去汲取智慧，规划未来发展道路

● 中华文明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的文明，它一直以开放的胸襟在与其他文明展开交流，并且因为开放包容、交流互鉴而充满活力

川观新闻记者 吴晓铃 韦维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这是如今大多数国人的认知。100多年来，虽有过中华文明西来说，也有过“东周以上无史”说，但随着殷墟遗址尤其是良渚等遗址的发掘，中华文明五千年已得到证实。

然而，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于何时？有何特质？为何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五千年没有中断的原生文明？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专访。他表示，在中华文明正式形成之前，还经历了漫长的起源过程。“距今8000多年中华文明就迈开了起源的第一步，距今约6000年形成了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迈开文明起源第二步，距今5100年前后出现早期国家，中华文明正式形成，最终在距今约4000年形成了政治上初步一统的王朝国家。”

研究：深耕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

2024年，韩建业新作《中华文明的形成》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受到学术界关注。他在书中收录了多篇关于中华文明五千年形成的新文章，就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总体进程，中华文明的范围、结构、模式、特质和长存之道，甚至与古史传说的关系等作了阐释。自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与考古结缘，韩建业30多年来躬耕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领域，成果不断。

20世纪80年代初，韩建业从甘肃省陇西师范学校毕业，在一个山村里当了初中老师。虽然热爱教育，但韩建业还是希望能够探索更多未知世界，“那时候我的偶像是马克思和爱因斯坦，所以我也想用研究成果对人类社会做出贡献。”当了两年老师后，韩建业选择了继续深造，考上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考古学专业。

他幸运地碰到了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等师长。严文明，因20世纪80年代提出中国史前文化“重瓣花朵”理论而备受关注。韩建业念本科时，严文明给年轻的学子们教授《中国考古学（上）》，深入浅出地勾勒了从旧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脉络体系。在得知韩建业对中国古史传说感兴趣之后，严先生还因材施教，告诉他古史研究必读的书目。大学本科毕业，韩建业被推荐，成为严文明和张江凯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此后又考上严文明的博士生，沿着老师的道路，扎进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中华文明起源等研究当中。

韩建业对中国古史传说的研究情有独钟。三皇五帝究竟是神话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他从考古学角度出发，陆续推出了《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走近五帝时代》《论五帝时代》等大量学术成果，对古史传说中著名的涿鹿之战、稷放丹朱、禹征三苗等历史事件进行了考证，以大量考古材料和严密的论证，证明古史有相当的可信度。“虽然百多年前出现过疑古运动，但包括王国维、徐旭生、蒙文通等在内的大批学者，认为古史传说有真实历史背景，传说不是神话，不能轻易否定。”韩建业说，苏秉琦、邹衡、俞伟超、严文明、李伯谦等考古学家对古史也非常重视，给了他继续下去的信心。

韩建业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涉及中华文明起源的多个方面。比如欧亚视野下早期中国的文明化进程如何？他的这个研究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从考古材料可以看到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是怎样的情景？韩建业提出，亚欧大陆三大原生文明——早期中华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西亚文明，其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节奏基本相同，既有诸多共性，也各有特点，彼此之间在距今约五六千年以前就存在交流。

数十年如一日的研究，不断揭开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阶段的神秘面纱。

韩建业

考古：

以黄土高原最早国家实证五千年中华文明

作为一个考古学家，韩建业不仅在书斋写论文，在学校教书，也经常参与考古实践，并且屡有重大收获。

在新疆，韩建业2018年带着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了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一举夺得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最明确的燃煤遗存，证明了至少在3500年前，这里的先民便已经大规模使用煤炭，将人类用燃煤史一举上推了上千年。在甘肃，韩建业推动发掘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还以大量新的考古成果，和浙江良渚遗址一起，成为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重要例证，获评2022年的“中国考古新发现”（六大考古新发现）。

2020年，韩建业和朋友来了一次黄帝寻踪之旅，他们希望搞清楚黄帝部族在渭河流域发源以后，往陕北迁徙的路线。当走进中华第一塬——董志塬，来到南佐遗址时，韩建业被强烈震撼到了，“这里又高又平，气候适宜，非常适合人类居住。如果黄帝的部族来过这里，一定会选择这块宝地定居。”重要的是，南佐遗址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发掘过6次，曾发现了一座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大且保存较好的宫殿。只是当年未发表考古报告，人们了解不多。严文明曾多次和韩建业聊起南佐遗址，这也是他心系南佐的重要原因。那么，南佐遗址和黄帝部族有无关系？这里还能有何新发现？

职业敏感促使他当场联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随后申请联合考古，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后，2021年开始新阶段发掘，果然有了新突破。

他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年代距今约5100年至4700年，面积达到了600万平方米，也就是9000亩地以上。包括宫城和外围壕沟的宫城区上万平方米，宫城四周有宫墙，南北两端还修筑了类似瓮城的结构。宫城区外有9座夯土台，每座约1600平方米，现存还有5至7米高，就如9座小金字塔。每座土台外，又深挖了宽约20米、深约10米、两壁及底部有夯土的内外环壕。仅两条环壕的总土方量就达75万立方米以上，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至少一年才能完成。韩建业介绍，南佐两重环壕内的面积达到30万平方米。此外，宫城区的宫墙以版筑法夯筑得十分坚固，是国内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南佐“九台”核心区和宫城区还呈现出清晰的中轴对称格局，开创了中轴对称古典宫殿建筑格局的先河，体现了王权至上。

南佐遗址诸多设施所体现的巨大建筑工程量，中轴对称的宫殿建筑布局等，都表明了当时存在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早期国家社会，而这也是目前发现的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古国。

最近几年，韩建业所在考古团队还针对南佐发现的数百万粒稻米的出现背景进行了研究，证明5000多年前的黄土高原水热条件适合种植水稻。在南佐建立规模巨大都邑的人群，他推测应该就是黄帝部族，但年代早于轩辕黄帝。“虽然现在南佐都邑的面貌揭示得不如良渚清楚，但已经能够证明5000年前黄土高原地区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

韩建业（左）接受川观新闻记者专访

对

话

宇宙观上的“一元”是中华文明成为整体的关键

中华文明在8000年前已开始萌芽

记者：中华文明已有5000年历史如今已是国人共识，为何您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可以早到8000年前？

韩建业：中华文明5000年，是指正式形成已有5000年，当时已经有了良渚、南佐这样大型的都邑遗址，进入了区域性早期国家阶段，或者“古国”阶段。相对应的是，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在距今5000年时也形成了国家。中华文明当然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形成之前还有个漫长的起源过程。

中华文明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多年，尤其是距今8200年以前。在经历了距今约8200年的气候冷期后，当时的地球进入全新世大暖期，气候越来越好。在中国，出现了三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中国不同区域的文化在裴李岗文化（中原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的纽带作用下，初步联结为一个相对的文化共同体，出现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第二就是这个时间节点以后，很多地方的社会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或复杂化。第三，精神文化的创造也在此时进入了爆发期。这几个方面加在一起，足以说明8000多年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个关键阶段。

记者：8000多年前中华文明的起源，有哪些考古学上的具体证据？

韩建业：比如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已经开始出现较大墓葬，并且随葬数十件特殊器物。这些大墓的墓主都是成年男性，推测当时可能已经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贾湖遗址出土的陶器、骨器等制作水平都比较高，而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已出现精美玉器，并非一般人能够制作，应当已经出现了初步的手工业专门化。

当时精神上的伟大创造更多。比如义乌桥头、萧山跨湖桥、舞阳贾湖、秦安大地湾、临潼白家、洪江高庙等遗址，都发现了带有特殊符号和图案的彩陶、白陶、龟甲、骨角木器等。桥头、跨湖桥的陶器和骨角木器上有“八卦”符号，贾湖墓葬随葬的龟甲内放有石子,部分龟甲上有刻画字符，都与占卜有关，意味着“八卦”之类的数卜数理以及原始字符的诞生。高庙遗址白陶上有八角星圆形复合纹，可能与观象授时和“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有关，还有类似“天梯”的遗迹，白陶上“天梯”、飞龙、飞凤等图案，意味着当时可能存在沟通天地的观念。更重要的是，龙的形象同时出现在西辽河流域的阜新查海、塔尺营子遗址。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此时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等已经出现了“族葬”墓地，这在同时期的亚欧大陆其它地区罕见。

所以，此时的大江南北，已经产生了较为先进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包括了宇宙观、宗教观、伦理观以及天文、数学、符号、音乐知识等。这些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传承至今，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所以，我们有理由把中华文明起源提前到距今8000年以前，这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关键阶段。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6000年前已正式形成

记者：您提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6000年前就已经正式形成，有何考古学上的依据？

韩建业：距今6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核心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对外强烈影响，使得中国大部分地区交融成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超级文化共同体，最早的文化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由此正式形成。此后中华文明起源也进入第二个阶段。

距今7000年左右，已有的宇宙观和知识系统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比如西安半坡遗址的陶器上出现了刻画字符，濮阳西水坡遗址出现了蚌塑的龙虎形象，余姚河姆渡遗址的象牙雕版和陶盆上也出现了双凤托日等形象。

距今约6000年前，伴随着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扩张和强烈影响，晋南、豫西和关中东部的聚落遗址数量激增，出现了数十个上百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河南灵宝西坡等中心聚落出现了数百平方米的大房子，还有随葬玉钺的大墓。江淮地区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现了面积100多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最大墓葬仅随葬的玉器就达200件，其中的“洛书玉版”被认为蕴含天圆地方、四方五位、八方九宫的宇宙观，与高庙八角星纹一脉相承。长江中游的油子岭文化出现了多座古城、水坝修筑，尤其精美的轮制黑陶，大概只能是专业工匠的杰作。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等也开始出现大墓。西辽河流域的凌源牛河梁遗址出现了超大规模祭祀中心，以严谨布局的“坛庙冢”著称于世。

大型聚落、大墓、大型祭祀中心，以及大量美玉、美陶等的出现，需要较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和较高的专业技术，说明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已出现掌握一定公权力的首领和贵族，社会复杂化明显上了一个等级，开始向国家社会迈进，属于酋邦阶段。到了距今5100年左右，出现以良渚、南佐为代表的都邑和多个古国，中华文明正式形成。距今4700多年轩辕黄帝名义上统一天下，政治上的中国萌芽。距今约4000年初步形成“大一统”政治格局，进入拥有“天下王权”的夏代和比较成熟的王国文明阶段。

记者：早期中华文明具有哪些特征？

韩建业：因为自然环境不同，中华文明起源就有了若干不同的模式，走向文明社会的途径也不太一样。比如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模式，从随葬品来看富贵并重；西坡、石峁遗址为代表的北方—中原模式，随葬体现身份的重要器物，但随葬品很少，属于重贵轻富；长江中游的江汉模式，随葬几十上百件陶器，或者一两百件猪的下颌骨，体现出重富轻贵；西辽河流域，则是重贵轻富、以神权为中心的红山模式。

虽然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者早期中华文明，具有“多支”多种文化样貌和多种区域文明模式，但也有显著的统一性，从距今8000多年前开始，中华各地就已有了“天圆地方”的“一元”宇宙观和敬天观，有了“族葬”所体现出来的敬祖“法祖”观，并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将其归纳为“一元多支一体”格局，或者“天下文明”模式。它不同于西亚、希腊式的城邦文明，也不同于社会文化高度同质的埃及文明。中国“一元”的敬天法祖的观念信仰，恰是文化上的中国最终能够融为“一体”，并且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根源所在，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根基所在。

古史传说有真实历史背景

记者：您刚才提到轩辕黄帝一统天下，认为古史传说并非神话。那么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真实存在的吗？有哪些考古成果可以证明？

韩建业：三皇一般指的是伏羲、女娲和神农，五帝是轩辕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他们分别是三皇和五帝时代的代表。禹的前半段也可以包括在五帝时代里面。那么，三皇五帝可信吗？我们知道《史记》开端是《五帝本纪》，并无三皇。三皇传说不仅被疑古派认为属子虚乌有，就连相信古史的学者也讨论不多。

但从现在的考古材料来看，三皇的传说应该有真实的历史背景。比如距今8000年前后，桥头遗址、跨湖桥遗址就有明确的“八卦”符号，贾湖遗址有龟卜象数、规矩形骨器，大地湾、白家遗址有彩绘字符，这不就和伏羲、女娲创作八卦、观象制历等传说吻合？当然，因为三皇五帝时代的确太早了，古史传说出现夸大、错误和附会在所难免，需要去伪存真，但不能因此从整体上否认三皇时代的真实性。五帝时代的真实性则有更多考古证据。

记者：那古史传说中的“禹征三苗”“涿鹿之战”“稷放丹朱”等事件是真实发生过的吗？

韩建业：我在读研究生时就开始了禹征三苗的考古学探索。当时我在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实习，注意到遗址下层的遗存类似于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上层遗存却属于王湾三期文化。我把河南西南部至湖北、湖南的龙山时代遗存梳理了一遍，发现在距今4000年左右，这些地方的文化面貌都发生了类似巨大变化。范围广大的石家河文化，短时间内被以矮领瓮、细高柄豆等陶器为代表的王湾三期文化代替或强烈影响，江汉地区延续千年的20座古城也基本都被毁弃。

这种文化巨变应当与大规模战争有关系，我认为对应的就是禹征三苗事件，也就是大禹建立夏朝前发动的大规模统一战争。三苗的聚居地，徐旭生、俞伟超等先生早就考证在江汉一带。

稷放丹朱传说也有考古学证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周人的始祖后稷曾流放过帝尧之子丹朱。襄汾陶寺遗址如今被许多学者认为就是尧都——至少有一段时间是尧都。但到距今约4000年的时候，陶寺发生了巨变：在北方地区老虎山文化南下的背景下，陶寺古城出现了暴力屠杀、摧残女性、疯狂毁墓等现象，陶器面貌也发生很大变化。这很可能对应的事件就是稷放丹朱。此外，距今4700年前后，陕北地区石城的涌现和向东的大规模拓展现象，也应该和轩辕黄帝战胜蚩尤的涿鹿之战吻合。

总之，三皇五帝确有真实历史背景，绝不能视其为神话，但考古学对证研究做起来很难，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这项研究需要熟悉洞察历史文献，需要对考古学文化谱系有精准细致的梳理，需要考古学和历史学携手。

5000年前东西方已开启文化交流

记者：东西方文化交流是您的一个研究方向。在丝绸之路之前，有无类似交流，交流何时开时？

韩建业：这样的交流可以至少早到距今约5000年前，我称之为“彩陶之路”。从距今5000多年前开始，陕甘地区的彩陶逐渐向西传播到河西走廊、新疆甚至中亚，向西南逐渐传播到青海东部、西藏东部甚至克什米尔地区，同时中亚南部的彩陶也东向影响到甘肃、青海等地。在青海民和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的彩陶盆上发现的锯齿菱形纹，就是一种在中亚南部长期流行的花纹，可能是从中亚经新疆传播而来。

除了彩陶的交流，源自西亚的小麦、大麦等农作物，绵羊、黄牛等家畜，同时或稍后也传播至新疆、甘青等地，中国的黍、粟等则向西传播至中亚、欧洲。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不仅吸纳西方文化元素，还不断创新和提高。西亚早在距今6000多年前就铸造青铜器，在中国甘肃东乡林家、庆阳南佐发现的距今5000年左右的青铜刀，可能就受到西方影响。距今4000年左右，青铜器延伸到了黄河中游等地。从陶寺遗址发现的铜铃、铜容器残片看，中原地区已经次生发明了用复合泥范铸造青铜器的技术。距今2700年前又次生发明了铸铁技术。

可以说中华文明能够发展到今天，除了自身不断有很多伟大的创造之外，文化交流、兼收并蓄也是重要原因，文化交流使中华文明充满活力。

记者：当下国际风云瞬息万变，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特质，对当下中国有何启示？

韩建业：应当看到，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五千多年绵延发展至今的原生文明，我们理应从五千年甚至更久的中华文明中去汲取智慧，规划未来发展道路。五千年的文明史给我们的自信，是最根本、最坚定的自信。

不过，文化自信并非自大。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个世界除了中华文明，还有其他文明，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回首我们祖先走过的漫漫长路，可以看到中华文明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的文明，它一直以开放的胸襟在与其他文明展开交流，并且因为开放包容、交流互鉴而充满活力。反过来，中华文明曾经给人类社会做出过巨大贡献，今后更会如此。中华民族的天下大同、天下文明观，必将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巨大贡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带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是一条充满艰辛和斗争的路，我们正在努力向着这个目标坚定前行。

记

者

手

记

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一直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研究历史不过是钻故纸堆，既不能造出飞机大炮，也无法推动科技进步，因此在当下毫无意义。事实上，历史绝非无用的旧闻，而是文明的记忆载体。读史不仅能启迪智慧，更能让我们在古今对照中把握时代规律，真正实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回望历史，我们发现中华文明8000多年前就已有了宇宙观、天文学的萌芽，拥有自己独特的发明和创造；也可以看到5000多年前，我们就以开放包容之姿与世界展开交流，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世界不同文明的优秀成果，为中华文明传承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养分。我们还能看到，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历经波折，却始终生生不息，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唯一一个绵延至今的原生文明，即使经历过百多年前险些亡国灭种的屈辱，也依然能够重新屹立在了世界民族之林。

当今世界波谲云诡，面对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全新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历史可以烛照未来，为我们提供前行的智慧和力量。当我们把时间的针脚从当下回拨到几千年前，就可以看到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令我们不断总结经验、取长补短、提高本领，最终化险为夷，不断发展。

这就是研究历史的价值所在。5000年中华文明的漫长历史，充满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勇毅，也积累着各种成败和得失。我们完全可以从中获得自信，汲取力量，在今天面对风险、应对挑战时有信心和决心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

四川日报全媒体出品

统筹：姜明 赵晓梦

第七十九期

执行：杨昕

记者：吴晓铃

摄影：韦维

海报：刘津余

编辑：梁庆

来源：四川日报